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9年第1期

张建民先生致力于秦巴山区经济、社会和环境历史研究已有10多年，《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是他凭着长期积累写成的一部厚重专著。笔者拜读之后深受启发和教益，今不揣浅陋，谈几点读后的感想。

一、宽阔视野下的多维观察

    该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视野宽阔。这既反映作者具有卓越的历史宏观认识，亦体现了他将经济、社会与环境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进行综合考察的新思维。就笔者所掌握的有限文献来看，从上个世纪以来，陆续有一批学者讨论南方山区的经济和社会历史问题，关于明清以来的盲目垦殖和森林滥伐及其恶劣后果，前人讨论亦颇不少。但是，以往论者基本上是采用单相、直线性的思维方式，有关论著多是罗列历史现象和进行简单的因果解释，复杂的历史运动被过分地简化了。在该书《绪论》所举陈的那些不足之中，对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之间彼此因应、互相作用的复杂机制与动态关系缺少综合考察，可能是最大的欠缺。

    张教授这部新著，不像以往论著那样仅对经济或者环境的某个问题进行单相探究，而是采用了多维观察、整体把握的思想方法，具有更加宽阔的视域。作者通过对众多问题与事实进行彼此关照和多向度的考察，揭示人口、制度、组织、观念、习俗、产业、技术、物种、土壤乃至矿物等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在“明清时代”、“秦巴山区”这个特定时空之中究竟如何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动态变化的秦巴山区人类社会一经济一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具有怎样的特征和脆性。因此，该书是一项综合性的探研，比起以往的相关论著显得更加丰满、厚重，结论也更令人信服。

    该书的立意是高拔而深远的。作者明确说明：“本书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中心，以流移集聚与资源开发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山区的人口过程、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生态环境演变……”；“在此基础上，探讨历史上的资源开发活动与环境演变、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等相互关系，以期有助于理解、认识历史上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互动、关联。”也就是说，它立足于明清秦巴山区流移集聚人口与自然环境资源结合的过程，考察人口变动、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环境演变如何相与展开和协同作用，并通过对该时代和区域的深入实证考察，寻求关于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互动变迁历史关系的一般认识。

    由于上述立意，作者所要展示的既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互动变迁宏阔场景中的一个局部，又是所在区域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漫长进程中的一个片断。但这个局部和片断是多维、立体的而不是单线、平面的，其间诸多因素交相渗透，众多问题互相纠缠。令人钦佩的是，该书根据时代历史的特定场境，依照事物发展的基本逻辑，由人口聚散、户口管理、民俗风习、社会控制等社会性问题，到经济层面的粮食生产(包括直接相关的土地垦殖、水利建设)、特种林木和经济作物经营、竹木盐铁手工生产，最后自然延伸到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保护，对各种相关问题合理布列，从容展开，主次分明，旁征博引而不显得杂芜、堆砌，显示了作者处理复杂问题的不凡功力。

作者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为明清时代秦巴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演变，勾画出了两条简明的脉络：一条是“人口增长——山地垦殖扩张——粮食生产增加——养活更多的人口”，另一条是“非宜农的土地资源——粗放的垦殖方式——水土流失——水文条件恶化——水利用及土地生产能力下降”。作者指出：“这两条同时或交叉演进的主线索，反映的正是一个浓缩的明清时期秦巴山区资源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组完整的相互联系的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之间的因素关联”。

二、对“独特性”的探求和解释

    公允地说，上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脉络并非秦巴山区所独有，并且亦非全是该书作者首先发现，以往学者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些线索。甚至在掌握一些基本史实之后，并非专门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亦不难理出这些线索，重要的是如何具体地揭示并且充分地解释它们。

    在笔者看来，该书最成功之处是对相关问题“独特性”的探求和解释。的确，与其他时空条件下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相比，明清秦巴山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历史互动，在多个方面呈现出了显著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既由于该区域独特的资源环境，也由于其独特的发展历程，仅就明清时代而言，更由于活动在该区域聚散的人群——“流移人口”的独特社会与文化属性。或者说，这些独特性是独特的生态环境、历史契机与人类群体相互结合的产物。

