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禳蝗

吕德廷

原文出处：《文化遗产》(广州)2014年第20145期 第120-126页

作者简介：吕德廷(1986- )，男，山东聊城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20

内容提要：佛教对蝗灾的认识基于因果关系。中国佛教徒常采用结金光明坛的方式，以期驱除蝗灾，达到蝗不越境或飞往他境的目的。除结金光明坛外，佛经中也有驱蝗的陀罗尼，但未见具体的使用情况。晚唐敦煌地区出现了驱蝗神摩醯首罗天，该神早于南宋时期的驱蝗神刘猛将。

关 键 词：佛教/蝗虫/摩醯首罗天/刘猛将

20世纪以来，随着灾害史研究的开展，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蝗灾关注较多。目前已在蝗灾发生的频率、古人对蝗灾的认识以及应对措施、蝗灾的断代与区域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①其中，古人应对蝗灾可为禳蝗与治蝗两种。先秦时期，禳蝗是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西汉以来，古人常以天人感应说解释蝗灾，主张修德善政以驱除蝗灾；南宋时期，太湖地区兴起驱蝗神刘猛将，刘猛将崇拜还逐渐传入黄河流域，与北方的八蜡庙或虫王庙并存。②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宗教仪式也逐渐深入社会生活之中。佛典中有预防、消除蝗灾的陀罗尼和禳蝗仪式。另外，敦煌文献的出土，揭示了边塞地区民众驱蝗的愿望以及禳蝗的活动。本文主要运用佛典、敦煌文献，探讨与佛教相关的禳蝗活动。

一、佛教对蝗灾的解释

    西汉以来，古人常以天人感应说解释蝗灾。该学说认为，事物相副则相应，天人相副，故天人相应。君主、官吏的活动通过气影响上天，上天通过祥瑞或灾异表现出来，以示奖惩。蝗灾是灾异的一种，董仲舒认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③东汉的《孝经援神契》将蝗灾解释为：“火气生蝗……失政于火，则蝗来应……作伤致风，侵蚀致蝗，贪残致虫……此皆并随类而致也。”④

    佛教中也有灾由人致的说法。“后世人国王、大臣、长吏、人民，皆当不畏大禁，贪淫嗜欲，畜财贮产，妻子大小皆不廉洁，淫妷饕餮，无有厌极；嫉妒、愚痴，不知惭愧，忠孝不行，佞谄破国，不畏上下。雨不时节，气不和适，风尘暴起，飞沙折木，蝗虫啖稼，使兹不熟，帝王人民施行如此，故天使然。”⑤帝王以及人民贪淫、不忠不孝等行为可导致风雨不时、蝗虫成灾。《业报差别经》提到世人作十种恶业可导致灾害，“复有十业得外恶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⑥其中包括霜雹和蝗灾，“以盗业故，感外霜、雹、螽、蝗、虫等，令世饥馑。”该经认为盗窃作的业导致霜、雹、螽、蝗虫等。经中用“感”字以说明十种恶业导致十种恶报，“感”字的使用有可能受到天人感应说的影响。

    北凉昙无谶译的《金光明经》含有与天人感应说类似的思想。《金光明经》提到：国王是人中之王，因诸天护佑，又名天子，人王必须以合乎天道的善法治理国家。如果“纵恶不治、坏国正法、奸诈炽盛”，便会“速得天瞋”，⑦导致暴风恶雨，星宿失常，兵仗疾疫，饥馑遍地。

    但是佛教对蝗灾的解释与天人感应说并不完全一致。

    第一、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西汉以来，人们对灾异的认识基于董仲舒改造的天人感应说，这是董仲舒结合传统的阴阳五行说以及《春秋》中的天人感应思想而成。在佛教体系内，解释蝗灾仍基于最基本的因果关系，该说认为世间一切法皆由众生之业因所生，善恶之业导致善恶果报，此果报作为新的因又产生新的果，如此因果相依、循环不已。

