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何晓坚
文化学刊,2008年02期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史复兴以来, 相关研究硕果累累。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在琳琅满目的研究成果中, 有大量关于社会群体的研究, 流民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流民, 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早在上世纪末,“盲流”冲击波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 农民工问题依然是社会焦点之一。池子华先生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 像关心历史那样关心现实, 穷数年心血, 系统地梳理了散如珠玑的史料, 完成了《中国近代流民》一书, 初步构架起对流民群体的研究体系。1996年该书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十多年来, 作者“咬”住流民不放松, 在原书框架内, 增添了大量的史料和理论支撑。2007年, 该书的修订版作为《社会史研究文库》之一种,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透过修订版, 我们不仅要学习作者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流民研究的学术动态, 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广。恐怕这也是作者的初衷。

一

    纵观《中国近代流民》, 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强烈的时代感; 区域性研究与整体性研究的有机结合; 研究的系统性与考察的多层次、多角度相结合; 多学科理论方法交叉运用; 具
有开拓意义和筚路蓝缕之功等。
    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中国近代流民》出版以来, 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被誉为“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新颖的思维方式给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王印焕:《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第189页) 同时, 该书还荣获河北省高校1994—1997年度优秀成果专著类二等奖。这些都表明了该书所具有的较高的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 如池子华先生所言,“作为第一部以近代流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 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缺陷, 如对资料的积累不够,对某些问题的论证没能充分展开。”从修订版附录三“主要参考文献”中, 不难看出作者在《中国近代流民》出版之后对流民问题的持续关注, 并先后出版了数部相关专著, 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10年再磨剑, 作者弥补了这些方面的欠缺, 表现出严谨的学术追求。此外, 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 作者提出了对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研究的几点意见, 为今后相关研究的展开指明了方向。修订版是作者对10年进展的一个总结, 其出版发行是对作者“流民”研究的最大肯定。

二

    “史学繁荣不仅表现在史学著作数量和古籍再版数量的增加, 更重要的是史学著作在质上的推陈出新, 日益提高。”( 茅家琦:《书评是繁荣史学的有效手段》,《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与初版相较, 修订版在质上确实做到了推陈出新, 日益提高。    此次修订, 作者为了保持原书风貌, 在正文部分, 除依照时下的学术规范对原著进行调整之外, 改动不多。而为了进一步增强论著的“说服力”, 作者将十余年积累的成果, 倾注于注释的增订上。这是修订版别具一格之处。

    增订部分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充实论据, 强化论著的说服力。作者在史料方面不断求索, 将新的发现补充到书中, 增强说服力, 提高解释水平。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在分析流民产生的原因时, 补充了汉代“七亡”、元代“五故”之说, 使古近共鸣; 增加了苏州人口城市化的典型现象来分析城市人口过剩; 在长江下游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中, 上海之外以无锡最为典型, 作者增添了无锡工厂企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当时的相关报道; 在分析上海外资比重时, 将日本作为典型, 列举日本在上海“惊人的经济力发展”;援引雍正十二年的清廷禁令, 指出: 虽然清廷煞费苦心, 将严禁流民偷渡出洋是否落实到位作为奖惩官员的尺度, 但出洋大潮却势不可挡。由此,“经济压迫”的推力更加凸显。凡此种种, 都使相关论点得到更有力的支撑。

    在作者补充的材料中, 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还“小历史”予“大历史”。有学者指出:现阶段, 各种试图从新的角度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 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 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实践的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 陈春生:《走向历史现场》,《历史?田野丛书》总序) 作者在分析社会次生集团——丐帮时, 补充了丐帮“帮规”以及澳大利亚人菲茨杰拉尔德在武汉办厂时与丐帮周旋的事例, 使乞丐王国里森严的等级、丐帮的伎俩和能量更加突出; 在分析帮( 会) 匪为社会震荡的基本原因之一时, 作者增引时人遁庐终身难忘之亲历, 并列举了土匪“请财神”、“请观音”、“报肉蛋”等恶行;作者认为“流民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正是他们把城市文明输入农村, 给封闭的乡村带来新鲜空气”, 为了增强此论说服力, 作者补充了苏南小镇楝树港和无锡礼社的“风景”, 用乡村生活实态来证明城市文明挺进农村所带来的变化; 此外, 作者还补充了许多诗作, 如在论证政治腐败与流民产生之关系时, 补充了刘仪恕的《流民行》; 在论证战争扰民时援引梁祉的《河边行》; 在论证灾生流民时, 援引了《流丐》、《逃荒民》、《逃荒行》和《流民叹》等诗作。

