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伊，字莘农，号稼门，安徽桐城人。乾隆八年（1743年）正月十四日生，年二十九中乾隆辛卯科（1771年）举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七十六岁。一开始任四库馆校对，继而授官料理山西武乡县事，开始步入仕途，逐渐升任至福建巡抚等职，“（汪）公历任均有政绩可纪，实为嘉庆间督抚之冠”。①嘉庆七年（1802年）五月，汪公受命赴江西办案，途次任江苏巡抚，遂开始辑《荒政辑要》一书有关资料，授予下属官吏，使之参照遵行，教导官员“大发其不忍人之心，实行其不忍人之政”。②该书写作目的在《荒政辑要·叙》里说的非常清楚，“地方官及委员必须逐条参究力行，方免遗滥错误之咎……予破冗纂辑是书，刊发各属官，盖冀历练深者，益扩其措施，历练浅者，亦有所依据……将见有荒岁而无荒民，亦如唐虞三代之世矣，岂不懿哉！”。
    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鼎盛期，不仅荒政措施非常完备，而且出现了多部荒政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以汪志伊《荒政辑要》较有影响力，作者在书中对荒政之策作了较全面论述，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救荒思想，这些思想基本上代表了清前期人们对荒政认知的深度和水平。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仔细研讨汪志伊《荒政辑要》的论著，本文就其所体现的荒政思想试作浅探，以祈指正。
    一、注重荒政人才的思想
    人才是荒政得以有效实施的有力保障，即使有好的法规和制度，如果没有很好的官吏来推行实施，也不能使其发挥作用。汪公很注重人才，“所至必修治书院，以兴贤才为急”，③在“法”与“人”的关系上，人才是最为关键的，“祥于议法，不如慎于用人。盖人正而弊自除也，顾（故）得人甚难”。④官吏素质及其是否认真行政，是民政好坏之关键，荒政更是如此，易于生弊，“灾务原属繁难，民情又多急迫，事本易于滋弊，吏遂缘以为奸”，⑤因而应该认识到荒政官员的重要性，“责任莫重于亲民之吏，盖天下之安危在民，而小民之休戚在吏”，⑥故而官吏如何行使荒政之权直接攸关百姓生死。天灾发生是自然的，其可能造成的损失往往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救荒自古无奇策，救荒只患心不真，一片真心即奇策，真心安民不负君”，⑦故而首先要求地方官吏在天灾发生之前要“随时体察，早为防范”，⑧“如州县官不早扑除（蝗蝻）以致长翅飞腾者，均革职拿问”；⑨当天灾（蝗灾）发生之际，若“推诿迁延，（必）严参议处”；⑩要求地方主管官员，带领佐贰部属，轻骑减从，亲往现场救灾，不得随意扰民，“不得派民供应，……马不得派自民间，如违例滋扰，跟役需索，藉端科派者，该管督抚严查”；(11)要切实履行好赈济灾害过程中的一切工作，为疾病之民给医给药，收养弃儿，鼓励有能力之人收养；禁止辖区内卖牛宰牛，如有奸贩敢于贱价收买耕牛并偷宰，要“通饬文武各衙门，分路严拿，尽法究处，并将所贩之牛，全数入官”。(12)
    汪公能做到为民着想，深知民饥盗起与统治安危之间的关系，“民非生而盗者也，食不继则民流为盗，抚有方则盗化为民”。(13)因而想通过著述教育官员善抚有方，力求祛民疾苦。“为民父母者，独能晏然不为甫能一饱之民，画（划）长久之计乎？故必虑终如始”，(14)“视民如子”是封建时代官僚士大夫所能达到的最高政治境界和要求，“治天下之道，所极意抚摩者，民也；所并力驱除者，盗也。民为国本，食为民天”。(15)所以实心实力去做好荒政工作，就是尽到了“为人父母”的职责，保民温饱，不致命丧饥馑。汪公有如此体恤民瘼之心，和他少年时就体会到稼穑之苦有关，他之所以自号稼门，是因为汪公“少年学稼，挥汗田端；问何自苦，惟门之寒；负耒而出，去莠多殚；……念兹稼穑，邦本攸关；……门署曰稼，毋忘艰难”(16)的缘故；取名志伊是以商汤名臣伊尹作为自己楷模榜样而“自名志伊”(17)的，因而少年时的经历成了汪公荒政为民思想的一个基础。
