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奎

一

人类归属于大自然，生存于大自然，既受自然界的恩惠，又受自然界的限制。水旱风暴，地震滑坡，山崩海啸，瘟疫虫害，不一而足，自然灾害使人类曾经付出过难以数计的代价。因之，人类对自然灾害的关注，由来已久。从最早的对风雷雨雪及大自然中一切人力所不能左右的自然现象的敬畏、崇拜，到逐步认识、了解各种自然现象并建立各种学科，诸如天文、地理、历算、地理灾害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对各种自然灾变现象分门别类的展开研究，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王国由无知到自觉认知的渐进发展过程。

    正像表义的方块汉字有别于其他表音文字一样，中国人对自然现象及其变异的认识有着自己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从敬天保民到天人合一，从究天人之际到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体现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对自然王国的哲学思考，从《尚书》、《尧典》对日月星辰的注意到历代正史之中对各种灾异现象的详细记载，从卷轶浩繁的方志对灾祥的采撷到历代实录对各地灾情的详尽记录，表明了中国人对自然灾变研究上的丰富实践。唯其如此，我们的先民为我们今天的灾害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料。

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曾经使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自然灾害给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同样是惊人的。据联合国估算，全世界每年大约发生20起严重自然灾害，平均每起灾害造成经济损失约40亿美元，死亡人数约83000人。最近20年中，全世界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口多达8亿2千万人，财产报失近1000亿美元。其中一些大的自然灾害使数十万人丧生，如1970年一次强旋风曾使今巴基斯坦近50万人丧生，130万人无家可归；80年代波及非洲36个国家的旱灾，仅在1983年和1984年就导致“万人饿死，约1亿7千万人处于饥俄状态，100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有人说，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一半耗损在各种自然灾异之中。这种说法可能有些过分，但灾害造成的损失确实是巨大的，自然灾害对人类的生存威胁是严酷的。

    我国是一个灾多灾重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每年都有各类自然灾害发生，全国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占全国总产值2/3以上的工农业处于洪水和其他灾害的威胁之下。一般年份，我国农作物受灾达6-7亿亩，每年因灾少收粮食近200亿公斤，因灾毁损房屋300万间左右。仅此两项，年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亿元左右，每年受灾人口2亿多。事实不容乐观。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自然灾害学的研究，不仅历史地摆在当代人的面前，而且现实也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切实可行的调查、研究，掌握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寻求防止或减轻自然灾害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对于自然灾害学的研究，是历史赋予一切有识之士的重大责任。

二

就区域性自然灾害发生的机率而言，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较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如果就我国而言，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的高发区，旱、水、雹、霜、风等气象灾害，地震、滑坡、地陷、泥石流等地表灾害，瘟疫、病虫害、鼠害等生物灾害，几乎连年不断，不仅使西北地区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了严重损失，而且一直是制约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客观地说，与沿海地区相比，西北地区幅员辽阔，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具备了发展生产、振兴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但从历史上看，整个西北地区在经历了汉、唐等个别时期的繁荣之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西北地区的颓势就已不可遏制地呈现了出来。至近代以来，这种颓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愈益明显。在中原及南方人士眼里，西北地区就是“荒凉”、“贫瘠”、“落后”的代名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抛开个别时期的人为因素外，环境变迁，灾害频繁，当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对西北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生成机制、基本规律的探索和研究，对于振兴西北社会，发展社会经济，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说，在西北灾害的历史研究方面，近由兰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袁林先生撰写、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北灾荒史》，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

三

《西北灾荒史》是一部充分占有历史资料并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排比和分析基础上撰成的西北灾害历史研究的专门史。全书141万余字，内容分“西北灾荒史研究”和“西北灾荒志”两部分。

    “西北灾荒史研究”，就西北旱、涝、雹、霜、风沙、地震、滑坡、虫、鼠、瘟疫、畜疫、禾病、饥荒等的基本特征、发生次数等进行历史分析，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上述自然灾害在西北地区的基本发生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提出了相应的防止或减轻危害的基本对策。“西北灾荒志”，依据各种典籍、文献当中保留下来的记录历史上西北地区内各种自然灾害发生时间、范围、危害程度等方面的资料，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细致工作，分门别类地撰成旱、涝、风沙、饥荒等14个专门志。

