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 

１８９５年３月２日，当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尚未完全停息，李鸿章即将以清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赴日议和的前夕，一位名叫钟德祥的御史上了这样一个奏折：“顷闻奉天锦州一带地方，上年荒歉异常，加以倭贼所至搜掠，土匪继之，劫食一空，村聚穷民，菜色满路。自冬腊两月以来，四野已多饿殍。地方官吏为兵事所困，无力议及赈救。若更至三、四月青黄不接之时，必立见屯空村尽，言之痛心。”［（１a）］这个奏折谈到了灾荒与甲午战争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得十分尖锐，但角度还仅限于人民群众受着天灾战祸双重荼毒的苦难方面。事实上，当时的严重自然灾害，曾在许多方面给予这个历史事变以或隐或显的影响，颇值得我们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进行较为细致的探讨。

    　　                           灾区与战区

    就全国范围来说，１８９４年并不是一个大灾巨馑之年。但是，几个自然灾害较重的地区，恰恰与甲午战争的战区临近或重合，或者与战争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这就大大增强了灾荒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影响。
    首先是作为中国方面战争最高决策中心和指挥中心所在地的顺直地区。在甲午之前，这一地区已经连续１１年发生大面积水灾（个别年份为先旱后涝）。甲午年夏秋间，又一次遭洪潦之灾。这年岁末，因甲午之战革职留任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称：“本年顺、直各属，自春徂夏，阳雨应时，麦秋尚称中稔。”“距自五月下旬起，至七月底止，节次大雨淫霖，加以上游边外山水及西南邻省诸水同时汇注，汹涌奔腾，来源骤旺，下游宣泄不及，以致南北运河、大清、子牙、滏阳、潴龙、潮白、蓟、滦各河纷纷漫决，平地水深数尺至丈余不等，汪洋一片，民田庐舍多被冲塌，计秋禾灾歉者一百二州县，内有被潮、被雹之处。”这个奏折认为：“本年水灾之重，与（光绪）十九年相等，而灾区之广，殆有过之”［（１）b］。
    接替李鸿章任署理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在次年初夏也上奏报告上年的顺直灾情，特别是“永平、遵化两府州属，雨水连绵，冰雹频降，滦、青各河同时涨发，漫决横溢，庐舍民田，尽成泽国”［（２）b］。这些重灾区，“收成不及十分之一，小民无以为食，专恃糠粃。入春以来，不但糠粃全无，并草根树皮剥掘已尽，无力春耕，秋成无望，较寻常之青黄不接更形危机”。“访查该处情形，一村之中，举火者不过数家，有并一家而无之者。死亡枕藉，转徙流离，闻有一家七八口无从觅食服毒自尽者。”［（３）b］直隶和锦州一带的灾民，“日以千数”地向热河等地逃荒就食，自１８９４年秋到１８９５年夏，络绎不绝。
    其次就是奉天一带，这是甲午战争中陆战的主要战场。１８９４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水泛滥，造成巨灾。盛京将军裕禄在当年１２月１５日上奏说：“奉省自本年夏间大雨连绵，河水涨发，所有沿河之承德及省城西南之新民、广宁、锦县、辽阳、海城、盖平、复州、岫岩等处各厅州县，同时均被淹涝。”翌年２月１８日又奏：“去岁奉天夏雨过多，沿河州县所属低洼地方，田亩被水淹涝。受灾各区，以锦县、广宁、新民、牛庄为最重，辽阳、海城、承德、岫岩次之，盖平、复州、熊岳又次之。”［（４）b］
    陵寝总管联瑞在给军机处的一份电报中也谈到奉天灾情：“本年夏间，南路之辽、复、海、盖，西路之新民、锦县、广宁各城，以及省城附近地方，农田多被淹潦，灾歉甚广，数十万饥馁之民，嗷嗷待哺。瞬届天气严寒，无衣无食，更难免不乘间滋事。兵荒交困，万分危迫。”［（５）b］
    当时在锦州转运局任职的知府周冕，在致盛宣怀的电报中也证实：“查自锦至辽，沿途大水为灾，类多颗粒无获，极好者不过一二分收成”［（６）b］。直到次年初夏，他在一封电禀中还说：“锦州、广宁一带，上年秋灾既重，今年春荒尤甚，现在麦秋无望，节逾小满，尚是赤野千里，拆屋卖人，道馑相望。”［（７）b］
