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2011年/2月/4日/第003版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赵玉田

明洪武时期（1368—1398年），“百姓充实，府库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大兴屯田，“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明史·食货志》）。清康熙帝曾嘉其“治隆唐宋”，后人誉之为“洪武之治”。事实上，明洪武时期，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天灾频发，民生多艰。但也正因为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宵旰图治，以安生民”（《明太祖实录》卷196），终于形成一个“治世”局面。“洪武之治”局面之形成，原因多多，“天灾”亦有“所为”。在此，谨就天灾与洪武之治的内在关联稍作梳理。

“水旱相仍”加深“忧危积心”

洪武元年（1368年），“京师火，四方水旱相仍”。翌年，旱魃为虐。又，多地发生水灾、雹灾，地震等。由于天灾肆虐，大明政权的开创者朱元璋在彷徨忧惧之余，转而求助于神灵。他向父母亡灵祷告：“咎实在儿，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粝饭与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艰，以答天谴，敢告知之。”又告祭风云雷雨等诸神：“伏念去岁因旱，民多颠危；今又缺雨，民生何赖？实切忧惶，……愿神以民庶之疾苦哀闻于上天厚地，乞赐风雨以时，以成岁丰，养育民物，各遂其生。”（《明太祖实录》卷40）然而，天行有常，祈禳无果，灾害依旧。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三十一年间，水灾、旱灾、蝗灾、雹灾、地震、瘟疫等就有三百余起，几乎无年不灾，无处不灾。

朱元璋出身寒微，年少时曾行乞四方，深谙民间疾苦。他尝言：“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获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明太祖实录》卷96）即位后，他意欲“以臻雍熙之治”（《明太祖实录》卷34），可是天不作美，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这就让明太祖犯难了。他反躬自问：“朕闻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屡臻，号称至治。朕以菲德，不能任贤图治以副民望，是以上天垂戒，灾异荐兴。夙夜兢业，不遑宁处。”（《明太祖实录》卷132）

“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明太祖也深悉此道。面对天灾，他在“夙夜兢业，不遑宁处”之余，就反复向官员灌输忧患意识与责任观念，期望养成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的政治品质。他常告诫臣僚：“水旱灾伤，虽出于天，而亦作民父母者之责也。”若“君臣一体，苟知警惧，天心可回，卿等宜尽心力以匡朕不逮。”“卿等当体朕怀，夙夜尽心，能修厥职则无负国家，异日名垂青史，岂不美乎！”至其晚年，他尚慨叹：“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息系焉。故日慎一日，为恐弗及。”甚至在遗诏中，朱元璋还在惦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要言之，频繁的天灾加重了他的“忧危”心理，强化了他的忧患意识，并且刺激了他的致治愿望。

救灾济贫力图赢得民心

朱元璋在开国以后，以史为鉴，深知国**的王朝断难久长，故主张“藏富于民”。他说：“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明太祖实录》卷176）又云：“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明太祖实录》卷250）因此在洪武时期，明廷上下注重移民屯田，鼓励垦荒，还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降低商税，减免赋役，务求富民实效。然而，自元末兵燹以来，社会积贫已久。至明初，“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榖不登，则举家饥困。”因此，面对天灾，救灾济贫成为明初“藏富于民”实践的重要前提和重要举措之一。

历史上，救灾济贫常常是朝廷“不得已而为之”，且多流于形式。洪武时期，荒政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明太祖曾言：“君之养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饥寒，为之衣食。”（《明太祖实录》卷177）史称：“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蓄。”其“在位三十余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所蠲租税无数”（《明史·食货志》）。除了拨付救灾济贫款项，朱元璋还侧重加强民众抗灾自救能力。概言之，面对天灾侵袭，明太祖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既树立了朝廷的负责任形象，又增强了政府的凝聚力，赢得了民心。毋庸置疑，救灾济贫实为获取民心、形成治世的重要前提，为“洪武之治”的出现夯实了经济社会基础。

借“灾异之来”整顿吏治

朱元璋从元亡明兴的历史中总结出，“欲成善治”，必须整饬吏治。否则，“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默然”，甚至“大为民害”。如何治吏，朱元璋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严惩救灾失职或救灾不力的官吏是明太祖藉以致治的重要举措之一。

因天灾而检讨，多为历朝官样文章，做“秀”罢了。朱元璋此举，则真切务实，意在整顿吏治、培养官员恤民勤政之风。朱元璋称：“灾异之来，乃上天垂诫，所系尤重。”（《明太祖实录》卷45）所以，一遇天灾，他多敕令官员认真检讨行事理政之失误，以求资治益民。如他曾敕谕河南官员：“河水漂没数州，田园一空，桑麻尽为所荡，良由牧守非人故耳。方春东作将兴，民无衣食，何以立命？……尔为牧守者，宜加修省，以惠养其民，毋违朕命。”（《明太祖实录》卷142）此类用心良苦的上谕，朱元璋总是不厌其烦。至于坐视民困者，朱元璋向来严惩不怠。如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下谕：“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还言：青州民饥，有司不以闻，是岂有爱民之心哉！亟遣人驰驿往赈之，就逮治其官吏。”（《明太祖实录》卷188）此次“逮治”的青州府知府贾绍祖等十七人均遭降职惩处。甚者，明太祖对救灾不力官员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如洪武十年，户部主事赵乾救灾不力，明太祖怒而杀之。

正是因为朱元璋在惩治救灾不力及漠视民瘼官员方面雷厉风行，绝不手软，官场为之一振，吏治得以整肃，各级政府日趋高效，救灾恤民成为朝廷及各级官员之急务。凡此，为“洪武之治”的出现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