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研究生

史学理论研究  2005年第4期

疾病医疗社会史作为新社会史的一个分支,虽然在目前尚无一明确而清晰的概念予以界定,但总体来看,其主要以历史上的疾病医疗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疾病医疗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在西方,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初具规模;而在中国,海峡两岸则是在八、九十年代才被部分学者予以关注并开始付诸研究的①。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大陆的相关研究还相当薄弱。

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医学院医学史系前主任,迈克尔·比迪斯为英国雷丁大学历史系教授,两人均为各自专业中的佼佼者。《疾病改变历史》一书是作者1972年初版的增订本,于2000年再次刊印时做了全面的删改(英文版序),由此,在某种意义上,该书便成了我们了解西方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动态的一面镜子。

在内容构思上,作者“从曾给世界带来灾难的众多疾患中选出一些案例进行研究”(第1页),并按从古到今的时间序列编排,从而使读者对疾病的发展演变有一目了然的认识。在整体布局上,除“导论”及“结论”外,该书共有十章,外加人物索引。导论“疾病与历史”,介绍了本书的写作目的,反映了作者将疾病引入历史诠释领域的理论思考与努力方向。第一章“古代世界的疾病”,讲述了古代世界的几种疫病及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第二章“黑死病”,集中探讨了14世纪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瘟疫———腺鼠疫的广泛流行及其对欧洲,尤其是对英国人口及其封建制度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第三章“梅毒之谜”,论述了梅毒的起源、传播及其对16世纪的欧洲,尤其是对几位君主的影响,最后介绍了对梅毒的预防和治疗情况第四章“天花:被征服的征服者”,主要叙述了16—18世纪的天花流行及其预防的历史。第五章“拿破仑将军与斑疹伤寒将军”,论述了斑疹伤寒及拿破仑本人所罹疾病对其辉煌的军事生涯终结的影响。第六章“霍乱与卫生改革”,阐述了霍乱的流行及其危害,及19世纪英国人在对霍乱预防认识上有了突破,从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公共卫生改革。第七章“杜松子酒、流感与肺结核”,讨论了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酗酒与呼吸道感染疾病尤其是流感与肺结核开始影响并危害人类的生命,同时介绍了对流感与肺结核的防治。第八章“蚊蝇、旅行与探险”,论述了能够传播疟疾、黄热病及昏睡病的蚊子与萃萃蝇是19世纪末的欧洲人旅行尤其是在非洲殖民过程中最大的敌人,以及欧洲人是如何战胜它们和殖民非洲的过程。第九章“维多利亚女王与俄国君主制的灭亡”,探讨了维多利亚女王由于将血友病基因遗传给了她的女————————————

①相关论述可参见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著:《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政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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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致使其女与俄国沙皇所生皇储成为血友病病人,而为了治疗皇储的病,皇后不得不依仗巫医格里高利·拉普斯廷,而拉普斯廷对皇后的控制对罗曼诺夫王朝的覆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十章“暴民癔症与大众暗示”,主要结合圣女贞德、惩罚女巫及希特勒等史实,探讨了暴民癔症与大众暗示对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主要讨论了随着医学的发展而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社会、经济与伦理难题等。在具体的章节论述中,作者基本上沿袭了疾病的起源、传播、影响及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的探讨模式,从而使历史上不同时期疾病的来龙去脉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首先,作者以疾病史的视角,通过对一系列重大历史现象的再诠释,揭示出以往为一般史家所忽视的历史面相,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说,本书目的“就是要说明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第1页)。但纷繁复杂的历史势必要作者去触及历史的诸多面相。疾病与战争、疾病与宗教、疾病与社会救疗、疾病与政治制度、疾病与现代性等诸多层面均可在书中找到相关论述。作者独特的诠释历史现象的角度,无疑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与制度史分析大异其趣。比如曾显赫一时、威震欧洲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何以兵败莫斯科,再败滑铁卢,从而使其辉煌的军事生涯一步步走向终结的。过去一般的史家在寻求其兵败莫斯科的原因时一般认为是俄国特有的寒冬与俄国军民积极而策略地抵抗所致。而作者以其敏锐的眼光对历史进行考察的结果是,真正导致拿破仑大军惨败的是小小的斑疹伤寒。由于斑疹伤寒肆虐,拿破仑的60万大军实际到达莫斯科时已不足十万,且已帅老兵疲,在遇到俄军的抵抗后不得不回师的路上又损失了很多,从而使拿破仑从军事颠峰跌向了谷地。至于其再败滑铁卢,作者认为拿破仑本人所患的痔疮与同样惹麻烦的嗜睡和慵懒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他的意志与判断力,从而成了这次战败的主要原因;又如面对罗马帝国晚期不时爆发的无法治愈的疾病,作者指出,正是基督教在疫病治疗上的相对成功才使其迅速崛起并最终奠定了其国教的历史地位,从而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如罗马帝国后期社会上典型的精神不振现象,作者一反由东方引进的堕落奢侈品成因说,而将其看作由于疟疾肆虐击溃了人们的心理所致(第11页)。当然,需要明确的是,作者对这些历史现象的重新诠释并非是要突出或夸大疾病在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地位,正如作者所说“认为疾病是引起某种历史巨变的首要原因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但在特别强调历史的社会学方面的因素时,有必要审视那些疾病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段,尤其是在其重要性被大多数传统的历史学家忽视或误解的时候”(第1页)。也就是说,作者将疾病引入史学研究领域是要恢复其在历史中本应该有的地位。