    　山东半岛是甲午战争中另一个战场，而恰恰在这里，也遇到了不大不小的水灾。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３日，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报：“东省沿河各州县，历年灾馑，民困已深。本年虽幸三汛安澜，而夏秋雨水过多，各处山泉同时汇注，低洼处所积潦难消。或民田被淹，收成无望；或房屋冲塌，修复无资。”“就查到之处而论，则以济南府属之齐东，武定府属之青城、蒲台、利津被水为最重；济南府属之章丘，泰安府属之东平、东阿，武定府属之滨州及临清州等处次之。”［（１）c］据上谕，这一年山东全省因灾蠲缓钱粮的地区达８１州县及５卫、所。
    以上三个灾区，山东及顺直地区，都是连年灾荒，但毕竟离战争前线还有一段距离。唯独奉天受灾区域，或者是中日双方军队激烈战斗的战场，或者最终为日本侵略军所占领，至少也是紧邻前线的军事要地，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群众，在天灾人祸的交相蹂躏之下，其痛苦悲惨情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余虎恩在《上刘岘帅书》中这样说：“第关外近岁大荒之后，继以重兵，天灾流行，民不聊生。锦州等处盗风日炽，抢往劫来，所在多有。良善之家至鬻妻子为食，困苦流离，野有饿殍。有司不以告，长吏若不闻，政体尚堪问乎？”［（２）c］
    奉天府府丞李培元在《沥陈大局实在情形请速筹切实办法折》中则这样说：“今奉省年荒民困，重以兵灾，田不能种，归无所栖，苟不急图，内乱将作。”［（３）c］这里所说的“兵灾”，最主要的，当然是指日本侵略军野蛮残酷的烧杀抢掠。不论是旅顺口震惊中外的大屠杀，还是折木城、田庄台等地把繁华城镇轰成一片焦土的绝灭人性的大破坏，都使尚未逃脱天灾带来的饥寒交迫的人民，雪上加霜，一下子又陷入侵略军铁蹄的肆意践踏和炮火的无情屠戮之中。前引陵寝总管联瑞的电文中，除具体描述天灾的惨象外，还详尽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给这一地区带来的巨大灾难：“讵自九月二十七八等日，贼兵分四大股，东自九连城、沙河、长甸河、安平、东洋河、蒲石河，南自花园口、皮子窝等处同时进犯，盘踞窜扰。东南驻防各军，虽皆奋力扼御，奈贼锋过锐，弁兵伤亡甚多，兼以众寡不敌，屡战皆北，以至东边之安东、凤凰城、宽甸及孤山、长甸、东灞、花园口，并省南之大台湾、金州等处，半月之内，相继失陷，岫岩、复州被贼围困，地方已失大半，到处商民望风徙，城市一空……小民既被贼扰，又遭兵劫，疮痍遍地，惨不堪言。”“绅民迁避，络绎道途；商贾惊惶，到处罢市。”［（４）c］
    上面提到的“既被贼扰，又遭兵劫”，“贼扰”指的是日本侵略军的奸淫烧杀，“兵劫”则是指某些清军（尤其是一些败兵）纪律荡然、扰害百姓的事。应该说，甲午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正义的、反侵略的性质所决定，不少清军英勇作战，在军纪方面也颇为严明，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但也毋庸讳言，有一些清军在侵略者面前，软弱得像一头绵羊，不堪一击；而在人民群众面前，则又凶狠得像狮子一样，作威作福，予取予求。这自然是当时那个政权全面腐败的一种表现和反映。这方面的材料也是很多的，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实例：当时襄助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的袁世凯，一方面看到“辽沈自遭兵祸，四民失业，饥馑流离”；一方面又看到“凤军在关外抢掠尤甚”，曾多次向督办东征军务的钦差大臣刘坤一建议说：“关外居民本极困苦，近遭灾荒，营勇骚扰太甚，哭声载道，惨不忍闻”，要求约束军纪，同时拨出一部分军粮，作为对灾民的赈济［（１）d］。
    不难想象，在天灾战祸的“风刀霜剑”严酷相逼之下，人民群众过着怎样一种人间地狱式的悲惨生活，实在是最清楚不过的事了。

    　　                            灾荒与战争进程

如果再作稍深一步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自然灾害曾经给予甲午战争的历史进程以多方面的影响。
    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大概可以算是一种常识。从中国方面来说，由于甲午战争是一场反侵略战争，全国人民（也包括统治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士）是积极支持这场战争的。就是作为主要战场的辽沈地区，广大人民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对支援抗日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在讲到辽南战事时就说：“时倭兵大半西赴海城，东边踞倭寡，而九连城、凤城、安东义民颇觇倭人动静赴告我军，高丽义州亦有请兵愿内应者，兵机甚利。”