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世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03-24
古时的中国人,在他们启蒙的时候就被告知:“圣人出则黄河清。”([明]程登吉:《幼学琼林》)传说黄河五百年变清一次。甚至还有“千年难见黄河清”的说法。
黄河的水经常是浑浊的,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
春秋时期,鲁襄公八年(前565),晋国的盟国郑国受到楚国的攻击,是屈从于楚?还是抗击楚兵等待晋兵来救?郑国的当权者出现两派,争论激烈。主张归顺楚国的子驷,引诗为喻:“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意思是一个人想在有生之年见到黄河变清,几乎不可能,等晋国出兵来救,也是等不上的。(《春秋左传•襄公》)结果是他这一派占了上风。那时的人们,以为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事物,都被超自然的神圣的“天”所支配。洪水、旱灾、冰雹、蝗虫、地震、山崩、瘟疫等等自然灾害,都被看成是人们特别是“天子”干了坏事,上天降下的惩罚。
据历史记载,古代黄河经常泛滥,“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滕文公》)。“河灾之羡溢,害中国也尤甚”(《汉书•沟洫志》)。后来有大禹治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不过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大概也仅能做到减轻水患,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解决黄河的问题。据史料记载,自公元前602年即周定王五年至1938年的2500多年中,黄河下游决溢1590多次,改道26次。据专家研究,殷商王朝曾多次迁都,至少有5次是因为避开水灾。(邓拓:《中国救荒史》;王嘉荫:《中国地质史料•河流》等)
在汉武帝刘彻统治中国的强盛年代,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桓宽:《盐铁论•申韩》)
以后20多年水患不断,持续减产。汉武帝不得不派出数万士兵去修堤堵口,并动用了修建宫室的建筑材料,还曾带着官员去参加堵口背柴投水,把白马和自己佩带的玉投在河中以祈求河神的保佑。(《汉书•沟洫志》;《史记•河渠书》)
“普天有道圣人生,大地山川尽效灵。尘浊想应淘汰尽,黄河万里一时清”([明]罗贯中:《平山冷燕》第八回),成为古时中国人的梦想。这个圣人,当然不是普通人,也不是指孔夫子这样的学问家,只是那些君临天下的帝王才担当得起。几千年来,许多中国人总是希望出个好皇帝,能够带来“河清海宴”的太平盛世。
“黄河清”被视为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祥瑞,但“黄河清”与圣人出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没有人能说清楚,期盼“河清”,不过是一种希望摆脱现实烦恼的精神寄托。
其实黄河水并非都是不清,得看是那一段,汉朝初年成书的《尔雅》已注意到,“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尔雅•释水》)。即黄河在汇合众多支流前,并不浑浊。
经过近代的科学考察,准确地知道,5464公里长的黄河,只是1992公里长的中下游是浑水,占总长度一半以上的黄河上游,即从河源至河口镇这一段,水是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河流泥沙公报》2000年)
在黄河中下游,河水也有短时间变清的时候,即史书中作为祥瑞记下的“河清”,并不是五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据地质学史专家李鄂荣先生考证,中国历史上的“河清”,有记载可查的便有43次,首见于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如从此时起算,平均不到40年就有一次。(李鄂荣:《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形成》;《说说黄河的“黄”》)
不过中国古代的学者习惯于坐而论道,忽视对自然界的实地考察,对于黄河的了解,大多局限在眼前所见和道听途说。唐人孟郊“谁开昆仑源?流出混沌河”(孟郊:《泛黄河》)、宋代王安石“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黄河》)等诗句,都不过是文人想象之作。
而出现“河清”,显然也与什么“圣人出”无关。大概谁也不会认为宋徽宗是个圣人,但他在位时,竟出现过三次“河清”,皇帝和百官弹冠相庆,用各种形式来歌功颂德,大观元年(1107)“乾宁军言黄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诏以乾宁军为清州”(《续资治通鉴》)。“黄河清”被谱写成新曲流传(蔡绦:《铁围山丛谈》),还在韩城建立记载这些祥瑞的“河渎碑”。此碑至今尚在。可是立碑后仅仅15年,这个导致北宋亡国的宋徽宗,便和他的儿子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带走了。(和吉:《司马祠———黄河札记》) 明代永乐二年冬的“黄河清”,也是被大肆渲染的一次,显然与朱棣是以臣下起兵夺得皇位,需要以此来证明他是“奉天承运”有关。
将“黄河清”作为圣人出宣扬得最厉害的,是清雍正四年那一次,大抵也是因为雍正皇帝得位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同时这个皇帝“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雍正起居注》)
这次“河清”的规模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从雍正四年十二月上旬末开始,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和江苏五省的河水渐清,次年年初仍可见到。(乾隆《陕西通志》;乾隆《山西通志》)。在得到“河清”的奏报之后,雍正表面上说“受宠若惊,不以为喜,实以为惧”,实际上是喜不自禁。不仅赶快派高官去向埋葬在景陵里的父亲康熙报告好消息,去黄河致祭河神,而且把一大批官员官升一级。自己还动笔写下《河清颂》二千余言,命河道总督田文镜在江南清口(今淮阴县西南)建立“御制黄河澄清碑”,刊刻其上,说是感谢河神,实是给自己表功。
电视剧《雍正皇帝》中的田文镜,是以勤劳任事,一心为国而得到皇帝的信任与拔擢。历史上真实的田文镜,也确实是一个肯干实事,深得雍正的信任为数不多的大员之一,但从他在这次“河清”中的表演来看,仍是个拍马有术之人。他在奏章中赞颂雍正“德备中和,功同参赞。……已臻于无为之圣治。是以天不爱道而七政齐辉,地不爱宝而九河告瑞。……臣考之典籍,黄河十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然从未有清至一千里,久至一月,如今日之独盛者也。通省臣民莫不欢呼,踊跃称颂。皇上朝乾夕惕,圣德格天,昭此大瑞,以垂亿年斯年之宏庥;遇此奇逢,幸生六道化成之盛世”。吹捧得无以复加了。61年后,乾隆五十三年,山西又见“黄河清”,巡抚明兴上表报喜,却没想到乾隆皇帝的态度和他老子截然相反。不但没有给予奖励,还被训斥了一通。乾隆甚至对古人也作了批评:“历代史策,侈陈符瑞,大率出于傅会铺张,无关实政。”称“河水澄清,虽亦间有之事,但似此侈陈祥瑞,夸示休征,殊属无谓”。还指出,上年黄河刚闹过水灾。与其出“河清”这样的祥瑞,还不如不要泛滥成灾。揭露了官员们报喜不报优的恶习。最后向臣下宣示:“现在晋省既有河清之事,则下游各省,自必由渐澄清。该地方官不奏则已,倘亦有似此具奏者,再将此意,明降谕旨,以示朕敬天勤政,以实不以文至意,将此先谕明与知之。”不许再打这种歌功颂德的报告了。上梁正了下梁就不歪。所以李鄂荣先生查到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这一次“河清”,就成为中国历史记载中最后的一次。
黄河水的清浊,是自然现象,与圣人出不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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