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萍1，2

（1.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2.安徽中医学院人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8）

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10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忠萍（1977-），女，安徽天长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安徽中医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摘要：近代中国灾害频仍、民生凋敝，对此，严复颇为焦虑杌陧。他以为天灾（包括疫灾）与人事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主张加强人事、发展科技、讲求卫生，积极预防和救治灾害，并在灾害救治中加强自救引导。严复的灾害观为其时乃至后世政府和社会，及时有效地建构灾害预防、应对机制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启示，折射了以他为代表的近代社会精英对其时中国国家和民众现代性的追求。

关键词：严复；灾害；人事；预防应对；现代性

目前，学界对严复思想的研究日臻成熟，然而回顾学术史，却几未涉及对其灾害观的探讨。这与学界对其思想体系的全方位审视，尤其与对其社会思想的其他内容，如对其关于中国人口问题、妇女解放、婚姻家庭、陈规陋俗等方面见解主张的精微探察，多少显得有些抵牾。何况，灾害是人类社会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都必须直面的严峻考验，对严复灾害观的剖析和省思自然也颇具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严复深受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并运用斯宾塞的认识模式……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著名救国主张”[1]，反对骤行激烈政治改革，更勿论革命，主张把社会改革，把民德、民智、民力的提高放在救亡图存的首位。严复既主张其时当务之急是要改变民群面貌，提高民群素质和竞争能力，当然不能不关注民生疾苦。他不仅关注，而且大为其时社会的衰败动荡和民生的困厄凋敝所感怀，“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趋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2]730他特别对危及民众生存、削弱民力乃至民德的灾害忧心忡忡，对灾民的牵念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今年直、鲁、豫灾民，无虑二千余万，赈款杯水车薪，转瞬天寒，不识何以了之。”[2]712

灾害“：天行”与“人事”的因果逻辑

人类社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面临各种灾害的交相侵袭，这不独中国社会才有，但在严复看来，灾异问题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痼疾，所以成为痼疾，跟中国传统社会对其成因的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灾害应对上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密切相关。他在《论世变之亟》中对中西大相径庭的灾祸观进行了总结，“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2]3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灾祸的发生通常被视为是“天行”，是衰世之相，既如此，往往就听之由之、任其肆虐，终成无法规避的痼疾。对此，严复极不认同，强调“从来天行，往往与人事否臧相应”[2]712，“饥馑疾疫，刀兵水旱……凡此皆人事之不臧，非天运也。”[2]1351他还以诗吐露心声，在《赠高啸桐》中他说，“连岁苦旱潦，今年灾害尤。扬子流域间，万众生鱼头。岂伊天运乖，人事诚未修。”[2]370显然，严复认为灾害的发生并非天作祟，相反大半是由于人事不周所致“，天行”与“人事”之间存在较大的因果关系。

秉持这样的价值评判，严复自然主张充分发挥人事作用、特别是政府的组织领导职能，借助科学技术，加强灾前的预防和灾后的应对，以减少灾害的发生抑或降低灾害造成的不良后果。他曾对政府置苍生于不顾，不依靠科学技术，不调集人力、财力预防应对天灾，以至百姓颠沛流离的失职行为进行了痛訾和针砭，“闽中五月初旬大水，为廿年来所未见，其灾情与赣，正复相类。须知此等名为天灾，而自科学大明，实皆人力所可补救，所恨吾国财力悉耗于率兽食人之中，而令小民岁岁流离，甚可痛也。”[2]709-710严复还看到了灾害与社会不安、政权动荡之间的息息相关性，认为辛亥革命发生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普遍而频繁的自然灾害，这从革命发生后他致《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信中在总结辛亥革命发生的“远因和近因”时，严复特别提到了“近几年来长江流域饥荒频仍”[3]的问题。

可见，加强人事、借重科技、合群之力、防治灾害，以维持稳定、保障民生、积蓄民力，是严复对灾害所作的一种理性思考和积极诉求。无怪乎他以为，只有勇敢接受自然灾害挑战的物种和民族，才能顺应天演进化，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衰而盛[4]。

