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诗歌反映社会面貌往往更加直接，更加清晰。在清朝晚期，不少诗人把自然灾害作为自己创作的重要主题，从各个方面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那个时代水旱失时、灾荒频仍、哀鸿遍野、饿殍塞途的社会真实。

（一）

      晚清时期，由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蹂躏，封建统治的野蛮黑暗，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复杂尖锐，社会秩序动荡混乱。这一切，无不极大地削弱了本来就极其脆弱的防灾抗灾能力。于是，灾荒的频繁，灾区的广袤，灾情的严重，就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个突出现象。

      在各类自然灾害中，水灾是带给人们苦难最深重、对社会经济破坏最巨大的一种。下面几首诗，对洪水肆虐的情形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一雨四十日，低田行大舟。饿犬屋上吠，巨鱼床下游。张网捕鱼食鱼肉，瓮中无米煮薄粥。天寒日短风萧萧，前村寡妇携儿哭。”(沈世瑾：《老农述灾象作》)

      “三载野无禾，嗟哉《瓠子歌》。荒墟惟识树，官道乱成河。马向田中渡，车悬艇上过。居人翻习水，愁绝是催科”。(鲍瑞骏：《禹城道中》)

      “田野夫如何，水至荡为薮。浪头一丈高，漂没大堤柳。十室仅有存，多半向城走。汩汩鸣澌中，觳觫对鸡狗。画船尔何人？看水到村口，坐赏天上雨。满引杯中酒。”(贝春乔：《雨中作》)

      “水连床，床连屋，大儿小儿尽匍匐。床前淅米床上炊，那有干薪一两束？黑夜沉沉儿堕水，夫叫妻号救儿起，不闻儿啼儿已死！邻家有小船，儿女安稳眠。我家无船屋里住，水来更向何处去？。不如拆屋取屋材，粗杗细桷并一堆。两头用绳缚做筏，漂东漂西波汩汩，未定一家谁死活？”(曹楙坚：《拆屋行》)

      “……今年楚雨多，东下三千里。邗江入海处，处处堤岸毁。汪洋成巨浸，地水本相比。兼之潮汐盛，浩瀚不可止。屋庐与坟墓，在在水中沘。舟行不见岸，惟见树梢耳。林鸟远栖塔，海鱼近入市。洚洞疑洪荒，人民可知矣。胥徒亟四出，恤之钱及米。江船夹双橹，渡人若渡蚁。贫家葬近岸，岸圮坟亦圮。上下随波流，櫘椟相累累。捐金为痤埋，积棺若积几。子孙悉流亡，悲啼杂人鬼。老人八九旬，自言未见此。哀鸿徧中泽，耳目忍闻视……”(陈文述：《江北大水叹》)

      “长风吹积阴，荒草蔓新堤。堤旁倚破屋，有妇掩面啼。借问何所悲？欲语神惨凄：‘沔阳膏腴地，自昔形势卑，频年水为患，不得把锄犁。食贫妾有夫，力耕三岁饥，家具既尽卖，天寒无蒿黎，昨欲卖儿女，言发心魂痴。怀中七岁女，忍痛离母帏。女在儿难全，安能两相依？但得暂存活，犹胜死别离’，嗟此饿殍骨，何处埋沙泥？”(毛国翰：《新堤妇》)

      这些诗作，既有对洪波巨浸汹涌澎湃的自然描写，又有对被灾人民或葬身鱼腹、或颠沛流离、或卖儿鬻女的创巨痛深与少数富贵人家灾中赏雨这样尖锐对比的社会众生相的生动写真。就艺术性而言，固然不见得是可以传诵千古的佳品，但就其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来说，应该说是上乘之作的。

      “华夏水患，黄河为大”。在晚清历史上，黄河平均两年即漫决一次，有时甚至一年数决。一旦黄河决口，沿河人民不是惨遭灭顶，就是流离失所。请看林寿春《饥民》一诗：“昨从邗江来，饥民徧徐州。咸云黄河泄，田园荡洪流。骨肉饱鱼鳖，尸骸渺难收，死者诚已矣，生者将安投。忍饥已三日，一饭不可谋。呻吟卧草间，行与鬼卒俦。谁能庇大厦，俾无冻馁忧。”

