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学历史系    黄志繁

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02期

【主持人语】 随着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掠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遭到巨大破坏，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从前闻所未闻的疾病正以空前的凶残和恐怖步步逼近人类生存的领地。气候异常变化等造成的自然灾变频繁发生，往往给猝不及防而崇尚理性和科学的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灾变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客体，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人们习惯于依靠新思想、新技术的产生来对抗大自然的惩罚。而思想和技术又总是产生于学术的精神末梢，所以学术作为母体的决定性地位在当下愈来愈显现出根本性的意义。
　　在新病毒、新灾祸层出不穷而新思想、新技术尚未产生的时候，传统就成了唯一的依靠。寂寞的历史研究便有了苏生的机会和可能。
　　近年来，一批学者爬梳史籍，在卷帙浩繁的故纸堆中披检出蒙尘的珠玑，在这些看似朴素、琐屑的研究和史籍的发掘中，学术的当代意义得以显现。
　　对于“疫病”、“荒政”和“义赈”历史的研究和相关阐释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所呈现的却是难为常人所知的历史长衫下的内在线索和参照。有了这样的起步，或许能让我们在凶险的途程上有所凭依而不再恐慌。
　　　　　　　　　　　　　　　　　　　　　　　　　　　　　　　　　　　　　　　　　　　——胡粲然 

　　“跨地方”的意义及悖论——关于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的思考

　　1980年代以来，在明清和近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区域研究似乎是题中之义，不用讨论的。尽管也有一些学者批评一味追求区域史的研究，历史学有“失范”和把历史细化的危险。[1]但是，大体而言，区域史研究仍是研究者比较接受的做法，而甚少有就某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研究的作品。这当然是因为明清和近代材料相对丰富，而中国各地区之间差别甚大，必须对区域展开研究方可获得正确而深入的认识。但是，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如何让区域史研究既能更细致入微地深入到地方社会内部，又能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始终是研究者无法摆脱的困扰。以至于一些学者干脆就批评区域史研究不过是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微型叙事”；[2]一些学者则提出要改变区域史研究的“村落研究取向”，而应采取“跨区域”的角度，以使社会史研究多元化。[3]不过，寻找一个“跨区域”对象并不容易，因为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容易局限在某个固定的区域，一旦这些事件和人物跨出其所固有的区域，则很容易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和事件，很可能就演变成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关注对象。尽管这种局面可以使区域社会史和政治史结合起来，足以让研究者兴奋，但是，一旦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和事件，其区域的意义已经基本上被其背后所表达的宏大叙事所遮蔽，这大概也是学术史上鲜有成功地打通区域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的原因。

　　晚清义赈极有可能是少数可以让研究者展开“跨区域”研究的事件。在面对相邻地区的灾荒的冲击时，在近代西方赈灾体系的压力下，一群江南的地方士人，跨出了江南，到华北赈灾，从而发展出一整套颇具有“近代”意味的赈灾体系。作为传统向近代过渡的一种赈灾体系，义赈不仅本身提供的信息异常丰富，而且是个跨地区的事件，对于企图超越和反思区域史困境的研究者来说，毫无疑问是个非常合适的研究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浒的新著《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显出了其学术史的意义。
　　
　　义赈兴起的讨论：江南的，还是近代的？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义赈兴起主要是以中国的近代化特别是近代工业化进程为支撑的，一系列新的因素构成了义赈的生成基础。但是，朱浒认为，“以往研究对义赈生成基础考察既不全面，又在论述到的一些重要环节上存在着一定的疏漏之处，以致未能准确分析出这种状况。”他进而指出：“义赈的兴起绝不是中国近代化进程单独制造的一个结果，也不是一场全国性意义的社会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初兴期义赈所走的是一条‘西体中用’的路线，因为其主要依托的是中国本土的传统资源。对此，构成义赈生成基础的两个主体部分，即其依靠的社会资源和实施的救荒措施中，都有显著表现。另外应该指出，在这个基础中的确存在一些新兴因素的踪迹，但在此时义赈运行机制最为关键的环节上，起着根本作用的是传统资源。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义赈的兴起才与地方性逻辑发生了直接关联，因为这些传统资源带有浓厚的江南系谱色彩。”[4]