疫疠“：贫穷”与“卫生”缺失的必然情势

自然灾害中的疫灾是严复特别关注的对象，这一方面跟近代以来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人居空间狭窄、经济活动频繁、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造成疫病频发的历史事实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跟19世纪中叶以来“与当时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的热带医学[5]的兴起，中国乃东方病夫的国际形象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意识的弥漫也存在极大关联。疫灾频发既被视为落后国家的特色，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先驱人物伍连德就曾感慨：“各国咸谓传染病起于中国,闻之不胜忧愤”[6]，疫灾横行又是对民力的致命摧残，那么，在建构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强国必先强种的历史语境下，颇具民族责任感的严复尤为关注疫灾，并呼吁国家和社会要对疫疠高度重视自是合乎时势和情理之事。

如前所述，严复认为灾害的发生与人事不善关系密切，并非无端之“天行”，在疫灾问题上也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观点，“国之有疠疫，非傥来忽至者也，亦非民之稔恶无良，而冥冥之中，行其罚也；又非劫运之说，时至必然，不可免也。盖必有其致疫之由。虽曰天行，皆人事耳。”进而，他又对疫灾流行的人事原因作了理性归结，“国之有大疫者，其社会必贫而不洁。”[2]929具体而论，一是贫穷，“疠疫之所以流行，盗贼之所以充斥，官吏之所以贪婪，兵卒之所以怯弱……无他，举贫之为患而已矣。”[2]14“8盖贫则食菲，食菲不足以养精；贫则衣劣，衣劣不足以御寒。积之既久，而其人之在社会也，犹木之有黄叶焉，西风一号，皆堕地矣。”[2]929-930二是贫穷的伴随物———不洁，即卫生的缺失。“甚贫之社会，未有能清洁者也。处城闉湫隘之地，为微生疫种之蕴生，而其人又至愚，与言卫生，彼不知何语。其国之旧教，又有以使之信鬼神傩禳之缪说，甘穷约溷浊，而不耻恶食与恶衣。如是之民，其初之所以不至于大疫者，徒以地广人稀已耳。使一旦庸增榖贱，将勤嫁娶，而生忽蕃。人烟既稠，而不洁愈至。则大疫不起者，未之有也。此在欧洲，其事见于明季，而今日之岌岌，将见于黄人社会者也。”[2]930

诚然，严复对“卫生”的强调，是与晚清以来危机意识和自强意识双重激励之下社会精英普遍的卫生政治化论述和卫生现代性追求相呼应的，这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晚清知识精英看来，要强国、强种必须要讲卫生”“‘卫生’论述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派生论述’”[7]，“随着武装的帝国主义的到来，中国及中国人开始紧密地围绕着这一词语（注：此处作者指卫生一词）而展开如何实现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争论”“到了20世纪，卫生成了体现中国积弱的一种话语：一把打量中国同外国人定义下的现代性之间差距的标尺”[8]。但是，严复能够较早地以其敏锐的时代感和洞察力，利用他中西合璧的知识谱系，生动剖析卫生缺失、人口分布和密度演化与疾疫流行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以14世纪黑死病笼罩下的欧洲为警示，呈现其时中国大规模疫情一触即发的危险镜像，这使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叹服其睿智缜密的论析和深邃高远的识见。

既然近代中国存在一种“卫生”关乎疫病流行、种族强大以及中国现代性的语境和想象，严复的“疠疫”叙述中又充满着对“卫生”的渴求，那么解读严复的灾害观特别是疫灾观，当然不能不兼及他的“卫生”主张。一方面，严复极力提倡个人卫生（或者说个人健康），指出“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2]28，强调恪守“起居饮食之间，期之以渐，勿谓害小而为之……勿谓益小而不为……勿嗜爽口之食，必节必精；勿从目前之欲，而贻来日之病”的“卫生之道”[2]843。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加快由“自以为其族姓最古，傲然弗屑，不求进步……或以倒屋坏墙，为道路之大梗，或以诲淫诲盗，起械斗之纷纭”向“讲求卫生，崇尚通力，门庭各加洒扫，子弟各教义方”[9]的社会进化，顺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