    从环境史学的观念来看，人类与环境是彼此对应、互相依存并且交互“注解”的“此方”与“彼方”——前者是生存于特定自然条件中具有文化的特殊生物类群，后者则是大自然中与该类群发生关联的那些部分。尽管大自然是先于人类的客观存在，但其给人们提供怎样的资源环境并非全然是“自然”和“客观”的，同样或者相似的自然条件，对于不同时代以及同一时代的不同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既可能具有不同的利用价值，亦可能形成不同的限制、产生不同的影响；反过来，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那部分自然世界将如何演变，亦非完全天然确定的，演变方向和深广程度均取决于与之发生联系的那个人群。特定人群对所在自然环境的影响，既有生物学层面的，亦有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从生物学层面来说，人口数量的升降必然导致对资源索求数量的增减，并在环境演变中得到因应与反馈；从社会和文化层面来说，由于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和文化能力(特别是技术)，他们的自然观念、环境知识以及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式，都彼此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不同人群具有各自的“独特性”。要想了解特定区域生态环境何以发生了已然发生的那些变化而不是另外一番景象，不但要考虑自然环境本身的特点，更应当了解同该区域生态环境打交道的那个特定时代中的特定人群，包括该人群的数量大小，他们的组织形式、制度环境、生计模式、生产水平乃至观念意识。该书作者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在这方面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全书包括“绪论”和“结语”在内，一共分为12章，其中除第一章对“流移人口”的名实作了专节考论外，第四至五章基本上都围绕“人的活动”这根主线而展开，从内容和方法来说更接近于社会史，或者社会经济史。其中不仅对明清两代向秦巴山区集聚流移的人口数量进行了细致统计，而且详细考察了当时国家的空山封禁、流民管理、职官与政区设置、流民附籍等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描述了流民社会的风俗和生活状况。人口流移集聚如何推动当地山区的土地垦殖和产业发展，当然始终是作者所留意的主要问题。通过系统观察，作者证实：“外来人口是构成明清时期秦岭一大巴山区社会的主体，外来劳动力是明清时期秦岭一大巴山区资源开发的主力”。单就这一点来说，当地的发展就显然不同于明清其他一些区域，特别是平原地区。

但张教授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求索明清秦巴山区的外来人口(或者外来劳动力)具有怎样的社会文化属性?在他看来，“流移”一词最适用于概括明清时期进入秦巴山区的人口，它既显现了当时该区域的人口过程，亦体现了区域社会乃至经济的基本性质——“流动”。在论述过程中，他一再强调“流移”之于资源利用方式、经济生产波动不稳和生态环境破坏恶化的显著不良影响。在《内容提要》他总结说：“山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元明之际的战乱、明朝的封禁、全国性人口剧增及清朝开垦山头地角小块土地免科令等，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明清时期的秦岭—大巴山区‘流民渊薮’的性格。外来人口进入山区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流动，对流移分布、来源构成、山区垦殖等影响颇大”。随后，他总结了明清秦巴山区资源开发的4个显著特点，其中包括：“山区资源开发以外来流民为主体”，“山区资源开发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盲目、过度倾向”，“山区资源开发与经营的粗放化”和“山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所有这些特征都与“流移”直接相关。他指出：“在急切的生存压力驱动下，由流移及客商充当主角，加之技术局限，不少资源的开发非常勉强，尤以土地垦殖为尤。这给山区的资源开发、经济增长乃至生态环境演变、社会变迁过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流移意识对于上述特点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反映到资源开发过程中，极易将资源开发当做不计后果的索取，甚至发展到极致而成为掠夺。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不稳定互为表里。山内人口由大量流移落居到逐渐流移他处，由聚到散，粮食生产的停滞及衰退等，正是山区环境演变及社会经济变化的集中反映。”因此在他看来，“流移”不仅仅是一种独特的人口过程，而且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性格和思想意识。在流移性格与思想意识支配下的人口流移过程，造成了当地历史发展的多重特征，体现在资源意识、产权观念、土地关系、生产活动方式乃至租佃赋役制度等众多方面，共同作用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进而对生态环境的演变推波助澜。因此人口移入固然是明清秦巴山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导因，但移入人口的特殊“流移”属性亦是社会冲突不断和经济起落不定的主要症结，并且也是生态环境逐渐遭受破坏、走向恶化的根本原因。很显然，较之以往论者囿于某些先验理论，局限于从“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和“赋役政策”等方面寻找当地经济波动的根源，或者将山区的资源环境破坏简单归因于土地垦殖和森林砍伐的“盲目”、“无序”、“过度”，张教授的考察分析无疑更有深度，结论也更具说服力。

三、对专业性和技术含量的追求

    该书另一值得赞赏之处是它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较高的“技术含量”。

    历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环境史犹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史学分支像环境史这样涉及如此众多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专门问题，任何一位博学通儒都可能感到“黔驴技穷”。正因为如此，现已出版的一些环境史论著，由于作者未能真正掌握相关知识，其作品或则不能充分揭示文献中的历史信息，或则率尔猜度，强作说辞，任意发挥，学术价值并不很高。