    若将《荒政辑要》与清前期其他的荒政著作相比较，它们虽然都强调荒政人才的重要性，但侧重点还是不一样的。汪公与《康济录》的作者陆曾禹均强调荒政人才重要性，天下事未有不得人而理者也，“不得贤才而委之，则亲民之官不以实心行实政，而救灾恤患之无方”。(18)但怎样得贤才并使之发生作用呢？陆公认为“有一代之圣君必有一代之贤臣”，(19)而汪公在这方面没有过于强调“圣君”对“贤臣”出现的决定作用，而是直接强调责任就在施政救荒官员之本身，如“宰执当行八条”、“监司当行十条”、“太守当行十六条”、“牧令当行二十条”。
    即陆公认为：荒政实施效果的好坏，全在于帝王如何使用人，从而强调帝王的“识才”和“鉴才”能力，“君臣之间，皆以饥民为急，其用人也，互相斟酌，惟恐稍有不当”。(20)没有强调怎样发挥荒政官员主观能动作用，而汪公则不然，他指出施政官员必具备很高行政素质“地方官辄以为尽心尽力……为民父母者独能晏然已乎？盖必慎终如始”。(21)汪公推崇明代林希元的做法，以赏罚约束官员行为，求贤于赏罚之中，在救荒过程中要做到信赏罚，崇法度，荒政工作“事本易于滋弊，吏遂缘以为奸，非得其人不能理，非得其法尤不能理”，(22)如在捕蝗工作中，对工作执行不力的要“立参不职”；(23)地方水利倘若出现“坏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24)地方官要追究一定责任，“从实按勘施行，遇该考满，务查水利无坏，方许起送……不次擢用”。(25)赏罚之功对于为政者来说非常重要，天下之政务莫大于赏罚。以赏罚之术来促使官员行政，而不单纯凭帝王识鉴，因为施政官员主观能动作用发挥最为重要。
    二、救荒必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
    汪公对荒政认识比较全面，荒政首先是仁义之政，“荒政者仁政也……有预备于未荒之前者；有急救于猝荒之际者；有广救于大荒之时者；有力行于偏荒之地者；有补救于已荒之后者”，(26)总之都是对受灾黎民百姓的利益善举之事。灾害发生对于人们生活影响极大，“水旱蝗蝻迫人沟壑，救之不力，与不救等，况民无糴所，劫掠必兴”，(27)灾害会带来严重社会危害，造成社会不稳定。正因如此，则荒政救灾工作相当重要，“救灾如救焚，救饥如救溺”。(28)
    怎样根本性做好荒政工作呢？即时救济为治标，根治灾荒之源为治本。在《荒政辑要》正篇九卷中，卷五至卷八为治标之法，卷二、三、九为治本之术，这就避免了荒政著述中只论述即时救济的治标之说。在灾荒发生之时，最重要的当然是要及时解决灾民饥寒之苦，解民于倒悬之中，但要彻底清除灾害之苦和尽可能地避免灾情再度发生，就必须治本清源，这才是荒政根本性工作。
    在即时救灾的治标上，汪公强调尤其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对报灾工作要求及时、快捷。清朝规定报灾时间是：“夏灾不出六月，秋灾不出九月”，(29)汪公认为地方州县报灾时间应该更早些，因为“麦收在四五月，秋成在七八月，则是有收无收，荒熟早已定局，嗣后各州县被灾情形，应于五八月内勘确通报”，(30)并从报灾情形之日算起，四十五日内由州县到府院查核灾情上报完毕，如有迟误，则计日处分。对于续灾上报，也有时间限制，旱灾限四十日之内，其他如水、霜、风灾等，若是重灾限十五日之内，其他限二十日之内必上报完毕，以免延误救灾时间。
    其次，对勘灾工作要细致周密。当灾害发生以后，往往会出现人祸甚于天灾的现象，人祸除来自“地方刁民”外，更主要的是地方官吏所为。州县里保做荒卖荒，从中牟利“所虑猾吏与贪官，忍心吃尽子孙饭，更恐蠹役与奸胥，侵蚀不顾民糜烂”。(31)各衙门书吏也视办灾为有利可图之事，给票造册均从中勒索，此弊最难清除，因而汪公要求地方官在复核时要特别留意和仔细。
    再次，审户要具体切实。一州一县灾情定有不同，虽同村同庄灾情相差不大，但各户承受灾害程度定有差异，为了把有限的救灾物资发放到更需要救助的人手中，发挥其最大救灾作用，必做好审户工作。