简而言之，严复对疫灾成因的阐释是建立在中国贫穷、落后、卫生缺失的运思逻辑基础上的。换句话讲，在他看来，只有加快国家发展、谋求社会进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强卫生建设，包括形塑民众现代意义上的卫生观念、习惯和构建公共卫生事业，才能不蹈欧洲14世纪黑死病蔓延肆虐的覆辙，避免疫灾的横行。

救灾“：养其躯体”与“使之自立”的应对学问

加强人事、积极防治是严复灾害观的灵魂和旨趣，这种指导性思想在如何救治灾害的问题上又具化为一种独特的救灾理念。

严复提倡灾后的大力赈济，但是他并不赞成政府和民间社会力量拆东补西、一味施舍的救灾之道。他认为这种一味施济的方式无异于“养其躯体，而毁其志气，是以禽兽之道待其人也”，认为长此以往必定会使灾民仰给于人却毫无愧怍之情，进而逐步丧失勤勉劳勚的品行甚至无耻无格，最终形成有害民德的不良社会习俗。因此，他反对畿辅省份年年大开粥棚的赈济方式，指出“吾国畿辅之民，岁岁有振，寒风司令，粥厂宏开。故北方之民，最无盖藏，不以仰哺于人为耻，而田畴之废，亦较他省尤。夫政府衣税食租，徒取甲民之资，以畀于乙。见谓仁政惠泽……课其终效，且为有害民德之尤者耶！习非胜是，寖成风俗。”他指出，救灾赈济之道关键在于“使之知趋避“”善自救”，而不能养成其依恃他人、不求上进，最终自食其果、贻害无穷的颓堕习性，“济人之道，莫贵于使之自立，舍此固必穷之术，于受者又无益也……此何异慈父折葼，而旁观者不知其用爱之笃，从而沮之；顾他日放荡踰检，是旁人者又不能从其后而时芘之也，其非反祸之乎？”[2]1012这实际是说，对于灾后救济，从长远来看，政府与社会不仅要大力援助和抚恤，更要加强对灾民进行自救引导；不仅要暂时维持民力，更要以增强民德、塑造民群独立品格、保证民力可持续发展为旨归。

严复这种独特的救灾理念与他长期坚持的“人不自立者无朋，国不自强者无与”的“古今天下之公理”[2]477一脉相承，也与他对“新民德”的重视不无关系。他素以为，与“鼓民力”“开民智”相比，“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2]30。其救灾理念反应了严复在政府和社会究应如何应对灾害问题上的远见卓识，更展现了他对争取民族、民群自立自强的执着信念。

综上所述，在灾害问题上，严复虽没有展开深入论述，但他关于灾害多半由于人事的成因阐释，尤其对疫灾流行渊源的解析；关于加强人事、防治灾害的见解，特别是发展科学技术“补救”天灾，加强卫生建设避免疫疠横行，引导灾后自救、争取自立自强的主张，已经建构起了一个论点鲜明、层次清晰的灾害观念。严复的灾害观蕴含着许多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思想元素，透射了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社会精英对其时中国国家、民族和民众现代性的追求，具有推动其时中国社会健康发展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为后世政府和社会积极建构灾害预防、应对机制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启迪。

参考文献：

[1]蔡乐苏.严复启蒙思想与斯宾塞[A].刘桂生等编.严复思想新论[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97.

[2]王栻主编.严复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严复.严复来函[A].(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C].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782.

[4]参见李承贵,赖红.严复社会发展观及其当代启示[A].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21.

[5]热带医学是研究热带、亚热带国家特有之疾病的医学，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甚嚣尘上的近代历史背景下，它往往将落后于西方的高温、湿热地区（包括中国）视为自然的疠疫之区、传染病滥觞之地，因此，台湾梁其姿先生认为其话语体系“与当时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见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6]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J].中华医学杂志,1915（1）.

[7]张仲民.卫生、种族与晚清的消费文化———以报刊广告为中心的讨论[J].学术月刊，2008（4）.

[8]（美）罗芙芸著,向磊译.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5.

[9]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语信欤[A].孙应祥,皮后峰编《〈严复集〉补编》[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