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晓鸿  佳宏伟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一

    关中长期作为大一统国家的京畿所在，是高度发达的传统农业文明的典型与核心地区。而水利恰是秦灭六国的阶梯、汉唐雄风的底蕴、农业文明的命脉。然而当政治中心不在、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文化水平的横向比较亦黯然失色。关中这种人文区位优势的变化亦与自然环境的变迁相随，秦汉之时原野水草茂密、溪河水量充沛，隋唐两代平原湖泊众多、长安园林优美，而晚近以来，山原渐失翠绿，溪湖断流干涸，陂塘渠堰堙废，洪涝旱魃肆虐，数千年的沧桑巨变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撇开关中，何以理解秦汉隋唐的强盛与统一？舍弃水利，怎能洞察富强昌盛的奥秘？离开环境，如何解析水利事业的内在机理？倘若没有了历史，又从哪里去探寻沧海桑田的变迁轨迹？

最近，李令福博士推出其力作——《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结合历史地理环境，考察分析清代之前关中传统水利的演变轨迹。作者指出，“本书从历史地理学观点出发，旨在通过关中平原水利开发的时空、类型、发展过程、水工技术暨管理体系演变特征及其与地理环境变迁、相互关系规律的探讨，为现代关中水利规划提供借鉴。”（第1页）全书共分七章，其中第一章导论分别介绍关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该领域的学术史以及作者所使用的资料与方法，第二至六章依次考察分析战国至清代关中水利开发、沿革、时空特征及其成因，最后一章讨论关中水利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近30万字。

二

学术史与该书的研究体系。由于关中在历史上特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而以郑国渠开其端倪的大型引泾灌溉工程又世代相沿，所以二千余年来有关该地区的水利记载连篇累牍、绵延不断，对关中水利史的考察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传统时期的相关记载大致是对当时水利状况及相关历史的铺陈追叙而已，几乎没有学术研究及分析的成份，进入二十世纪，关中水利开发及其演变才真正走上了研究的道路。

纵观二十世纪有关的关中水利史研究，除了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之外，如果从考察内容及研究理路来讲，我以为大致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对某一水利工程的专项研究与纵深分析；二是对某一时期（常常表现为某个或某几个朝代）关中水利的总体分析与综合考察；三将水利与其他研究相联系并日益成为一股新的发展潮流，其中或以水利作为切入口与研究手段、或开辟新的水利史研究视角等等。前两个方面反映了以前的研究缺少综合性的纵深分析，因而既不能揭示二千多年来关中水利的发展全貌，亦无法评判各个时期在整个关中水利发展史上的影响与地位；后一个方面则揭示了如果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最好不要就水利谈水利。本书的作者虽然以论著发表的时代先后进行学术史回顾，但以往研究的利弊得失是心领神会、言中要害的，他指出：“我认为以下两点应该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论述，写一本全面系统总结关中水利开发史的专著，探讨一些规律性的问题，继往开来。”其次，作者力图采用新的分析视角，“二是国内外已经兴起一种环境水利的科学，但在关中地区结合自然环境进行水利开发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应该加强。”（第14页）

就第一个努力方向而言，作者从战国开始至清末，分五个阶段，考述农田水利、都市水利与漕运各个具体工程的分布、沿革、起讫、走向、规模、效益等，而且每个阶段均有水利的时空特征一节，来探讨某些规律性问题；在后一个努力方向方面，作者不仅在导论部分开篇即概述关中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特征，而且此后五章就各个阶段水利的发展与布局特征及其历史地理成因进行集中分析，最后一章则专论关中水利开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重点及观点举隅。水利包括与水资源有关的各项事业，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如生活供水、灌溉抗旱、防洪防涝、水能利用与转化、水路运输、水产养殖、水上旅游、土壤改良与水土保持等。传统时期，人们对水资源的认识与利用程度是比较有限的，在关中地区，主要是通过兴建水利工程来发展农田水利，其次，由于历史上都城的用水与物资运输需要，发展都市水利与水上运输。作者正是抓住这些重要方面进行研究，即“选择关中地区较为典型和重要的农田水利、都市给水与漕运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15页）并在都市供水中涉及到生态园林与旅游。当然，关中历史上的水资源利用绝不局限于以上这三个方面，如水路运输并非以兴建漕渠作为唯一形式，与此相应，漕运成败也不足以代表水运的兴衰，例如清代中期，咸阳是重要的水陆转运码头，水陆运输比较繁盛，据卢坤《秦疆治略》，“城内系水陆码头，商贾云集，气象颇形富庶。其实各铺皆系浮居客商，货物皆从各县驮载至此，有水陆运往晋豫。至粮食、木板亦有西路车运而来，用舟载至下路。”历史上关中水产品虽不丰盛亦是其中之一，不然郑白渠灌区古民谣中何以有“水流灶下，鱼跃入釜”（荀悦《汉纪》卷15）？不过相对而言，工程水利的确是古代水利事业的典型特征与发展重点，该书正是抓住这些主要方面与中心环节，进行考辨与分析。

