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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704年：蒲松龄身历的灾荒与他的生活
王昕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研究》(京)2013年冬期第138～145页
【作者简介】王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1703至1704发生在蒲松龄家乡的灾荒，在他的诗文中被完整、充分地记录下来。这种日常状态下的记录方式，以下层寒士的视角提供了灾荒叙事的丰富细节和生存理性。同时，这些作品也反映了蒲松龄的生活状况与个人心态。他的生活物质背景如三十口的家累、没有保障的农村生活、粗糙的果腹之食、消耗粮食的饮酒爱好等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聊斋志异》艺术世界的构建方式和个性特点。此时，衰老的身体使他对塾师和科举的奔波产生了厌倦，其文风也由早年的绮丽趋于直白与率真。【关 键 词】灾荒/蒲松龄/生活/物质背景
蒲松龄的诗歌在清代诸家中籍籍无名，却因和《聊斋志异》内在精神的一致性，成为我们理解作家生活、心态和艺术世界的重要线索。蒲松龄是已知小说家中存留资料最全面的——小说、诗赋、文章、俚曲，真正地雅俗并存，形态多样，这有助于我们对他的全面理解。本文拟以1703至1704年蒲松龄的创作为中心，分析农村的自然灾荒和民生的困苦如何影响了其创作的风格与基调。
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农历癸未，蒲松龄的家乡“千古苛灾一时遭”，在接连的两三年里，涝灾、旱灾、虫灾反复而至，盗贼横起，人民流亡。这时，64岁的蒲松龄尚在离家三十多里外的毕家为塾师，一家三十口陷于荒年的煎熬之中，蒲松龄以一位乡绅和农人的视角，将他亲历的这场灾异和其间的缁川人民的无望与抗争一一记录下来。蒲松龄对这场灾害的极度关注，也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此时他进入了创作的末期，目光更多地转向乡土，写农事家居生活的诗、通俗杂曲，编撰农书成为主要的创作。功名意气渐变为救世婆心，显示了作家创作形态的变化。
一 灾情
据《清史稿》志十七记载的1703年大的灾情有：“四十二年五月，庆云霪雨，三旬不止。六月，东明、定州霪雨三旬不止；霑化霪雨连日，漂没民舍无算；高苑霪雨六十日；昌邑、掖县霪雨害稼；高密霪雨弥月，禾稼尽没。八月，邹平大雨害稼；齐河霪雨四十馀昼夜，民舍倾圮无算；濰县、平度霪雨害稼。四十三年六月，沂州大雨；兴安大雨，漂没田庐。”①淄川所属的《济南府志》载：“康熙四十二年春，大水、饥，免田赋。”
蒲松龄在1703至1704两年间，几乎是用全部的精力和情感关注家乡的灾荒，这在文学史和蒲松龄个人生命史上都是一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件。癸未年，蒲松龄的诗歌是以《四月十八日与笏过奂山，风雹骤作》(本文所引蒲松龄诗歌均出自《蒲松龄集》中的《聊斋诗集》，不另出注)的七古开始的。奂山是淄川城西北的一座小山，淄川当地名胜，也是蒲松龄离家赴馆和到济南乡试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已往来几十年。蒲笏是蒲松龄的第三子，这次应该是由他送父亲到毕家的。在奂山蒲松龄遭到了突然而来的巨雷、冰雹和狂风，“霹雳震谷裂空山，碎雹弹射千冰丸。风吹岗平拔老树，横如百尺蛟龙蟠。”②蒲松龄在马上一步一咫惴惴而过，已是泪下汍澜，对自己冒风雨、冲寒暑的“白首奔驰”生涯颇为自伤，却未预见到这场风雹是一系列天灾的前奏。《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写到：“癸未四月，天雨丹，二麦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风雨竟日，自此霪霖不休，垅中清流虢虢出焉。农苦不得耨。草迷疆界，与稼争雄长。六月十九日，始大晴，遂不复雨。”《霪雨之后，继以大旱，七夕得家书作》从旱灾论到物价，“方今秋成谷腾贵，市上斗米如斗珠。