    比较起来，张教授这部新著甚为难能可贵。该书所涉及的自然方面的问题相当广泛，光是作物、林木以及其它植物种类就以数百计，一一辨明它们究为何物而不至于“张冠李戴”，已属不易，对其中的一些种类(特别是农作物)尚需相当了解其生物特性，否则就难以正确地展开讨论；土壤和农田方面，对各种土壤的类型和特点、各类农田的物理特性及其耕作、利用与改良方法进行正确说明亦非容易，须具备相应的土壤学和耕作学知识；水土资源、水利建设是该书中的关键问题，要想把问题说清楚，同样须具备相应的地形地质、气候水文、工程技术及机械农具等方面的知识；此外，对盐业、矿冶、造纸等问题进行讨论则又要求一定的矿物学和手工业技术知识，等等。总之，完成这样一部专著，需对植物学、农学、林学、土壤学、地质学、水文学、矿物学和工程技术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均有一定了解。尽管该书的分析讨论与相关学科专家的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表述仍然有所区别，但能够运用有关知识对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清晰的叙述，并且让人感觉说得在行、在理，对于一位历史学者来说殊非易事。该书的成功，无疑是对作者“专业性”长期追求的结果，是基于相当丰富的知识贮备。

正因为如此，作者对相关问题叙述讨论，比起笔者以往所见的同类论著显得“更加专业”，不论是关于推广玉米、甘薯、烟草等新传入作物对山区经济的影响，关于山区农田水利建设与水稻生产的关系，还是关于过度毁林垦殖导致严重水土流失、山区生产能力下降进而造成下游流域的严重生态问题，该书的论证都更加详细具体，更加让人感觉是“行家之言”。在行文过程中，作者大量举证以说理，往往信手拈来，看似容易，实则艰辛。某些地方还特别显示出了张教授作为“行家”的知识宽度。比如关于秦巴山区酿酒和养猪的讨论，作者并未局限于秦巴山区，而是通过与太湖地区进行比较来突显出本区的特殊性，揭示出同样的生产项目在两地所具有的不同经济意义——“在秦巴山区是用剩余的玉米来换取直接的经济效益乃至货币”：“太湖地区则是以积肥为第一目的，为的是提高土地肥力和种植业集约经营程度，增加亩产量”。仅此一例，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两地经济生产上的差异。虽然作者并未进一步论说，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种差异还反映了不同生产模式下有机物质的不同流动过程，并导致了不同的农业生态后果。

四、新的综合：经济史、社会史抑或环境史?

该书颇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史著作。我相信除经济史家之外，社会史家也将把它视为本领域的重要成果。而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就研究主题、对象还是思想方法来说，该书都更接近于新兴的环境史研究。

关于什么是环境史?中外学者曾作过多种表述。美国环境史学会所下的定义说：“环境史是关于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跨学科研究，它试图理解自然如何给人类活动提供可能和设限，人们怎样改变其所栖居的生态系统，以及关于非人类世界的不同文化观念如何深刻地塑造各种信仰、价值观、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个定义表明：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作用亦即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中心命题；它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涉及到自然与社会的广泛领域，多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其理论方法上的显著特点。环境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回答如下三大问题：一是自然环境如何影响人类活动?二是人类活动如何改变其所在的生态系统?三是人类关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认识如何影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

    对照环境史的上述基本理念，张教授的这部新书毋庸置疑可以视为一部环境史著作。由于他是从特定时代和区域的资源开发与经济活动切入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的关系，经济史的色彩比较浓厚，因此亦不妨称之为“环境—经济史”或者“经济—环境史”；其中与人口流动、落户附籍、社会控制、民风民俗相关的内容，又明显地反应出社会史理论方法对作者的影响。因此，该书体现了区域资源开发和环境变迁研究中的一种“新的综合”意图。

自古以来，经济领域始终是人类与自然交往的基本区间(或曰界面)，而经济活动(首先是第一产业的经济活动)的基础前提是一定生产关系规约下的人口(劳动力)与特定地理环境中的自然资源互相结合，这就规定了社会经济活动必定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亦须将资源环境作为重要的考量对象。不仅如此，满足自身的物质生活需求是人类活动的首要目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人类物质生活需求的“量”，规定了对环境资源利用的“度”，而背后起着最终决定作用的则是人口因素，组织、制度、规范和观念等等，亦是发挥重要能动作用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不论是环境史也好，经济史也好，社会史也罢，都不能忽视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行为、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社会关系。努力形成对人口、社会、经济与环境作为统一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应是当今和今后环境史、经济史和社会史家的一个共同学术指向，这种共同指向，或许在一定程度导致经济史、社会史与环境史研究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却可能使研究结论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在这方面，张教授在其新著中的探索和尝试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五、由本书引发的几点设想