    清代对受灾户的审定划分了极贫、次贫等级，以备赈济，但“极次贫的划分无既定标准”，[1](P26)导致实际上无可依据，再加上各地田亩多少不同，人口多少大小互异，办赈官员认识也有分歧，所以在乾隆七年(1742)就山西、湖广、贵州等省份因为勘验户等困难而不再划分等次，有些省份灾户也少分等次，致使灾户等次划分混乱，影响了救灾赈济实效。汪公在此问题上根据自己实践经验，制定了较为可行的操作标准，即将那些“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32)定为极贫之民；将那些“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33)定为次贫之民；在救灾物资发放上，极贫无论大小人口全给，次贫者少壮丁男酌给，其他全给，在查报灾口情形时必须亲自验看，不能仅凭地保等地方上的汇报。除此之外，还区分有田散在各里而受灾有所不同者；佃户者；寄庄人户者；地方兵丁者；鳏寡孤独疲癃残疾之民；无田贫民因灾失业者，等等，均堪明灾情给予不同赈济。
    在灾赈过程中，给钱粮衣物只是救急，但要真正彻底地摆脱灾荒之苦和恢复社会经济活力，还必须注重灾后重建工作，即治本，也就是要号召灾民重建家园，进行生产自救，重新树立生活希望。遂借鉴历史经验，不催小民之税；让流民回家生产，凡受灾“逃户复业者，宜给复三年”。(34)汪公在这一点上告诫地方官要时时以苍生为念，“四顾闾阎，居有定所乎？人皆完聚乎？食能果腹乎？田不荒芜乎？业不怠惰乎？俗果朴而风果醇乎？一有不然，民情即为之不安”。(35)对于那些背井离乡、日夜悲啼、乞食在外的饥民，如果他们愿意回家但又无路费的，地方官应该给予一定资助，帮助他们回乡进行生产自救，实行“归流、弭盗、停征、教养”等多管齐下，此“四者皆仁政之大端，抚绥之急务”。(36)只有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使灾区恢复元气，否则，“若弭盗不归其流，则劫夺之患不息，教养不停其征，则妨民之困不除，农桑何由得盛，学校何从得兴？”(37)在这四项重要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停征”一项尤为突出，如果地方官严逼款项，追缴积欠，则丰年不如凶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锁在身，求死不得，故流民不敢归乡”所以，“饥于年者可救，饥于官者难逃”，(38)因而，为官者“当以抚恤黎民为首务”。(39)
    在治标治本问题上，汪公思想虽然存在救荒避灾的禳弭论，但其主导思想仍然是重民务实的。《荒政辑要》全书九卷，首一卷，虽然将“禳弭”单列一卷，但只有半卷内容属于真正禳弭论，其余各卷内容无不是从国计民生出发，论述赈荒济困之策。有善后之举，防范之法，还有糜粥之方，糴糶之议等，如煮赈时如何让久饿之人不至于得赈暴食而丧命，如何适宜于熬粥用旧锅而不是用新锅，均叙述详细。书中各条目列举都简明且细致，便于荒政官员查照实行，“教农桑，兴水利，裕积贮，尚节俭，敦风俗，以为民生计者，精益求精”。(40)这种注重实政的重民灾害观，是清前期经世致用思想在荒政方面的反应。清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封建社会渐趋没落，政治经济日益衰败，一些有识之士往往鄙弃空谈的宋元理学，提倡新兴经世致用之学，即通经致用而留心时务”，[2]故而桐城县志上就说汪公是“政余惟好讲学，然不喜人立道学名称”。(41)
    汪公一生为官突出一“实”字，“凡所行必本实心”，(42)曾就“实”字说于江苏省属官，又“自署晚年之号曰实夫”，(43)并给自己百年之后的阴宅署名为“实心藏”，(44)汪公“持躬清严……惟以反身实践为宗”， (45)讲求身体力行，以“实心、实力、实干”来要求和鞭策自己，时时担心并提醒着自己为官是否为老百姓办事了，在从山西灵石知县调任榆次时，他曾经这样检讨自己“奉来片檄量移官，弹指三年耻素餐；一担琴书一卷帖，去时犹似到时难。”(46)作为一名封建官员，有这样的境界和反躬自问精神实是难得！以时时自我检讨之心推行于荒政，不会做不到“情不切实”的。
