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救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池子华

【原文出处】《史林》2005年第2 期。

【作者简介】池子华, 教授,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215021

【摘    要】中国救济善会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 “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虽然亮出“红十字会” 旗号, 但蒙上浓重的传统善堂的阴影,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为救援日俄战争受难同胞, 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士绅奔走呼吁, 终于促成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的诞生。

【关 键 词】中国救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 04 年3 月10日, 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 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团体。近百年来, 中国红十字会抱牺牲志愿, 本博爱襟怀, 救死扶伤, 扶危济困, 谱写出一曲曲人道赞歌, 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留下闪光的足迹。本文爬梳史料,对中国红十字会创建过程作一概述。

一中国救济善会: 红十字会的先声

红十字会导源于西方。1863年2月9日, “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促成“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瑞士日内瓦的成立, 标志着红十字的诞生。次年在日内瓦召开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 签署了《1864年8月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红十字运动由此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当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时, 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闭状态。甲午战争后, 红十字开始为社会舆论所关注。战争中, 日本红十字组织赤十字社成员“驰赴战地者多至十万人, 不特日兵临阵受伤蒙其医疗,即华兵之中弹而仆者, 亦不分岭域, 一体留医。” [1]此情此景, 深深打动了中国人, 在中国创办红十字会的呼声此起彼伏。著名维新人士谭嗣同在1894 年末所作《报贝元微书》中, 对日本赤十字社的博爱之举, 大加赞赏, 流露出效法之意。[2] 而《申报》、《大公报》、《中外日报》等权威报纸的宣传鼓动, 更具影响力。随着红十字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推进, 红十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所理解, 所接受, 因而创建红十字组织的尝试也时有所闻。据1897 年2 月8 日《申报》记载, 甲午战争中, 有“中国妇人金氏者, 前在美国习医, 至此适卒业而归, 遂与泰西某女医同立红十字会, … … 募诸各善士, 集得洋银三千元, 受伤者遂医药有资, 渐渐痊愈。” 这位中国妇人“金氏” , 十有八九为金韵梅(又译为金雅妹) 女士。她是中国最早留美毕业回国的留学生, 学习医学, 后与孙淦共同发起成立天津红十字会。这一推测如果能够得到证实, 金韵梅该是中国人创立红会组织的率先实践者。

金氏之后, 1899年春, 上海绅士汪炳等人, 经苏松太道批准, 创设了“中国施医局。” 中国施医局的出现, 本不足为怪。施医局, 属于善堂的一种。善堂是一种慈善组织, 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中国是“仁” 的国度, 乐善好施, 扶危济困，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因此, 历朝历代, 均设有慈善救济组织, 实施“赈贫恤患” 的工作, 特别是明清以来, 民间慈善事业兴起, 各地善堂林立, 蔚**景观。“ 善堂者, 经理地方之善举也” , “所行善举, 则育婴焉、恤嫠焉、施棺焉、掩埋焉, 冬则施衣, 夏则施药, 地方之穷而无告者养生送死之事, 皆于是赖焉, 凡此善举, 无论通都大邑、城乡市镇之间, 皆大略相同。”[3]在此背景之下, “中国施医局” 的开办, 寻常之极, 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中国施医局不是传统善堂的翻版, 而是赋予了红十字精神的新内涵, 其章程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 有事施于军事, 无事施于贫民。”[4]战时救伤, 平时济困, 原本是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能。去掉“中国施医局” 的外包装, 其实就是红会组织, 至少也是中西合璧的新型慈善组织。不过, 中国施医局局限于上海一隅, 不具有普遍性和全国意义。而翌年组建的中国救济善会, 则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了。

1900年, 旧历庚子年,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 这一年, 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6 月17 日, 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7 月14 日占领天津。义和团虽浴血座战, 但无力阻止联军北进, 8 月14 日国都北京沦陷, 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

