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堂会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阜阳236041)

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6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09CZW050)

作者简介:张堂会(1971－)，男，江苏省泗洪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勾勒了1942－1943年河南灾荒的历史及其原因，以《大公报》、《时代》周刊、《前锋报》三家媒体为中心，分析他们对河南灾荒的报道以及国民党的新**，考察以国民党、日伪汉奸、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权对灾荒的救济及其效果。从《桐柏民变》、《温故一九四二》等文学作品出发，探究历史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张力。河南大灾荒如同一块试金石，检验着三种政权的执政能力与民意所向，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描画出了鲜明的轮廓。

关键词:河南灾荒;救济;文学;媒体

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日寇加大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攻势，同时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实施了疯狂的“大扫荡”，中国的抗战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在1942—1943年两年里，中原大地祸不单行，连续遭受了旱、蝗、风、雹、水等各种灾害，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祲奇荒，仅河南一省就有3 000多万人沦为灾民，300多万人成为饿殍。由于国民党的新**，这场旷世惨剧竟然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淡出了历史的视野，以至于当今的许多河南人竟然也闻所未闻，让人感叹不已!本文以《大公报》、《时代》周刊、《前锋报》三家媒体为中心，考察他们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及其不同的命运遭际，同时从《桐柏民变》、《温故一九四二》等作品出发去考察文学对这次灾荒的书写，探究历史与文学想像之间的张力。

一、1942—1943年河南灾荒及其原因

早在1941年夏，河南的灾象已经显露，据1941年7月24日《申报》载“豫省近半年来，战旱水雹霜蝗各灾，无所不有，灾情惨重，报灾县份，截至6月底止，已达百余县之多”。到了1942年灾情进一步恶化，据1942年9月7日《新华日报》载“豫省本年灾情惨重之成因，即由于水灾、旱灾、蝗虫灾、风灾、雹灾同时波及，在蝗虫灾区则地无绿色，枯枝遍野，……其旱灾区之麦田，高不盈尺”。1943年，一场声势浩大、骇人听闻的蝗灾夹杂着水、旱灾害滚滚而来，“说起那年的飞蝗之灾，其来势之猛，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刹那间，象一阵大风似的沙沙作响、嗡嗡有声的飞驰而来了。好似一片黄云，顿时使天空为之色变”。［1］河南灾荒既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因素，是天灾人祸、兵荒交乘的结果。日本侵华战争是最为根本的原因。首先，战争造成田园荒芜、民众流离失所，同时还伴以残酷的经济侵略与盘剥，致使物资匮乏、民生凋敝，从“一年红薯半年粮，自从来了日本鬼，就连红薯难吃上”的歌谣中可见一斑。［2］219沦陷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以至于发生这样的故事:“由于货币币值不断下跌，商品一天几次涨价，日本投降前夕，商民手中不敢存钱，钞票一到手就到市场抢购东西。县城有个京货商李俊臣第一天收入伪币一篮子准备去徐州购货，第二天只买了一件旧大衫。”［2］254其次，为了抵御日军侵略，作为战略要冲，国民党大批部队驻防河南，总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灾荒期间，常驻河南的日军及伪军至少也有10万人。［3］这些部队的粮草供给成了河南人民的沉重负担，经常遭受他们残酷的劫掠，根本没有余粮度荒。再次，蒋介石“以水代兵”炸开花园口，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受黄水冲击，89万人在黄水中丧生，形成了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河南首当其冲，有“20县受灾，675万亩耕地被淹，117万人逃亡，32万余人死亡”。［4］日本人也多次“以水代兵”，让河南人民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1938年8月4日，“日军在武陟五蛇、门口将沁河挖开，河水暴涨，沁阳西部尽成泽国”。［2］403  1940年8月8日，“豫北沁阳日军挖溃沁河，沁阳一带尽成泽国，所有秋禾尽被淹没”。［4］409－410豫东万亩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流入国统区，加重了原有的粮荒。撂荒的土地在大旱之后成为蝗蝻滋生的温床，酿成1943年的巨大蝗灾，这些都是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刘震云却无视日军的滔天罪行，把灾荒的因果倒置，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为其侵略涂脂抹粉:“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这种文学书写混淆视听，完全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国民党也难逃其咎，他们**息，漠视民命、救灾不力，是导致民众死亡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形同土匪的军队以及特务流氓横行霸道，加重了已有的灾情。时人谓曰“特务满街走，人命不如狗”。特别是汤恩伯的部队，被河南人民列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桐柏民变》描写了其部队为民众缴械，是其侵民扰民的必然后果。再就是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在救灾过程中敷衍塞责，没能真正行动起来。即使仅有的一点救灾行动也落不到实处，救灾款项被层层截留挪用，甚至被个别官员中饱私囊。