    第二、天人感应学说侧重于执政者的行为引起上天的感应，灾异、祥瑞是上天对君王的警示以及褒奖。一些官吏也借灾异以劝谏最高统治者：

    光和元年(178)诏策问曰：“连年蝗虫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对曰：“臣闻《易传》曰：‘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秘征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⑧

    蔡邕蝗灾的发生归罪于贪苛的政治。而佛教不单单将灾害的起因归结于帝王、官吏，除帝王、官吏外，人民的贪瞋痴也会造成风雨不调。

二、佛教中的禳蝗方式

    古人大多认为蝗灾是天灾，并对蝗虫怀有畏惧之心。唐开元四年(716)，山东地区发生蝗灾，“时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⑨姚崇力主灭蝗的举措引起了广泛争议，黄门监卢怀慎认为：“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⑩唐人对于蝗灾的普遍看法是白居易《捕蝗》提到的“岂将人力竞天灾”。(11)。

    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许多帝王、官吏面对蝗灾，常采取减膳、减少徭役等措施增修德行，以期蝗灾消退。帝王与官吏实行德政的同时，还向神灵求助。唐开成四年(839)，“天下旱，蝗食田，祷祈无效。”(12)虽然“祷祈无效”，但可见以祭祀驱蝗。

    古代社会，祈神禳蝗不仅有官吏参加，基层民众也参与其中。敦煌文书中曾记载民众为祈求五谷丰收而举办法事活动，许多佛教信徒也希望将燃灯、开窟的功德用于避免以及消除蝗灾。S.4625V《文样》：

    伏愿威光转盛，福力弥增；兴运慈悲，救人护国。使四时运泰，保稼穑而丰盈；八节调和，定戎烟而永息。亦愿蝗飞台卯，移眷属于他乡；石勒护持，行灾殃于异域。(13)

    S.4245《河西节度使司空造佛窟发愿文》：

    厥今广崇释教，固谒灵岩。舍珍财于万像之前，炳金灯于千龛之内。炉焚百宝，香气遍谷而翔空；乐奏八音，妙响遐通于林薮……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司空先奉为龙天八部，护塞表而恒昌；社稷无危，应**而常转……三农秀实，民歌来暮之秋；霜疽无期，誓绝生蝗之患。(14)

    上面的燃灯文和开窟文反映了敦煌地区的民众期盼避免发生蝗灾的愿望。

    佛教体系中，禳蝗的活动不如祈雨多，以致清人认为“藏无遣蝗之经”，但藏经中有一些禳蝗的法事和陀罗尼。

    早在唐末五代，敦煌即有结金光明坛的活动，发愿之一即为驱蝗。结金光明坛驱蝗与信仰《金光明经》有关。《金光明经》强调鬼神护世、护法的作用。清代的仪润认为“古规诵《金光明经》，拜金光明忏，奉供诸天，得捷疾感应。”因《金光明经》之故，诸天鬼神护佑百谷果实增长、消除灾异。(15)《四天王品》：“此经能照诸天宫殿，是经能与众生快乐……是经能除谷贵饥馑，是经能愈一切疫病，是经能灭恶星变异，是经能除一切忧恼。”(16)另外，《坚牢地神品》提及坚牢地神以闻金光明经之故，护佑“阎浮提内药草树木、根茎枝叶、华果兹茂，美色香味，皆悉具足。”(17)《鬼神品》云：“是经力故，诸天欢喜，百谷果实，皆悉滋茂。”(18)在《金光明经》的影响下，佛教选择结金光明坛的方式禳蝗，这在敦煌文书中也有体现，如S.1137《天兵文》：

    厥今霞(遐)敷宝地，广辟真□(场)。结金光明之坛，转如来之教。然(燃)香灯于中顶，散净食与生灵。献妙供于佛僧，舍珍财恳愿者，为谁施□(作)？……次为国安人泰，万姓咸欢。尚书应灵，延长保祚。洪水摄伏，莫伤害人。蝗军□兵，永散他国……五部真言，去邪魔之疫疠。蝗虫永散，不害于人民。(19)