    在增订的注释中, 我们还可以见到许多生活中的典型个案。例如,“小偷胡”成为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在洋货冲击下破产失业流落他乡的缩影;“陈小狗的父亲”代表了流民群体中惑于都市文明而盲目入城这部分人。此外, 还有生活贫困且工作不稳定的“小汤”,以乞丐为职业的齐平, 当兵又进行诈骗的张、叶二人, 低级娼妓唐某,“兵匪李”等。经由这些个案, 流民诸多特征被还原到具体个人, 从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是鲜活的流民及其命运,也把我们带回了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场, 让我们在生活实态中加深了对历史脉络的认识。究其原因, 便是将“小历史”还给了“大历史”, 亦即将生活基础还给了全局性的历史——这也是20多年来社会史复兴中的一大成果在增订版中的体现。

    其次, 进一步厘清了一些概念, 使本书的论证更加严谨。如在修订版引言里, 作者对书中所指淮北区域范围进行界定, 指出: 为研究方便起见, 把淮北区域范围大致限定在苏、皖淮河以北地区, 亦即广义上的淮北地区, 除非必要, 一般不超出此范围。作者还补充说明:这个区域,“位于苏鲁皖豫之界, 具四省共有之气候……及一切习惯”, 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对于“流民”的界定, 作者综述了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上, 对新时期的“流民”也提出自己的界定, 认为, 与传统意义上的流民不同, 新时期的流民是“为改善自身境遇在城市和市场经济引力吸附下离土离乡进入城镇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民( 特别是剩余劳动力) 。”作者强调:“流民”来自农民, 而非其他阶层。如此,就避免了“流民”概念的“泛化”, 为相关研究的展开找准了 “焦点”。此外, 作者还对“游民”、“移民”以及“游民”与“流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厘定, 对 “离村”、“离村率”的学术价值进行了进一步诠释。在论及流民进城的负面影响时, 作者对“城市病”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梳理。这些都增强了本书的严谨性。

    再次, 对于一些背景知识的分析, 作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也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如近代流民现象之发生, 本为常态,但因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常态变为病态。作者援引薛暮桥对此问题的论述,表明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农村问题中带来的巨大影响, 并指出这是相关研究难以回避的背景因素; 在分析流民大量流入城市使犯罪率增高问题时, 引用了忻平的研究成果, 以说明此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论证流民流向垦殖农场, 强化了雇佣关系的异质性时, 作者补充了汪疑今的观点, 进一步说明了新垦地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 在论证“流民潮”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带来的影响时, 作者补充了日本学者田中忠夫的成果——移民潮冲击了宗法关系的积淀, 使家族观念淡化, 商品原则代替了宗法原则, 给流民潮的冲击“加力”。这些论述, 在使本书增强理论性的同时, 给人以很强的历史感。

    又次, 对一些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探析。如对近代中国“农民转移的利益条件”是否存在的问题, 作者主张其为客观存在, 同时, 作者也指出这种“经济位差”限于局部区域, 不具有全国意义。此外,对学界同仁关乎《中国近代流民》的商榷意见, 作者也借修订版出版之机, 于注释中作了“回应”。这种讨论, 必将促进学界对“流民”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可以说, 修订版包含的不仅仅是作者本人对流民问题的持续关注, 还饱含着学界同仁对此问题的瞩目。

三

    一种研究取向是否有生命力, 除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外, 一方面在于其是否在不断对本领域的学术史进行反思; 另一方面在于其是否能在此基础上不断更新自己的问题意识,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八字箴言”: 敬畏之心, 开放心态。

    在附录一中, 作者对20世纪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包括流民) 研究概况进行详细的综述, 为研究的展开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 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应当改进之处。如研究不平衡, 某些历史时期成果丰硕, 有的历史时期形成“断层”;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备受瞩目, 但对小规模的人口流动的研究则较为冷清; 对战时、灾时关注较多, 但是平时的农村人口流动则几为空白; 对流民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至对流民或移民本身的研究。再如, 研究领域仍有拓展空间。如近代流民和移民问题, 宏观和整体研究较为深入, 但是分省研究则不够; 对农村人口流动本身研究较多, 而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多边关系亟待加强。此外, 中国农村流动人口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阔的领域,“新的综合”, 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已为大势所趋。其中, 最主要的是更新知识结构,引入管理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 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如此方能推陈出新, 不断取得新的超越。

    若要达到相关研究的平衡发展、领域扩宽以及实现“新的综合”, 需要学界同仁及后来者付出艰辛努力。《中国近代流民》( 修订版) 给我们一个信息——对流民的关注永无止境, 流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保持对流民的关注, 不仅是社会史发展的需要, 也极具现实意义。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 又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研究前景广阔。我们期待着在新世纪里有更多更好的成果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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