二、三家媒体，三种命运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上一篇题为《豫灾实录》的文章掀开了河南灾荒的一角，作者张高峰。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他被河南的灾情深深地震撼了，“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村里的小孩一个接一个地饿死，村民吃了带毒的野菜而麻痹浮肿，有些灾民正在吃一种用杵臼也无法捣碎的干柴。大灾之下，人口买卖盛行，人民铤而走险。即使在此饥荒下，政府当局还是照样征兵、征粮不误。作者怀着沉重的心情写道:“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5］总编王芸生写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把政府逼粮行为与“石壕吏”相对比，“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着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得几斗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他有感于重庆豪门显贵的骄奢淫逸提出建议:“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5］结果，这篇社评戳到了国民党权贵的痛处，蒋介石竟然不顾公意，悍然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天，取消了王芸生的赴美之旅，以示惩戒。

《大公报》因披露灾荒而获罪，刺激了外国记者的神经，他们想去河南一探究竟，白修德便是其中一位。白修德是《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在《大公报》停刊事件数天之后，他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同前往河南。他们沿陇海线铁路经过宝鸡、西安到达潼关，被眼前严峻的灾情惊呆了，村庄衰败，田地荒芜，逃荒的难民一群接一群。路边到处是倒毙的灾民、遗弃的婴儿，野狗吃死尸变得膘肥体壮。更让白修德吃惊的是地方政府和驻军明知灾情严重，还按照丰年的收成来勒索赋税。老百姓饿得走路都直打哆嗦，还要给部队提供马料，而他们自己吃得还不如这些草料。白修德在洛阳电报局把赶写的通讯发送给纽约《时代》周刊总部，3月22日在美国刊出，舆论为之哗然。“我的笔记在告诉我，我只是报道亲眼所见和经过验证的事实。然而，这些事实却连我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而最可怕的结论是，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6］18这篇措辞尖锐的报道深深地刺痛了正在访美的宋美龄，她气急败坏地给《时代》周刊的老板打电话，要求解聘这个鲁莽的小记者，遭到对方的严词拒绝。

白修德把自己灾区见闻报告给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使馆，还接连拜会了国民政府要员何应钦、孙科、张群等。“只要河南的无政府状态不终止，我就要继续我的徒劳的呼喊，并且希望有可能动员起美国的新闻舆论。”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当我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时，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6］35最终，他走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但蒋介石矢口否认有这么严重的灾荒。白修德就把哈里森·福尔曼叫来，“他的照片清晰地显示了狗在扒出来的死尸旁馋涎欲滴的情景。这个最高统帅的脚踝开始轻轻地痉挛起来，是一种神经质的颤动”。［7］在接见之后，蒋介石开始从陕西调运粮食到河南进行赈灾。白修德的东奔西走、上下游说总算没有白费力气，起码是推动国民政府开始正视灾情，逼得他们展开了初步的救灾行动。

除了这两家有名的媒体报道了河南灾荒的消息外，在当时报道河南灾荒的还有一些报纸，如洛阳的《阵中日报》、《河洛日报》和《河南民报》等，其中一家不太知名的民营小报《前锋报》最为著名。《前锋报》1942年元旦创刊于南阳，社长李静之。《前锋报》陆续刊发了李蕤关于河南灾荒的10多篇系列报道，并附发了70多篇社评和时论对救灾献言献策。