    对于蝗灾，德辉重编的《敕修百丈清规》认为“匪假神功之驱除，虽极人力而罔措”，驱蝗应“谨发诚心，启建遣蝗道场。每日命僧，讽诵经咒，仰扣诸圣。所冀驱遣虫蝗，速赐消殄。”(20)此处并未详细说明所诵为何经咒，祈求何方诸圣。

    直到清代，对结金光明坛禳蝗的记述才更为详细：

    凡遇遣蝗，事急如火。藏无遣蝗之经，古有求天之仪。客堂先白方丈，次挂牌。(牌云)遣蝗。(此牌悬山门上。又客堂前挂牌云)本月某日，护法某甲，为遣蝗事，诵《金光明经》几日，至某日五鼓供天，顶礼金光明忏法几日。为祈蝗净年丰，万民乐业。诸师芳名，开列于左。某师 某师 其余仪轨见后。住持章念诵条说。今录疏式 今据 大清国，某省某府，某县某寺，住持某甲。(或当道卒官为请主，或乡人，或仕宦，随请具书姓名)是日稽首拈香，皈命金光会主，能仁慈尊。光明会上，寄位诸天、梵释四王、天龙八部、器界诸神、司事圣众。诸宝座下，恭通情旨。切念：飞蝗蔽天，惟凶荒之可虑；遗孽入地，恐滋蔓之难图。匪假神功之驱除，虽极人力而罔措。由是即于本月某日，谨发诚心，启建遣蝗保苗道场。每日命僧，讽诵《金光明经》，五鼓供天，礼金光明忏。伏愿：以此功德，消殄灾虫。涤之风雨，扫种类以无遗；投之江河，随业感而自化。民安其业，物遂其生。某等不胜急切，仰望之至。年月日，住持某甲，当道有司某甲，九顿谨奏(此疏建首日，先焚一道，以奏天庭，一道供在坛中。每日宣读，至蝗止散，回向焚化。凡宣疏毕。举赞云)。

    保苗护稼，司事尊神。驱逐蝗虫遂民生。秀实满田塍，蔬果时新。护养谢思深。柰麻消灾障菩萨(三称)。

    其余上供等事，并如常仪。至蝗止回向，他本保青苗会，亦在此摄。(21)

    由上可知，清代禳蝗仍是依据《金光明经》，在法会中诵《金光明经》、礼金光明忏。

    结坛禳蝗的方式并非仅有结金光明坛，《酉阳杂俎》记载“荆州有帛师，号法通，本安西人，少于东天出家。言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乃忉利天、梵天来者。西域验其字，作本天坛法禳之。”(22)“作本天坛法禳之”指的是向忉利天、梵天祈祷，其中反映的仍是诸天崇拜。

 (二)诵持、书写陀罗尼

    除结金光明坛，藏经中还有驱蝗的陀罗尼。自东晋以来，大量陀罗尼密典传入中国，并出现了中土编造的伪咒经。“陀罗尼密教最初比较单纯，无非持诵而已。”(23)十六国时期有不少以持咒闻名的僧人，他们常持咒以召神驱鬼，治病降雨。隋代之前，用以除蝗的陀罗尼有《咒谷子种之令无灾蟥陀罗尼》，藏经中出现的驱蝗陀罗尼多译于唐宋时期。

    1.《咒谷子种之令无灾蟥陀罗尼》。(24)“若欲种时取种子一斗咒二十一遍，以投著大种子中种之，终不虫食，无有灾蟥……此陀罗尼应二十一遍，咒土以散谷上，能除一切灾蝗诸虫。”(25)

    2.《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是故大梵当写此咒安置幢头，能除一切恶风，非时寒冻卒起黑云，雨下霜雹皆悉止息。一切蚊虻蝗虫及诸余类，食苗稼者自当退散。”(26)