为救死扶伤, 周济难民, 江浙一带一批著名绅商严信厚、陆树藩、庞元济、施则敬等, 在上海发起“ 中国救济善会” , 经上海道员余联沉批准成立。中国救济善会, 既名“善会” , 便烙上旧式善堂的印记,但“旧瓶装新酒” , 它所具有的红十字会性质, 格外引人注目, 19 00年9 月17 日《中外日报》刊登中国救济善会的“公启”称:“近因京师拳匪(指义和团—引者) 为非, 激成大变。列国师船连椅北上, 竟以全球兵力, 决胜中原。炮火环轰, 生灵涂炭, 兵刃交接, 血肉横飞, … … 某等不忍坐视, 先集同志,筹捐举办, 拟派妥实华人, 并延请洋医、华医, 赴津沽一带, 遇有难民, 广为救援, 名曰中国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 声明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 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 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 已蒙各国领事会议, 允由德国总领事发给护照, 善会中人携向军前救护。” 这个“公启”,正如阂杰先生指出的那样, 有三点值得注意: 1、该团体由东南地区(以江浙两省为主) 绅商联合发起,为一全国性组织, 而不像旧式善堂那样局限于一城一邑; 2 、它救护的对象是中外双方伤兵及难民, 而不仅限于己方: 3 、它按照国际惯例, 由中国地方官照会各国领事, 发给前往战区的护照。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中国救济善会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精神和行动惯例成立的一个团体, 与旧式善堂已有显著区别。[5]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把中国救济善会的成立, 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

中国救济善会成立后, 上海道按照国际惯例, 照会驻护各国领事。照会称: “中国救济会, 此系江浙善士募资创办, 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 请照会贵总领事, 颁给护照,傅救济会之人准向北方军前, 随时救护。”[6] 当年10 月, 中国救济善会在领取护照后, 驰赴华北前线, 展开广泛的人道救护。

探颐索隐, 可以发现具有红十字会性质的慈善社团的组建, 是红十字启蒙宣传的直接产物, 而社团的不断出现, 也扩大着红十字的社会影响, 推动着启蒙宣传向纵深和宽广方向发展。启蒙宜传和实践尝试, 双向互动, 相得益彰, 组成启蒙运动的协奏曲。只是这类具有红十字性质的慈善组织, 应急而设,大多是临时性的, 事毕撤消, 很难维持长久

二 日俄战争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国际红十字的诞生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 那场战争就是1859年法国一撒丁联军与奥地利进行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同样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 这场战争, 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

日本、俄国都是掠夺中国、将近代中国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深渊的罪魁。俄国曾通过逼签《理浑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 将中国北方15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俄国版图, 日本则通过《马关条约》攫得两亿两的战争赔款和对台湾群岛等地的殖民统治。但欲壑难填, 沙俄有“黄俄罗斯计划”，日本制定“大陆政策”，双方均想独占东北进而扩张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为此明争暗斗, 剑拔弩张, 随时准备厮杀。

1900年，沙俄在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京津的同时，单独出兵侵占东三省。战争结束后，借故拖延，拒不履行《俄国撤兵条约》，希图独占，激起日本强烈的敌对情绪，几经交涉无效，在英、美的怂恿支持下, 日本不惜一战。1904 年2月8日，日军突袭旅顺，日俄战争爆发。

可悲的是, 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力难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竟将辽东划为交战区, 宜布“ 局外中立”，只呼吁交战双方尊重清皇朝在沈阳和盛京的陵寝。

战争意味着流血。战前, 各国侨民陆续撤离东北, 交战双方伤病兵员均由两国红十字会救护。惟有我东三省同胞在滚滚硝烟中, 在战火烧焦的土地上流离迁徙, 受尽磨难。

清政府可以严守“ 局外中立” , 但对难民潮的涌起, 地方官却不能视而不见, 置身事外, 为此, 直隶总督及山东巡抚曾派出船队前往旅顺等处, 拟救难民出险, 不料“俄人称, 各口已经封闭, 不准别国船只驶进。”[7]直督东抚诚恐阻隔朝廷坚守中立之局, 不敢轻举妄动, 徒呼奈何。

日俄之役, 战地在中国领土, 受祸为中国人民, 而中国政府却以“ 别国” 无权施救, “不平之事, 莫甚于此”。政府无能为力, 民间善堂无济于事, 看来, 只有具独立、中立品格的红十字才能解燃眉之急。这样, 沉寂了4 年之久的红十字呼之欲出。而打破沉寂的便是在中国红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关键人物、时任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

沈敦和, 字仲礼, 1866年生于浙江宁波。早年留学英国, 就读于剑桥大学, 回国后历任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上海自强军营机处总办、山西冀宁道洋务局、张家口洋务局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他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 “ 不独为军界之干材, 也是外交界、慈善界、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8] 1911年, 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出版若水外史所编《沈敦和》一书, 对其一生活动记述甚详。[8]