1942年冬，李蕤耳闻目睹了大批灾民逃难到西安的惨剧，写了一篇通讯投稿到《前锋报》，为灾民呼吁。《前锋报》于1943年2月19日和20日连续登载了这篇报道，拉开了其报道河南灾荒的序幕。“从八月份起，我便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人群，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8］李静之写信委派他为特派记者，希望他能到灾情最严重的地区采访。李蕤不顾个人的安危，一个人骑辆旧自行车踏上了采访旅程。从1943年3月25日至4月2日，他赶赴灾情严重的偃师、巩县、广武、郑州等地进行实地采访，连续写下了《喑哑的呼声》、《风沙七十里》、《灾村风景线》等多篇通讯，以“流萤”的笔名在《前锋报》上发表。这些通讯详细地记述了他在灾区的见闻，对灾情进行了深入的报道，令人悚然心动。“虽然已经到了暮春三月，但乡村的萧条冷落，却如同秋天。从这村到那村，几里地逢不到一个行人，一进村落，立即映上眼帘的是剥光皮的榆树。村里没有鸡啼、没有犬吠，广场上也再看不见一个牛羊牲畜。……家家挂着锁，有的用土坯封住，也有些敞开的，但大半连门也没有，因为里面没有一点怕人偷的东西，所以把门也劈劈当柴卖掉了。”［9］

1943年5月，《前锋报》将流萤的这些通讯结集成册，以《豫灾剪影》的名字出版，由李静之作序，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国民党的新**下，河南几千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几乎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如果没有他们的报道，300万灾民的亡灵将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缝隙里，根本无处打捞，三家媒体也为此带来了不同的命运遭际。《大公报》遭到停刊三天的处罚，主编王芸生也被蒋介石取消赴美的行程。张高峰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危险分子”加以迫害，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遭到四次逮捕，心力交瘁。蒋介石对国内的《大公报》可以打板子，可却奈何不了美国的《时代》周刊。白修德虽然没有被解聘，但洛阳电报局的有关人员却因此而人头落地。尽管如此，白修德在采访中还是受到了种种限制，不能尽享新闻采访的自由。灾民委托白修德递交给重庆的**书被驻军司令官强行收缴，到河南新郑采访时，又被重庆中宣部长董显光派员截回，请他到“新赣南”采访。当时蒋经国在赣州做专员，宣传蒋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书读”等口号，被誉为“新中国的雏形”。［6］40其实际原因是宋美龄从美国打电报回来，让人设法阻止白修德继续在灾区采访。但白修德毕竟把蒙在河南灾荒上的这层纸给捅破了，迫使蒋介石做出了救灾的姿态。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在对比《大公报》和《时代》周刊灾情报道时这样写道:“我与我故乡的三千万灾民，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与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因为他们这种呼喊并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员长，甚至还起反面作用。我们可以抛开他们，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代的大灾荒中，真给我们这些穷人帮了忙。”从新闻报道所引发的实际效果来看的确如此。

相比较而言，《前锋报》就要幸运得多，没有这么多波折与磨难。其实，《前锋报》的报道言辞并不比《大公报》和《时代》周刊温和，相反有时更尖锐。其原因大概是《前锋报》属于民营小报，偏处豫西南南阳一隅，影响有限，容易被当局所忽视，社长李静之又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丰富的办报经验，得到地方开明势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保护与支持。《前锋报》的灾情报道也触怒了河南省的新闻检查处，被罚停刊三天。在国民党无所不用其极的新**中，《前锋报》能把河南大灾荒的历史保留下来，真是一个奇迹。流萤的《豫灾剪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文学价值，其真正的价值是记录并保留了河南灾荒的珍贵历史，其史料价值远远大于其文学价值。作者自己也谦虚地说过，“这些报告，文字粗糙，也许不配陈列在文学的殿堂里。我写的时候，也完全没有从这方面考虑过，只不过为这次灾荒留下一个粗略的剪影而已”。［10］如果没有《前锋报》长期翔实而生动地跟踪报道，河南灾荒的真相就有可能被长期遮蔽，河南人民沉甸甸的血泪史在后人的书写中只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三、三种政权，三种救灾模式