吾家妇子三十口，丰岁不免缾罍虞。况有累弟老无力，四壁圮尽半垅无。”癸未这一年主要是旱灾和蜚害。有《十三夜微雨，俗占雨云，重阳不雨盼十三，感而作此》诗，言微雨不解旱灾，有“九十县灾忧谷贵”之句，下面是《蜚虫害稼》。《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记载甚详：先是粮价腾贵，腊月将尽时，“麦梁斗七百，菽粟五百。”后来到了“升粟百钱”，一斗千钱的样子。人们靠糠充饥，县里开了糠市，人如蚁聚，填塞道路(《糠市》)。到了甲申年初，人情更加骚动不安，饥饿的人们开始盗取耕牛煮食，外出乞食的男子们连糠秕也要不到，家中饥饿的妇姑则把刚出苗的麦茎生生地拔出来吃掉；村庄田野里的老鼠麻雀被搜罗净尽，榆树皮剥掠一空，遥望白森森地一片，可称“玉树成林”，杨柳和槐树的枝叶都被拔秃了。淄川境内“弥望无青草”，人们连榆屑、蓬菜也吃不到。于是开始鬻儿卖妇，“垂髫女才易斗粟”，到后来则一个小儿只能换一斗糠。然后是“村舍逃亡空四邻，纵横寇盗乱如尘。”(《离乱》)“是时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贼二”(《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社会秩序近乎崩溃。然后是流民“道馑无人瘗”，亲人行矣不顾，任其尸横路衢，无呜哭者。行善者掘深井纳尸其中，“既满复掘，概十余井，尤未已也。”还有货人肉者，价钱只有羊肉的十分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罈，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
蒲松龄为方志中语焉不详的灾荒提供了生动的过程和细节。如旱灾中的几次雨雪，豆子的“薄收”、黍米小获等细节，都是以自身的感受和关切的角度来记录下来的。这种朴实不事雕琢的诗歌，虽不免题材的重复和琐细，但连续下来的细节，让读者看到了一种日常状态下发展、延续的灾难。在日常状态，就没有激情鼓荡，没有巧遇、传奇和天佑善人、福善祸淫之类的传奇志怪内容。我们看到了蒲松龄创作的另一面：生存问题的理性压倒了万物有灵的温情，对现实的严酷描摹和他构建聊斋世界的诗性逻辑是如此的不同。
二 蒲松龄荒年里的生活
经过两年的灾荒，蒲松龄本人已是“深睛如瘦鶻”、“忧愁伤肌骨”。甲申年的秋天，蒲松龄写了这首《故人惊憔悴》，讲到了家中状况：“麦秋无颗粒，妇子采薇蕨。今复无秋成，雀鼠尽罗掘。”《偶成》中写“珠为饭颗桂为薪，妇厌糟糠未是贫。窗外风声寒起粟，廉中炉火暖生尘。”野菜、雀鼠和糠粃帮助他们度过了荒年，全家总算得以保全。蒲松龄这两年的行踪和状况如下：
(一)行踪
1.济南。如上文所说，蒲松龄在此期间还在毕家作塾师，这使他本人避免了挨饿。1704年五月蒲松龄去了一次济南，是为了献《救荒急策上布政司》去的。蒲松龄的“救荒策”，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沿途却看到了比故乡凄惨的灾情：《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缁人也》：“饥尸横道周，狼藉客驂惊”；《饭肆》：“旅食何曾傍肆帘，满城白骨尽灾黔。市中鼎炙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等。
本年蒲松龄写诗在灾荒主题之外，还有督促儿子和学生揣摩文字，求取功名的《儿笏》和《试牍》。癸未和甲申两年都不是乡试的年份，而在之前的1702壬午年和之后的1705乙酉年，蒲松龄都循例带着儿孙和学生一起到济南应试。如壬午年写的《客邸》、《客秋》，乙酉年有《客邸晨炊》、《阴雨连朝》等。蒲松龄从19岁在济南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入泮后，几乎每隔三年都要到济南应考，后来还要和子孙一同应考。淄川距济南只有一百多公里，需一两天的路程，如《二月十五赴郡，作钝蹇行》写从西铺毕家到济南只有八十余里，乘马一天可到。到了济南需租房备考，蒲松龄的大部分“客邸”诗，都是在济南应试时所作。除蒲笏、蒲筠二子外，同时应考的应该还有二子蒲篪、孙蒲立德，蒲篪年年被放还，到蒲松龄去世时也未曾进学。入泮的二子则还要应三年一次的乡试，想到他们以后也要像自己一样，为应考次次奔波，饱尝筹集资斧的艰辛、下第后向隅而泣的痛苦，身为父亲的蒲松龄不禁为他们感叹：“无底愁囊今始入。”(《四月十八，喜笏、筠入泮》)
