滔滔江河水：1935年长江、黄河大水灾

夏明方 康沛竹

【原文出处】《中国减灾》2008年第3期。

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经济年报》是这样概括1935年中国灾害形势的：

1931年的水灾是中国过去最大的水灾，1934年的旱灾是中国过去最大的旱灾，1935年是把这两年最大的灾荒合流了。……1935年水旱灾荒的双管齐下，竟把这过去的记录都打破了！

而这年的水旱灾荒之所以打破了过去的记录，长江、黄河的同时泛滥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滔滔江、河水袭击了鄂、湘、皖、赣、豫、鲁、冀、苏8省241县，水淹面积139109平方公里，受灾民众将近2200万人。仅湖北、湖南两省，至少有14.2万人在洪水中丧生。

1935年入夏后，包括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酷热，亢旱异常，人们望雨甚殷。有的省份鉴于上年的教训甚至制定了《旱灾紧急救济办法》，要求各县遵照实行。不料六七月之交，天气忽变，长江、黄河流域突降暴雨，正全力以赴从事抗旱的人们一下子措手不及。

大约6月下旬以后，长江流域部分地区即开始大雨连绵。7月3日到7日，在长江中上游的鄂西、湘西，汗水流域的陕南、豫南、鄂西北，锥刺刀扎般的瓢泼大雨整整下了5天5夜，兴山、五峰两县降雨量分别高达1084毫米和1281.8毫米，是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高记录。雨区覆盖的广大地区洪水暴涨，灾情严重。

从7月4日起，汗水支流丹江、堵河、南河以及郧县、丹江口、襄阳等干流段，项继出现近一二百年来最大洪水，汉水中下游河段堤防纷纷溃决，两岸一片汪洋。自钟祥以下16县市有670万亩农田被淹，冲毁房屋30万栋，灾民370万人，淹毙8万余人。地势低洼的天门县，“受灾之重，殆为各县最”。仅在岳门附近的张截港，即捞获死尸14000余具。在长江干流，宜昌至沙市河段也因同时遭遇干支流洪水而迅猛上涨，枝江最高水位甚至超过1931年。从7月5日到7日，荆江大堤先后在横店子、堆金台、得胜台以及麻布拐发生溃决，溃口宽度自300米到1200不等，汹涌的江水势如奔马般地扑向荆、沙大地。荆州全城被水围困，城门上闸，交通断绝，农民栖身于城墙之上，衣食无着。草市全镇陆沉，有2/3的人被洪水吞没。沙市土城以外同样溺毙无数，幸存者或攀树巅，或登屋顶，或奔高阜，百死以求一生。

就在长江中下游泛滥之时，黄河流域也从6月底开始淫雨为虐。7月初，黄河上游山洪暴发，湍急的洪水顺着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冲刷下来。河南境内的伊河、洛河也连日大雨，黄河水势猛涨，各处河堤纷纷坍塌。

大水夺去了无数农民的血汗，灾荒来临时，人们惟一的要求是求生，而在生产力落后的旧社会，求生的惟一出路就是逃荒，尤其是在水灾临头，逃避不及即有灭顶之灾。而从大水中捡回性命的灾民，却又面临着饥饿的严重威胁。首先是灾区米价势如洪水般地迅速上涨。有粮的不愿出售，奸商又乘机囤积，敲诈勒索。大多数灾民无钱买粮，许多富人的财产也被大水冲刷一空，同样无钱买粮。荆城的一位妇女,不堪忍受饥饿的折磨，竟将其生子“割而

食之”，当被官府捕获时，尚存两腿，置诸怀中。从北到南，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到处是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流民图，疫病也随之而来。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自古以来的防水设施主要就是一个“堤”字。沿江河的人们无不视堤如命。荆江居民甚至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的修堤治河经费。在江陵县，“政府收有北土费, 随粮带征”，境内众志、保障两垸横堤，居民每年每亩都要缴纳2 元以上的堤工费，由江陵县府所委任的防汛主任抽取办理。然而在防民有术、防水无策的政府管制下，人民出资又出

力所换来的并不是自身的安然无恙。即使是当局拨下了治水经费，也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负责人的玩忽职守，加固工程一拖再拖，使得灾情惨重。水来了，治水的官员们的首要任务是逃。7 月6 日荆沙地区大水成灾后，荆江堤工程局行政长官雷啸岑就匿居天主堂，11日水退险过后，雷才露面防险。荆江堤工程局委派的万城堤工负责人吴景堂，以祭祀为名，当晚逃走无踪。

民国政府无法防御水灾，也无力减轻水灾造成的后果，当各灾区请赈的电文纷纷而至时，灾民却总是听到“国家正值危难”，“国家无钱”，“财政困难”之类的消息。

以湖北为例，统计全省救济费约需1800 万元，但截至7 月29 日，所得各方面的赈款，只有许世英视察时带来的4 万余元。事实上，国民政府为各省准备的赈款一共才只有200 万元。难怪报纸上整日说的都是“杯水车薪”之类的语言了。

“愁肠千万语，灾痛实难忘”。大水的波涛声开始远了，但灾民们啼饥号寒的悲声，何

时才能在旧中国大地上成为绝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