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视界与学科建设

———《中国荒政书集成》出版座谈会综述

文章出处：《清史研究》，2012年2月第1期

作者简介：李光伟，(1984—)，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的《中国荒政书集成》(以下简

称《集成》)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10年3月出版。该书全十二册，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项目之一，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资助。

日前，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办的《集成》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来自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集成》的编纂缘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如何充分利用《集成》推进中国灾荒史研究，完善灾荒史学科建设等议题各抒己见。

一、编纂缘起

自然灾害始终是一个世界性话题。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过程中，不仅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减灾救荒经验，也积累了举世无双的救荒文献，其间对救荒经验加以总结并著录专书之举层出不穷。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荒政文献查阅利用十分不便，前人亦甚少专门对现存荒政书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与编校。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李文海教授为首的专家、学者率先展开对近代中国灾荒问题的探索，在海内外灾害学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世纪之交，课题组为继续推进中国灾荒史研究，深入总结中国历代救灾经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决定系统整理、抢救中国历史上存留下来的救荒文献。这项工作以《中国荒政全书》(第一、二辑，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为始，终以《集成》的出版而告成厥功。

座谈会上，李文海教授阐明《集成》的编纂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需要。

首先是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近年来，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性影响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障碍，也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但习于遗忘是人类的弱点之一，自然灾害带来的切肤之痛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淡忘。历史工作者一个义不容辞的职责是要时刻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以史为鉴。《集成》即用历史上发生过的巨大灾患、进行的艰苦抗争、积累的经验教训为教材，不断提高人们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的意识与能力。

其次，历史传承的需要。在中华文化的丰富内容里，荒政书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和独特价值，它是对中国古代社会严重自然灾害的如实记录和对丰富的减灾救荒经验之深刻总结。司马迁十分强调历史学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荒政书恰好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得最充分。其主要内容基本都是围绕天人关系展开的，其中不乏合乎客观实际、符合科学精神的深邃之论。但如此珍贵的历史文献不仅未能在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而且处于凌乱、散佚状态。《集成》将零星分散的荒政书进行汇集、编校，既便于利用，又保存、传承了历史文化遗产。

第三，学科建设的需要。二十余年来，中国灾荒史研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绩显著，令人鼓舞，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之一即资料整理严重滞后于学术研究。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灾荒史学科发展的瓶颈。《集成》就是为了在整理荒政史料方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基础性工作，为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石。它的出版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供学界利用并产生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进而推进灾荒史学科建设，并发挥积极的社会效应，才是编纂《集成》的深意。

二、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经过十余年的辛劳，编者从汗牛充栋、散逸各地的历史典籍中厘剔爬梳，蒐集到汉至清末现存荒政书411部，辑佚书目65部，共476部，其中清代368部，占总数四分之三以上;另有译著或外人编撰的中文著述15部。《集成》此次选录187种，主要是宋元明清刊行的荒政书，也包括民国时期刊行的清代及其以前的荒政作品;对先前出版的《中国荒政全书》多有修订、增补。那些未能编入的荒政书，以附录形式列出，供参研者查考利用。《集成》收录刻本、抄本、稿本、善本等在内计有1300余万言，基本囊括目前所知海内外较为重要、珍稀的荒政书，按问世时间顺序编排，大体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救荒思想、救荒体制与救荒实践发展演变之概貌。与会专家认为《集成》的出版，极大地拓展了灾害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视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高建国，将《集成》的编纂纳入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对灾害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认为《集成》是中国灾害史研究进程中继《中国地震资料年表》、“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集成》与前三个里程碑有所不同，后者的资料因编纂目的之限制更偏重于历史时期的灾害纪录，有关减灾救荒方面的文献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集成》则在这方面作了系统整理。其中的文献涉及浚河筑圩、以工代赈、惩处与奖励、灾民等级划分等内容，显示出传统社会国家性备荒救灾体系的建构。这些内容对当下中国防灾、救灾、减灾工作的开展，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尽早建立现代国家备荒救灾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灾荒史研究课题组的前辈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程歗教授认为:《集成》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第一部荒政书问世于南宋的分期标准上溯至西汉;但依然把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排在卷首，将汉唐时代的灾异文献及一些宗教祈祷经文等置于附录。这种安排体现了编者的研究意图，即将荒政看作一个随历史演进而逐步人文化、制度化的变迁过程。汉唐时代关于防灾的主流意识，重在以“天意示警”告诫君主修德慎行。自宋至清，逐渐形成了在国家机构和社会层面上具有发言权的士大夫群体，推促荒政面向社会并逐步体系化。到清末，从这个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思想者和慈善家，反映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近代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愿望，将传统荒政发展为新型的近代义赈。《集成》编目设计的背后，体现了编者丰厚的历史感和对中国政治—社会格局变化的深刻认识。因此，《集成》就不止描述灾情荒状，更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视角与亮点。

