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

    突如其来的“非典”，给人们提出一些问题。如危机时期的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如何稳定人们的不安心态和保证身体健康？为了防止传染，目前有效的办法是隔离与检查，可以说国家启动了非常时期的社会动员机制，打响了一场“特殊的战争”。面对瘟疫，人民有什么权利和义务？政府有哪些职责？非常时期的政府应当行使怎样的权力？权力又如何获得？现行的急性病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对待“非典”的态度和反映不尽相同，我们看到了非常态的国家与社会，感觉到了其中蕴涵的文化意味。

　　其实对于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历史上不乏瘟疫，也不乏人们对于瘟疫的抗争，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历史性认识。江南地区（这里主要指苏南浙北地区）的疾病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般来说历史资料显示的瘟疫多伴随灾荒而来，江南地区在明朝晚期遭受灾荒兵燹严重，瘟疫肆虐，1641年江南的瘟疫甚至造成“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的人间惨剧。历史上对付瘟疫的中医伤寒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晚明的瘟疫，当时苏州人吴有训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有《瘟疫论》，提出瘟病学说，开创了治疗外感热病（包括传染病）的全新领域。这份宝贵医学遗产的受益者则是改朝换代后的清朝人。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对付烈性传染病天花的人痘术，出现于晚明的皖南赣北，清初传入江南并很快普及。嘉庆年间西洋牛痘术也传入中国，道光时江浙地区设立了牛痘局。从防止传染病的医学发展来说，清代江南人以及当时的中国人比起前辈来说是幸运的。

　　清代江南地区的瘟疫随着经济与人口的发展更加频发，急性传染病以霍乱、伤寒和痢疾等为主。其中嘉道之际真霍乱传入中国，并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借助战争在江南地区流行。清代江南人努力抵抗瘟疫，医学上他们对《瘟疫论》进行理论发挥，同时在预防、卫生观念和行为上也取得了进展。如防止水传染而加强环境保护就是重要内容。乡贤等民间社会力量比较活跃，导致大量民间救疗行为和设施的出现，并促进地方官府采取救疗措施，官府与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清代中后期医药局大量出现，收取号金以筹集经费，慈善性质逐渐向诊治疾病的方向转变。本来民间对待疫病经常请神祈禳，由于医疗资源的日趋社会化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民众增强了对医药的信任。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西方科技与医学逐渐传入中国，清代瘟病学的成熟，就为接受近代预防医学提供了基础。而晚清的某些卫生观念，也有利于与近代公共卫生观念接轨。乡贤为主的社会力量推动了清代江南社会的发展，弥补了国家在卫生医疗等方面资源的匮乏和能力的不足。当然由于缺乏国家相应的制度性保障，社会力量的有效性也受到限制，需要国家有效的直接管理。余新忠博士最近出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生逢其时”，为人们展示了清代江南社会与瘟疫的抗争历史，值得人们参考。该书的结语是耐人寻味的：“一个充满活力又有不足乃至缺陷的江南社会，正在积极而不无成效地应对着各种自生或外来的社会问题。”

　　时过境迁，今天的科学水平已经相当发展，但是人们还是要面对瘟疫。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不知比清代发达多少倍，“非典”的巨大杀伤力也还是让人恐惧并产生无力之感，“现代”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传统时代抵抗瘟疫的历史或许对我们还有启发性，从提供历史性认识来说，历史学自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特别是当历史学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生活以及赖以生存的社会时，与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期望医疗社会史以及其他以人为本的历史书更多地问世。

出处：《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