    3.《不空羂索咒心经》。如法诵此咒，“彼人现身得二十种殊胜利益。云何二十：一者身无余病……十者所种苗稼，不为恶风、暴雨、霜、雹、虫、蝗之所损害。”(27)

    4.《根本灭诸灾害真言》。依法诵持该真言“则得除灭一切恶风暴雨雷雹灾障，复得除灭二足四足多足蝗虫鸟兽，食啖苗稼花果子者，尽皆驰散。”(28)

    5.《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若有书写此陀罗尼安于幢刹……能除一切蚊虻蝗虫及诸余类食苗稼者。”(29)

    6.《辟除诸恶陀罗尼》。“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我见世间灾沴起时，遂生飞蝗及与毒虫，乃至蚊虻、虎狼处处增盛。致伤苗稼或伤菜果，遂令国内渐成饥馑，恼害众生不得安隐。我今为汝宣说辟除诸恶陀罗尼……若有国土有蝗虫食禾谷者。行咒之人入水至脐，称其处禾田咒之，即不为虫得食。’”(30)

    上述陀罗尼，唐代译有四种，宋代译有一种。佛教认为，诵持上述陀罗尼，或者是书写安于幢刹之上可以驱蝗。但上述陀罗尼，并非专门用于驱蝗。驱蝗仅是诵持、书写陀罗尼的一种结果。目前，尚未发现有诵持陀罗尼用以驱蝗的佛事。

    与佛教中“藏无遣蝗之经”相比，道教有《太上元始天尊说消殄虫蝗经》，(31)说明中国本土的道教更为关注中国较多发生蝗灾的现实。佛经中驱蝗的多是陀罗尼，而在道教驱蝗多使用符，如“国中却蝗虫灾符”、(32)“清微龙光兴元雷火扫蝗符”(33)等，并有“霹雳驱蝗大法”、(34)“三天驱蝗法”(35)专门讲述如何驱蝗。

三、从修德禳蝗到佛教中的驱蝗神

    天人感应说直至南宋仍有流传。朱熹在绍兴府捕蝗、祈祷的同时，曾上《乞修德政以弭天变状》，状中有“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之语。(36)但自唐代开始，解释蝗灾的说法更为丰富。《酉阳杂俎》记载“旧言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侵渔百姓，则虫食谷。身黑头赤，武官也；头黑身赤，儒吏也。”(37)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旧言”指的是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与“旧言”相对的应是流行于西域的“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及忉利天、梵天来者”以及“蝗为鱼子变”的说法。

    在佛教影响下，一些地方出现了向高僧像祈祷以驱除蝗虫的举措。唐咸通七年(866)，苏州吴县发生蝗灾，百姓吴延让等人礼拜该县灵岩寺灵岩和尚的画像，即日蝗虫越境。“时民人吴延让等率耆艾数十百人诣像前焚香泣告，即日虫飞越境焉。”(38)南宋时期，还出现了驱蝗神刘猛将。(39)

    在唐末宋初的敦煌，佛教中的摩醯首罗天已经成为驱蝗的神灵。时人祈求摩醯首罗天驱除蝗虫，如P.2058V《散斋文》：

    厥今虔恭奉圣，结胜坛于八荒。转昌金言连朝夜如不绝。炉焚宝[香]、供备天厨，请佛延僧，设斋散食者，有谁施作？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令公先奉为龙天八部，静四塞而卫护燉煌；梵释四王，雍(拥)当时而荡除妖孽。亦为蝗飞绕境，不犯草木之苗。谘大自在天神证都庶恼，摩醯首罗天主伏以蝗军。(40)

    S.5957《结坛祈祷发愿文》：

    先用庄严梵释四王、龙天八部：伏愿威光转盛，护社稷；灾沴不侵；福力弥增，济黎萌，报(保)丰岁实。年消九横，国有万喜之欢；时殄三灾，境纳千祥之庆。上方首罗大将，扫蝗军不犯疆场；下界大海龙王，卷风雹不施霜疽。(41)

