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岁江南：一九三四年长江中下游大旱灾

夏明方  康沛竹

【原文出处】《中国减灾》2 0 0 8 年第1 期。

1934 年6月25日，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华氏表的记录骤然升高到 101.5 度（摄氏 38.6 度），这在建台 60 多年中还是第一次。震惊不已的气象台当即宣布：“本月 25日，实为上海60年6月中最热一日。”但事实上天文台的诊断太过于匆忙了。第二天最高温就上升到了 39.3 度，7 月12日又达到41.2度，8 月 25日攀升到全年最高点42度。至8月31日，55 天中，最高气温都持续在35 度以上。这不但是60多年的最高记录，也是20世纪上海气象史上的最高记录。上海整个夏季雨量仅仅相当于长江下游7月份标准雨量的48%~65%，降水指数显著低于百年降水量的平均线。高温、无雨、酷热、亢旱，使往年温湿阴凉的梅雨季节不见踪影，一向以水乡泽国而著称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

6 月25日开始，铺天盖地的热浪扑向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柏油马路上，阳光曝晒，气焰灼人，炙热的柏油犹如开水一般沸腾着，路面气温有时高达五六十度，赤脚奔走的人力车夫不时晕倒在马路上，有许多还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当场死亡。上海某救济会不得已致函责令人力车同业会，要求他们从车夫每天上缴的车税费内酌提若干，购置草帽分给车夫。由于路面温度太高，许多地方深埋于地下的自来水管受热爆裂，水柱冲天，水流成湖，阻挡了过往的车辆。

瘟疫迅速地蔓延，中暑、疟疾、霍乱、赤痢等各种热病一起袭来。虽然各家时疫医院都比往年提早成立，市卫生局以及其他卫生机关纷纷派人出访，向学校、工厂、机关市民注射防疫针，而且每天都在万人以上，但还是无法遏制急剧增加的病人数量。从6月26日到7月1日，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收容的病人已超过 800 名，其中男子约占 3/4，尤以青壮年为多，其中 70%患肠胃炎，疟疾与中暑各占 15%。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及外国侨民也无法躲避无所不至的热浪。在当时发行量颇大的 《申报》、《大公报》的新闻栏里，诸如“上海某会计师办事处重要职员麦克留尔热死”、“美国军部工程师前夜中暑仆倒路上，旋卒”、“公共租界内竟发生7人之倒毙”之类的消息，接连不断。8 月6日正在上海逗留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忽然“染患暑症，只能在寓所静养，未能至中央银行办公”。

素有天堂之称的苏杭以及全国其他大中城市, 同样裹挟在肆无忌惮的酷暑、热浪和亢旱之中——苏州：暴热无雨, 城内饮料恐慌, 水价每担最高需大洋 1元。镇江：酷热异常，马路行人稀少，商务萧条。南京：中央和机关从7月1日起下午停止办公。从7月3日到20日，市民因中暑、患霍乱、痢疾等死亡的共计 1067 人，“开历年死亡率之新记录”。济南：有时一日内中暑毙命的多达 30人。7 月 15 日晚，班禅大师随员 40 余人由南京专车过济南北上，途中热毙 4 人，另 1人垂危抢救后死去。

“天要减人了！”江南的农民陷入恐慌之中。一村村的农民聚集起来，敲锣鸣铳，祈神求雨。通向古庙、深潭的路上，到处是披着蓑衣、戴着柳条圈子的求雨人群。“五湖四海”、“行雨龙王”之类的“雨期”从一村飘拂到另一村。“胜降”！成百上千的村民跪在地上。让人吃惊的是, 政府中一些受过“德先生”、“赛先生”洗礼的上层人士，对迎神祈雨也同样虔诚，几年前被打倒的张天师、理教会，现在又被他们拉了出来。浙江平湖县县长甚至指派财政局长在县府总理纪念厅上点烛拈香，香烟缭绕，祷告不已。但雨仍未下，烈日依然炽烈，干旱仍然威逼着农民。

与来势凶猛的大水灾相比，旱灾的形成毕竟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尽管它造成的农作物损失要比水灾大得多，但却很难引起当政者的注意。财政部长孔祥熙在写给政院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话就很具代表性：水灾与旱灾不同，水灾后人民天庐被淹，衣物无存，对衣食住均需代为设法。旱灾后则仅缺乏食用，其房舍衣用个物,尚无为题，故只须准备食贷与灾民。

果然，7 月17日行政院在讨论江、浙、皖旱灾救济问题时，虽然也决定拨出 100 万元的防旱经费，但除去 80%的种子费和20%的办公费外，用于救济灾民的钱一分也没有了。在汹涌澎湃的洪水面前国民政府以其为“天然灾祲”而哀叹抗洪无术；在广袤的旱灾发生后，国民政府又以其表面上的无关痛痒而掉以轻心。这就是 30 年代上半叶的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