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 2007年第02期

　　东汉末年，北方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江南却逐步得到开发。先是董卓叛乱，“及卓诛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于长安城中，以为战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1]。北方简直成了人间地狱！曹操芟刈群雄，平定北方，见到中原惨破，感慨万端，曾借古乐府诗题写当时见到的情景，以抒发自己的胸怀：“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2]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说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3]。待到西晋统一，稍见清平之象，可又好景不长，晋武帝为巩固司马王朝的封建统治，大封宗室子弟二十余人为王，这些皇室贵胄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政治、军事、财政全权，遂为他们兴兵作乱创造了条件。司马炎死，其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惠帝愚昧痴呆，不通事故，由外戚杨骏辅政，皇后贾氏贪婪荒淫，狂暴专横，引起了“八王之乱”。从晋惠帝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至永兴三年（306年），历时十五年，造成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屠杀。由“八王之乱”招致北方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以及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之间互相砍杀，成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场浩劫。在这场长期的大破坏中，中国北部遭到极其严重的毁坏，使社会经济丧失了自我调整的机能。主要是人口大量死亡和大量南流，土地荒芜，垦殖无人；又因长期战争，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史称：“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湮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4]这就是说，北方人口锐减到“百不遗一”，村镇变废墟，森林遭毁灭，井渠被湮塞，田地成荒野。这就必然导致自然灾害特别频繁、特别严重。人民生理茫茫，无所依归。北方遭此战乱，不仅颠覆了西晋王朝，使司马氏在中原无立足之地，只好逃亡江南；而且关中和华北平原这两大古老经济区一落千丈，再也不能恢复它的原来的地位，全国的经济中心移向江南，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5]。

　　江东，在这场战乱中受灾较轻。孙氏坐领江东时，充分利用天然的肥沃土地，兴修水利，实行军事屯田。“屯营栉比，廨署棋布”[6]。说明屯田具有一定的规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吴不仅利用天然的江河湖泊，而且致力于人工开河。《三国志》卷四十七记载：孙权在赤乌八年（245年），命校尉陈勋率领三万屯田兵民凿句容中道，从小其通向云阳（今丹阳市）西城，号破岗渎。这条人工运河有上、下各七棣，从句容东南五里向两个方向分流：东南流三十里入丹阳，西南流二十六里入江宁之秦淮。《太平御览•吴志》又记：“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湖名，属丹徒）、小辛（村名，属丹阳）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说明东吴又在夹冈地带开凿了一条徒阳运河。东吴为开发太湖流域膏腴之地，改变行政体制，以加强对屯田区的领导。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吴分会稽无锡以西为屯田，置典农校尉。”从吴嘉禾三年（234年）到晋太康三年（282年），无锡以西原吴郡的几个县（毗陵、武进、云阳、丹徒）作为屯田区，其行政建置异于非屯田区：废除郡领导县的建制，改设毗陵典农校尉领导各县。毗陵典农校尉的治所设在毗陵（今常州）。明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此曾作这样的评述：“吴人于江南，废郡县之吏，置典农之官，则谷粟充溢，虽疆场多事，恒无饥乏之虑。”但东吴及其后继者的主要困难，在于缺乏人力去开发太湖流域大片土地肥力很高的沼泽地带。由此，孙权在战争中不是大肆屠杀，而是掳掠人口。《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记载：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李术于皖城，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建安十二年（207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

　　建安十三年（208年），复征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

　　建安十九年（214年），权征皖城，获男女数万口；

　　赤乌二年（239年），孙怡击辽东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

　　赤乌四年（241年），全琮略淮南，收其人民；

　　赤乌六年（243年），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

　　又，《三国志•吴书•诸葛悋传》记载：

　　诸葛恪率众佃庐江皖口，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

　　《晋书•武帝纪》则记：

　　咸宁三年（277年），吴将孙慎入江夏汝南，略千余家而去。

　　从以上史实看，当日江南是何等迫切需要北方的劳动力！

　　正当南方迫切需求劳动力的时候，北方大量人口南下。从司马睿移镇江东（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开始，北方流民相率过江，历时甚久。《晋书•食货志》说：士庶人等“奔迸流移，不可胜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甚大的人口迁徙。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谭其骧教授在其《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文中分析了永嘉丧乱后人口迁徙之大势：北方东部人口迁徙到南方的东部，北方西部的人口迁徙到南方的西部。“江苏省所接受之移民较之其他各省为特多，以帝都所在故也。见诸宋志者，计有侨郡二十三，侨县七十五。其中来之北方诸省者以山东占极大多数（十五侨郡、三十九侨县），河北次之（一侨郡、五侨县），河南、山西、陕西又次之（河南，一郡、二县；山西，三县；陕西，一郡、一县）”。（7）如果以侨州、郡、县的户口数当作南渡人口的约数，那么，截至宋世，南渡人口大约有九十万，占当时南朝全国境内人口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西晋时，北方诸州以及徐州的淮北共有户约一百四十万，若以一户五口计，则其有人口七百多万；依此而算，南渡人口占北方人口八分之一强。换句话说，永嘉丧乱，北方平均每八人中就有一人迁到南方。结果，南朝所辖的疆域内，本土人口占六分之五，北方侨民占六分之一。侨寓在江苏的最多，约有二十六万，而江苏省境的南徐州（治今镇江，辖镇江、武进一带）就有侨口二十二万之多，几乎占全省侨口的十分之九。其时，南徐州共有人口四十二万多，侨口超过本籍人口二万多。有史以来，移民之盛，莫过于此了。（8）实际上，南渡人口的数字要超过上述估计，因为世家大族荫庇户口，为数很多。荫附的人户不再向政府呈报户口，成为世家大族的佃客、部曲，其人数不会比在政府编户齐民之内的北来侨民为少。（9）例如，被称为“京口之蠹”（10）的刁逵，“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11），这样众多的佃客、奴婢中不可能没有来自北方的流民。