      徐兆英的《车行杂咏》则写得更加淋漓尽致：

      “去秋黄河决，数县成汪洋，丰堤工未合，满目皆疮痍：男妇多菜色，忍饥死道旁，骷髅乱犬啮，见之酸肺肠。新邳逢父老，招与谈沧桑，佥言去年水，更甚前年荒。老弱相枕藉，少壮逃四方。询知齐鲁地，连年遍哀鸿，贫家鬻小儿，只值三百铜。所以怀春女，多入烟花中，昔为良家女，今学娼妇容。”

      淮河也是一条曾带给人们无穷灾难的河流，“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是旧中国对淮河流域灾荒况状的确切概括。潘际云的《淮河叹》中有如下的句子：

      “淮河四月风怒号，卷起白浪翻塘坳。老蛟喷沫天吴骄，一堤如线居民逃。夜半黑云压城濠，翻空白雨尤萧骚。石岸迸裂流滔滔，河流漫溢十丈高。……哭声殷天民居漂，峨峨高塔浸及腰，老树露顶同蓬蒿，何况草舍依荒郊。流民荡析容颜憔，携妻抱子泥没骹。提筐乞食发垂髾，夜半古庙悬箪瓢，见客流涕声噍噍。为言频岁凶荒遭，去年首夏腾江潮。？？千里成银涛，欲避无楫居无巢，中田徒种黍与苗。今年更值狂澜涍，转徙不复知昏朝，卖得子女供餔糟……”。

      相比之下，长江造成的水患要比黄、淮流域小得多，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间，也曾发生30余次漫决，灾区较多集中在湖北一带。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贵州遵义举人郑珍北上应廷试，途径湖北公安县，惊奇地发现满目荒凉，人烟稀少，他回想起17年前经过此地时，“公安南北二百里，平地若席人烟稠，红菱双冠稻两熟，枣赤梨甘随事足”。他找到一位老人，打听这前后判若天壤的急剧变化的原因，老人“太息言从辛卯(按：道光十一年，1831年)来，长江无年不为灾。前潦未收后已溢，天意不许人力回。君不见壬寅(按：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松滋决七口，闾殚为江大波吼，北风三日更不休，十室登船九翻覆。老夫无船上木末，(木末，指树梢——引者注)，稚子衰妻复何有？可怜四日饥眼黑，幸有来舟能活得。他方难去守坏基，田土虽多歉人力。无牛代耕还自锄，无钱买种多植蔬。今春宿麦固云好，未省收前堤决无！纵得丰成利能几，官吏又索连年租。租去老夫复不饱，坐看此地成荒芜。”(《江边老叟诗》)这位老人，不但道出了连年天灾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巨大打击，也接触到了黑暗的封建统治造成的人祸怎样进一步加深了天灾。

      就发生的频率来讲，旱灾较水灾为小，但一旦因长期亢旱而形成灾荒，则往往出现“赤地千里”。“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不得不“研石成粉，和土为丸”吞观音土以苟延残喘的景象，甚至演出“易子而食，析骸以炊”的人间惨剧。从下面两首诗中，可以看到旱魃对人们构成了怎样的威胁：

      “大云峨峨似山矗，嗟哉阳九逢百六。石焦金烁土龟坼，野火翻飞上茅屋。榆皮已尽草根枯，十丈溪河变成陆。晨起愁看日影红，晚来几见炊烟绿。去年米贱等糠秕，今日糠秕贵如谷。君不见于钱一头万钱斛，富儿色喜贫儿哭，”(赵元绍：《米贵谣》)

      “仲夏多雨秋多晴，商羊舞罢朱鸟明。天公欲以威克爱，驱下旱魃恣凭陵。绝无微云触石起。高张大伞空中行。草木槁死何足惜，可怜憔悴禾数茎。农人望雨如望岁，桔槔终夜无时停。大地为炉日为炭，忍看万物同煎烹。……”(柳树芳：《苦旱行》)

      此外，如“大风拔木海水高，人畜入水鱼鏊骄，空中似有神鬼号”(沈汝瑾：《风灾行》)的对于风灾的描写：“蝗飞蔽天日，啣尾群相接，千头万头如雨集”(高望曾：《蝗灾行》)的对于蝗灾的描写等等，都使我们对于晚清灾荒状况，得到更加清晰、形象、具体的了解。

(二)

      前面引用的这些诗句中，已经涉及到灾荒发生后人民遭受的种种深重而巨大的苦难。但诗人们在另外一些作品里，有着对于灾民们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更为集中的撕心裂肺的呼喊与诉说。