［（２）d］但是，严重的灾荒，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群众支援抗日的能力。特别是物质条件的支援方面，由于人民群众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处于“困苦流离，野有饿殍”的情况之下，所以常常是军队不仅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接济，反而还要匀出很少的军资军食去救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刘坤一的弟弟刘侃在《从征别记》中曾记录了他到唐山以后的一段经历和见闻：“既至，见饥民数千，疲困道旁，日毙数十人，幼稚十六七；盖壮者或他适，妇女惜廉耻，忍死不出，风俗良厚。而地方多巨富，无赈济者。军中倡义赈款钱三十余万贯，施放三十余州县，地广事繁，筹措须日。余彷徨庭户，虑迟则创，命帐前差官、兵目人等多备饼饵、米粥，日就道旁给之。许队伍中收养小儿，由是收养以百数。余拟资二千贯，用二百五十串合众人所施至八百串，而义赈事大集矣，斯民庶几少苏。然乐亭、滦州有一村人口仅存十三四者，盖三年水患，播种无收，官吏贪征粮税，隐匿不报，致奇穷无补救也。”［（３）d］
    当然，这支军队后来并没有正式投入战斗。但是试想，如果真的打起仗来，周围无衣无食引颈企盼军队救济以免饿死沟壑的群众，军中是收养来的数以　嗷嗷待哺的小儿，你叫他怎么去打胜仗？
    无怪乎吴大瀓一到前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赈。他向朝廷上奏折，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反复强调奉天各地“水灾甚重”，“饥民遍野”，“道馑相望”，幸存下来的群众，“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的悲惨生活，“目击伤心”，“不忍膜视”。如果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不管吴大瀓在甲午战争中有怎样的是非功过，也不管此时（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再来谈赈济灾民是否缓不济急，过于书生气，然而无论如何，他反映的情况，却充分说明了灾荒曾经怎样给战争的进行带来巨大的困难。朝廷对于吴大瀓求的答复是：赈济灾荒，应是地方官的责任，可以由盛京将军裕禄“察看”、“办理”，吴大瀓不必过问。
    在战争的后勤保障中，军粮的供给是十分重要的环节。由于灾荒，军粮的筹集就成为很大的问题。早在战争还在朝鲜境内进行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存在了。当时，朝廷命令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马队八营，“驰赴平壤一带”参战，规定粮饷军火由李鸿章、裕禄负责。李鸿章、裕禄在复电中打了一通官腔，说了许多困难，依克唐阿立即意识到，“合阅两电所复前情，是奴才一军，粮饷军火仍须自行预筹运解接济”。对此他忧心忡忡地说：“粮米价昂，运脚耗费，若在各兵口分内扣留银两，预为办运粮食，窃恐大敌当前，军心解体，难期得力。”［（１）e］事实上，赴朝作战清军的一切军需供给，都是由奉天负责的，正如定安在奏折中所说：“朝鲜地瘠民贫，当此大军云集之时，一切米粮、日用所需无从购觅，皆须由奉天省城及凤凰城转运而往，饷馈艰难，繁费尤属不赀”［（２）e］。战火燃及中国东北大地后，因为主要战场在奉天，所以军粮的采购也仍就近在此处解决。曾有人参劾盛宣怀在采买兵米中“浮冒多至数十万金”，李鸿章为盛宣怀辩解时说：“臣查前敌各营兵米，饬由臬司周馥、道员袁世凯就近在奉省采买”，与盛宣怀无关［（３）e］。但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源少，粮价又高，使得军粮的采购十分困难。裕禄曾经抱怨说：“现在奉天大军云集，需粮甚多，虽经各军设法购运，而去岁本省秋收甚歉，存粮无多，办运过远，脚费又复太昂，军食攸关，亟须预为筹备。”依克唐阿也奏称：“近因奉收歉薄，加以难民纷纷迁徙，来春必失耕种。全军一年所需米麦，须急趁冬令车运通时，于铁开、通江口等处预购。况东路山重水复，向无驿路，转运维艰，且沿途无积阃处所，运道运具亦非预筹不办。”［（４）e］战争在中国进行，日军的后勤供给线甚长，清军就地筹粮，本来是一个极重要的优势，但这个优势恰恰因为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而丧失了。翰林院检讨蒯光典说得好：“兵事一兴，偶有灾歉，采办艰难，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扣之于兵勇，有不哗溃者哉！”［（１）f］