    P.2058V《发愿文范本》：

    大自在天辰，领蝗飞于(以)骤海隅。摩醯首罗圣者，罢灾丘(兵)于(以)归野塞。(42)

    摩醯首罗天，即大自在天，是色界顶上的天神。《大智度论》卷2：“如摩醯首罗天(秦言大自在)，八臂三眼骑白牛。(43)《华严经》认为摩醯首罗天为大千世界之主，“譬如大云降雨，大千世界一切众生无能知数……除大千世界主摩醯首罗天王，乃至一渧无不知者。”(44)佛教中的摩醯首罗天源于印度的湿婆神，后被吸收入佛教成为护法神。摩醯首罗天形象在中国佛教艺术中亦有出现，目前可知最早的见于北魏云冈第8窟，该神三头八臂，坐于牛背之上，游戏坐，左腿下垂。坐骑为牛。该形象在唐宋以至明清时期仍有出现，其分布范围较广，见于克孜尔石窟、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敦煌以及四川、山西、北京等地。(45)

    摩醯首罗天是佛教的护法神，《不空羂索咒心经》提到大自在天可以驱蝗，“世尊若所在之处有此咒心，其地即有大自在等十二亿诸天而来拥护。”依法诵持该经所得的二十种殊胜利益中有“所种苗稼，不为恶风、暴雨、霜、雹、虫、蝗之所损害。”(46)祈求大自在天以驱蝗，应和上文提到的蝗虫“或自天下来者，乃忉利天、梵天来者”的说法有相通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摩醯首罗天在西域曾广泛传播。“《大唐西域记》所述凡百三十八国，有天祠者七十八，多供大自在天。”(47)虽然佛教将湿婆纳为护法神，但是湿婆神是湿婆派的主神，湿婆派在佛教中被称为大自在天外道。《大唐西域记》中的大自在天即为大自在天外道信奉的神祇。大自在天外道认为“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众生安乐，自在天瞋众生苦恼。一切众生若罪若福，乃是自在天之所为。”(48)

    上述可见，无论从佛教的角度，还是西域流行的大自在天外道的看法，摩醯首罗天都具有非凡的威力。此神成为驱除虫王(蝗虫)的神灵也易于理解了。

    祈求摩醯首罗天驱蝗在晚唐宋初的敦煌一地较为突出，中原地区并不常见。宋真宗和宋仁宗曾祈佛保佑消除蝗灾。大中祥符九年(1016)六月“癸未京畿蝗”。(49)七月，“飞蝗蔽天，上诣开宝寺塔，祈禳有感。御制赞曰：‘西方有圣释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愿进修增妙果，庶期饶益在黎元。’”(50)“祈禳有感”应指的是“(八月)磁、华、瀛、博等州蝗不为灾”(51)以及“(九月)戊辰，青州飞蝗赴海死，积海岸百余里。”(52)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蝗潦继作，上责身引咎，祈佛福佑。”(53)

    元代的禳蝗活动中也不突出摩醯首罗天的作用。《敕修百丈清规》中仅提到“仰扣诸圣，所冀驱遣虫蝗，速赐消殄。”元末自庆编述的《增修教苑清规》记载遣蝗时“集众讽诵秘章，称念圣号功德。祈祷(云云)奉福护法列席诸天三界二仪满空真宰、阴阳造化赏罚圣贤(云云)平等祈求。”(54)其中也是泛称“诸天三界二仪满空真宰”，并未具体到某位神灵。

    受藏传佛教影响，元初一些民众向大黑天祈求驱蝗。在高僧胆巴的建议下，元世祖曾建立供奉大黑天的庙宇，民众等祈求大黑天消除蝗灾。“摩诃葛刺神也，此云大黑。盖师(指高僧胆巴)祖父七世事神甚谨，随祷而应，此助国之验也。乙亥(1275)，师具以闻，有旨建神庙于涿之阳。结构横丽，神像威严。凡水旱蝗疫，民祷响应。”(55)