　　也就是说，虽然义赈具有近代的特征，但其兴起却根源于江南的地方传统。这一结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许多学者关于“中国传统内变迁”的看法，即，在西方入侵前，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具有内在的活力，可以萌发出具有近代特征的各种因素。然而，朱浒认为，不能赋予这种内在活力以近代性，因为“虽然从江南到华北的义赈紧承从苏南到苏北的赈灾行动而发生，但是两者在基本性质上已有根本差别，因为前者对内在活力的依托昭示的是一种新陈代谢过程的发端，后者则是地方性救荒传统的简单放大”。[5]那么，义赈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救灾措施？其兴起是基于江南的传统，还是近代化的进程？作者没有明说，但仔细辨读，作者显然在极力说明义赈的兴起扎根于江南地方传统，但一旦跨出了江南，则具备了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特征。这种赈灾方式的兴起缘由确实很难准确地用定性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可从义赈依靠的社会资源和救荒措施两方面加以把握。

　　义赈依靠的社会资源应该包括四部分内容：义赈的发起群体，义赈的组织机构，义赈的募捐机制，义赈的中心地点。朱浒分别考察了这四个方面，认为在义赈初期有非常明显的江南系谱。首先，以往研究中，义赈发起群体被认为是新兴的社会阶层，而朱浒则通过考察，指出了其主要来自于“江南善士圈”这个江南传统地方组织。其次，与以往研究看法不同，朱浒认为，在义赈初期起重要的组织作用的是江南地区有着长期历史的慈善组织———善会与善堂。再次，从义赈初期的募捐机制上看，其最关键的环节———募捐手法和经费来源也是传统的成分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最后，义赈初期的中心地亦不是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而是苏州，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城市，这就使义赈初期与近代性之间尚有一定距离。

　　关于义赈初期的救荒措施，朱浒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主观意识方面，义赈初期的救荒措施基本上没有突破传统的救荒机制，尽管有些做法越出了官赈的范围”。[6]朱浒主要是从放赈、善后和辅助三方面措施上展开论述的。在他看来，以上这些措施都是在传统的救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无论是办赈程序之规定，还是救济对象的区分；无论是赎田，还是创设农桑局、代应差徭等善后措施；无论是在华北移植“江南式”的善会、善堂，还是施衣、施药、施棺，乃至颇具近代意味的设立工艺所等辅助措施，无不体现了义赈初期的江南地方传统特征。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说，义赈初期采取的各种救荒措施仅仅是江南的措施在华北的“移植”。

　　事情似乎没有这样简单。作者强调义赈的江南系谱只不过是为了说明义赈基本兴起的态势为“以地方性系谱为基础的抗拒反应”。这种能动的反应为江南的内在活力步入更广阔的社会变迁过程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渠道，使义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近代化进程构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所以，初期的义赈虽然与江南地方传统密切相关，但其性质既不是纯粹“江南的”，也不是纯粹“近代的”，而是一种扎根于江南地方传统的中国传统救灾体系在近代化潮流下的内在反应，其进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和中国近代化历程发生密切联系。
　　
　　义赈演进的考察：工业化、国家话语与华洋合作

　　义赈的演进，首先要面对的是工业化问题。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义赈单方面地需要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金支持，而是义赈提供了江南得以与近代工业化接轨的中介机制。朱浒首先论证了在义赈兴起之前，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江南也没有实现与近代工业化的接轨。接着，他指出，晚清政府不可能有效支持中国近代化的全面启动，而中国近代化进程只能在经济之外的社会机制中寻找与江南结合的途径，义赈则可以成为这样的社会机制。而且，义赈与当时中国近代化最重要的主持人李鸿章和最积极的活动者盛宣怀都建立了密切的关联，从而能够使之成为近代工业化的便利渠道。那么，究竟哪些方面能够使义赈成为促进近代工业化的中介机制呢？近代工业化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在资金和人事两方面。义赈的筹款能力能在相当程度上减轻灾荒对近代工业化资金所造成的挤压，又为近代企业打开了招股活动的希望。义赈群体强大的组织能力、实心实力的办事态度、高度的社会信任度则能使他们很容易地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义赈群体就是后来工业化进程中重要的人事基础。所以，不难理解，1880年后，义赈群体逐渐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经营企业上来。他们在矿业、纺织业、电报业、航运业等领域大显身手，显示了很强的推动工业化的能力。事实上，他们推动工业化的效果非常显著，尤其是在集资手段、壮大近代绅商阶层、促成近代工业化向其他地区扩展等方面。