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认为日本人救了河南人民的命，河南人民帮助日本人收缴了国民党部队的枪械。“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事实并非如此，但也事出有因，国民党的失败确实与其对待河南灾民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但如果说河南人民收缴国民党武器就是帮日本人，就是汉奸，就有点歪曲了历史真相，这一反抗国民党压迫的史实从戏剧《桐柏民变》中也能看出点因由。其实在灾荒中真正关心民命体恤灾情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他们身体力行地去救灾并取得了突出成效。面对巨大的灾荒，国民党政府、日伪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迥然不同的救灾效果。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从上到下一开始就对灾情漠不关心，不愿听灾、救灾。河南早在1941年就已经呈现灾象，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却好大喜功，不察民情。他不但隐瞒灾情，还拼命地征粮，按额完成了当年的征粮任务，受到嘉奖。1942年二麦歉收之后，秋收又告绝望，李培基还是向中央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11］李培基等不但自己隐瞒灾情不报，还压服地方不让报以实情。蒋介石对灾情也是漠然视之，对来重庆报灾请赈的代表，“不惟拒见他们，还进一步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12］对灾情实行严密的新**，从其对待《大公报》、白修德的态度可见一斑。随着灾情的恶化以及媒体的曝光，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也不得不做出一些相应的救灾姿态，派张继、张厉生到河南查勘灾情，宣慰灾民。但他们勘灾是幌子，其真实的意图是来为中央催粮。看见灾民在剥食树皮，张厉生诬蔑说是地方上故意做样子给他们看的。所以张继眼中的河南灾情就平淡得多，“豫省虽亢旱成灾，但各地情形尚称良好，至灾区善后问题，中央及邻省均在办理中，本年豫省冬耕业已竣事，耕地较去岁增加甚多，如雷雨及时，则豫省明夏丰收已可预卜”。［13］

如果说国民党救灾没有一点成效，那也是无视历史事实的故意歪曲。国民党设立了专门的救灾机构，确定了救灾方针并制定了具体救灾办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其他力量所不能代替的。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政府及官员在赈灾救济中贪污、克扣、盗用钱粮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酿成了许多政治丑闻。重庆国民政府甚至利用饥荒来发财，侵吞海外捐款。汝南县仓库主任付伯明，把积蓄有待荒年放赈的积谷信手挥霍，盗用一空。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59 000斤。“‘人民馨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14］国民党政府并不是没有能力赈灾，而是不愿意切实地去实行。国民党军政人员生活并不贫困，郑州的军政要员设宴招待记者白修德，让他品尝富有河南风味的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等，这是白修德“平生吃到的最漂亮、也最不忍吃的一席菜”。这顿饭让白修德越发认清了这次灾荒的原因，得出了灾荒是可以避免的结论。美国人格兰姆·贝克也曾得出相似的结论:“这样一场大灾难可能不完全是人为的;但很明显，如果不是人为因素的话，可能不会死那么多人。”［15］

国民党救灾不力埋下了其统治的潜在危机，其后果不久就显露出来。1944年春夏之交，由于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日军以微弱的兵力就打垮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尤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豫西的老百姓还到处截击溃败的士兵，缴获他们的枪械、大炮和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给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创，戏剧《桐柏民变》便迅即地反映了这段历史。《桐柏民变》讲述了中央军28师师长赵东威坐镇中原，不顾洪水造成的灾荒，逼粮催款，残酷杀害要求减缓捐税的老百姓。但他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便吓昏过去，弃城而逃。逃跑的路途中，其手下的士兵抢夺难民的财物，打死难民张大娘，抢走其女儿小梅。老百姓痛恨这些士兵不打鬼子却欺压百姓，缴了他们的械。赵东威异常愤怒，命令副官赵振平派兵血洗桐柏山，枪杀了3 600多名群众。中央军的暴行激起了老百姓极大的义愤，几个村庄的群众联起手来包围了28师，收缴了中央军的枪械，用乱刀砍死了师长赵东威。《桐柏民变》是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写出来的，较为翔实地反映了灾荒之下官逼民反的严酷事实，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了那段历史，驳斥了河南人民反抗国民党军队残暴统治就是汉奸的不实之词。