    灾荒甚至使得清军无法在一些战略要地屯驻立足。吴大瀓部的一位名叫王同愈的翼长，在所写《栩缘日记》中记载，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６日，他的部队在前往田庄台途中所见景象：“隔年歉收，一路荒象极重”。另一名叫江虹升的营官，曾亲口对办理前敌营务的晏海澄说：“宁远州饥馑情形与锦州无以异，最苦者约一百余村，男妇一万数千人，嗷嗷待哺”［（２）f］。而据袁世凯３月１９日给李鸿藻的报告，宋庆军因兵败退至离田庄台不远的双台子，吴大瀓先宋败退至此，原本想在这里“收拾余烬”，后来宋、吴会商，“以双台一带泥水过大，不便久驻，且地洼荒苦，各军无可容扎”，不得已只好退到石山，只是派遣小股队伍分驻双台、杜家台等处［（３）f］。战争期间，为了加强对京畿的保卫，曾命令调陈凤楼马队驻扎滦州。但一直到１８９５年４月中旬，刘坤一在奏折中仍然说：“陈凤楼马队因滦州饥荒，无从购买草料，尚未移扎。”［（４）f］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关外。为了加强东北所谓“根本重地”的军事力量，原曾计划调拨察哈尔马匹，充作各军之战马。但一直到１８９５年２月中旬，此事始终未能实现。据吉林将军长顺等的奏报，也是因为“关外歉收，草料皆无”，即使勉强调往，也“必致疲乏无用”，所以请求“不如待有水草时再行拨解”。可是等到水草丰茂之时，战事已经结束了。
    在统治阶级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难以抛却不顾的阴影，影响着他们全力依靠人民群众去进行战争。这个阴影就是因灾荒带来的社会动荡。下面两条材料颇有一点代表性：一条是西陵将军文瑞的奏折，强调“陵寝重地守护攸关，且邻近州县连年歉收，粮价昂贵，人情异常窘迫。当此外患未平，诚恐宵小乘隙滋萌，所关匪细，自应预筹设防，以期有备无患”［（５）f］。另一是田海筹上刘坤一书，里边提到“淮南、皖北伏莽甚多，更须招募劲旅，居中策应，庶饥馑之年，盐枭之变，会匪之乱，水旱之灾，有备均可无患矣”［（６）f］。那么怎么来预先防范呢？办法还是老的一套，兴办团练。据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既可以把民众组织起来，配合军队对付日本侵略军，又可以安定社会秩序，对付因灾而起的某些“不逞之徒”。可是，在灾荒严重的情况下，办团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朝廷根据天津县绅士王守善等的禀请，令李鸿章“募练团勇”时，李鸿章复奏说：“惟现值灾馑之后，物力凋敝，劝办甚难”。当朝廷要求山东巡抚李秉衡“筹防募勇”时，李秉衡的回答也是“东省连年水患，工赈频仍，用度日增，征收日减”，“经费支解纷繁，已形竭蹶”。朝廷要求滦州、乐亭举办民团，“以辅兵力之不逮”。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办后，负责此事的兵部侍郎王文锦报告说：乐亭已办起联庄会，但“滦州地方灾歉较重，民情瘠苦，联庄会虽易兴办，恐不能如乐亭之踊跃”。就是已经办起联庄会的乐亭，“连年灾歉，造成民力拮据，将来能否持久”，也殊无把握。于是，同一个原因引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由于灾荒，导致社会不稳定，因而需要组织团练；又是因为灾荒，造成民力拮据，团练很难组织起来。因此就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怪圈。在当时，有一些人援引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经验，大谈兴办团练对甲午战争的重大作用。其实，不论是客观形势，还是交战对象，甲午战争与太平天国时期都有很大的不同，团练能否兴办，未必见得有多大的关键意义。但无论如何，我们再一次从这里感觉到了灾荒对战争进程的某种关联和影响。