    三、灵活通变、劝富济贫的救荒思想
     汪公每遇灾荒救济之后，都特别留意古人成法，也就是善于总结，将自己救灾济饥的施政方法与古人之法对照，“考诸古人成法，竟亦有合者，自是留意荒政益勤”，(47)故而汪公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自己救灾济荒实践基础上，针对古人之说，“复加拣择，取其宜古宜今者，别类分门成书十卷”，(48)写就了《荒政辑要》。汪公认为“古人荒政，散见简编，良法美意固多，偏见私智亦不少”，(49)然而在实施荒政过程中，不能不学习和借鉴古人之法，但又不能照搬古人之法，因为古今有不同，南北有差异。如范仲淹知杭州时遇饥荒，谷价涨至每斗钱一百二十文，范仲淹将谷价提升到每斗钱一百八十文，于是招来了多处米商，继而谷价反而因粮多而大减。汪公认为此法也只有范仲淹知杭州才可实行，其他地方若随意效仿，会使“求糶之民，必且生谤”，(50)可能会导致不仅没有招来米商，反而使谷价居高不降的现象，故而“后世法令不可造次，须要揆时度势”。(51)
    再如，“伐蛟之说，于宣歙之地为宜，与河朔之民言之，弗信也，捕蝗诸具，为兖豫梁宋之地所必备，执闽广吴越之民谋之，必笑且走矣。”(52)所以不能生搬硬套荒政之法，应该“随时地之宜而用之”，(53)在实际荒政中，汪公也切实做到了这一点。乾隆丁未年(1787)夏天，山西大同旱饥，而大同有许多来自关中陕西和河北的民工，因天灾无工可做，回乡又无资金，于是强取豪夺，扰乱社会治安，当地官员强行弹压无效，当时汪公正在大同办案，遂决计官资遣送民工归乡，每人给钱百文，分四路由官差护送，然后再对大同本籍灾民放赈灾粮，“郡遂以宁，此亦因地制宜之一法也”。(54)
    救荒措施的实施关系到社会方方面面，在救荒中，除官方政府出钱粮救助的主渠道之外，还应鼓励民间互为赈济，共度难关，以便将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是这种措施会很好地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稳定和安宁。他曾说“一家勤而富，役者百千夫；富济贫不足，贫资富有余；饥寒不相迫，盗贼自然无；又安有蚁聚，蜂屯意外虞”。(55)所以他不提倡“剥富”，剥富会激化社会矛盾，而“劝富”则有利缓解社会矛盾。
    《荒政辑要》中多次提到“劝富济贫”，在卷六里有“劝富户业主当商”条，在卷七里有“劝捐粥”、“劝施粥”、“劝捐棉衣”等条，将它作为济灾度荒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清前期几部有影响的荒政著作中没有哪一部像《荒政辑要》这样，多处提到“劝富济贫”，只有陆曾禹《康济录》中有一条“劝富豪以助济施”提到此举，且论述比较少；而杨景仁《筹济篇》里说的是“安富以救贫”；俞森《荒政丛书》里则没有明确的“劝富济贫”条目。
    对于民间贫富互济行为，应由政府给予一定表彰，这些赈济行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出粟助赈煮粥活人者”(56)为上等之助；二类是“富民巨贾趁丰糴谷归里平糶，循环行之，至熟方持本而归者”(57)为次等之助；三类是“借粟、借粮、借牛于乡人，待年丰而取偿者”为再次之助。但不论哪类行为，均属尚义之民。为褒扬其所为，由政府或给冠带，或奖匾额，或奖其子孙将来若犯杖罪可免，这种表彰也只是给予那些家宽殷实之户以荣誉称号和精神鼓励。
    “劝富济贫”不仅仅是号召全社会共度灾荒之举措，同时也是政府官员行政能力的一个体现，对于民间自救行为应该也有相应措施引导：每遇水旱灾荒发生，必有饥馑，地方官先要出榜告示百姓“禁民劫夺”，(58)再若有劫夺发生，则痛惩首恶，决不姑息；对于那些身为富民，但闭门屯粮不售的，先行劝导，给其政策和保障，对其粮价保值，允许他们随时取值。如果有灾民无现力支付其值，即由官府发给凭券，待将来有收成时一并还本付息，这些都由官府代为追偿，以免富民有后顾之忧，从而保证灾民互救；如若富民仍坚持屯粮不售，则规定他“非至丰稔不许出糴”(59)而达到迫其售粮互救的目的。