2.西铺。从四十岁到七十岁，蒲松龄在西铺毕家坐馆三十年，条件较为优厚，主宾之间情感融洽。蒲松龄曾用“宵宵灯火共黄昏，十八年来类弟昆”形容彼此的感情，他甚至还曾有“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的想法。(《赠毕子韦仲》)这一年蒲松龄唯一的一次欢饮是在毕家的石隐园，“荒年酒贵沽不易，一瓻三百青铜钱。”“老夫倾觞为大叫，顿忘晨灶无炊烟。”(《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同时，蒲松龄对这种奔波生涯的厌倦也在逐渐积累。那种奔波的疲敝倦怠和“垂老倦飞恋茅蘅”(《斗室》)的心态在《四月十八与笏过奂山，风雹骤作》、《归途大风》等诗中表露无遗。《十六日途中，得灰字》“十年驴背奂山道，不记经由第几回”，“白首奔驰尚贫窭，青鞋踪迹转疑猜。布袍萧索冲寒苦，游兴阑珊意久灰。”“六十余岁，犹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③虽然受到了相对优厚的待遇，蒲松龄还是无法改变他的命运。
三 蒲松龄的生活细节
(一)蒲松龄的农人身份。
蒲松龄在康熙初年兄弟析箸时，得田二十亩，“荞五斗，粟三斗”，农场老屋三间，家口只有妻子和长子蒲箬。近四十年后，这个小家庭繁衍到三十口人，因食指繁多，起屋增田，“努力起屋宇，一子授一室”，一亩大的院子盖满了房子。为了子女婚嫁，岁岁营构，土木奁粧之费都是很大的负担。同时，蒲松龄的兄弟“皆赤贫”，时常向其假贷。蒲松龄的季弟蒲鹤龄，性颇娇惰，常年依靠他的扶助，大约在康熙十二年，蒲松龄就因鹤龄的告贷，写了《寄弟》一诗，陈述饥荒之年，自家人口众多，难顾兄弟的苦衷。据蒲箬《祭父文》也讲到这位叔父“荡析离居”，家中多口需要赡养的境况。这些家累使得六十余岁的蒲松龄还要“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一直到他七十岁撤帐归家。
蒲松龄诗中说“几回闻雁秋方尽，五次休装岁已终。”(《九月晦日东归》)也就是说，坐馆期间他一年固定有五次回家的机会，想来是参加农田里的劳作，在其青壮年时尤其如此。从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到，每到农忙时节他都会归家(《麦秋旋里》，丁亥)，在六十多岁时还要躬耕田亩(1704年的《重阳前一日作》)有“垅稼至芟终望雨，肩锄才释便啼饥”之句)。因此，可以确定的是，除了老年曾有一二仆人，有了用于出佃的五十亩养老田之外，蒲松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自有土地、依靠家庭劳动力耕作的自耕农。作为塾师只是家庭经济的辅助，虽然他在《咏史》中借诸葛亮的事迹表达了“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的志向，但他家庭还是以田地和务农为本。蒲松龄和家人要自己在田里耕种，获取糊口之食的情形在寒士阶层很普遍。在淄川所属的济南府，“士亦多识耕”；④乾隆《林县志》载“诸生名虽列学，入则横经，出则负耒，士亦农也”。北方普遍粮食产量低下，二十亩地糊口尚且不足，自然当不上出租田地的地主。从他的诗文看，蒲松龄一家的生计主要依靠地里收成，故时时关注着旱涝变化，一有风吹草动，即随之忧喜恐惧，与农人并无两样。如《四月初七喜雨》早起下雨，马上想到“遥忆麦田深半尺，相将着屐一窥园。”
(二)经济与生活的细节。
蒲松龄的一生都在贫穷与饥饿中挣扎，直到70岁撤帐归家才享受到了“沃壤犹堪留种黍，粗衣幸不至悬鹑”的温饱生活。这种窘迫的生活和自耕农身份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蒲松龄诗文详细地记录了他一生经济状况的起伏，不需研究者仔细地搜求，我们就可以在诗集中发现他的生活细微的变化。⑤古代文人在书信、日记等私人化的写作中涉及个人经济状况比较常见，诗文只是偶尔提及这些生活琐事。因为贫穷、饥饿这些私人化的问题如果不经艺术化、典故化的处理，难以上升到诗意的美。虽有唐代苦吟诗人的啼饥号寒之诗和陆游等的戏贫诗为学习的典范，蒲松龄的诗歌却是更为平和质朴地反映他的生活与心境。在1703至1704年的诗作中，反映蒲松龄个人生活的突出细节有二：