日俄战事发生后, 沈敦和激于义愤, 与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奔走联络, “ 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 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 沈的号呼, 得到上海绅商的积极响应。

1904年3 月3 日, 沈敦和、施则敬等20 余人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堂, 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并“商议开办之法”。会上, 沈敦和首先介绍了万国( 即国际) 红十字会的缘起、章程等基本情况, 接着与会同仁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立会宗旨、救济方式、资金筹措等具体事宜,各抒己见, 最后达成共识: 关于立会宗旨, “本会援泰西红十字会例, 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 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 开办方式, 由发起人“垫银十万两, 以应急需”,“延请中西大善董, 就近开办。在沪设立总局, 专为筹款之所, 而另设分局于京津, 招留救援出难之人, 以期一气贯注救之之法”,“各省如有助款入会者, 不拘多寡, 请寄上海总局, 刊发征信录, 并随时登报, 以照核实”; 救济宗旨及办法, “ 本会救济宗旨, 无论南北方人, 务先举令速离危地, 以避大难” , 而后“赈抚兼施, 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 , 参加救护的人员, “左袂缀有红十字旗式, 以便行军一望而知, 其制均归一律” , “ 建旗之处, 与两国行军利害无碍, 西国不得在此界限线内, 互施炮火” , “红十字旗所到之处, 遇晚应即住宿, 不得惊扰”,“ 遇救诸人, 无论在舟在车, 男女必分别, 老幼必扶持, 不得稍有陨越, 以示慎恤” ; 组织架构, 采用董事制, “ 公举才望夙著, 熟悉中外以及北方情形大员为董事, 总理局务” , “ 另举西董事, 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 以免外人拦阻”,“中西董事外, 应另举筹款董事数人。”[10]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成立, 表明国人红十字意识的增强, 这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不过, 话又说回来, 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的基本规则, 但“善会”二字, 却给红十字蒙上一层浓重的传统善堂的阴影, 不伦不类, 实际上, 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 也很难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享有红会本应享有的权利。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刚一成立, 就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

东北难胞, 傲傲待援, 刻不容缓, 而新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爱莫能助, 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 沈敦和等慈善家们不得不改弦更张, 另谋救护善策。

三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日俄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中。难民欲逃无路, 欲行无门, 不死于刀兵, 亦将成饿砰, 救援急如星火。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会组织, 不可能取得国际红会组织的确认, 更得不到交战国的认可。但除了红十字会之外, 没有更好的拯救之法。时论呼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红会组织, 3月5 日, 《申报》发表鲡生文章《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 指出,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特中国红十字会之先声耳” , 言外之意, 却也不言而喻。鳅生建议创设红十字会, 并请政府报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核准, 使中国成为国际红会大家庭中的一员, 让闪光的红十字真正“ 照耀于中国二十一行省。”

其实, 清政府对中国加入国际红会组织一直表现出比较高的热情,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即1899年5月派遣原驻俄公使杨儒赴荷兰海牙出席减兵保和大会(即“ 世界和平会议” )。杨儒代表清政府在7月29日通过的《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即《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推行于海战的海牙公约》)上画押。“ 日来弗”, 即“日内瓦”的最初译名,“旧来弗原议” 是指《1864 年8月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又称“红十字公约” 、“ 蓝本公约”)。尽管杨濡在条约上画押, 但荷兰外务部大臣提出, “日来弗原约, 中国应先画押入会, 方能将这次画押批准之件存储。”[11] 在此之前, 中国并未加入红十字原约, 由于19 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干戈扰攘, 也没来得及补办加人原约手续。实际上, 没有全国统一的红十字会组织这一先决条件, 其他一切努力, 无异于缘木求鱼。不过, 清政府加入国际红会组织的热情之高, 可以想见。