    结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汪公荒政思想主要是唯物主义的，因而《荒政辑要》中大量篇幅还是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但同时也不排斥他又有天命主义禳弭论，表现了对天命怀疑但又不得不屈从天命的复杂思想。如该著以一定篇幅介绍了“竭诚祷”、“扰龙事”、“伐蛟说”、“旱魃辨”等天命主义救荒观，即寄希望于神灵庇佑来免除灾害；在第九卷《穿井法》当中，专门引用了徐光启迷信开井之说。这种复杂思想认识，代表了清前期士大夫们较普遍的认知水平，只不过有些人思想认识中朴素唯物成分多一些，另一些人天命观重一点而已：如乾隆时期又一封疆大吏陈宏谋曾作《伐蛟说》，全篇介绍蛟如何生，如何作乱，说蛟形“似蛇，而四足细颈，颈有白婴（缨），本龙属也，其孕而成形，率在陵谷间”，(60)通篇充斥着神秘和诡异；时监察御史曹秀先于乾隆十八年上疏言“遇有蝗蝻之地，即行敬谨謄黄，虔具酒櫡，张幕焚香，告祭于神”(61)以祈求避灾；陆世仪作《除蝗记》也说，蝗“所至之处，必有神焉主之……神奉上帝之命，以守此土……故夫蝗之去，蝗之来，蝗之食与不食，神皆有责焉”，(62)因而避蝗灾也必须先祀神；所以汪公在《荒政辑要》中表现的这点天命主义禳弭论，并不属于当时官僚中突出的另类。
    当然，也有人能较客观地看待这一思想认识的实质，并利用其为荒政服务。《康济录》作者陆曾禹则认为旱涝本无常，确实非神莫佑，但当“万民窘迫，四境彷徨之际”而去祈神祛灾，“不但不能救将来之饥馑，且不能慰怅望（惘）之民情矣。”(63)即仅仅祈祷没有什么作用，但又不能不祈祷，因为通过祈祷，“人君者因祈祷而念民艰，释冤狱，广平糶。”(64)从而达到施仁政目的。所以从陆曾禹在荒政中如何认识“祈神”上，可以看出他言在此而意在彼，对当时救荒论中天命观有较清醒认识。仅就这一点而言，汪公与陆曾禹相比就逊色了，不及陆曾禹看得那么透彻，但也从另一面表明了汪公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的两面性。
    ［收稿日期］2006-08-16
    注释：
    ①清·萧穆《敬孚类稿·记汪稼门先生退思图卷册》，黄山书社，1992年。
    ②《荒政辑要·叙》尚义堂藏版，道光廿九年重刊。
    ③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九·汪尚书传第九十九》，清宣统三年刻本，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汪志伊《敬陈吏治三事疏》，收录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十六·吏政二·吏论下》光绪十二年思朴楼，重校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
    ⑤《荒政辑要·叙》。
    ⑥汪志伊《稼门文钞·卷一·实字说示江苏属官》，清嘉庆十五年刻后印本，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⑦汪志伊《稼门诗钞·卷四·丙寅秋亲勘淮扬海三州郡水灾》，清嘉庆十五年刻后印本，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⑧《荒政辑要·卷四·督捕蝗蝻》。
    ⑨《荒政辑要·卷四·督捕蝗蝻》。
    ⑩《荒政辑要·卷四·粼封协捕》。
    (11)《荒政辑要·卷四·捕蝗禁令》。
    (12)《荒政辑要·卷八·禁卖牛宰牛》。
    (13)汪志伊《议海口情形疏》，收录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八十五·兵政十六·海防下》。
    (14)汪志伊《荒政辑要附论六条》，收录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一·户政十六·荒政一》。
    (15)汪志伊《议海口情形疏》。