刘震云小说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日本人在灾荒中如何救了河南人的命。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日本人究竟是怎样救灾的。旱灾、蝗灾、水灾接踵袭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沦陷区的粮食供应愈来愈紧张。在此情况下，日伪政权不得不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在河南设立了伪河南省振济委员会。1942年旱象初显时，省府带头祈雨，引得各地争相效仿，导演了一场轰动的但却是自欺欺人的闹剧。1942年7月26日至28日，伪省长陈静斋发动了一场祈雨运动，要求每天早晨从7点到10点，各宗教团体建坛祈雨，诵经祈祷;祈雨期内禁屠三天，并布告商民;每街要设置水缸，缸内插柳或在各家门上贴上“沛然下雨”的标语。［16］陈静斋除了率属虔诚祈雨外，“并派员前往邯郸，迎请祈雨铁牌”，结果歪打正着。《新河南日报》便大肆鼓吹，认为是“至诚感召，各县及本市均降甘霖”。［17］1943年8月3日，伪省长田文炳为了“效成汤桑林祷雨之迹，发起祈雨运动，以冀上下虔诚感格穹苍”，命令直属各机关所属职员从8月3日到5号在各自衙署祈祷求雨。［18］日伪媒体也大肆宣扬其救灾政绩，“田文炳省长，深为关怀民瘼，爰发起祈雨运动，于前日三日午前十时，率领全署职员，虔诚祈雨，果于昨日午后三时余，凉风四起，阴云密布，刹间即豪雨如注，炎热之气为之顿消，此真所谓上感苍穹，至诚格天也。尤其一般农民，在大旱如望云霓之下，骤获甘霖，秋禾不无润苏，故莫不欣喜雀跃，感念田氏不止云”。［19］在省府的倡导与示范下，各地方政府也群起效尤。日伪政府从上到下不谋救灾良策，反而把祈雨当作一项重要的救灾举措，充分证明日伪政权救灾无能，只能靠迷信活动愚弄民众，达到安定民心维护其统治的险恶目的。

伪河南省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开展了急赈放款、设立粥厂、收容难民等救济活动，减免农民的征粮，限制打击高利贷，开展募捐等活动。日伪为了解决灾区民食问题，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即“配给制”。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全部都要送交公仓，而农民所有的生活用品、食粮等则通过合作社按日定量配给，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沦陷区人民的物资。在此“配给制”下，人民的生活水准降低到极限，甚至连牛马都不如，“每日每人仅能领粮六两至十二两，三岁或六岁以下，五十岁或六十岁以上者，均不能得到粮食的配给”。“所有食粮除部分分配给人民以外，其余大批粮食，敌人就无代价的送往平津，或其他地方，供养其士兵或出卖。”［20］配给制不仅具有榨取战略物资的经济功能，还具有打击游击队，控制沦陷区人民人身自由的政治功能。日伪政权实行保甲制度，没有良民证也就无法得到粮食配给，更不可能得到救济。而日伪统治者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宣扬自己的恩惠，笼络民心。1943年5月20日，受日伪政权所控制的《申报》发表社论说，“这次救济华北灾民成效如何，实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区域灾民的向心，就在谁能拯救之于饥饿之中，谁就是他们所感戴的救星”。其实，日伪“配给制”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是一种变相的虐杀。

真正能够正视灾情，勇于承担救灾重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边区政府不仅要抗击天灾，还要对付日伪的“大扫荡”，在一个封锁严密的不利环境中展开了救灾工作。政府拨出粮食和钱款赈济灾民，并减免公粮，保证“不饿死一个人”，极大地稳定了民心。边区政府有计划地做好逃荒灾民的安置工作，有首歌谣就唱到:“咱来边区才一年，赤手空拳把家安:有吃有喝且不讲，还当了自卫军连长……水有源，树有根，麻雀儿还报奶娘的恩:共产党对咱这样好，叫咱八辈子也忘不了。”［21］同时，民主政府还实行以工代赈，扶植灾区民众发展纺织、运输，广泛开展灾民生产自救。康濯的小说《灾难的明天》描写了边区政府组织人民救灾度荒，不但使得他们走出了灾荒的阴影，而且使他们走出了精神的困境。本是腻腻糊糊过了半辈子的男人祥保，在农会主任动员下搞运输，赚回了半斗玉米，挺直了腰板。一对争吵不休的婆媳，在纺织生产中和解了。民主政权还移风易俗，厉行节约，开展社会互济、互助运动。戏剧《三石粮》写了防旱备荒下，年轻人一改陈规陋习，婚事从简。徐特立的自寿诗，反映了边区政府节约度荒的移风易俗之举。“瓜果代鸡鸭，清茶代酒浆。题字代寿联，词短意更长。诗文写性情，所贵非颂扬。纸笺不拘格，百纳愈琳琅。不落旧窠臼，吾党破天荒。祝寿破常例，推广到婚丧。”［22］