《集成》虽为资料汇编，但绝非无原则地收罗资料。夏明方教授在《集成》的序言中指出，课题组结合前人的研究对中国荒政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厘定，摸清了荒政书的载体、数量、内容、形式，以及编纂思想、体例、进程、流变、转型等诸多内容，既恢复了“荒政”的广义面貌，即官赈、民赈均是荒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又避免将“荒政”范围作无限扩大，最终确定以自然灾害及其救济为圆心，以与“救荒”或“荒政”直接相关的文献作为搜集和研究之半径，以著作为对象，大体圈定荒政书的范围。据此，中国荒政书不再局限于“官箴”或“政书类”体裁，而是扩及“帝鉴”、“官箴”、“善书”、“民用”四大部分，形成体裁多样、内容详备、规模宏大的结构体系。正是在重新探索中国荒政书编纂体系与内容的基础上，兼之长期以来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和对海内外灾荒史料的了解，《集成》的编纂才拥有了一个较高水准的编研结合、相互促进的学术平台。在社会各界的襄助下，终有《集成》之问世。

人民出版社编辑邵永忠博士对中国古代荒政史籍做过专门研究，认为《集成》所收荒政书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学价值。

首先是目录学价值。《集成》的收录范围远远超过正史志书的记载，集中展示了中国历代荒政书的风貌。清代荒政体制周详完备，荒政书在清代的繁盛也印证了这一点。但这一状况在史志书目中却得不到充分体现。比较集中著录清代荒政书的是:《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了10部荒政书，《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补入3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了20部，三部书目共著录33部。而《集成》整理点校清代荒政书165种，附录《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目》统计现存清代荒政书352种，已佚清代荒政书15种，极大地弥补了以上三种书目对清代荒政史籍著录的缺漏。

其次是辑佚学价值。对荒政书的材料来源进行分析，既可以辑录到成部的荒政书，也可以辑录到荒政书的零篇碎简。例如，根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以《宋史·食货志》、《宋史·富弼传》及苏轼《富郑公神道碑》为佐证，以《救荒活民书》为直接依据，可以辑佚到北宋名臣富弼的《青州赈济录》的大部分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还会从《集成》辑佚到更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这对于丰富中国古籍文献宝库大有裨益。

第三，对其他史书的补充价值。荒政书对正史中的《五行志》(《灾异志》)以及其他政书有很好的补充作用。例如，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卷帙浩繁的《宋会要》，其《食货》门中有“赈贷”之属，按年代先后记载了宋朝历代帝王赈灾事例和政令措施。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收录了宋代许多赈灾史事和政令，可以补充《宋会要辑稿》。此外，《集成》在保存和传承古籍版本、校勘其他古籍及历史编纂学等方面的价值也值得深入研究。

三、推进灾荒史研究与学科建设

学术研究必须有益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学术成果要能为社会所共享。《集成》的出版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主要看学界和社会对它的接受程度，看它是否对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会学者针对如何充分利用《集成》，如何继续深入推进中国灾荒史研究，完善学科建设等问题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赫治清研究员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挖掘《集成》中的重要灾情资料，总结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两代自然灾害规律，为当代中国中长期自然灾害趋势预测提供理论依据。灾害趋势的显现需要相应的时间过程，考察的时段越长，对灾害趋势的把握就越准确。《集成》记载了历史时期特别是明清时期的重大灾情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认真研究自然灾害发生与演变的规律、成灾机理，为当代中国中长期自然灾害趋势预测提供依据。这不仅具有现实紧迫性，而且具有重要国际意义。