    农耕区域的逐步扩张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在这个扩张过程中，人口(劳动力)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逐步结合，产生了多种经济类型和生计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因之形成了不同的地理格局和历史面貌，生态环境的演变与此基本同步。明清两代是传统农业大规模扩张的最后阶段，此时，长城以南的中国各大河流域最适宜农耕的平原以及邻近丘陵已经开发殆尽，人口增长却比前代更加快速并且持续，人口与资源的矛盾逐步激化，在此宏观背景之下，出现了以入山出洋、进城闯边为基本趋向的人口大流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变迁呈现了新的历史态势，包括秦巴山区在内的南方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论从经济史、社会史还是环境史角度来说，南方山区的人口流移与资源开发，都是一个值得长期探研的重要课题。即就张教授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而言，仍有某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和深入。进入某个大山区的流移人口，面对新的资源条件、社会环境，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新生计(经济)体系构建、社会关系重组乃至于技术组合集成的过程，其中有众多具体细节问题仍需探讨和解释。

    例如，根据本书对明、清两代各地人口的统计，明代许多州府县的户均人数常在8口以上，不少达到10口以上，明显地高于清代和其他时期的户均人数。这种情况与早期阶段的人口流移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换个角度说，人口流移对其本身的家庭、家族乃至更高层面的社会关系，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再如，在南方山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资源占有形式、土地租佃关系，在手工业领域则出现了一些新的雇佣关系(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曾屡屡被提及)，等等。与此同时，对于当时国家来说，则有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策调整和管理机制建立。虽然前人已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本书更有了显著推进，但仍需开展更多具体细致的讨论。

    对于各大山区来说，人口移入过程必定同时是一个技术移入过程，新的物质需求和新技术要素的输入，推动了秦巴山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新传人的技术知识与各地原有的技术知识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就是前者对后者的简单替代?初来乍到的移民在完全陌生的深山老林里谋生，他们的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都仅仅依恃原有的技术知识吗?抑或亦借鉴和吸收了土著居民原有的地方性技术知识?新传入的技术知识与“土著”的技术知识如何组合、集成，成为山区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新基础?以往我们高度关注明清以来南方各地的“土客之争”，对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尤其是移民向土著学习和借鉴，则似乎完全忽略了。要想清楚地说明山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技术知识条件，论者也许应对有关问题予以更多关注。

    如果从明清历史发展全局来观察，尽管由于自然因素的影响，山区环境闭塞，交通困难，但包括秦巴在内的南方山区都非完全隔绝和孤立，而是逐步整合到明清经济社会的统一体系之中，是当时经济社会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板块。无论从经济、社会、文化还是环境方面来说，山里山外都始终存在着人员、物产、能量、资金和信息等等的流动和交换。对此，张建民教授已经作了不少讨论，比如他关于水土流失对中下游平原生态环境的危害、关于客商流动资本在秦巴山区特定经济产业或生产项目发展中的作用、关于山区经济物产所遭受的耗竭性外流及其影响等，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仍可能做更多工作：一方面，基于物种资源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山区经济特产，在当时经济生活、商业发展乃至国际贸易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也许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另一方面，外部经济需求如何拉动山区资源开发和生产发展，物质能量、经济产品的输出与输入严重失衡又如何导致山区经济贫困、资源损耗和环境破坏，张教授及其他学者将来肯定还有更多话可说。

    最后，我们回到环境史。不论从历史还是就现实来说，南方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研究都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正如黄土高原环境演变的后果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自身一样，南方山区环境演变的影响乃是流域性和全局性的，远非局限于各大山区。对此，张教授在书中已经作了很好的论述。近代以来，南方山区开发和环境演变过程并未停止，甚至还在加速进行，上个世纪以来，各种不良后果已愈来愈明显地反映了出来，长江流域是否可能重蹈黄河中下流的覆辙，令人忧虑。对相关问题开展更系统的研究，对历史经验进行更全面的总结和更深刻的反思，对于有效地解决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与经济贫困问题、制定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都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关于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的一部厚重专著，本书的考实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事实，其中许多观点将会受到学界同行乃至政府部门的重视。笔者进一步关心的是，如何将历史考实研究置于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逻辑架构下进行更加明晰的表述?具体来说，区域环境史的综合研究，除了清理基本史实之外，资源环境中的气候、土壤、水体、生物、矿物诸要素，与一定的环境意识、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技术条件等，在农业、手工业、聚落建设和日常生活诸领域的耦合匹配具有怎样的时、空、量、构、序?这种时、空、量、构、序的关系在历史进程中又是如何动态变化?仍需进一步求索。换言之，历史的表述需与当代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思想话语更好地对接，环境史研究才可能更好地发挥现实功能。对于环境史研究的所有同仁，这都是非常艰难同时也极为重要的学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