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简介

本书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之一，在详尽了解国内外以往相关成果和研究动态，并广泛搜集和占有极为大量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首次全面且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问题，不仅对其将近40年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展示，更是据之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

晚清义赈是从光绪初年兴起的、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一种救荒活动，它不仅形成了一套具有新兴意义的赈灾机制，而且较先前的民间救荒活动更为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原先由官赈定于一尊的格局，从而成为中国救荒体系发生近代变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晚清义赈，学界在以往并未给予足够的注意。

就具体内容而言，该书首先展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因此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中国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其次，该书并未局限于研究对象本身，就义赈谈义赈，而是将这一活动置于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之下，以较为独到的视角探讨了其与近代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起步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为考察“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落实进程”提出了重要的、极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 更重要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该书又只是作者反思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一个经验研究的案例。针对学界以往在晚清义赈性质和形成机制上存在的看起来截然不同的观点，作者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动力与外部冲击、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展开了细腻而又颇具说服力的辨析或辩难，进而对其背后潜在的两种研究范式即“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模式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并对陈旭麓先生提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为人们反思主宰当前近代史学界的新教条主义倾向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个案。

二、龚书铎：《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序》

    朱浒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师从于李文海教授。其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继续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都是研究晚清义赈。即将出版的《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一书，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完成的，先后用了整六年的时间。虽然冷板凳还未坐到十年，但在人们兴叹学风浮躁的当下，六年“磨一剑”，应是值得称道。

历史研究不像编电视剧那样任意“戏说”，而是需要建立在掌握大量的、充分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晚清思想家姚莹说过，“著述之难史为最”。他所说的“难”，包括要花功夫搜集大量的史料，以及对史料的解读、考证等。朱浒很重视史料的搜集、积累。他在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也曾想尽快成书出版。但在有机会看到一大批从未公开过的珍贵史料后，毅然放弃原来的计划，在新获史料的基础上重新研究晚清义赈。这使该书的立论具有更扎实的史料基础。

从灾荒史的角度来说，该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细致、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 在具体论证过程中，该书并未囿于研究对象本身，就义赈谈义赈，而是把这一活动置于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以较为独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晚清义赈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探讨“中国近代化落实过程”提出了重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 该书对晚清义赈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作者对当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反思的一个经验研究的案例。针对以往学界在义赈性质和形成机制上存在的看起来截然不同的观点，作者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内发性动力与外部冲突、国家与社会、地方性与普遍性等诸多层次，展开了颇具说服力的辨析，进而对其背后潜在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模式之争，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为人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 灾赈是属于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多年来，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果颇多。对于历史研究，社会固然重要，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也不能忽视，不宜将研究某一领域的重要性强调到不恰当的地位，或者以此贬彼，互相排斥。就平列而言，它们之间互相关联、相互影响，是互补的关系。 国外汉学家出版了一批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著作，从中可以得到借鉴，吸收有益的东西。但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比应满足于与其接上轨，照着别人的模式、概念去阐释，说别人说的话，而应当有自己的独立创见，有自己的话语。 人无完人，书也很难有完书。书中难免存在着缺失或差错，读者自会鉴别，予以指正，这当是作者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