第二，利用《集成》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应灾模式，为不断完善中国新时期应灾机制与管理制度提供历史借鉴。《集成》收录了清代许多地方灾赈文献，为学界进行个案与微观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加强清代地方灾赈研究，也是具体揭示中国历史时期救荒体制及其运行的重要路径。

第三，深入开展荒政思想以及灾害与生态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研究。应充分利用《集成》，发掘和诠释中国数千年来天人合一的环保思想;深入探讨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认真检讨中国历代政府和民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导致灾害频发和加剧，甚至形成灾害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恶性循环的沉痛教训。

第四，加强荒政文化与荒政文学研究。《集成》是中国荒政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既有荒政思想观念及其指导下的荒政制度、行为方式，又有灾民的灾荒心理、神灵崇拜、祭祀信仰，还有诸如劝民除水患以收水利歌、劝赈唱和诗、水荒吟等诗歌。荒政文化与荒政文学，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荒政史研究的新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培华教授指出:20世纪迄今，学界有各种灾荒灾害史料的汇编整理出版，有通史性的、断代性的、专门性的、流域性的、区域性的，都是在一个灾种、一个地区、一个流域内部的“通”，尚未做到古今之通。《集成》则是海内外第一次对历史时期中国荒政文献进行搜集整理的典范之作。目前应该利用《集成》系统研究荒政书的编纂过程、体例与特点、史料来源、作者思想、流播与社会影响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撰写中国荒政书通史或中国荒政思想通史。对于如何深入推进中国灾荒史研究，完善灾荒史学科建设，她认为应该按照中国三千多年灾害发生规律，从长时段研究中国灾荒史，有必要把历史时期的灾荒事件考订清楚，编制准确度较高的年表，进而撰写高水平的灾荒通史。

《集成》作为大型史料典籍，学者自可从不同的视角参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研究员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切入，认为《集成》是中国传统社会公共管理的史料宝库，并举实例予以说明。

第一，考察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集成》跨越古代与近代，从中可以看到荒政所反映的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清末近代模式的转变。如《亥子饥疫纪略》记述乾隆年间江苏如皋因雨灾致饥荒，瘟疫流行，地方官对疫病流行则无所作为。清末宣统年间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讲述东北鼠疫防治的来龙去脉，已经是一种全新的近代模式，政府积极作为终将疫情控制。从前后两篇文献可以看到传统与近代防疫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也标志着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第二，探论基层社会官民的危机应对方式。从《集成》中可以看到救灾所反映的基层社会公共管理过程中，官方如何主导，民间组织如何运作，官民之间如何互动协作。如《灾赈日记》，记述山东惠民知县主持赈济1898年当地水灾之事，反映出基层官员认真按照规章实施赈救，以及与民间士绅的互动情况。民间组织也是赈灾的重要力量。如《宜荆城乡筹济公所各项章程办法汇录》，记载江苏宜荆士绅成立了“城乡筹济公所”，并制定一系列完备的章程，从中可以了解民间救灾组织的形态。

第三，剖析社会公共管理模式转型与文化冲突。救灾防疫是直接作用于民人百姓的公共管理活动，是兼涉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聚合事务，与人们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密切相关。当公共管理模式发生转型时，必然与人们的观念习俗发生冲突。这一点在清末宣统年间《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所载东三省总督锡良所作序言中有集中体现。此篇讲述他自始至终所承受的压力不是资金、人力、组织等方面的困难，而是文化观念上的冲突。于此可见文化冲突在社会公共管理模式转型过程中的重大影响。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发掘、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拓宽研究视界，推进学术研究，完善学科建设。《集成》的出版，较为成功地抢救、保存了先人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文献，既为灾害史学界提供了坚实厚重的资料基础，推动了灾荒史研究与学科建设;又为当前中国汲取古人与自然灾害抗争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得出能够反映灾荒特征、把握灾害规律并能启发今人的深刻认识，进而开展有效的防灾、救灾、减灾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