其次,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学识,通过对史料的阐幽发微,再现了疾病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疾病”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医学上的概念,它还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具有着一定的历史性与文化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疾病存在,因此,在探求疾病的发展演化时更应将其作为一个历史因子来看。是故,我们也恰恰可以借助考察疾病的存在及其影响来探求历史的变迁。一言以蔽之,我们要探讨的是疾病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此,作者在书中有着很成功的实践。

再次,在充分展示医学发展的成就外,也着重思考了医学的进步对人类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疾病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也是医学技术不断取得进步的历史。在《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中,作者通过人类对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的论述,基

本上呈现出了人类在医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但作者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着重思考了医学的进步给人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本书还要说明,对某种病完全征服的例子仍然很少,在其他许多方面以及在整体上征服疾病都太复杂,因而,不能只是将其看作是不断取得进展的简单的编年叙事”(第231页)。作者提醒我们,除了对癌症、疟疾等疾病远未达到彻底治愈的地步外,伴随着医学的进步,人类所面临的社会、经济与伦理问题也不断突显出来。比如避孕药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性关系的混乱;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病人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成为了医疗机构“算计”的对象;医学进步带来的人均寿命的普遍提高,导致世界人口越来越多,这无疑又带来了形形总总的社会问题。

复次,作者在史料利用上的突破,为我们研读史料,进行史学阅读提供了典范。在史料引用上,英国著名医学社会史家罗伊·伯特评论其为“材料新颖,内容无懈可击”,可见丰富而新颖的史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通观全书,作者所引资料中除有一小部分出于正史外,其余多为非正史类资料。如人口登记簿、诗歌、民谣、教堂记录、私人日记、报纸、杂志、医书、文集、回忆录等被广泛征引与剖析。作者在史料上的利用无疑对我们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其实,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历史的见证,然而由于以往在研究取向上的局限,往往使一些资料湮没无闻。随着历史领域的不断开辟,这些史料才具有了它们本身应当具有的意义。这与其说是作者的慧眼独具,毋宁说是由疾病医疗社会史这一分支学科的性质决定的。但作者对非主流的史料的积极开掘,亦颇见其学术勇气与专业学识。

当然,本书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如在疾病与生态系统之间联系的理论探讨上,尤其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变迁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后,三者之间呈现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作者的理论追寻就明显不够。此外,作者将瘟疫、饥荒与战争都看作疾病的观点似乎也有商榷的余地。另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该书的中译本在刊出时将原书中的注释悉数删除,此举无疑令该书的学术价值减色许多。但瑕不掩瑜,作为一部医疗与社会史的“开创性著作”(罗伊·伯特语),《疾病改变历史》一书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中都给人以许多启迪,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理学与生物学教授埃里克·T·彭杰利所说:“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普通读者,要想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了解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许多严重问题,只需阅读这本特别有趣、极有价值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