    颇具象征意味的是，一场突发的自然灾害，在这次战争的尾声中被拉来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筹码。原来，李鸿章父子在日本政府的胁迫下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后，消息传开，国内舆论哗然，群情激愤，朝野人士纷纷上书递呈，要求朝廷拒绝批准这个在丧权辱国的程度上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条约。它的高潮就是康有为领导的著名的“公车上书”。面对如此强烈的社会舆论，尽管清政府卖国求和的方针已定，但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在１８９５年４月２５日的上谕中，装模作样地就是否批准条约问题征询刘坤一、王文韶的意见。上谕先是说“让地两处，赔款二万万两，皆万难允行之事”；接着说“连日廷臣章奏甚多，皆以和约为必不可准，持论颇正”；但语气一转，又称“如果悔约，即将决裂，苟战不可恃，其患立见，更将不可收拾”；最后则要求刘坤一、王文韶“体察现在大局所系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见，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词敷衍塞责”［（１）g］。谁都看得清楚，这个谕旨本身就充满了“游移两可之词”，却要刘坤一、王文韶“据实直陈”，不得“敷衍塞责”，岂不可笑？久居官场的刘、王二位，自然不会那么天真，据《东方兵事纪略》说，“文韶等奏颇依违”，就是说，还是发表了一通“游移两可之词”复奏了事。
    正在这个时候，４月２８日，天津塘沽口外发生了一次大的海啸，“竟日夜风狂雨暴，海水漫溢，冲溃宏字定武等十营，铁路不通，电线四路俱断”［（２）g］。王文韶等在奏折中把这件事也一起报了上去。清朝最高统治者立即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机会。据刘侃《北征纪略》记载：“灾变闻，和议益决。”不知是有意制造的舆论还是无意的相互呼应，京津一带立即传开了所谓“海啸是天和”的说法，说是“天意若此，宜亟批换和约”。当时还只是步军统领的荣禄在致奎俊的电报中也说：“念三战和原未定，因初七（按：应为初四）海啸，将津沽一带防军淹没多处，子药均失。莫非天意？势不得不和。”［（１）h］封建统治者终于找到了一个藉口，可以用来对付反对批准和约的社会舆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于５月３日在和约上盖上国玺，批准了《马关条约》。
    ５月１７日，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全国臣民明发朱谕，解释朝廷批准和约的“万不获已之苦衷”，其中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是用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２）h］

    　　                             战争善后与赈灾

    甲午战争的帷幕一旦正式降下，原先暂时被推到次要地位的灾荒问题，又一下子突出起来。
    １８９５年６月１６日，仍然署理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向四川、两广、两湖、闽浙、云贵、两江、陕甘、东河、漕运各总督，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徵、江苏、山东、山西、陕西、新疆、贵州、河南各巡抚，发出了一封请求支援赈济“畿辅灾黎”的电报，其中说：“天津连年大水，积因以深。近畿一带去年被灾尤重。今春大雪，耕种失时。关外兵荒，粮路断绝。加以四月初三、四等日，狂风暴雨，三昼夜不息，海如腾啸，河堤潮涨，纵横千里，荡为泽国。麦芽既失，耕作并废。百万嗷鸿呼号望赈，青黄不接，时日方长。幸蒙恩赏东漕十万石，暂资抚恤，而地广灾重，赈急工繁。又以辽、锦接壤，兵后凶灾，谊当兼顾，非亟筹巨款，万难支持。”［（３）h］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向全国各个省区吁请帮助赈灾，这在以往的灾荒史上还很少见到，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王文韶的电文中用了“兵后凶灾”四个字，我以为是颇为贴切的。在那些惨遭战火摧残的地区，本来应该对那里的老百性优加抚恤，以固结民心，培育元气。不料１８９５年仍然是灾馑不已，使得那里的群众难圆重建家园之梦。
    奉天锦州府、新民厅各属，继上年“秋雨为灾，田禾尽被淹没，颗粒无收，道馑相望”之后，这一年春天又“连绵大雪，民困饥寒，伤亡相继”。据估计，其惨苦情形，同光绪初年“丁戊奇荒”中的山西省相似（按：当时山西某些重灾区的人口死亡率达６０％至９５％）。夏间，锦县、广宁、承德、新民、金州、海城、辽阳、岫岩、盖州、熊岳、盖平、复州、宁远等１３州县又一次遭水灾侵袭。由于连年被水，瘟疫开始盛行，“省城患时疫者亦多”［（１）i］。