      黄燮清在《灾民叹》中谈到了大灾之年人命怎样贱如蝼蚁的情况：

      “阿弟犹襁抱，阿兄四五龄；阿弟饥已死，阿兄匍匐行。狗来食弟肉，还复视阿兄，明知与鬼伍，见惯亦不惊。哀尔固人子，生死两伶俜。饥寒父母弃，躯命蝼蚁轻。吁嗟纨绔儿，梨枣方纷争，”

      鲁一同的《荒年谣》中，有一首题为《卖耕牛》的，说的是因为灾荒，有人不得不把主要生产资料耕牛卖掉，有一位方巾气十足的老者，大发人不该吃牛肉的迂论，引起的反响却颇为不妙：“戒人食牛人怒嗔：不见前村人食人，”这个故事实在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在“人食人”的悲惨现实面前，“戒人食牛”这个本来积极的议论却显得那样的不近人情了。同一作者在另一首题为《拾遗骸》的诗中，则是把灾年的悲惨景象赤裸裸地展览给人看了：

      “拾遗骸．遗骸满路旁。犬饕鸟啄皮肉碎，血染草赤天雨霜。北风吹走僵尸僵，欲行不行丑且。今日残魂身上布，明日谁家衣上絮？行人见惯去不顾，髑髅生齿横当路”。

      既然自己的生命尚且朝不保夕，随时都可能不胜冻馁而倒毙路旁，卖儿鬻女也必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与其说是作父母的无情，例不如说是在万般无奈中对于后代存着一线生的希望。——这至少比将子女忍心抛弃于山野丘壑之间要聊胜一筹吧，请看汤国泰的以下两首诗作：

      “去冬卖儿有人要，今春卖儿空绝叫。儿无人要弃路旁，哭无长声闻者伤。朝见啼饥儿猬缩，暮见横尸饥鸟啄。食儿肉，饱鸟腹，他人见之犹惨目。呜呼，儿弃安能已独活，枉抛一脔心头血。嗟哉儿父何其忍？思亲儿在黄泉等。”(《路旁儿》)

      “道旁妇，苦又苦，鹄面鸠形衣褴褛。饥寒儿女泣呱呱，霜雪风中频索乳。腆颜欲作富家奴，主不相容絜儿女。思卖儿女活己命，肉剜心头难操刃。自甘同死怕生离，搔首空把青天问。”(《道旁妇》)

      侥幸暂时逃避了骨肉生死离别厄运的人们，也仍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非人生活，只是在死亡线上挣扎着苟延残喘而已。论住，他们或露宿田野，或藏身山洞；论食，他们或挖草根树皮，或靠“观音土”填塞肚子，甚至以死人肉充饥：

      “凶年卖屋不论间，拆墙卖柱斤一钱。贫家无屋住山洞，吞声忍饥兼忍冻。生剥儿衣市头卖，买啖树皮安得菜？御寒但盼东日红，连宵积阴号朔风。儿嘶无声战两腿，死抱娘怀作寒鬼。”(边瀹慈：《冻婴叹》)

      “釆采山上榆，榆皮剥已尽。采采墓门茅，茅根不堪吮。千钱二斗栗，百钱二斗糠，卖衣买糠食儿女，卖牛买粟供耶娘。无牛何以耕，无衣何以燠？休问何以耕，休问何以燠，未必秋冬时，一家犹在屋。”“未死不忍杀，已死不必覆。出我囊中刀，刳彼身上肉。瓦（原字为左畐，右甫）烧枯苗，煎煎半生熟，羸瘠无脂膏，和以山溪蔌。生者如可救，死者亦甘服。此即妻与孥，一嚼一号哭，哭者声未收，满体乍寒缩，少刻气亦绝，又填他人腹。”(焦循：《荒年杂诗》选二首)

      在这样的情形下，留给灾民的最后一条出路，就是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当时，把这种逃荒者称作“流民”。一次大的水旱灾荒，往往要产生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流民。流民们到处游荡，居无定所，食无定时，过着半饥半饱、不生不死的日子。晚清著名学者俞樾有《流民谣》云：

      “不生不死流民来，流民既来何时回？欲归不可田汙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风万雨，不借一庑。生者前引，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处是乐土。”