　　不仅仅义赈成为近代工业化在江南的落实途径，近代工业化进程也使义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现了义赈的近代化改造，使之摆脱了江南系谱，进入更大程度的新陈代谢。新兴社会资源的吸收又使义赈在中国赈灾机制中地位急剧提升，并造成了这个机制的根本变动。义赈对新兴社会资源的吸收体现在主持群体、组织机构、募捐机制和中心地等四个方面。主持群体方面，已经由初期的“江南善士圈”基本上转化为近代绅商；组织机构方面，不再像初期那样依托江南的善会、善堂，而是拥有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以协赈公所为中心的组织体制；募捐机制虽然变化不如前两者清晰，但也出现了许多传统所无的新的募捐手法，带有新兴性质的资金成为义赈资金拓展的重要对象；在光绪九年的赈灾活动中，上海开始成为赈灾的中心地，此后，传统的城市苏州作为赈灾中心地的活动逐渐减少，光绪二十二年后，甚至无人在苏州发起赈灾公所的尝试了。

　　义赈吸收了新兴的社会资源后，就不再以江南系谱为基础，而是开始进入国家层面的救灾机制，成为整个中国救荒机制近代化发生和发展的一个起点。“这样一来，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落实过程一样，地方系谱和国家话语在这里再度显示出了某种内在亲和力。只不过这种亲和力在两个过程中的作用方向相反：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落实是国家话语向下穿透地方系谱，义赈促成的中国救荒近代化则是地方系谱向上伸入国家话语。”义赈也因此获得了“以国家话语为指归的近代化改造”。[7]

　　义赈最让人瞩目的地方就是后来获得了国家合法性的认可，成功地进入官方的救灾体系，并构成对荒政的制度性冲击。义赈对官方的制度性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义赈进一步发展了官方首先尝试的一些工赈措施，其二是导致了官赈向义赈大力倾斜的“官义合办”形式。义赈甚至后来获得优于官赈的地位，使之“化官为义”，也就是使官赈向义赈看齐。

　　与此同时，一种更为新颖的义赈机制即华洋义赈会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带来了中国救荒体制的革命性演变。“由于传统荒政体制因清朝的覆亡而瓦解，所以义赈对荒政的强烈冲击并未能够充分地发展。相比之下，义赈对中国救荒近代化的另一个促进却基本上没有受到清朝和民国更替的影响。这就是中国近代救荒机制通过义赈实现了对西方对华赈灾力量的包容，也可以说是西方力量依托义赈合法地渗入了中国的内部”。其主要表现则是中国红十字会和华洋义赈会的起源。[8]在这一点上，以往的研究显然只注意到了中国红十字会和华洋义赈会是新兴社会组织，而忽视了两者更多地依靠义赈提供的救荒机制才得以成长，而两者的成长，恰恰标志着中国救荒机制一个新陈代谢周期的完成。
　　
　　“跨地方”的意义及悖论

　　通过对义赈生成及其演进历史的考察，我们看到了义赈本身复杂的面相：既扎根于江南地方传统，又具有向近代化演变的鲜明特征；既是近代工业化在江南实现的重要途径，又是华洋合作救灾体系在中国出现的重要机制；既以江南系谱为发展的基础，又成功地被国家合法化，并构成对国家救灾机制的冲击。事实上，正是这种复杂的、无法用定性语言描述的历史现象，构成了朱浒以义赈研究为突破口反思传统地方史研究路径的基础。在他看来，除了一般性的地方史研究路径所面临的“个别与一般”、“整体与局部”的问题之外，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困难，就是地方史很容易因为对其地方特性的强调而形成了一个一个毫不相关的“微型叙事”。这些认识上的困境很容易导致地方史研究路径受制于有限的空间中而无法实现自身的超越。

　　通过对义赈历史的考察，朱浒认为义赈表现出来的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可以在两个方面构成对原有地方性认识的冲击。首先是地方性并不能被设定在过于狭隘的空间前提下，“实际上，地方性的确认，尤其是地方感觉和地方认同的发生，很可能在地方与地方、地方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下才表现得最为明显。另外，在运用‘跨地方性逻辑’来把握中国的统合性时，仅仅强调国家对地方空间自上而下穿透的一面显然是不够的，地方系谱自下而上地向国家场域的蔓延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9]朱浒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以往那种地方性认识容易受制于有限空间的“微型叙事”，才能破除把江南解读为“江南之江南”，而不是“中国之江南”的尴尬。其次，“地方性也不宜视为具有本质意味的静态结构”，“地方性原本不过是种种价值系统在日常生活实践层面进行落实过程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强弱有所不同，才使地方性更多地蒙上了某种价值系统的色彩，而这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交织也就造成了一种新陈代谢状态的发生”。在这段颇为费解的话中，作者要表达的其实是有多种因素在对地方性起作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就会导致地方性的演变。就义赈表现出来的地方性而言，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性其实是不断变化的，是流动的，在近代化的大潮中，是地方传统与近代化的碰撞。