    山东的水灾，较上年更重。１８９５年夏，黄河在山东境内多次决口。这年１１月８日，李秉衡奏称：“东省今岁黄水漫决，上游东平一州全境罹灾，寿张、东阿、郓城、阳谷等亦被淹甚广，下游则青城、齐东最重，高苑、博兴、乐安、利津等县皆黄水所经，小民荡析离居，情殊可悯。此外，运、卫两河漫溢及黄水波及者尚有十数县之多。”［（２）i］从决口冲出的黄河浊浪，“汪洋浩瀚，茫无津涯，田庐坟墓尽皆淹没，甚有挟棺而走骸骨无存者。民不得已，尽搬向河堤，搭盖席棚，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数十万生灵嗷嗷待哺。加以风寒水冷，号哭之声闻数十里。”［（３）i］这一年，山东全省受灾地区达８７州县并４卫、２场。
    顺直地区因上年大水的影响，春荒极为严重。御史洪良品在４月１６日上奏：“自光绪十六年起，淫雨成灾，连年水患，畿南一带，百姓困苦，拆房毁柱，权作薪售，以为生计。”“去年积水太久，冬冻未消，麦不能种。水民坐食数月，籽种牲畜食卖一空。现在遍野荒地，无力市牛布种，耕收望绝。”［（４）i］其实，从１８８３年永定河漫口造成大面积洪潦灾害起，水灾在这一地区就没有中断过。因此，这里饥民之多，灾情之重，就显得特别突出。《申报》３月２４日报导：“客有于役火车者为言，不独津郡饥荒，即附车各村落，一过糖坊（按：应为唐坊），上至胥各庄、唐山、林西、洼里，每一停车，饥民男女，鹄面鸠形，随客乞钱，如桅之集。……连日大雨，饥继以寒，……饿死冻死仍复不知几何，十余龄幼女，不过售十数元，骨肉分离，为婢为妾，在所不恤。”唐山一地，春间聚集饥民数万口，以后愈聚愈多，至春末，依靠粥厂施食为生的灾民达到十余万人之众。入夏后，顺直地区又连降暴雨，兼杂冰雹，旧灾未除，新灾又降，全年被水、被潮、被雹地方达５７州县。“京外灾黎”，纷纷涌入京城，“扶老负幼，来京觅食，其鹄面鸠形，贸贸溃乱之状，实属目不忍睹”。这些灾民在京城这个所谓的“首善之区”，也并没有一条现成的生路。“所领之粥不足供一饱，伏施之钱米亦无。”“不得已，馁卧路隅，待死沟壑者有之；沿门行乞，随车拜跪者有之。……以致城垣之下，衢路之旁，男女老稚枕藉露处，所在皆有。饥不得食，疲不得眠，风日昼烁，雾露夜犯，道馑相望。”［（５）i］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疫疠流行”，据不完全统计，因染瘟疫而“路毙”者每月不下３０００余人。看了这些情况，本节开头王文韶那样焦急地向全国各省请求帮助赈灾的举措，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甲午战争结束前后，赈灾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成了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我们曾经指出，在甲午战争时期，主要的灾区同战区基本是重合或极为邻近的。这些地方，正如有的奏折指出的，“师旅之后继以饥馑，民气倍极凋残”。因此，对这些地方的老百性及时地给予赈济，不仅是战事结束后善后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固结民心、医治战争创伤的重要方法。李秉衡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就谈到了这一点：“金、复等处俟倭退后诚宜优加怃恤，以固民心。”［（１）j］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起来的，还有下面这个情况：日本侵略军在依然由他们占领的海城等地，“宽为放赈”，“意图要结民心”。这样，赈灾就又带有了与日本侵略者争夺群众的政治斗争的内容。
    应该说，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作了实际努力的。例如，地方督抚中的李秉衡，就在战争一结束，立即对山东“被兵各州县”“发款赈恤”，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数次向奉天、直隶接济赈款。长年从事义赈的社会名流严作霖，战事一结束，就“集巨款拯大灾”，亲自到锦州一带主持放赈工作。但是，就总体来说，清朝政府对灾区和战区的赈恤，如当时人所说的，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缓不济急”。这也并不奇怪。清政府面对着入不敷出、库储如洗的财政状况，满脑子考虑着如何去偿付两亿多两银子的巨额赔款，哪里还会去认真顾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百万普通老百姓呢？
    甲午战争结束前后，社会舆论对李鸿章纷纷诘难，要求追究李鸿章指挥战争和主持和谈的责任。在一片抨击声中，人们联系到顺直地区连年大水，自然也就涉及李鸿章久任直隶总督期间在防灾治河中的种种失误。编修李桂林等的一个呈文中这样说：“其河渠则不循水性，横筑堤防，御北则移诸南邻，捍西则移诸东境，水失故道，纵横肆溃。大名道吴廷斌本无治水之能，以趋承李鸿章大受委任，又复引其私人潘陶钧等包揽利权，侵吞巨款。任河自决，领帑银以冒利；俟水自涸，筑浮土以冒功。向来直省苦旱为馑，近则无岁而无水患。”［（２）j］