救援急如星火, 创办红会组织同样急如星火。红十字会是群众性组织, 只能由民间发起, 尽管清政府对中国加人国际红会态度积极, 但不能一手包办。历史的重任还是落到沈敦和等慈善家身上。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 原是情急之中仓促成立的, 所谓“俄日构兵, 奉天告急, 辽东各郡邑生灵涂炭, 载道死亡。在俄日两军, 各有会中人互相救疗, 独我中国孑遗黎庶, 不死于兵火, 即死于疾病流离, 援手无从, 呼天莫应。同人爱拟变通其法, 创兴普济善会, 一面电商各国红十字会及瑞士万国总会准用红十字徽章, 一面察求俄日诸国驻沪领事官, 准往辽东救援被难之黎庶, 先自垫经费十万, 然后四处募捐, 仍公举朴实耐劳之人, 亲身前赴战场, 力行救护之事, 此外格守局外中立之旨, 一切战务略不与闻, 但使无损红十字旗声名。”[12] 但正是由于“ 急中生智” 的“变通其法” , 使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陷于窘境。沈敦和认识到这一点, 立即加以补救。他找到李提摩太, 请求臂助。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 英国传教士, 1870 年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华, 先后在山东、东北、山西等地传教, 189 0 年在天津主办《时报》, 1895 年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 附和中国的维新运动, 1898 年拟出任光绪皇帝的顾问, 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未成。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对沈敦和之请, 李提摩太表示万苦不辞, 鼎力襄助。令人振奋的是, 李提摩太卓有成效的活动, 使尴尬的局面出现转机, 朝着成功的方向迈出关键的一步。李提摩太追述这一过程时, 不无感慨地说: “上海华商绅宦, 深念旅居北方华民之苦, 故彼此筹谋拯救之法, 特请沈敦和观察前来与余商量此事。查各国在东三省教士避难于牛庄。余遵沈观察之请, 电商牛庄教士可否拯救难民? 旋得复电, 允许前往赶救, 愿效力者甚众。因此设立红十字会之议始起。红十字会之用意, 救被难民人与受伤兵士。遂往商英、法、德、美四国领事, 金以为然。然后又往商工部局董安特生, 安特生因属余与总董培恩商议之后, 始定。”[13]

19 04 年3 月10 日, 下午5 时一刻, 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会集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议事。会议由工部局值年总董培恩主持。培恩致开会词: “今日五国董事聚集于此, 所为何事? 我请李提摩太宣明。” 李提摩太起身, 简明扼要述说沈敦和等急切救助东北难民请求援助情形, 说: “ 今日之会拟先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分局, 设局之意, 首在筹款。惟所筹之款, 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 不分中外。” 接着, 沈敦和介绍东北难民傲傲待救苦情, 谓“ 上海拯救难民之诸华董, 闻战地左近惨酷之状, 预拟极力设法拯救。中国已有多人允资助华董, 最妙者请诸洋董合力办理。” 对李提摩太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的提议及沈敦和合办红会的设想, 与会者均无疑义。培恩请工部局董安特生“ 定议” 。安特生提出, “ 所议创设红十字会, 系局外之会” , “宜预举各董及派定办事之董事数人” , “共襄此举” 。安特生宣布了他与李提摩太议定的45 名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其中西董35 人, 华董10 人) , 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 另从45 名董事中推出9 名组成办事董事(其中西董7 人, 华董2 人) , 西董为英刑司威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法租界工部局总董、李提摩太、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傅密生,华董为沈敦和、施则敬(后增任锡汾) , 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由于与会者多为洋人, 会上使用的正式语言是英语, 李提摩太“ 复将会议大旨, 用华语告知在场诸华董。” 会议记录也是用英文, 由精通英文的施肇基( 字植之, 浙江杭州县人, 16 岁时随杨儒赴美, 任使馆翻译, 民国时期几度出任驻英、驻美公使) 秉笔, 经大会同意, 由施译成中文, “ 分送在场各华董及来探问情形者” , 会后以《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为题, 登于《申报》、《中外日报》等报。

这次集会, 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它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的成立,[14]它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四 中国红十字会何以首先诞生于上海

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首先在上海发起成立, 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根据笔者的研究, 至少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

其一, 上海是首批开放的商埠城市。1843 年开埠后, 得益于“江海要津” 的特殊地位而迅速崛起,很快形成沟通中外的东方巨埠。这种区位优势, 使上海较之其他城市更具有“创始” 条件, 如时论所评:“沪上交通之地, 耳目易周, 苟办理之得法, 即足以模范全国, 办理而稍有成效, 即可以推广内地, 故不办红十字会则已, 苟欲办之, 必自上海始。”[15]

其二, 作为传播西方文化的中心, 上海成为“西学东渐” 的桥头堡。西学, 无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抑或文化层面, 总是首先在上海找到生长点, 红十字也不例外, 它最先在上海登陆, 并以当时上海几大报《申报》、《中外日报》、《时报》、《新闻报》为媒介, 进行“启蒙” 宣传, 走近上海民众, 进而向全国扩散。毫无疑问, 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人对红十字的了解远过他处, 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先在上海发端的民众和社会心理基础。