1.饥饿与清贫。糊口之计是压迫了蒲松龄一生的心头大患。“丰岁时将野菜挑”，“丰岁不免缾罍虞”是蒲松龄诗集中常见的话题，想来并不夸张。在灾荒之年呢，野菜、鼠雀还有秕糠都是家人的食物。除了在西铺毕家，蒲松龄和家人似乎始终不免饭粗粝，乃至掺糠菜为食的低水平生活。他的《与两兄共话》感叹“贫贱能伤人，兹言理所有。室人叹于侧，儿女啼其后。”⑥这是中年时的真实状况。到了晚年，依然还要看天吃饭，以各种野菜干粮为食，勉度饥荒，所谓“屑榆挑菜延夏秋”，“溲合菽粟备乾餱”，(《祝年词》)那些“天行害稼俭不收，粥食腊尽缾罍羞。麦苗焦毙仰屋愁，年年望雨穿两眸”的情境和年轻时的哀叹毫无改变。
2.饮酒。饥荒之年几乎使蒲松龄断酒。所谓“凶年禁酒沽，酒贵苦囊涩”。(《又寄王玉斧》“荒年酒贵沽不易”(《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饮断荒年益一痴”(《重阳前一日作》)“饥岁难沽欢会少，莫言归去且徘徊。”(《赠别邱行素》)
蒲松龄的好酒，在其诗词和《聊斋志异》中几乎贯穿始终，在存世的一千余首诗词中，写到饮酒的有二百一十首左右，占了五分之一。这使我们注意到蒲松龄确实是一生好酒。他喜独酌独饮：“细雨滴空庭，独饮不成醉”(《秋夜雨》)；更喜和朋友“入夜出壶酒，促膝话中悃”(《王玉斧忽至，夜出壶酒，对酌倾谈》)。朋友欲去则殷勤挽留：“饥岁难沽欢会少，莫言归去切徘徊”(《赠别邱行素》)，酒能唤起胸中豪兴，忘却愁苦：“愁人拟向醉乡逃”(《独酌》)“直将卯后三杯酒，洗却胸头万斛尘”(斋中与希梅薄饮)；“斗酒破忧悯”(《敛毕》)。既有文人式的载酒笑傲，也有农家乐式的欢聚：秋收后和田舍邻人携酒相欢，各道秋成，下雪天拥衾在床，和儿孙们吃煮豆腐喝酸酒。⑦饮酒是他的嗜好。对嗜酒者多有宥词，对酒后的张狂豪兴描摹真切。
对酒的喜爱使他忘却了荒年的生计和经济的愁苦：“亩田无斗黍，今岁一酿艰”(《敛毕》，不惜“强典春衣买醉乡”(《东归》)酿酒要消耗很多的粮食，在糊口都很艰难的蒲家，因为他的好酒似乎也有小的矛盾。如他和家人儿子之间就曾为种黍秫酿酒问题产生分歧：《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中有“遂以牵萝烦德耀，徒将种秫问罗端。”梁鸿妻孟光字德曜，罗端当为“雍端”，指陶渊明二子陶份和陶佚，此处代之妻子和儿子。蒲松龄常年在外，家务和农事都交给妻子和儿子，大概儿子以全家口粮为重，不愿多种黍秫一类酿酒粮，故蒲松龄屡屡要儿子种黍；《示儿》中有“肥地无多犹种黍，荒庭虽隘亦栽花”；当甲申大灾之年，蒲家犹种黍一亩，且收成不错：“经岁惟存黍一亩，俗农悔不似渊明”(《见刈黍，慨然怀靖节》)。同年的《遣怀》又为明年种黍之计打算：“嗜酒陶潜惟种黍，捉襟原宪不忧贫。今年已作明年虑，笑杀梧桐月下人。”可见嗜酒确实是他一生的爱好。饮酒这个爱好，可以见出蒲松龄性格中天真任性的成分。
蒲松龄的清贫与好酒，在其饥荒之年的诗作中也清楚地展现出来，这种超然、率真的本性正是一种耽于自我的诗人气质，对我们理解他的“狂”和“痴”是有帮助的。
四 灾荒贫困与《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
发生在1703至1704年的灾荒，在年迈的蒲松龄笔下得到全面的展现，这时他已是“垂翅已倦飞，思归卧蓬藋”(《答毕振叔》)，渐渐失去了对科举、对上层文人交际圈的兴趣与渴望，视野也回归乡土。这使他的诗风同青壮年时期有很大的变化。蒲松龄早年的诗风是走浪漫抒情的一路，“敢向谪仙称弟子，倘容名士读《离骚》”(《九月晦日东归》)⑧，诗中尤多熔铸李贺的诗境与诗句，如《秋闺，拟李长吉》、《马嵬坡拟李长吉》、《独酌》中“半生粉蠹争膏火，一枕长松捲夜涛”；《慰历友丧偶》“欛树已荒风送雨，鬼灯如漆夜迎人”等等，这些荒幻意境和色彩丰富的辞藻是“聊斋”小说的底色、基础和“练兵场”，⑨但是到了晚年，这些唐诗的旖旎藻彩就是淡化了。我们看他1703至1704年的纪灾诗，已是繁华落尽，露出朴实的本色。这种对环境和乡土的关注与直白地表现，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聊斋志异》那些华艳凄美故事的物质背景。