李纶的《难民曲》描写了国共两党对灾民的不同态度，在鲜明的对比中反映了民心的向背。崔老头一家已经断粮三天了，孙子饿得不停地哭叫，连树皮草根也找不到。在这种情形下，国统区的副官还派崔家交100斤军草，王保长也来催收地租和卫生捐。儿媳为了保全崔家一条命根，自己卖身救家人。崔志发用卖妻的钱买了一小袋糠，刚刚到家，副官就拿枪威逼抢走了媳妇卖身剩下的100多块钱和那袋糠，而王保长逼着他们以房屋作为抵押。崔家父子只好弃家逃荒，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崔志发被抓去当壮丁，崔老头和孙子被边区自卫军搭救送往边区，安置到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农村，受到了热情欢迎。崔志发后来也被八路军解救出来，来到了边区与家人团聚，他们高唱着“共产党就是咱中国人民的太阳”。

《温故一九四二》中日本人救了河南人的论点便不攻自破，大灾之下倒是日伪统治的地区十室九空，人民争相逃亡。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救灾中赢得了民心，老百姓都把根据地看成是一个“新世界”。“灾荒愈发展，三个世界的对照愈清楚，从安阳到玉峡关的封锁线，虽然可以和敌人的封锁沟墙相比拟，但封锁不了饥饿发疯的灾民，沿着美丽的清漳河，褴褛的人群，日以继夜地向根据地内流着，涌着。”从这不断奔涌的灾民的流向中我们能够看出历史的真相。河南大灾荒就如同一块神奇的试金石，检验着各种政权的执政能力与民意所向。各种政权面对这份特殊的答卷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描画出了一个鲜明的轮廓。

参考文献:

［1］王锡朋.1943年———中原蝗灾录［J］.民国春秋，1991(1).

［2］陈传海.日军祸豫资料选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3］中共河南省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河南抗战史略［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273.

［4］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专著编辑委员会.河南水旱灾害［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50.

［5］张高峰.豫灾实录［N］.大公报，1943－02－01.

［6］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7］［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M］.崔陈，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45－146.

［8］李蕤.无尽长的死亡线［N］.前锋报，1943－02－19.

［9］流萤.雨天绝粮记［N］.前锋报，1943－04－16.

［10］李蕤.《豫灾剪影》重印后记［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11］杨却俗.关于《河南浩劫》的话［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48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103.

［12］张仲鲁.关于一九四二年河南大灾的见闻［M］//政协开封市委员会与文史资料委员会.开封文史资料:第5辑，1986:74.

［13］宣慰豫灾———张继等抵西安［N］.大公报，1942－11－05.

［14］流萤.粮仓里的骨山———汝南的灾情和大贪污案［N］.前锋报，1943－05－16.

［15］［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7:352.

［16］雨量缺少秋禾将槁，省长发起宗教团体祈雨运动［N］.新河南日报，1942－07－26.

［17］沿河各县蝗蝻成灾，各长官昨出发视察［N］.新河南日报，1942－07－28.

［18］田省长关怀民瘼，发起祈雨运动以冀感格穹苍［N］.新河南日报，1943－08－04.

［19］田省长虔诚祈雨，至诚格天昨降甘霖［N］.新河南日报，1943－08－05.

［2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458.

［21］寒枫.农民谣［N］.解放日报，1943－07－24.

［22］徐特立.七十客绥，哀吕梁灾民并自寿［M］//十老诗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16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