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平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读书 2008年第6期

倘若说灾荒主要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话（当然，导致灾荒的原因可能有自然、人为等多种），那么，与之相对伴生的赈灾则是一种社会行为了。可以说，自有人类史以来，灾荒始终是影响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天然的障碍。也正是在人与自然之间不断的对立统一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组织，以应对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困难与不测，如前者有以国家名义生成的荒政制度，后者则有以民间社会为实体的义赈等组织形式。由此，灾荒史研究成为众多学者探究和阐释中国历史图景的重要路径。朱浒的《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主要从义赈的兴起和流向两个维度对发生于光绪三年的“丁戊奇荒”进行了经验研究，并构建了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关系生成的“地方性实践逻辑”。首先，作者考察分析了“丁戊奇荒”时期华北、江南地域社会的不同反应和救助措施，以探究义赈作为一种地方性实践的历史起点和根基。通过掌握和重新梳理大量史料，作者指出，以往学界大多关注于传统国家的救荒赈灾制度和传教士的赈灾行为，而忽略了西方式的赈灾行为与义赈力量的相互关系，而正是后者，在罕见的光绪初年大灾荒中催生了义赈的兴起。至于义赈初兴的社会根基，作者从发起者的群体属性、组织机构、募捐机制和中心地点等四个层面做了详细的论述和求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灾荒时期中央帝国、华北江南的地方士绅和西方传教士等救助力量彼此交织在一起，共度艰难时世的复杂面相。当然，将义赈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网络和生存情景中进行地方性的书写，确实给予了读者身临其境之感，不过，笔者觉得一种更为完善的历史图景应该是：不同的赈灾力量在应对大灾荒时的真切动机和行为指向如何在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关系中，缔结出能够实现自身意图的权力网络和实践逻辑来，也许这才是历史书写与现实关怀可以关联起来的理想之举。 
　　其次，作者又用了全书一半的篇幅论述了义赈兴起之后的具体演化和改造问题，即晚清义赈转型的近代化历程。与分析义赈初兴立足点不同的是，作者将救荒的义举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结合起来论述义赈组织的新变化，可以说由原先的地方性探究提升到了整个国家的视角。我认为这是本书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说作者没有将自己的研究视野仅仅局限于义赈实践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理解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窗口来进行灾荒史书写。比如义赈行为的近代化趋向，作者是从其主持群体、组织机构、募捐机制和中心地点四个角度展现了新兴因素如何引发和促进中国救荒近代化形态的。因此，作者通过晚清义赈的地方经验研究，不仅详细地探讨了这种救助灾荒的具体实践形态，尤其是其地方性问题；同时还自上而下地从国家的视角论述了义赈生成的“跨地方性”及其一般意义。 
　　正如作者所言，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经验研究以达到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但是，也许是作者执意要将自己的义赈研究提高到一种对历史认识和建构的理性关怀程度，而且试图要创建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灾荒史的具体发生过程，结果给这本有关灾荒救助机制的著作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不足就是简单化地套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概念和语词，而忽略了这些概念本身的意义和语境，由此导致了一些内容叙述上显得牵强。事实上，在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时，叙事本身往往蕴含了无比丰富的意义和价值，它同样能引发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认识和反思。另外，由于义赈的生成过程中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国家精英与地方士绅、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多重力量的关系网络，它们之间也必定因救助灾荒事件不断进行相互作用，那么，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究竟改变和保留了什么，这也是义赈研究中值得特殊关注的问题。可惜的是作者没能将义赈形态史研究的这种现实关怀呈现出来，因而读后还是留下了一种不满足感，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仍旧延续下去，而灾荒也在不断地发生，这些都会促使我们要从相关的历史研究中奢求点什么。 
　　（《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朱浒著，人民大学出版社二00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