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献海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 130024　长春

《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7月第34卷第3期

　中国疾病史自1919年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出版之后,已经开展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也逐步深入。但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医史学界,却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真正的自觉。这一转向标志着医史学界由单纯的医学方法逐渐过渡到利用多学科,尤其历史学的方法对中国疾病史进行探讨的研究路径,显示出中国疾病史研究逐渐走向深入。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历史学界也一反长期以来对中国疾病史的淡漠,开始介入此领域的研究。而新近出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是国内第一部明确从医疗社会史视角进行研究的专著。尽管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外学者也以类似的视角进行过相关研究,但相对而言,这些研究在方法上较少自觉,规模也较小,而该书无论在研究领域的开拓、理论和资料的成熟运用上,还是指明的未来研究取向上,对于未来的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都具有一种开创意义,因此称该书为国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并无溢美。

一、理论引进与历史学本位的良好结合将其他学科理论引进历史学的研究,丰富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在当前史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但限于知识结构和研究理念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真正成功的实践却并不多见。中国疾病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基本由医史学界承担,而历史学界由于受宏大叙事传统的影响,对该领域近于不闻不问。然而该书却成功地打破了医学界和历史学界的藩篱,不仅从围绕医疗活动而形成的社会活动层面,即“外史”的层面进行探讨,而且还对瘟疫的种类和清代关于瘟疫的认识进行了探析,即从“内史”的层面进行探讨,从而将医疗史的研究纳入了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内史”的研究,无疑需要相当的专业医学知识修养,作者在此方面,较好的克服了专业的隔膜,显示出相当的识见。例如关于康熙、光绪年间江南一些地区流行的瘟疫,通过考察其症状,提出了可能是伤寒的判断。[1]而且,还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瘟疫种类判断中。比如在讨论真霍乱中国是否古已有之时,作者指出:“何况,从大历史观来看,确认一种疾病是否过去存在,不应仅仅拘泥于个别症状的比较和确认,特别是像霍乱这种危害重大的传染病,更需要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某一地区自然社会环境状况和社会反应等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2]由此,作者的研究不仅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将中国历史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和遮蔽的围绕医疗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内容彰然若现,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视角,也成为一种颇为有效的观察角度,便于寻找中国古代历史的更多面相,对于其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而且,也可能有利于医史学界的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完善。在积极引进理论的同时,作者仍然显示了坚持了对历史学考证方法的良好继承和发扬。这不仅体现在对大量资料的掌握上,据作者自己对所用资料进行的分类,包括以下几类:官书、方志、诗文集、笔记、小说、医书、海关医报、资料汇编[3]可谓种类繁多、包罗无遗。而且更表现在对资料的爬梳、辨析和修正上。这不仅体现在作者在该书的最后,附录了资料翔实的《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而且更表现在作者所统计的清代江南疫情发生数据,及由此而绘制的时空分布图表上。中国古代文献的编撰,并不先存一个为其后的历史学研究方便而进行编排资料的理念。因此,许多文献资料的运用,便需要现代历史学者进行一定程度的辨析和处理。该书在此点上,做得相当成功,不仅以府为单位统计了清代江南瘟疫的各地区的瘟疫数据,并根据一定的原则,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合理的技术处理,绘制了清晰的时空布局图标。因此,即使这一部分不是全书最精彩,甚或不是很吸引人的部分,却是全书最见功力,也恐怕是作者付出最多辛劳的部分。显示作者很好地继承了历史学史料辨析的功夫和严格考证求真精神。不过,最能体现作者理论引进与历史学叙述方式良好结合的部分,还是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对立的、互为消长的。但该书根据清代国家和社会救治瘟疫中形成的关系,指出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分关系对清代社会关系、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从而根据历史实情指出:“在清代江南,国家和社会,或者说朝廷、官府和社会间的区别虽然明确存在,但像西方那样的决然对立却没有出现。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不仅需要从朝廷、官府、乡贤、民众等这样更为本土化的名词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加以理解,还有必要暂时抛开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以合作与互补这样一种新的认知模式来重新认识它们的互动。”[4]这体现坚持了从史料出发,以历史学为本的做法。在这里,文献资料和历史学的考证仍然是“本”,而社会科学理论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用”。这种态度与作者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展开对医史学传统研究范史的批评与完善的思路是一致的,表明作者立足史学,博采各学科之长,融会贯通的史识和努力。