一是饥荒贫瘠，物质匮乏。在蒲松龄的诗文中荒年的忧叹和口粮不续的担心始终存在，并不限于这场灾荒。如他自己所说“吾家妇子三十口，丰岁不免甁罍虞”，北方旱地的农获所得十分菲薄。据研究者的统计，清代山东全省综合起来每市亩耕地年产粗细粮约在140斤上下，⑩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下，蒲松龄的愿望是“几时能买田百亩？及尔科头栖旧庐”(《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先不论他实现了没有，百亩之田对三十口家人意味着什么呢？是人均不到4亩的口粮田。自战国时期李悝就提出人均4亩才达到温饱线，清代张履祥和洪亮吉也认为人均4亩方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稍遇水旱兵灾，虽吃尽草根树皮，也不能养活所有人。”(11)蒲松龄《寄弟》诗这样描述其生存境况：“我家家道之落寞，如登危山悬高索：手不敢移，足不敢蹻，稍有不矜持，下陨无底壑！”蒲松龄的这段话和现代研究者对中国农村状况的描述如出一辙：“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2)这些令人忧惧的“灭顶细浪”，在蒲松龄的生活中似乎从未止息。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下层寒士或者小自耕农的经济困境，靠天吃饭，旱涝虫灾，各种自然灾害都可能危及其生存。换而言之，乡村社会普遍的饥荒阴影和粗粝的食物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物质背景。蒲松龄一边构建着书生与妖女的唯美幻境，一面紧张着现实中的天灾人祸。他的“朝食煮麦粥，晚食炊饼汤：怜此藜藿士，腹中无异粮。”“枵腹待秋成”，“谷苗已焦卷”，(《忧荒》)“身瘦犹存骨，家贫仅立锥”(《王长人园中讌集，因怀如水》)、“甕米将空”(《东归》)苦贫家易弃、《西成》“谁谓今年丰，淫雨伤我谷”以及《日中饭》中眼见甕中儋石无多，子女争食麦粥的心酸，这些是弥散在聊斋艺术世界和其读者中的现实底色。那些穷困的书生和有艳福的农人，其实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说草丛、坟墓、荒斋里有精灵、有艳遇。这和唐宋士人所写的传奇是不同的，他们在山程水驿、陌生的世界里探险，或者把熟悉的教坊里曲陌生化为仙鬼世界，如《游仙窟》、《周秦行纪》一类故事，和《聊斋志异》的贫瘠背景是不一样的。
以上的论述与梳理试图突出蒲松龄的个人特性和乡土气质，这对我们重新认识聊斋世界的构成或许有些许的启发。因为蒲松龄的科举困境、塾师生活对聊斋故事的影响研究已较充分，故本文只从以下两点来谈。
1.蒲松龄的饮酒与其创作。《聊斋志异》的五百余篇小说中，涉及饮酒的情节和人物的有一百八十篇左右，对这些作品我们除了梳理他的文献或者故事渊源之外，是否应从蒲松龄本人的偏好入手，庶几能得其本心。如《酒虫》一篇，写刘氏嗜酒，每独酌则尽一甕，“负郭田三百亩，辄半种黍，而家豪富，不以饮为累也。”有番僧说他腹中有酒虫，为之取出，此虫是酒之精，“甕中贮水，入虫搅之，即成佳酿。”番僧乞虫而去，“刘自是恶酒如仇。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研究者为这个故事找到唐宋乃至印度佛经中的渊源，如《五卷书》、唐代《宣室志》的陆颙腹生消面虫、《朝野佥载》崔爽腹中生嗜吃鱼脍的怪物等，认为小说“就是以‘胡人识宝’母题的构思框架营构的。而其中，又交织着‘宝失家败’母题的神秘意蕴。”(13)但是当我们把蒲松龄的个人喜好和身份背景考虑进来，这个故事的个人与阶层意识也就很明显了。在篇末异史氏的评论，可以看出蒲松龄的用意：“日尽一石，无损其富；不饮一斗，适以益贫：岂饮啄固有数乎？或言：‘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然欤否？”联系上文蒲松龄屡屡在诗中嘱咐儿子种黍，“肥地无多犹种黍”“徒将种秫问罗端”的话，可知在口粮短缺的家庭里，饮酒是一项影响家人生活的沉重负担，而蒲松龄用小说中饮啄前定的话为自己的嗜酒解嘲和辩解，是一种颇有游戏色彩的创作态度。至于番僧取走酒虫，刘氏家贫的情节，更是典型的乡土价值观念体现。在乡村，机会只限于有限的、平面的土地，“大家在极低的生活程度上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竞争，别人的得益常是自己的损失”，(14)蒲松龄生活的物质背景使得这个故事呈现出不同于《五卷书》，不同于唐宋小说的样貌。
