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宏伟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

近年来，疾疫史研究打破长期以来依附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局面，逐渐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兴趣，并渐趋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和一批作者群，相关成果也不断推陈出新[①]。余新忠博士《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瘟疫》，所注页码系该书页码）一书就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佳作，是国内第一部疾疫史研究专著。作者从瘟疫这一以往史学研究鲜有涉及的社会现象入手，把疾疫问题纳入区域社会史研究框架，对清代江南地区瘟疫的流行情况，社会和政府的对策及其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关系作了精密的分析。

该书计分七章。第一章首先对其研究思路和相关的概念以及前人研究作了梳理、界定和全面回顾与评析。在指出前人成绩的基础上，就其所存在的缺憾提出自己不同认识。第二章围绕着瘟疫这一主题，就清代江南瘟疫的各种背景状况，包括生态、社会、疾病医疗背景，做了梳理。第三章作者利用方志、医书、笔记、文集、海关医书以及私人著述等相关资料就江南地区瘟疫的时空分布和种类作了精密考察，力图复原清代江南地区瘟疫流行场景。第四章从病原、病因和传染方式三个方面论证清代不同人群（医家、文人及其普通民众）对瘟疫的认识，指出清代江南人对瘟疫具有一套自己完整而系统的认识。第五章侧重于从江南地区的区域特色分析清代江南地区瘟疫成因，并进行定量分析，指出清代江南致疫因素主要有：灾荒（战乱）、人口、环境和习俗等。第六章围绕明清社会发展问题和明清以来中国“公”领域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当前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意识集中论述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与观点。最后一章从宏观的层面论述清代江南地区的疫情特点和社会特质以及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总之，该书不仅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清代瘟疫问题，而且通过对瘟疫问题的分析进行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一部具有交叉性、前沿性和新方法、新观念的原创性学术专著”，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论证特色。

一、史料翔实、论证严密。由于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在目前还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缺乏较深入的综合性研究，资料相当零散，量化的分析更为困难。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的方志、官书、诗文集、笔记、小说、医书、海关医报以及资料汇编等资料，搜集相当丰富，制作“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详见附录）”，对其瘟疫的时空流行情况做了持之有据的量化研究，不仅使本书的论证有其夯实的史料基础，而且对后来的研究者也有触类旁通的参考价值。论证则更是极为严密，论从史出，层层递进，处处谨慎的从原始资料出发去阐述和复原当时的场景。正如作者所言：“我们无意从一个有限的时空中总结出什么历史的规律性，而只是希望尽可能地告诉人们一段‘真实的历史’”（P340），对历史真实的诉求始终贯穿全书。

二、不拘成说，观点新颖。关于明清以来中国“公”领域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近来日趋受到学界的重视，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先后提出“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间“第三领域”概念。不过，《瘟疫》一书并没有拘泥于这些先验性的理论问题，作者从“公共安全”这一视角去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始终对其相关问题的运用保持理性思考，正如作者所言：“将‘国家和社会’这一研究模式引入对瘟疫反应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在回应当前的相关论争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在对付瘟疫时官方和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在清代的变化和走势。当然，首先应该指出，这里不是将其作为指导模式而是以参照系和辩论对象的角色引入的。”（P18）作者通过对清代江南瘟疫与社会之互动的细致研究，认为“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不仅需要从朝廷、官府、乡贤、民众等这样更为本土的名词和具体的历史情景出发加以理解，还有必要暂时抛开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以合作与互补这样一种新的认知模式来重新认识它们的互动。”（P351）

关于明清社会发展问题，即中国近世社会的变迁问题，《瘟疫》一书注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的钩沉和检视，屏弃过去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模式，同时又对当前学界过分宣扬的“中国中心观”保持冷静的批判态度，对于西方的冲击作用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变迁，即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特质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所谓近代化，并不是缺乏内在传承的西化。例如，作者认为清代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的演变，就并不都是西化的结果，也有传统社会本身对环境变迁的反应，“清末官方把卫生事业纳入自己的职责范围，自然与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影响和促动密不可分，但另一面，也可把它看作社会力量在卫生领域的认识和活动日趋加强的反映”（P218）；“牛痘局这一一般被视为近代事业的设施，依靠的基本上就是传统的资源”。这些见解都给人以诸多启迪。

三、微观着手，宏观着眼，微观分析与宏观视野有机结合起来。当前学界有些研究在做微观区域研究时，常欠缺宏观方面的考虑；或者把区域研究普世化，而又忽视传统社会发展的多元性以及区域社会发展的独特性。《瘟疫》一书较好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把医疗现象纳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宏观视野。在叙述抵抗瘟疫的过程中，与官府、地方精英以及地方民众的反映策略有机的结合起来，尽管选取的是江南地区，但作者关注的乃是中国近世社会的变迁。在具体论证某一具体问题时并不仅限于清代，而是追根朔源，注重长时段的考察。作者强调“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中来理解明清社会力量不断活跃的历史意义”（P351）。例如，作者在论证医疗技术的发展时，做了细腻的长时段分析，使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医疗技术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图景。同时，非常注重本身研究的区域性特色，以免以偏概全。

当然，该书的特点并不限于以上几点；而且，作为一部开拓性很强的著作，不可能毫无瑕疵，亦有薄弱之处。正如梁其姿在序中所说，资料本身的缺稀和有关疾疫性质本身界定的困难致使在具体论证的过程中，有些很难自圆其说。

总之，《瘟疫》一书是一部立意深刻、观点新颖以及开拓性很强的学术精品。本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国内医疗社会史以及人群生命史的研究“从边缘性的专门化研究步向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新境界”（杨念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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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新忠曾先后撰文对当前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具体可参阅《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以及《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

原文出处：http://environment.bokee.com/2278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