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方

    诚如邓拓先生所言，我国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的四千余年间，“几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以致近世西欧学者径直称之为“饥荒的国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救灾制度的不断完善，我们终于打破了已经延续数千年的“每灾必荒”的铁律，摆脱了令人恐怖的饥荒魔影的笼罩。这的确是值得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为之骄傲和自豪的伟大成就。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牺牲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结果，它在带来无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社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其中既有伴随者工业化、城市化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而产生的可以说是遍及全国的环境污染灾害，也有因人为因素的强烈干扰致使自然界发生变化而给人类带来的渐变性灾难，如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森林破坏、水资源匮乏以及物种多样性的减少等。除此之外，大自然本身也会发生相对于人类而言是剧烈的周期性变化，而我们目前恰好处在这种周期性变化的一个高潮阶段，比如地震活跃期、火山活动期、气候变暖期等。自然的，人为的，各种各样的灾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头号敌人之一。我们走出了“饥荒之国”，却又进入了“灾害之国”，或者用时髦一点的话来概括，就是走进了一个正在孕育着巨大危机的“风险社会”。

    当然，出现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危机的态度。由于当前的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主要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的凯歌行进的过程而出现的，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本身的确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抗御各类灾害的能力，这就使得许多人对当下的危机往往不大在意，至多也只是把各种环境问题当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是可以通过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的，因而对于未来总是保持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如果有人特意强调上述各类灾害的严重后果及其未来的强化趋势，即使不被当作是无稽之谈，也会被指之为“杞人忧天”。有学者甚至从中国历史文献记录的可靠性入手，对“自然灾害次数越来越多”的结论提出质疑，以期化解当今的人们对于未来的所谓不必要的“过虑”。事实究竟如何呢？

    根据这位学者的论证，所谓“自然灾害次数越来越多”实际上是历史记录的偏差造成的，而与灾害实际发生的次数不相符合。其原因有二：首先是“详尽略远”。即灾害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越近，人们对它的印象越深，灾害被记录的几率越大，灾害记录的次数与灾害发生的远近成反比。例如在无人区发生的灾害，无论多么严重，却不会有多少人注意，而在人口稠密区、政治经济中心以及大都市，即使很轻微的灾害也会引起社会比较广泛的关注，留下大量的资料。同样，出现在远古、上古的灾害至多只留下一些真伪参半的传说，发生在中古以后的灾害的影响也无法与近代相比。其次是历史资料的缺失，年代越久，留下的记载一般越少，统计到的灾害次数也就越少。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让人产生了灾害的次数越来越多的错觉。否则，根据目前有关论著的统计，从现代到远古，朝代越前，灾害次数越少，到了先秦，有的年份完全是空白，“能说那时没有灾害吗？”

    这样的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如果我们对中国史料记载的特殊性有所认识，同时将人类活动与灾害形成的关系考虑进来，对上述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就不至于太悲观，特别是对那些连续性强、资料丰富的地区来说，相反应该更具信心——当然还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挖掘史料。这种特殊性就是明清以来中国史料记载的完整性以及清代报灾制度的完善性，而恰恰是明清以来的大量统计表明了灾害次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样的分析还存在着另一个很大的漏洞，即无视甚至误解了人口增加、生产扩大与灾害次数的正比例关系。这就是，随着历史上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生产生活区域的成倍扩大，遭受到或记录下来的灾害当然也会相应的增加。同理，从空间分布是来说，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自然变异成灾的机会就越多，灾害的次数也越多；相反，人口越是稀少的地区，成灾的机会就越少，记录下来的自然也不多。至于无人区发生的自然变动现象，如果其后果最终没有波及到人类的话，那就是一幅大自然的奇观，而谈不上是一种灾害了。

    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竺可桢先生就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在当时发表的《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一文中，对17世纪以来的三个世纪直隶水灾特多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既不是因为直隶是首都，所以记载特详，因为17世纪以前直隶同样是首都，但记录下来的灾害并不多；也不是因为永定河的河道发生了变更，以致泛滥更加频繁，因为后人对于永定河的治理力度要远超前人。真正的原因是直隶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勃兴。因为在宋代以前，直隶省的低洼之处都是淀泊沼泽，尚未开垦，元明以后，以前的沼泽逐渐变成了良田，水灾因而随之增多，“因为以前即使有水，也不成灾，至此是有水非成灾不可。这样一来，直隶水灾在史籍上的记载，当然也突然增多了。”竺可桢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的最圆满的解释”。他虽然没有提到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与灾害形成的关系，但他思考问题的方法，毕竟给我们这些后人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也有学者认为，自然灾害在时间上的分布往往是周期性的，因此我们不能以某一时段的灾害状况来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势。然而如上所述，由于当前的自然灾害并不只是自然界本身变动的产物，而是越来越多地搀杂进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后者所引起或加剧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是一个逐步累积、不断扩散的不可逆的过程，所以，灾害的周期性变化与灾害次数的累积上升趋势并不矛盾，在当前的情况下，则是交错在一起，叠加出一个并非那么确定的未来社会。因此，对于这样的社会，我们与其抱持一种所谓“不能无忧，亦不必过虑”的“豁达”的态度，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信守古人的箴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其实，推动人类思想嬗变和社会进步的，忧患意识要远远大于所谓“豁达”的心境。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豁达。当我们在考虑某个个人的未来命运和人生态度时，我们尽可以豁达。但是当我们把眼界放宽，把眼线放长，来思考由许许多多的个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以及她的命运时，我们的神经中应该更多一些忧患意识。在人类历史上，人类对环境与灾害问题的态度一向是存在着“乐观”与“悲观”两派的。中国几千年前就流传着“杞人忧天”的故事，然而正是大多数人对于“天”的高度信任以及对那个“杞人”的嘲笑，使我们的天文学很难再向前迈出决定性的前进步伐。而在当代西方国家，是悲观论学派而不是乐观论学派一直推动着环保事业的发展，直至“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居安思危，危可以转化为安；居危处安，安则可能渐变为危，危上加危，大约就不可收拾了。因此，多一点忧患意识，我们或许还是无法走出“灾害之国”，但对于避免再次掉人“饥荒之国”的轮回，却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载《学习时报》，200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