      这里提到“欲留不得官吏催”，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清朝政府害怕大量流民的存在，会威胁到原本就动荡不定的社会秩序更加纷扰，他们不从根本上组织抗灾救灾，以减少流民的产生，却硬性规定不准外地流民入境。凡入境者即以强制手段驱逐遣返。边瀹慈在《济源民》一诗的说明中说：“济源县受灾最先，亦最重。往往一乡之人结队同逃，求官给牒就食他省。至直隶界，不纳，出牒示之，遂以其牒达之总督，还咨豫抚。济源令以此撤任。于是逃民所至，仍饬州县递回原藉。”好心的济源令为了给流民出具了一纸证明，竟丢掉了乌纱帽，一般的官员自然谁也不会去冒这样的风险。蒋兰畲《山村》一诗云：

      “荒村日暮少行人，烟火寥寥白屋贫。小队官兵骑马过，黄昏风雪捉流民”。

      贝青乔的《流民船》则称：

      “江北荒，江南扰。流民来，居民恼。前者担，后者提，老者哭．少者啼。爷娘兄弟子女妻，填街塞巷号寒饥。饥肠辘辘鸣，鸣急无停声。昨日丹阳路，今日金阊城。城中煌煌宪谕出，禁止流民不许入。”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旦遭灾，老百姓留在灾区既无以为生，远离他乡又无路可走，剩下的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三)

      灾荒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既然如此，它当然也就不能不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晚清诗歌中，有不少篇章触及到了这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

      道光二十三年(1843)夏，黄河于中牟县下汛9堡漫口，开始时河堤冲决百余丈，后塌宽至360余丈。这已是黄河连续第三年大决口了。滔滔浊浪，一泻千里，河南全省16个州县“地亩被淹”。河决后，朝廷虽专派礼部尚书麟魁、工部尚书廖鸿荃“督办河工”，但工程进展缓慢，第二年整整一年；“黄流未复故道”，被淹田地未能涸复，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灾黎，流离失所”，不计其数。直至道光二十四年年底(1845年年初)，中牟决口始行合龙。这次大灾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以河道总督慧成为首的一帮管理黄河的官吏玩忽职守、贪渎搜刮有关。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也不得不以“糜帑殃民”的罪名将慧成“革任”，并“枷号河干，以示惩儆”，河督一职以原库伦办事大臣钟祥接替。何栻《河决中牟纪事》对此有这样的揭露；

      “黑云压堤蒙马头，河声惨揵云中流。滛霖滂沛风飕飕，蛟螭跋扈鼋鼍愁。隤竹揵石数不售。公帑早入私囊收。白眼视河无一筹，飞书惊倒监河候。一日夜驰四百里，车中雨渍衣如洗。暮望中牟路无几，霹雳一声河见底，生灵百万其鱼矣，河上官僚笑相视。鲜车怒马迎新使。六百万金大工起。”

      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黄河又在江苏丰县北岸决口，口门塌宽180余丈，“淹没生民千万”。这次决口的主要原因，是河工大员吝惜一些工料费而随意改变合龙旧制，对此，夏实晋在《避水词》中悲愤地写道：

      “御黄不闭惜工材，骤值狂飙降此灾。省却金钱四百万，忍教民命换将来，”

      其实，岂但黄河如此，在那个时候，有几个地方官肯为民谋福，去实力兴修水利？无怪乎诗人要发出这样的慨叹：“吾思备旱之策先导水，疏通沟洫江湖平。白渠溉田决为雨，苏堤卫水湖澄清，纵有灾沴不为害，天定每以人力争。平时不讲临事晚，嗟此水利何由兴！”(柳树芳：《苦旱行》)

      一旦灾害发生之后，地方大吏们在勘灾过程中，就耍开了弄虚作假的手段，或“以丰为歉”，捏报灾情；或“以歉为丰”，匿灾不报。虚报是为了贪污，匿灾是为了邀功，不论哪一种情形，都是以官吏追名逐利为根本出发点，而置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顾。宣统元年(1909)，甘肃自前年开始连续995日亢旱无雨，出现特大旱灾，“不独无粮，且更无水，竟有人食人之慨，穷民纷纷逃荒。”但陕甘总督升允粉饰太平，既不积极筹赈，又向朝廷讳饰灾情，结果自然更增加了人民的苦难，南社著名诗人高旭特作《甘肃大旱灾感赋》，内称：

