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文汇报, 2003-05-09

    读书有时候是需要缘分的。我平时看书，最感兴趣的是历史方面的著作。特别是西方人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书，我一般见到了都要买回来看看。对于中国学者的同类著作，也很在意，不过阅读的兴趣要弱一些。有些学术著作，如果不是特别的机会，很难有耐心看完。《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余新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是我在“非典”时期耐心看完的一本学术著作，在这一段特殊的日子里，看这样一本书，真有说不出的感受，这是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学术著作能有这样的机缘，真是百年不遇。在“非典”的日子里，这本专门的学术著作，有可能引起更多人的兴趣，特别是那些非专业读者的阅读兴趣，这就是读书的机缘。我感觉，我与这本书有缘分。

    这本书有一个副题“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它主要研究的是江南瘟疫的发生以及由此引起的复杂社会情况，特别是疫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基本把清代江南发生的疫情以及规律告诉了我们。余新忠是南开大学的博士，很年轻。他的这项研究，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中，有开创性。本书在专业上的成就，我是外行，不好评价。但我个人以为这本书在新博士的著作中，是一本有个性的书。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作者虽然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读过很多外国书，但这些东西在书中溶化为作者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没有那种食洋不化的感觉，书中很少直接引用西方学者的话，但从作者的观察中，可以看出他所受到的西方影响。这种学风在新一代学者身上的出现，使人们对中国学术的承传有信心，作者的努力和方向应当得到肯定。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中，这些年很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影响，有些人用得好，而有些人却太迷恋这个概念的解释力了。作者基本上没有让这些流行的学术潮流干扰，显出了自己的独立性。“公共领域”的概念，是从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它着眼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这个概念很诱人，但也是陷阱。作者对这一点很警惕，因为他是由史料观察事实，所以非常谨慎。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他一般保持这样的认识：“社会力量也没有超越国家和地方政权的能力与企图，毕竟，乡贤在举办公共事务时，所预期的乃是让自己更受官府的器重以对地方社会事务更具影响，而非希望自己成为与官方对抗的民间领袖。”这个判断，我以为很有道理。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手边恰好有两册《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记载的是1918年晋北肺疫防治情况。当时山西晋北的疫情非常严重。当年的1月5日，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立刻通电晋北各县，实行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当时内务部派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来山西。阎先生立即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
    从当时的疫情报告看，政府相信一切社会力量。疫情出现后，立即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请他们来帮助。很快就动员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当时国内外对此的评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决策之神的重要原因，一是当时山西有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形成了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二是当时建立的区村制度，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在灾难面前，这种自治制度，承担了现代防疫行政的许多职能。山西的情况和江南的情况，大体有相同的地方，正如作者所说是“有针对性地补充官方行政能力的不足，并有效地表达地方社会的要求与民意，促发地方官员关注并举办一些缺乏制度规定而实际需要的事业。”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民间机构性质的判断，很清醒。没有因为学术潮流的影响而放弃自己独立的见解。
    评价这样的书，外人只能说一点阅读感受。对作者来说，来自同行的评价才是学术价值的定位。最后还有一个感受是：作者写得太累了，没有举重若轻之感。学术想象和灵气没有展现出来，从作者的选题看，我以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但他可能是没有在这方面用心。所以同样是学术著作，我们看顾颉刚、陈寅恪、费孝通、潘光旦等前辈学者的书，首先为他们的学术想象和灵气所打动，然后才是他们的学术贡献。现在看来，我们更缺乏的可能还是前辈学者的灵气。有些东西可以学会，但有些东西却只能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