　　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性正是中国本土情境给定这种新陈代谢的一条落实途径，而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也就成为这种落实态势的一种具体反映”。[10]这样，从地方性的逻辑出发，结合近代化进程，就可有效地从整合宏观进程与微观进程、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朱浒更进一步地指出，从地方性出发思考“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可以对以往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种种模式进行彻底清理和超越。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仅那种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动力来自于外部的看法很成问题，就是近年来比较新的取向，即所谓“中国中心观”也面临严重问题。“中国中心观”所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倡导从中国内部观察问题的学者在内部因素的基础作用上难以形成统一的看法。例如，以黄宗智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为代表，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异常尖锐的观点分歧就是明证。“中国中心观”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容易把内部因素置于外部因素之上，把来自西方的冲击至多看成一个不容忽视的辅助问题，例如彭慕兰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过于强调中国与西方的相似，却一不小心让中国成了欧洲某一阶段的一个影像，成了“斯密型动力”的一个演绎模型；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关于白银资本的考察也颇有点走火入魔，为了“反西欧中心论”而制造出一些“历史假象”。黄宗智所提出的“规范认识危机”，其实就是在表达这种焦虑，即无论“近代早期”模式，还是“传统中国”模式，都无法摆脱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的阴影。朱浒认为，要避免这种认识上的困境，必须大力挖掘和检验类似“地方性的流动及其超越”这样促成近代社会变迁的实践途径。

　　问题在于，当我们真正以流动的地方性为出发点去考察中国区域社会变迁和近代化进程时，我们真的能超越以往的种种困境吗？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义赈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历程，可能是相对“独特的”历史现象。近代中国的义赈包含了异常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起源于江南地方传统，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具备了近代化的因素，从而具有国家层面的合法性，冲击了官方的救灾机制，后来又成为西方救灾体系在中国落实的机制。很难想象，在近代中国可以找到很多个集中了如此多面相的历史事实来展开研究。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跨地方”本身就是隐藏了悖论的概念。我们注意到，“跨地方”（或者“跨区域”）[11]的提法本身亦隐藏着一种悖论，因为区域只不过是研究者为了研究问题所划定的地理范围，任何历史事实如果一旦跨出了自身所在的地域，到了另一个地域，两个地域也就能自然因人群的活动构成一个足以让研究者重视的“区域”，也就是说，“跨区域”不过是研究者自身“概念上”的“跨区域”，对于历史事件本身，则仍然没有跨出区域，只是区域的空间范围扩大而已。所以，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研究者如何设定“区域”。具体地说，当义赈从江南发展到华北时，华北和江南就构成了一个区域，就构成了一个空间。所以，只要我们把眼光集中到具体的人和事，区域的空间就会消失，所谓“跨区域”也就无从谈起。

　　再次，“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作为“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的实践途径也是充满悖论的命题。姑且不说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必然要借助地方性来实现，我们更要明白，地方性一旦越出地方，就可能不是地方性了，而一旦超越了地方性，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事件和制度的时候，也就自然地实现了自身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无论是“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还是“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其实都可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朱浒通过义赈揭示出来的地方史研究路径的困境呢？答案自然是打破区域的界限，打破诸如“近代与传统”、“国家与社会”一类概念的界限。但是，在实践中，相信我们还是不得不使用这些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幸运的是，当历史学家专注于叙事时，这些分析性的概念也会随着历史学家的精彩故事而消解。正如刘志伟所说：“这些概念之间的所有对立以及僵化的理解，都可以通过人们生动的历史活动来打通……当我们进入这种意境的时候，一切时间和空间的疆界都在历史中流动起来，所谓的地方史研究和所谓的全国性研究之间的畛域随之消释。历史学家的终极追求，不正是这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人文主义关怀吗！我们也许可以问，在史家的精神世界中，是否真的有‘地方史研究’呢？”

参考文献：
[1]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3）。
[2]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中国书评》，1995（5）。
[3]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6）。
[4][5][6][7][8][9][10]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8，149，201，387，458，526，527。
[11]严格地说，“区域”和“地方”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通常是研究者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设定的空间，后者则更多地和“国家”相对，因此，区域史和地方史体现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向。但是，在《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中，“地方史”和“地方性”，基本上可认为是包含了“区域史”和“区域特性”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