其他的饮酒题材也大多地具有蒲松龄嗜饮的印记和个人情趣。《酒友》中“癖于麴蘖”车生，结识了好饮酒的狐狸精，狐狸能预知旱涝，耕种无往不利，“多种麦则麦收，多种黍则黍收，一切种植之早晚，皆取决于狐。”这是多么契合蒲松龄身份与爱好的小农理想啊。再如《王六郎》、《陆判》写酒友的情谊，《酒狂》写一个酗酒无德的缪生，被捉到阎王那里依然至死不悟，终因使酒骂座而亡。有无名氏点评这一篇小说是“戒酒文也”，《沂水秀才》也把“醉人歪缠”列为不可耐事，但从蒲松龄嗜酒的爱好看，他似乎只是讨厌酒友中的“颠酒贼”而已。
总之，在了解了蒲松龄喜欢饮酒的个人喜好之后，我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蒲松龄这类小说题材与主题的私人性质，而这类个性化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在以前的文言小说中是很罕见的。
2.《聊斋志异》对女性的功利要求。在发生灾害的两年，蒲松龄写过两篇表彰女性的诗：《袁太君苦节诗》和《王烈妇》，从内容看似是应酬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袁太君苦节诗》，他特别从袁氏依靠劬劳十指，终夜纺绩，养儿抚姑周济邻人的才干这个角度予以表彰，这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聊斋志异》女性形象。从本文试图还原的蒲松龄生活的物质背景看，那种“旱涝蝗蝻，三载为灾”的饥荒穷困的现实，使所有人都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勉强挣扎，女性的才能和勤劳决定着一家的生计，是格外珍贵的品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是小说最大的亮点，研究者将之与《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类比。其实在所有小说中，《聊斋志异》对女性才干、功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这个拔高一点说是尊崇女性，提高女性地位；而作者本意则是对女性能力的推崇。这是和贫乏的物质与精神背景直接关联的。
首先，聊斋女性最突出的特点是美，身材轻小，细美幽约，达到超现实的程度。像青凤，因为是狐狸，所以“弱态生娇”，可以“提抱以归”；红玉“袅娜如随风欲去”；云萝公主身为仙人，“服色容光，映照四堵”，身体的轻盈如婴儿，连衣服的重量也不堪忍受，恐“压骨成劳”。这些女性样貌的描写极大地满足男性的性别想象。对那些性与口腹同样饥饿的人来说，美貌与轻盈当然是最有用的性魅惑。
其次，性魅力之外，聊斋女性还能满足男性高雅的精神需求。云萝公主可以终日以棋枰、酒具为活，是因为别人为她承担着炊爨纺织的生计；孔生娶了美貌的松娘之后，还需要娇娜这样可以棋酒谈宴的“腻友”；还有连锁、白秋练式的酷嗜吟诗的鬼与妖，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这些技能在北方的乡村女子中确实不可求思，聊斋先生只好托以冥想”。
其三，描写女子的经济才能的，如《小二》、《黄英》、《阿纤》等等，已为大家所熟知。《诗经·氓》有言“燕尔新婚，以我御穷”，无力谋生家人是如此迫切地仰仗着女性的经济之才。像阿纤(《阿纤》)是老鼠精，“窈窕秀弱，风致嫣然”可为佳偶之外，人类得其为妻，来则富饶，去乃虚耗，阿纤不但“昼夜绩织无停晷”，且善聚集粮食，不数年，仓廪盈满，家大富。这个故事更接近农家想象的本色。