    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程。

    首先，资料收集的难度很大。中国文献资料浩繁，而有关灾害的记录并无专书记载，它们往往散见于正史(主要是本纪类、五行志类、列传类)、实录、地方志、档案、类书、考古资料、报刊、仪器测量记录和其他史书之中，粗略估计，不下数千万字。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资料搜集，无疑是大海捞针式的，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其次，资料分析、整理的难度大。灾害历史资料，由于年代久远，繁芜杂陈、良莠不齐的情况较为常见。最为普遍的是：1、同一灾害，资料来源不同，差异很大。比如1556年1月23日(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陕西华县大地震，陕西各县志几乎都有记述，但顺治《绥德州志》无记载，《绥德州志》记：“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地震如雷，房屋城池倾”，而其他各县志并无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陕北地区地震的记载。两相比较，出入很大。2、灾情、实况、时间、范围的记载有很大的模糊性。比如旱灾，文献记载中经常这样表述：某年某郡“旱，粟米昂贵，人心惶惶”，某州“旱，种麦不时”，某县“旱灾，缓征额赋，并贷口粮”等。这些资料作为一般性的反映社会情况的史料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要依此作为灾害研究中灾情、实况分析的量化资料，显然有欠明晰。3、记载不实。据《清实录》，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至四十五年(1762年一1780年)共19年中，甘宁青地区大旱15次，但这些记载值得怀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廷以“累年捏灾冒赈”罪，赐令陕甘总督勒尔谨自尽，绞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处决有罪官员数十人。可见这一时期旱灾记载多有假报内容，至少有夸大之处。实录尚且如此，其他材料中冒捏不实的情况当亦不少。上述现象的存在，大大增加了资料分析、整理的难度。

    第三，资料量化的难度大。要进行灾害研究，必须首先得把大量的历史资料，按照现代科学的概念和度量方法，量化为现代科学度量数值，并根据研究需要，人为的设计一些等级标准，依此将灾害历史资料的内容归为其中某一级并转化为数据。这里涉及到的，不仅是对历史资料的熟悉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些现代科技知识的充分运用。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四

    《西北灾荒史》的特色是明显的。

    其一，资料宏富、翔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资料来源广阔，上古至1949年以前各种文献中有关灾害的记录全在该书的收罗之列。2、资料来源可信度高。书中收录资料大多来自正史、地方志、实录等资料可信度较高的文献。3、作者在成书过程中重视各种资料的相互比较和去劣辨伪工作。

其二，“经世济用”。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服务，在于为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灾荒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减灾防灾服务，在于为政府部门的减灾防灾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西北灾荒史》中总结出来的有关西北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如频繁性、严重性、阶段性、周期性、增长性、局部性等；发生规律，如准三年周期、准五年周期、八年周期、十一年周期、准十五年和准三十年周期等，对我们现在进行防灾减灾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此外，作者在书中依据西北自然灾害发生的特征及规律而提出的灾害预防对策，如针对干旱灾害频繁这一特征提出的“植树种草，减少径流和深层渗漏，增加土壤水分的拦畜量，精耕细作，增施绿肥和其他有机肥，增加土壤蓄水能力，坡地修建鱼鳞坑，拦蓄降水，增修水库，充分利用自然降水，同时减少燕发和灌渠渗漏；改进灌溉方法，提高用水效率，运用人工气候工程抵御干旱；掌握气候规律，根据干旱趋势展望，合理布局农业生产”等对策，同样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最后，我们有必要说说有关专家对《西北灾荒史》的评价。兰州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赵俪生先生在他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是这样说的：“像这样的工作，并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做得了的。什么人做得了?答曰，南宋末的马端临、南宋初的郑樵和中晚唐的杜佑，这些大手笔才能做得了。他们不是那种抠抠搜搜搞一点小考据的人，他们着眼于社会的盛衰、民族的兴亡、生民之立命的这些大问题一句话，做学问就是为了‘经世济用’。而这本140万字的书恰好著成于发展开放东南之后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继之而发展开放大西北之时，这‘经世济用’的作用，不是格外明显吗?”赵先生的这个评价相当高。当然，《西北灾荒史》能否像《文献通考》、《通志》、《通典》一样传世、经世济用，自然有待时日检验，但是，《西北灾荒史》在灾害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应当是肯定的。(作者单位:甘肃人民出版社)

贵任编辑:汉河

原文出处：《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