以往的水利史重在考察分析水利事业、水利工程及其效益，对工程技术的探讨相对薄弱。该书在论述工程的规模与效益的同时，增加了水利技术方面的内容，就渠道坝址的选择施工、水量的调控、河流水文与工程建设管理、跨流域越山谷的方法措施加强了讨论分析。但更主要的是历史地理学分析，即就水利工程的地理分布、走向路线、前后沿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辨析，这是该书份量最大、用功最多、也是最为充实的方面。而达此目的，不仅需要以大量的史料与实地调研为依据，还需要对历史地理学的娴熟运用与扎实功底为后盾。

作为学术专著，必须有学术创新，该书在一系列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关于郑国渠的引水方式，史无明确记载，自明代后期以来，传统的说法是渠首筑坝，近代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亦持此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筑坝拦河蓄水、在渠首形成中型水库的观点轰动一时，且又增添了战国末期的大坝遗迹（有“镇压层理”的坝土）作为证据；反对意见认为，这里所谓的大坝实为郑国渠开挖或淘修时的弃土，非拦河大坝，并从文献、工程原理、水文、遗迹特征等方面提出反驳，认为郑国渠是无坝自流引水。作者考述这两种观点的来龙去脉、证据及不足或矛盾之处，认为后一观点对前者的反驳言之有理，大坝蓄水说不能成立，不过自流观点亦无法自圆其说，例如，弃土何以距渠道甚远，且有镇压层理如此等等，从而提出自己的解释，即郑国渠是筑导流堰壅水入渠的引水方式，所谓的土坝实际是导流堰的遗存。（第21-37页）关于史书记载郑国渠灌溉“四万余顷”，学术界大多认为有虚夸之嫌，作者也提出新的解释，认为四万余顷之说并没错，不过这是该渠所能达到的淤灌灌区的总面积，既不是实际灌田面积，也不是一年的实际受水面积。（第52页）

研究手段与写作态度。新观点往往来源于新的资料与研究手段，作者将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除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外，“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野外考察与调查，掌握相关的第一手资料”（第14页），这即是学术大师王国维、陈寅恪所倡导的“实物”与“遗文”互相释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手段方法之一，从而在判定引泾渠首的判定、水利工程路线与走向的考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作者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与当地水利学界、考古学界交流密切。再次，为了发现关中水利的时空特征，深入系统地研究各种因素、相关工程之间的关系，“对所获资料进行系统分析，按时代或按工程类型整理出资料长编，必要时编制成图表”。（第15页）图文并茂是该书的特色之一，大量的图表使人一目了然。不过，更突出的是作者的诚恳态度与严谨学风。