    究竟李鸿章对顺直水患频仍应负多大责任，是个需要另作专门研究的问题。但不论如何，人们在批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责任时，同时也联系到他在灾荒问题上的错失，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灾荒与甲午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　　　　　　　　　　　　　　　　　　　　　　　　　
    　　　　　　　　　　　　　　　　　
注释：
（１）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以下简称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６２页。
（１）b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李鸿章折。
（２）b《录副档》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王文韶折。
（３）b《录副档》，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浙江道监察御史李念兹折。
（４）b《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５８４、５８５页。
（５）b丛刊《中日战争》（三），第２１９页。
（６）b《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５８４页。
（７）b丛刊《中日战争》（四），第１１６页。
（１）c《朱批档》，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李秉衡折。
（２）c《普天忠愤集》卷六。
（３）c丛刊《中日战争》（三），第３６６页。
（４）c丛刊《中日战争》（三），第２１８页。
（１）d《容庵弟子记》，卷二。
（２）d丛刊《中日战争》（一），第３４页。
（３）d丛刊《中日战争》（五），第２０１页。
（１）e（２）e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第７２、２４２页。
（３）e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第４０４页。
（４）e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二），第４５２、１３７页。
（１）f丛刊《中日战争》（一），第１６３页。
（２）f丛刊《中日战争》（六），第２６０、２７５页。
（３）f丛刊《中日战争》（五），第２１６页。
（４）f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三），第５３页。
（５）f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一），第６６５页。
（６）f丛刊《中日战争》（五），第４５５页。
（１）g《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总第３５７８页。
（２）g丛刊《中日战争》（四），第１２８页。
（１）h（３）h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三），第３０１、４２１页。
（２）h《光绪朝东华录》，总第３５９５页。
（１）i《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５９３页。
（２）i《录副档》，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李秉衡折。
（３）i《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５９６页。
（４）i《录副档》，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洪良品折。
（５）i《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５９３、５９５页。
（１）j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三），第５０８页。
（２）j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三），第５３３页。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