其四，《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突破了世俗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地方，往往也是出于物质现实的制约，不得已的变通之举。如所谓“以性行侠”的问题。《侠女》中的侠女用女性的身体为乏嗣的书生诞育后嗣，《霍女》中的霍氏以其绝美的姿色，诱惑富翁为她破家：“妾平生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对穷苦书生则“躬操家苦”，劬劳家务而安于粗粝，又代谋婚姻子嗣，救苦拯溺唯恐不尽。这些在正统道德伦理看来，大逆不道的地方，往往是民间小传统，或者生存伦理的体现。
最后，令蒲松龄深恶痛绝的悍妇，如果能让浪子回头，也不失为砒霜类的毒药，自有用处。《云萝公主》中的侯氏以弓刀对付败家的丈夫，自己“持筹握算，日致丰盈”，丈夫仰成而已。异史氏评曰“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江城》中的悍妇一旦回头，即勤俭善居积，“三年，翁媪不问家计，而富称巨万矣”
另外，1703至1704年间的灾荒，影响了蒲松龄的写作。他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更为通俗的写作中。如通俗俚曲《磨难曲》第一回的[耍孩儿]“不下雨正一年，旱下去二尺乾，一粒麦子何曾见！六月才把谷来种，蚂蚱吃了地平川，好似斑鸠跌了蛋。老婆孩子一齐挨饿，瞪着眼乱叫皇天。”正是这类灾荒的表现。1704甲申岁正月，蒲松龄编辑完成了《日用俗字》，为庄农家常日用所需的农业和养蚕知识，写了《庄农章第二》和《养蚕章第三》，1705年写了《农桑经》。儿子蒲箬说蒲松龄由写《聊斋志异》转向作俚曲、写《日用俗字》，是因为“学士大夫之针砭”，“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谜，而大醒市媪之梦”。(15)我们可以说只有士大夫的古典学养成就不了现在的《聊斋志异》，蒲松龄的坦率和个性来自朴野的民间生活与苦难，这是蒲松龄的灾荒书写给我们的启示。
注释：
①《清史稿》卷17“灾异三”，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页。
②《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蒲松龄集》，第1819页。
④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
⑤参见李昌荣：《蒲松龄一生的经济状况》，《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1第1期。
⑥蒲松龄：《与两兄共话》，见《聊斋诗集续录》，《蒲松龄集》，第693页。
⑦蒲松龄：《早雪，与儿孙篘酒瀹腐》，《蒲松龄集》，第636页。
⑧《聊斋诗集》，《九月晦日东归》第563页。
⑨赵俪生：《论蒲松龄的诗及其与〈聊斋志异〉的关系》，《蒲松龄研究集刊》第3辑，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⑩李令福：《清代山东省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11)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独立评论》第1卷第3号，1932年6月。
(12)R. H.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波士顿，1966，第77页。
(13)王立、刘卫英：《〈聊斋志异·酒虫〉文本渊源及其神秘信仰》，《〈聊斋志异〉中印文学溯源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11年版。
(14)费孝通：《男女之间》，《费孝通游记—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
(15)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蒲松龄集》，第1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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