      “天既灾于前，官复厄于后。贪官与污吏，天地而蔑有。歌舞太平年，粉饰相沿久。匿灾梗不报，谬冀功不朽。一人果肥矣，其奈万家瘦，官心狠豺狼，民命贱鸡狗。屠之复戮之，逆来须顺受。况当赈灾日，更复上下手；中饱贮私囊，居功辞其咎；甲则累累印，乙则若若绶。回看饿殍余，百不存八九。彼独何肺肝，亦曾一念否？”

      这首诗，对于封建政治中所谓“荒政”的黑幕，揭露得可说是一针见血，淋漓尽致的了。

      当然，封建统治者表面文章是总要做一做的。每当灾年，朝廷一般要根据灾情轻重，对一些地区的田赋宣布实行“蠲免”，有关“蠲免”的谕旨还要“刊刻誊黄”，广为张贴。但宣布归宣布，实际上地方官吏往往照样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催租追粮。这方面的情形，在诗歌中有许多反映。下面只略举一、二：

      “饥户一箪粥，蠲户百石谷。朝闻饥户啼，暮闻蠲户哭。城中派蠲何扰扰，城外发赈何事草？堂皇坐者顾而嘻，尽瘁民依心可表。心可表，情弗矜，蠲户含咽卖田产，饥户糜骨填勾塍。明年荒政叙劳绩，拜章入奏官高升。”(贝青乔：《蠲赈谣》)

      “水灾仍重赋，最苦是低田。有麦无禾地，椎心泣血钱。阊阎资易竭，官吏壑难填。减免堂堂谕，誊黄贴署前。”(沈如瑾：《重赋》)

      “去年三辅岁不熟，夏苦焦原秋泽国。黍（原字为左禾，右余）粳稻俱不收，剜肉补疮种荞麦。挑挖野蒿掘莱菔，和土连根煮苜蓿。富者犹闻饼屑，穷人那有榆煎粥。窖藏岂无升斗？留与高年作旨蓄。苍黄夜半贼马来，十舍逃亡九空屋，贼云人还家，空仓啼老鸦。土堆粪壤括遗粒，拾起秕稗淘泥沙。全家恃此以为生，哀哉又遇打粮兵。”尹耕云打粮兵

      除了“蠲免”外，对于重灾地区，有时封建王朝还拿出一些粮米，进行“赈济”。但赈灾中的弊端，更是黑幕重重。且不说别的，要列入饥民册，首先就得向胥吏交钱，否则，连作为救济对象的资格都没有。下面一首类似民谣的诗歌有十分生动的记述：

      “戚戚复戚戚，总甲来造册。囊空无一文，何以谢总甲？上复总甲爷：除我饥口名，今冬何以活残生？上复总甲爷，入我饥口名！惶恐不敢高作声，上复总甲爷：怜我无钱，容我长跪，总甲爷爷，大怒而起。”(胡承谱：《总甲爷》)

      至于贪污赈款，侵吞赈银，大发灾荒财，上下其手，搞什么“吃灾”、“卖灾”、“勒折”之类的名堂，就更加说不胜说了。

      在一些城市或集镇里，封建政府为了装点门面，常常举办粥场(也叫粥厂)，向流浪到城镇的灾民施粥，算作是一种“善举”。但据历史资料记载，灾民们要靠这类粥厂维持生命，是难乎其难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粥厂前面，倒毙着许多冻馁而亡的尸体。下面这首诗，对粥厂的情况作了真实然而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描绘：

      “赈饥民，官煮粥。半杓石灰一杓粥，熬作泥浆果人腹。北风森寒肌起粟，胥吏重裘饱酒肉。长官排衙开册读，两边唱筹依次续。弱者趑趄遭詈辱，强者提筐往而复。路旁老翁形瑟缩，鼻观闻香遥注目，饥焰中烧直前掬，官怒擒前命鞭扑，老翁仆地吞声哭。昨朝里正点村屋，老翁无钱名不录，今晨横被官刑酷，忍饥归医杖疮毒。呜呼！此是赈饥民，煮官粥。”(王嘉福：《粥厂谣》)

      我想，说这样的生活无异于人间地狱，大概是不能算过份。但我们的先辈，确实是在这种历史真实中生活过来的。我们不能忘却我们的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这些苦难，目的是为了再也不让这种民族苦难重现。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