当今不少作者，力图将自己的论著装扮成尽善尽美之作、完美地解决了所有问题；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只是其中的若干方面，囿于主客观的限制，还有一些方面、原委我们不大清楚或根本无从知晓。一个严谨的学者，必须抱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一个规范的学术研究，往往在研究了某些问题之后，还会说明那些问题没有研究，并为后者指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例如关于白渠渠首位置，学术界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在郑国渠首之南，且有故迹可循；第二种认为与郑国渠首同，实系开口引郑渠水；第三种经调查勘测，认为在郑国渠首上游的泾河左岸。史书明确记载，白渠是“穿渠”引泾水，所以第二种观点可以排除，作者说到：“其余两种观点各有所据，又都有实际的遗迹做依据。我自己现在尚提不出新的证据，又没有在遗存中找到可判明时代的东西，故对这两种观点难下断语。但写文章绝不能模棱两可，我也只能凭自己对史料的直觉而有所选择。我觉得第一种观点略胜一筹，因为它似乎更符合‘出于郑渠南’的文义。”（第98页）又如据雍正《陕西通志》载，明代成化年间，李衍至陕赈灾时曾引渭水，兴修水利，但因文字记载太少而不得其详。作者在万历《郿志》卷一《地形》中发现当地水利“成化时又循迹开之耳”，故“颇疑二者可能是一回事。故志于此，以期有意者进一步探究”。（第255页）再如，唐代泾渠引水技术的水平应该有水则的产生，但由于没有证据，作者说“具体细节仍有待于今后深入的研究或实物的发现”。（第271页）。

在该书中，还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唐代高陵县令彭城人刘仁师，不畏强暴，开拓创新，不仅倡修了刘公渠与彭城堰，而且全面改造了高陵的渠系配套工程，制定新的分水条例并严格执行，对唐以后引泾灌溉管理体系的发展影响极大。作者感慨到，“一县之七品芝麻官，虽号称为人父母，然自古以来，很少有离职后还被人怀想纪念的，更不用说流芳千古了。而刘仁师在高陵兴修水利，为民造福，政绩深入人心，高陵县民刻石立碑，建庙祭祀，千年以来妇孺皆赞其恩典，令人称奇。”（第180—185页）“官不在大小，能竭力尽心为民众办实事者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徐州人刘仁师是今天为政一方且愿建功立业流芳千古者的榜样，祝愿我们的社会多出几个像刘仁师这样的父母官。”（第187页）

三

忽视的重要因素——气候演变。作者在开篇曾强调地形、气候、水文、地质等对水利开发的影响，说自然环境虽然演变很慢，但也极大地影响水利事业的发展；（第6页）而且说结合自然环境进行水利开发的研究应该加强。（第14页）但在最后的《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之互动关系》中，虽然注意到气候因素，但又说因为关中各地气候条件的区域差异小，对水利影响不太明显等，因而论述时很少提到气候因素。关中内部气候的区域差异小，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关中二千余年以来气候的纵向变化却是十分明显的，这一气候变化不仅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可以参照，而且可以较好地解释当地的水利发展及其特征，如东周至西汉时气候温暖湿润，关中平原是沮洳之地，湖泊水网多，故早期的开发是以排水与台地为主，后来才发展到平原，而且是通过淤灌来改变地貌、改善盐碱土壤。这与明清“小冰期”时期的干旱少雨、河道干涸、水源不足大相径庭，历史上大型引泾工程日益衰微、小型工程代之而起、井灌的普遍发展不能不说与此存在密切关系。

比较薄弱的方面——社会经济及制度史分析。作者在开篇也曾提到经济政策变化对水利的影响，特别以唐末两税法、土地国有到私有的转变来解释水利兴修的主体与规模变化。（第7页）言之有理，是分析水利的很好视角，然而这一分析在正文的分析中没有得到贯彻甚至不见踪影。其实唐末的两税法虽然将按丁纳税改为依地亩资产，但就整个传统社会的历史长河而言，并未以一贯之，例如，从明末的“一条鞭法”至清代的“摊丁入亩”也是这个逻辑，如果我们联系赋役财政变革，水利事业的变化会得到更透彻的解释与说明。

个别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引用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8《建置三》：“乾隆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巡抚崔纪行文西安府，以省会城也有壕无水，非固圉之道，......今岁九月应即浚渠，引注仰转，饬咸长两县，遵照往事疏引二渠灌注壕内。”（第317页）“引注仰转”不可解，似应断句为，“今岁九月应即浚渠引注，仰转饬咸长两县，遵照往事疏引二渠灌注壕内。”

然而瑕不掩瑜，该书以各类史料结合实地考查，对传统时期的关中水利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历史地理学考察，文笔古雅简洁，考辨细致缜密，或解惑，或存疑，论说自成体系，实为一本难得的水利史佳作。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