    由此可见，敦煌之外的地区，不见摩醯首罗天在禳蝗中起作用。

四、佛教徒的禳蝗目标

    发生蝗灾时，大部分唐人反对捕蝗，他们希望以修德和祈神的方式消除蝗灾。佛教亦反对杀生，如诵持、书写上述六种陀罗尼用以除蝗或驱蝗，而非灭蝗。受佛教影响的禳蝗活动，其所追求的目标仍是驱蝗，唐五代时期的民众还希望蝗虫投海化生。

(一)蝗不越境或飞往他境

    发生蝗灾时，官员期望的是蝗不越境或飞往他境。“蝗虫不危害当地”也是官员清明勤政的表现。为政期间，蝗不入境的官吏为人所津津乐道，“刘虞为博平令，治政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南齐夏侯恭叔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连理上，有光如烛，咸以善政所致。”(56)在白居易心目中，“以政驱蝗蝗出境”是有善政的良吏。(57)

    唐肃宗时期的S.4642《发愿文范本等》第八篇为郡牧王公(58)设斋时所用，该文提到“公于是殷斯勤斯，仗佛祈佑。”虽然是祈佛佑护，但仍是希望达到传统意识中的“飞蝗去境”，如该文提到“昔宋景公三青不忍，妖蝗自移；今我君侯一心肃诚，飞蝗去境。”S.1137《天兵文》也祈求“蝗军□兵，永散他国”。虽然中国的佛教增加了禳蝗的方式，但是佛教徒仍受到传统的天人感应说影响。

 (二)蝗虫投于江海

    P.2058V《发愿文范本》有：“大自在天辰，领蝗飞于(以)骤海隅。”(59)《敕修百丈清规》以结坛禳蝗的方式“所冀驱遣虫蝗速赐消殄。伏愿涤之风雨，扫种类以无遗；投之江河，随业感而自化。”从中可见人们希望神灵将蝗虫投之于江海。这种愿望，与唐五代流传的“蝗是鱼子所化”说有关。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唐代有人认为蝗是“鱼子变”。(60)五代时期的《玉堂闲话》提及：“蝗之为孽也，盖沴气所生，斯臭腥，或曰，鱼卵所化。”(61)直至北宋，欧阳修等人在《新唐书》中仍以“鱼螺变为虫蝗”解释蝗灾。“武德六年(623)夏州蝗。蝗之残民，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故以属鱼孽。”(62)因此，在流传数百年的“鱼子化蝗”的影响下，出现了将蝗虫投之江海、“随业感而自化”的愿望。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佛教参与的禳蝗活动仅是众多禳蝗的一种。除佛教外，天人感应说以及民间杂祀对统治者也有很大影响。如唐贞元元年(785)，关中发生蝗灾，朝廷曾“遍祈百神”。(63)大中祥符九年(1016)七月宋真宗祈佛消除蝗灾。但同月“戊午，停京城工役。癸亥，以畿内蝗，下诏戒郡县。甲子，诏京城禁乐一月。”罢徭役、禁乐，是为了实行德政，消除天灾。另外，道教也积极参与禳蝗，道藏中有“清微龙光兴元雷火扫蝗符”、《太上元始天尊说消殄虫蝗经》以及禳蝗的仪式。民间杂祀和道教的参与，官方组织的捕蝗灭蝗活动，使佛教禳蝗在宋代之后并未广泛开展。

      ①赵艳萍：《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

      ②章义和：《关于中国古代蝗灾的巫禳》，《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3期。

      ③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8《必仁且知第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9页。

      ④《五行大义》卷4《第十九论治政》引《孝经援神契》，中村璋八《五行大义校注》(增订版)，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版，第163页。

      ⑤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51，《大正藏》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830页。

      ⑥瞿昙法智译：《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大正藏》第1册，第894页。

      ⑦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3《正论品第十一》，《大正藏》第16册，第347页。

      ⑧司马彪：《后汉书志》卷15《五行三》，《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19-3320页。