　　北方流民像潮水般地涌向京口，侨居江苏，除因“帝都所在”外，交通条件也是重要原因。京口之地北对邗沟，经邗沟入淮河，由准入泗，再由泗入荷，复由荷水入济水（黄河支流），江、淮、河、济遂一线贯通。（12）这是北方流民南下京口的一条最便捷的水上通道。

　　大批北方农民的南来，使许多原来的荒野被开辟成良田。他们从北方带来的辕犁、蔚犁，耜刃宽大，便于深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他们帮助江南人民学会使用粪肥，普遍推广牛耕，逐渐改变耕作方法，变粗耕为精耕。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产量大大提高了。（13）史称：“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公元376一396年）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宋孝武帝刘骏的年号，公元457一464年）之际，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14）史家虽或有溢美之辞，但确也如实地反映了江南迥异于北方的情景。

　　对北方南来的士庶，东晋及南朝政府设立侨州、郡、县，予以安置。据史，“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15）东晋时，于京口侨置徐、兖二州治所，晋陵郡（郡治京口）有侨郡十八，其中南东海郡治所在丹徒、南琅玡郡治所在金城（今句容宝华乡西部）、南兰陵郡治在丹阳（16）。宋元嘉八年（431年），寄治丹徒县的三县均有实土：郯县在丹徒县的岘西，朐县又在岘西之西，而利城县则位置不详。句容境内“侨置临沂、怀德、同夏等县于琅玡乡”（17）。祝其（江苏）、裹贲（山东）二县侨置在曲阿（今丹阳）县境。只要注籍侨州郡县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等的优待。在当时，兵役和国家租调的重负成为编户农民破产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对侨州郡人民的这一优待政策无疑对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奔涌向南起了很大作用。

　　北来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门阀，地望成为他们高贵的标识。如琅玡王氏是北方世家，随司马睿过江，东晋政府在江乘（句容北）境内侨立琅玡郡，南朝宋时改称南琅玡郡。北方的琅玡郡有临沂县（琅玡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又在句容琅玡乡侨置临沂县。封建门第观念影响深远，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还能见到市区里某些公馆挂着标以某姓出生地的门牌，如“合肥李公馆”、“常州盛公馆”等等，便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由于侨置造成州中有州、郡中有郡、县中有县，使行政系统和地理区划严重紊乱。所以，南朝宋孝文帝曾下令废止侨寄法，实行“土断”，即把行政与地域合而为一。但到南齐时侨寄法又有所恢复，直到隋统一后才完全取消。

　　谭其骧教授曾说：“南徐州所接受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则品质又精。……故萧子显称南徐州曰：‘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南徐州之人才又多聚于京口。今于列传中查之，则祖逖，范阳道人；刘穆之，东莞莒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刘粹，沛县萧人；孟怀玉，平昌安丘人；向靖，河内山阳人；刘祖康，彭城吕人；诸葛璩，琅玡阳郡人；关康之，河东扬人：皆侨居京口。”（18）著名的《文心雕龙》学专家杨明照教授亦谓：“京口为南朝重镇，且系人文荟萃之区。”（19）如此说来，称南朝时的京口为江左人才渊薮，并不过分吧！

　　［注］

　　（1）《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2）曹操：《蒿里行》，见《评选古诗源》卷五，上海文瑞楼印行本。

　　（3）王粲：《七哀诗》，见《古诗源》卷六，中华书局1963年6月新1版。

　　（4）《晋书》卷五十六《孙楚传附孙绰传》。

　　（5）参阅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6）左思：《吴都赋》，见《文选》卷五。

　　（7）（8）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第十五辑，1934年6月。

　　（9）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五章第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

　　（10）［元］《至顺镇江志》卷二十一《拾遗》。

　　（11）《晋书》卷六十九《刁协传附刁逵传》。

　　（12）参阅《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216一217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

　　（13）参阅《长江水利史略》第四章第一节，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14）《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等传•史臣曰》。

　　（15）《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16）《嘉定镇江志》考之《太平寰宇记》。

　　（17）中华书局影印［清］《古今图书集成》本第113册第29页。

　　（18）前揭谭其骧氏《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19）杨明照《我和<文心雕龙>》，见张世林编《学林春秋》第200页，中华书局1998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