二、敬意与平和

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信史”的传统,在现代的史学研究中,这恐怕仍是一个需要遵从的原则。要实践此传统,首先应该表现在对历史的“客观”理解和评价上,即不以今人之标准而对古人妄加菲薄。此近于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同情之了解”、钱穆先生提出的“温情与敬意”之意。这态度看似平淡,其实难行,因为这要求史学家真正深入史料,与古人进行情感和智识的对话,而达此境界,须具有相当之悟性与耐心。作者在该书一些问题的探讨中,即很难得地显示出了这方面的素养。比如作者匠心独运,专辟一章探讨“清代江南对瘟疫的认识”,并且在第六章“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的互动”中,也以相当篇幅探讨时人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作者没有以现代人的骄傲来傲视古人,而真正置身历史情境,从众多的史料甚至很多被今人视为迷信的记载中梳理出在当时来看不失合理甚至有效的观念和认识,进而指出:“所谓‘科学’与‘迷信’,并不见得一定是截然对立的两极,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人类不同时空范围

内

不同的认知方式而已。”[5]当前史学研究中,要做到客观,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和对自身研究成果的客观评价无疑是必要的前提。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学术规范上。该书在学术规范的遵守上,可谓楷模。无论从研究综述的详细总结和客观评价上,还是引用他人著作的引文规范上,都显示出作者对他人研究的尊重和积极汲取。不仅如此,作者还难能可贵地能对自身研究持以客观估价。在之前的瘟疫史研究中,学者大都有不同程度的强调,甚至夸大瘟疫对社会、历史的影响的意味。而作者却在对清代江南的瘟疫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后,冷静地指出:“对瘟疫这样一个过去史学界甚少关注的事物,不能为了表明自己研究的重大意义而人为地夸大其影响,我认为:瘟疫对中国过去社会的直接破坏和影响,似乎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6]这样的研究态度,无疑有助于作者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寻找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体现出作者对历史的敬意与心态的平和。

三

、遗憾与可能作者虽然颇有见地地指出了“瘟疫在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7]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未能进而做出探讨。比如,宗教观念无疑是人类信仰中非常关键的内容,与瘟疫的关系亦显而易见,但全书对此却甚少着墨。同时可能正是作者在具体研究中对这方面内容疏忽,使该书作为一部地域社会史专著,医疗对江南社会关系的形成、演变方面等方面也不能给人一幅全方位互动立体图像。比如,在嘉靖、隆庆年间“倭寇”侵扰福建,造成瘟疫流行时,莆田大族林兆恩便利用自己家族和学术团体的力量,积极救治瘟疫,扩大了自己在当地的威望,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将学术团体演变为宗教团体,从而建立了长期影响福建和东南地区的“三一教”。瘟疫恰为“三一教”兴起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瘟疫对区域社会的影响方式及程度,是建基于区域社会原有的社会关系之上的。比如“三一教”的兴起,也在于福建社会不仅是儒家大族集居的地方,而且也是宗教力量十分兴盛的地方,所以瘟疫蔓延的契机,容易促使士绅和宗教团体发展起来,而“三一教”恰是二者的结合。同是瘟疫流行的地带,万历至崇祯年间,北方诸省未发展出类似于“三一教”那样的儒家大族建立的宗教组织,却发展出了被称为白莲教的,主要由下层人领导的宗教团体,这应该与北方缺乏福建那样强大的儒家宗族有关。江南地区与福建地区一样,是儒家大族聚居的地方,虽然江南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并不如福建浓厚,但是否没有宗教团体在此发挥作用,令人怀疑。因此,如果能够将心态和信仰因素真正引入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视野,并进一步与区域史的研究相结合,探讨医疗与区域社会关系的形成、演变的复杂关联,并且比较各区域间医疗与区域社会不同的互动关系,对于揭示中国古代区域社会的多样性,是一种很好的观察视角。由此可见,该书的出版对疫病史乃至医疗社会史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开端,而且存在着巨大进展空间。参考文献1

～7　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2-103,91,41-45,287,158,338,338 (收稿日期:2004 01 07)

（刘志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