其三, 作为中国第一大近代都市, 上海工商业发达, 经济实力雄厚, 如对外贸易方面, 始终保持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50 % 左右; [16]工业方面, 从1895 年到19 1 年, 上海外资开设的工厂计41 家, 开办资本为20 90 3 万元, 分别占这一时期外资在华设厂总家数的45 . 1% , 总开办资本的42 . 8 % , 同一时期,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有112 家, 占全国在这个时期新办民族资本工厂总数的25 . 1% , 开办资本27 9 . 2 万元, 占全国总额的28 . 6% ; [17]金融业方面, 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任何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 “所以上海之在中国, 正和伦敦在英国, 纽约在美国, 巴黎在法国一样, 它的金融市场确实有左右全国金融商业的势力。”[18]雄厚的经济实力, 为兴办慈善事业创造了条件。“上海为中外交通巨埠, … … 善举亦唯是为最多, 善量为最大, 筹赈粥恤, 各省靡不绝注。”[19]这种相关性, 为中国红十字会肇始于上海作了诠释。

其四, “财富可转化为仁慈的德行。” 这是“ 国际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之父雅克· 杜南的一句名言。[20]这句名言, 可以从上海得到验证。上海“绪绅名流, 硕腹巨贾, 车马辐揍, 靡不毕集。” [21]这些富商巨贾, 热心于把财富转化为“仁慈的德行” , 回报社会, 以致上海“城中租界, 善堂林立。”[22]每当天灾人祸降临, 上海绅商总是慷慨解囊。随着灾荒的频繁发生, 义赈活动“ 相继而起”，到19 世纪末,已是“ 风气大开”，蔚然成风了。[23]中华民族“乐善好施” 的传统， 一旦有“财富” 作保障, 就会有行善壮举的层见叠出。当红十字登陆上海滩后, 很快被接纳并在民间义赈的基础上付诸行动, 中国施医局、中国救济善会、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等以红十字宗旨为宗旨的慈善团体的出现，就是例证。实现新的跨越, 首先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是极其自然, 也是顺理成章的。

总之, 中国红十字会首先在上海诞生, 不是偶然的, 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合力交又互动的产物。

参考文献

[1]《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申报》1899年4月10日。

[2]刘松洲：《最早论及红十字会的历史名篇》，《博爱》1996年第3期，第33页。

[3]《论清查善堂事》, 见《申报》1897年3月15 日。

[4]《照录中国施医局章程》,《中外日报》1899年5月5日，转引自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 页。

[5]阂杰: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 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 8 年版,第185 页。

[6]《上海道余观察致各国领事照会》, 《中外日报》1900年9 月18 日, 转引自《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 第185 页。

[7]《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历史资料选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19 93年版, 第21 页。

[8]何克明: 《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沈敦和先生事略》, 载《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第55 页。

[9] 《沈敦和》一书共八章: 一绪论, 二发迹, 三兵家, 四、五外交, 六慈善, 七教育, 八结论, 内附照片多幅, 19 12 年再版时,引起日本商界的广泛关注, 《申报》数度报道此事。

[10]《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载《申报》190 4 年3 月3 日。

[11]转引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红十字手册》,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 8 8 年版, 第10 页。

[12]《申报》19 04 年3 月5 日。

[13] ( 中外日报》19 04 年3月14 日。

[14]“ 万国” , 即国际之意, “ 支会” , 即分会,五国合办, 日俄战争结束后由中国自办。

[15]王熙普：《创设红十字会之理由》, 《申报》以与瑞士总会相区别。7 天后, 也就是3月17 日, 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19 0 7 年7 月4 日。

[16] 隗瀛涛、谢放: 《上海开埠与长江流域城市近代化》, 《城市史研究》第10辑,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17]茅家琦等著《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江苏人民出版社19 93 年版, 第14-15页。

[18]《上海研究资料续集》, 上海书店19 84 年版, 第6 86 页。

[19]《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第18 页。

[20]马克·德斯贡伯: 《亨利·杜南传》,《中国红十字报》199 2 年1月24 日。

[21]《申报》19 04 年3 月3 日。

[22]《申报》189 5 年12 月16 日。

[23]李文海: 《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 95 年版, 第40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