    (16)汪志伊《稼门诗钞·卷二·自号稼门箴》。
    (17)汪志伊《稼门文钞·卷一·自署实心藏说》。
    (18)陆曾禹《康济录·卷三上·求才能以捍灾伤》，收录在《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
    (19)陆曾禹《康济录·卷三上·求才能以捍灾伤》。
    (20)陆曾禹《康济录·卷三上·求才能以捍灾伤》。
    (21)《荒政辑要·卷九·还定安辑》。
    (22)《荒政辑要·叙》。
    (23)《荒政辑要·卷一·捕蝗十宜》。
    (24)《荒政辑要·卷九·信赏罚》。
    (25)《荒政辑要·卷九·信赏罚》。
    (26)《荒政辑要·卷首·纲目》。
    (27)《荒政辑要·卷六·广糴糶》。
    (28)《荒政辑要·卷五·急赈恤》。
    (29)杨景仁《筹济编·卷首·蠲恤功令》，光绪九年仲春武昌书局校刊。
    (30)《荒政辑要·卷三·勘灾事宜》。
    (31)汪志伊《稼门诗钞·卷四·丙寅秋亲勘淮扬海三州郡水灾》。
    (32)《荒政辑要·卷三·查赈事宜》。
    (33)《荒政辑要·卷三·查赈事宜》。
    (34)《荒政辑要·卷九·还定安辑》。
    (35)《荒政辑要·卷九·还定安辑》。
    (36)《荒政辑要·卷九·还定安辑》。
    (37)《荒政辑要·卷九·还定安辑》。
    (38)《荒政辑要·卷九·还定安辑》。
    (39)《荒政辑要·卷九·还定安辑》。
    (40)《荒政辑要·叙》。
    (41)廖大闻等《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十三·人物·宦迹》，道光十四年刻本。
    (42)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九·汪尚书传第九十九》。
    (43)汪志伊《稼门文钞·卷一·晚年自号实夫说》。
    (44)汪志伊《稼门文钞·卷一·自署实心藏说》。
    (45)廖大闻等《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十三·人物·宦迹》。
    (46)汪志伊《稼门诗钞·卷九·由灵石县调任榆次口号》。
    (47)《荒政辑要·叙》。
    (48)《荒政辑要·叙》。
    (49)《荒政辑要·叙》。
    (50)汪志伊《荒政辑要附论六条》。
    (51)《荒政辑要·卷六·通商贩》。
    (52)汪志伊《荒政辑要附论六条》。
    (53)汪志伊《荒政辑要附论六条》。
    (54)汪志伊《荒政辑要附论六条》。
    (55)汪志伊《稼门诗钞·卷二·保富箴》。
    (56)《荒政辑要·卷九·信赏罚》。
    (57)《荒政辑要·卷九·信赏罚》。
    (58)《荒政辑要·卷八·弭盗贼》。
    (59)《荒政辑要·卷八·弭盗贼》。
    (60)陈宏谋《伐蛟说》，收录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五·户政二十·荒政五》。
    (61)曹秀先《请捕蝗先行蜡祭疏》，收录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五·户政二十·荒政五》。
    (62)陆世仪《除蝗记》，收录在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四十五·户政二十·荒政五》。
    (63)陆曾禹《康济录·卷三上·急祈祷以回天意》。
    (64)陆曾禹《康济录·卷三上·急祈祷以回天意》。

【参考文献】

    [1]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　王达.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J].中国农史.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