      ⑨《旧唐书》卷96《姚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24页。

      ⑩《旧唐书》卷96《姚崇传》，第3024页。

      (11)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页。

      (12)《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65页。

      (13)《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14)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94页。

      (15)怀海编、仪润说义：《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卷2，《卍续藏经》第11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12页。

      (16)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2，《大正藏》第16册，第340页。

      (17)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2，《大正藏》第16册，第345页。

      (18)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3，《大正藏》第16册，第349页。

      (19)《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36页。

      (20)德辉重编：《敕修百丈清规》，《大正藏》第48册，第1115页。

      (21)怀海编、仪润说义：《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卷2，《卍续藏经》第111册，第611-612页。

      (22)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页。

      (23)吕建福：《中国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24)该陀罗尼在《法苑珠林》中为“咒田土陀罗尼”，《水陆道场**宝忏》第9卷称之为“尼乾天咒谷种子真言曼荼罗法”。

      (25)《陀罗尼杂集》卷5，《大正藏》第21册，第610页。

      (26)宝思惟译：《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大正藏》第20册，第641页。

      (27)菩提流志译：《不空羂索咒心经》，《大正藏》第20册，第406-407页。

      (28)菩提流志译：《金刚光焰止风雨陀罗尼经》，《大正藏》第19册，第737页。

      (29)不空译：《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第621页。

      (30)法贤译：《佛说辟除诸恶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1册，第922页。

      (31)《太上元始天尊说消殄虫蝗经》，正统《道藏》第2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32)《太上元始天尊说北帝伏魔神咒妙经》卷2，正统《道藏》第34册，第401页。

      (33)《清微元降大法》卷15，正统《道藏》第4册，第223页。

      (34)《道法会元》卷6，正统《道藏》第28册，第711—712页。

      (35)《上清灵宝大法》卷12，正统《道藏》第30册，第768页。

      (3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7，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7页。

      (37)《酉阳杂俎》前集卷17，第171页。

      (38)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8《唐齐州灵岩寺道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8页。“吴延让”，元末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26记载为“吴元让”。

      (39)论述刘猛将的文章可参考：章义和《关于中国古代蝗灾的巫禳》，《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3期。

      (40)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

      (41)《敦煌愿文集》，第589页。

      (42)《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9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43)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大正藏》第25册，第73页。

      (44)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33，《大正藏》第9册，第613页。

      (45)吕德廷：《论“菩萨相”类型的摩醯首罗天形象》，《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3期。

      (46)菩提流志译：《不空羂索咒心经》，《大正藏》第20册，第406-407页。

      (47)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1期，第28页。

      (48)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19，《大正藏》第12册，第476页。

      (49)脱脱等撰：《宋史》卷8《真宗本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0页。

      (50)熙仲集：《历朝释氏资鉴》卷9，《卍续藏经》第132册，第172页。

      (51)《宋史》卷8《真宗本纪三》，第160页。

      (52)《宋史》卷8《真宗本纪三》，第161页。

      (53)《历朝释氏资鉴》卷9，《卍续藏经》第132册，第173页。

      (54)自庆编述：《增修教苑清规》卷上，《卍续藏经》第101册，第697页。

      (55)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22，《大正藏》第49册，第726页。

      (56)王钦若：《册府元龟》卷703《令长部•感化》，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83页。

      (57)《白居易集》卷3，第65页。

      (58)王公或许为王怀亮。

      (59)《敦煌愿文集》，第251页。

      (60)《酉阳杂俎》前集卷17，第171页。

      (6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79《昆虫七•螽斯》，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949页。

      (62)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6《五行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8页。《新唐书》并未说明先儒为何人，《潮州府志》记载“蔡邕云蝗是鱼所化。”见：《古今图书集成》卷182《历象汇编•庶征典•蝗灾部•蝗灾部杂录》(第50册)，北京：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36页。

      (63)《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上》，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