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峰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中国农史  200702

2006年8月底,笔者前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报到注册,蒙建革兄馈赠新著《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学者文存》,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翻阅后记得知,建革兄的这一大作,是他自1996年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工作期间开始产生兴趣,并在随后十年间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结集而成的。屈指算来,可谓十年磨一剑,基本代表了他近十年来的学术追求,颇见功力。

我对建革兄研究的注意,最初始自他在《中国农史》(2000年第2期)发表的《河北平原水利与社会分析(1368-1949)》一文。此文对争水、水权、水利会社、水利类型与南北差异等问题的讨论,创新颇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首次提出了分权水利模式和集权水利模式的概念,与我当时做“明清山西水利史”研究时关注的问题非常接近。见得此文,欣喜不已,如遇知己,获益匪浅。后,建革兄的研究就不断进入我的视野。

《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发表了他关于华北水利的又一篇论文《清浊分流:环境变迁与清代大清河下游治水特点》,该文对人口和生态压力下政府治水不力这一特点的研究尽管平淡无奇,却站在了当时国内刚兴起不久的生态环境史学术前沿。同年11月,《近代史研究》刊发了他的又一力作《清末河套地区的水利制度与社会适应》(该文已收入本书第八章第二节)。该文中作者提出“社会适应”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适应包括生态适应和社会适应两方面内容。生态适应往往简单明了,而社会适应则非常复杂,很难分析。河套社会环境至少包括移民、蒙古族、市场、政府等诸多方面,水利社会必须和这些环境相适应,适应的结果最终形成以水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控制网络。他的这一观点,与2004年行龙和王铭铭二位先生力倡的“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行龙,2005;王铭铭,2004)的学术主张不谋而合,又极早地站到了水利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最前沿。

此后的五六年时间里,他连续发表了有关内蒙古草原生态、游牧业和农业形态的专题论文15篇(其中多数已收入本书),有关华北农业生态、灾害、耕作制度等的专题论文6篇,成果丰硕。在此期间,尽管作者不断“游走”于华北与蒙古之间,我们却能从中明显感觉到作者一以贯之的“生态史”情结,从华北到蒙古,只是从“农业生态”这一简单类型转变到“农牧生态”这一更为复杂的社会构造。应该说,发生这一转变,与他的研究旨趣有较大关系。1996年,在他做博士后期间,主要从事的是“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研究,该阶段他的视线主要专注于华北这一传统农耕文明发达地带。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接触到了满铁社会调查材料“,感到满铁对内蒙特别是东部内蒙古地区的调查资料可供生态史学者进行研究”(作者后记)。1998年,他在华北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开始了对蒙古社会的研究, 其赖以研究的视角,就是生态社会史或者说是生态人类学。尽管如此,作者并未间断其关于华北的研究,而是二者兼顾。2005年,建革兄答应我参加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史”会议时,提交了《役畜与近代华北乡村社会》一文,再次回眸华北。此前,他针对蒙古生态社会史的研究,已取得了极大成功。因此,以“在华北与蒙古之间”来概括和评论他近十年来的学术历程,可谓恰如其分。

就本书而言,我认为主要存在三大特色:

首先,文理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关注。作者能够将生态学与历史学、人类学做到有机结合,且总能选取一些独特的视角,发前人之所未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就近年来很热的水利社会史研究而言,至今我仍认为他关于河北与河套水利的两篇宏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站到了学术的最前沿。每次拜读他的论文,我都会反问自己:为什么有些问题我会想不到或发现不了?应该说,这与其独特的学术背景有着内在关联。建革兄早年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院农学系,并在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96年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后,又将自己的专业特点与历史人文地理相结合,开始更多地关注制度、结构与社会变迁。事实上,早在1995年作者发表的《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一文(《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就已奠定了他在后来十年间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使他能够独辟蹊径,执国内生态人类学、生态社会史研究之先鞭。

其次,注重实证研究的学术风格。应当说,这是一种踏实的风格。从华北研究开始,作者的研究就遵循这样一个研究套路,即首先从生态、技术、环境等基础要素做起,然后是社会组织、结构、最后是制度、文化层面,代表了一种学术取向,具有借鉴价值。如本书中作者所论述的三方面内容,第一部分是游牧生态,第二部分重点探讨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第三部分论述农业渗透之后的社会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其华北研究范式在蒙古的“移植”。目前作者刚刚开始的太湖流域研究中,又首先从技术与圩田土壤环境史的角度做起(《中国农史》2006年),可见这一研究套路的推广价值。

第三,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运用可谓他在研究华北和蒙古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称得上国内目前研究满铁资料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之一。对于满铁资料的价值所在,黄宗智先生早有“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的判断(黄宗智,1986)。作者面对这些资料则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据作者书中所言:“满铁资料作为一种外国人的调查,往往失之于外部物理形态的描述。满铁的任务是搞清具体的社会形态,但外国人往往不知道一些制度和土地关系内涵中的人情和乡村社会关系”。因此,作者在本书中对满铁资料的利用更关注有关游牧和生产关系实态描述的内容。这样一种甄别、鉴定史料的态度,使他随后进行的实证研究更具科学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数次深入蒙地实地走访,进行野外考察和调查访问,获得了许多真实的感受,并以此弥补了满铁资料的不足。

最后,再对本书中一些细微问题谈谈浅见,主要有两点:一、在全文结构上,作者以九章分三大部分内容分别展开,但似乎缺乏终章,以做一个总结性的结论。读到第九章后,嘎然而止,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不知是否作者有意为之?二、就行文风格而言,建革兄向以严谨著称,这本也无咎。但也许是受满铁调查材料的影响,有些部分显得过于琐细,不够生动,特别是一些枯燥乏味的数字,令读者微感不适。倘换一种活泼点的笔触,可能会令读者更加愉悦。吹毛求疵之见,尚请见谅!

在后记中建革兄说由于上海离蒙古太远,此书出版后他就要告别蒙古了,对此笔者深感遗憾。最近得知,他将研究视野已投入到太湖流域圩田水利史研究,对于从事水利史研究的我来说,又倍感振奋。悄然间,他的学术关怀已开始从蒙古走向江南了。做学问要有大视野,要有全局观,更要有具体的实证研究。建革兄在这些年的历练中已形成了扎实、朴素、缜密的风格,愿他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开创新业绩,迈向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