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芹 毛达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l期

作者简介：梅雪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s75)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环境史和英国史研究；毛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环境史研究。

摘要：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及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汇集了当前这个领域的众多优秀学者，使全球各地最新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得到了很好的交流与讨论，并有效提升了年轻学者的视野和研究能力。从此次大会所展示的研究成果来看，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其中海洋环境吏和社会生活的物质代谢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两个重要领域。它们得到重视并发展的过程说明，对“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相互关系认识的加深会拓宽环境史研究的视界。与此同时，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也有新的发展。这表现在对环境史“叙事”特征的强调以及对史学领域之内或之外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的积极应用，还表现在对旧史料的新运用，以及追求多样化呈现方式之上。我们认为，在了解和借鉴大会成果的基础上，环境史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在尝试新的研究主题、综合不同的研究视角以及将成果进行社会转化上多做努力。

关键词：世界环境史；海洋环境史；城市环境史；现代世界体系

2009年8月4—8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First 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大会由“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Organizations，ICEHo)及丹麦罗斯基尔德大学、瑞典马尔默大学共同举办，主题为“地方生计与全球挑战：对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解”(Local Livelihoods and Global Challenges：Understanding Human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560余名学者与会。大会安排了3场主报告、126场专题报告，还有两场面向全体与会人员的墙报论文陈述。此外，有两场分别关于环境史出版的未来以及北欧国家对环境史之贡献的圆桌会议。正式会议开始之前，大会还组织了在罗斯基尔德大学举办的环境史博士生工作坊。该工作坊旨在为环境史领域的青年学者介绍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促进跨学科交流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工作坊请到的6位学者既有历史学家，又有哲学家，还有环境科学家。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20多名学生则分属于自然科学、社会和人文学科各领域。我们有幸参加了这届大会及工作坊事务，从而较全面地接触和认识了的学术盛会。本文试图围绕环境史研究及其理论与方法，对这届大会的内容做一些记述，并据此对环境史的未来发展做些展望，以飨国内学界。

一、环境史研究对象的扩展

环境史研究显然离不开“环境”，更确切的说是离不开“人的环境”。进入本次大会的400多篇论文讲述的大都是历史上某一些人与其环境在某一个方面之联系的故事。“环境”的内涵可以很简单，许多人将之概括为“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外部世界的总和”。但其外延却很宽广，大到决定人类最终命运的宇宙，小到足以致命的细菌，都可以成为“环境”的一部分。1988年，当唐纳德·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三层次理论时[①]，他所说的第一个层次就是指各种各样、范围不同的物质环境的历史。环境史还要追寻人和这些物质环境是如何连接和互动的。按照沃斯特的概括，这个层次的环境史可以看作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组织对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包含许许多多的具体方式和内容。这样来看，环境史研究的主题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其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但是，因为环境史研究的历程只有将近40年的时间，其研究者也是有限的，所以环境史研究中所讨论的“环境”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其实还是有一定界限的。不过，这个界限正随时间的推移以及环境史研究队伍的扩大而不断地扩展。此次世界环境史大会所呈现的学术成果正是这一扩展过程的阶段性体现。

根据我们在大会上的观察，目前环境史研究对象的扩展是多方向的。这里仅举“从陆地到海洋”和“从生产到生活”这两个例子，来说明环境史研究对象扩展的过程。

(一)从陆地到海洋的扩展

在物质环境史这个层面上，海洋环境史研究绝对是这次环境史大会刻意突出的亮点。其实在大会开始前的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中，这一主题就有了很好的“预热”。出席工作坊的大会丹麦组织委员会主席波·保尔森(Bo Paulsen)教授本身就是一位海洋环境史专家。他在工作坊里对海洋环境史的研究概况进行了介绍。工作坊的学员主要从保尔森散发的一篇题为《海洋环境史中的机遇》(“Opportunities in 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的论文中[②]，领略到海洋如何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边疆”。该文作者w．杰弗里·博尔斯特(W．Jeffery Bolster)在文中详细讨论了海洋为何曾不为人们视为“环境”的一环，今天研究它又如何有着重大的意义。

海洋为何长期受到学者们的忽视?只有首先将这一问题搞清楚，这个领域的研究才能真正打开其大门。按照博尔斯特的观点，阻碍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最大障碍就是长期存在的一种观念，即海洋的“非历史化”。由于海洋物质环境的特殊性和人对其感知的有限性，人们一直对海洋有一些错觉。错觉之一是，海洋似乎是没有时间(timeless)的，它展现给人们的好像是永恒不变的状态，而永恒不变的东西就没有历史。错觉之二是，海洋拥有无限的生产力和生命力，因此一定时期的破坏很快就能被海洋自身修复，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似乎也是没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但是，正如博尔斯特所指出和当代人所看到的，过去的海洋与今天的海洋难以同日而语，海洋与陆地一样也充满了变化，有其历史性。清楚了这一点，环境史学家更应该也可以把海洋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来对待。

那么，研究海洋环境史又会有怎样的意义?博尔斯特是这样回答的：首先，海洋环境史是可以服务于社会和现实需要的。其次，海洋环境史的研究非有历史学家参与不可。对此，他解释道，尽管海洋学家和生态学家对于塑造海洋史具有关键的作用，但“只有历史学家拥有解读古老档案的背景知识，而只有这些档案可以让世人有机会获知关于科学时代以前的海洋生命之丰度和分布的信息”[③]。再次，海洋环境史知识有其固有之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一定是量化的，或归入科学范畴的。它会用精彩的故事，包括对轶闻、传说的引入和分析，给世人以关于生命海洋的启示[④]。

虽然只有少数人能认真阅读博尔斯特为海洋环境史研究奠基的这篇论文，并且，也只有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才会参加会前的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但是所有参加大会的人都有机会聆听另一位资深海洋环境史专家、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名誉主席玻尔·霍尔姆(Pod Holm)教授的主题演讲。该演讲题为“海洋变化：研究海洋之过去的紧迫性”，是大会仅有的三个面向全体参会者的主题演讲之一，足见组织者对于海洋环境史的重视。除了和博尔斯特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外，霍尔姆还从对当代海洋危机寻根溯源的角度强调了海洋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他对听众说，海洋环境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目前正在发生的一系列资源和生态问题，更在于对海洋的研究时间很短，程度也不够。迄今为止，科学家所及的海域仅占整个海洋的10％，而有组织的海洋生物保护活动从20世纪50年后才开始。但是，海洋环境问题的产生却大大早于科学研究和系统保护的开始。不知道近几十年问题从何而来，海洋的过去是怎样的，不仅无法解释当前海洋危机的原因，也不能找到合适的基准开展恢复海洋生命活力的保护活动。可以说，博尔斯特和霍尔姆的论述都充分说明，对“环境”更深入的认识是扩展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动力。

正是在博尔斯特、保尔森和霍尔姆这些学者的倡导下，海洋环境史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在此次大会上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有十多篇相关论文被安排在大会七个分组中进行报告和讨论。其中有两个分组是直接以海洋环境史为主题的，即“海岸和海港环境”与“海洋污染与海洋保护”，分别汇聚了三篇相关论文[⑤]。其余的则分属其他不同的专题，如渔业、跨国研究、动物和极地环境[⑥]。从这些论文作者的研究背景可知，目前从事海洋环境史研究的都是来自“海洋国家”，即有相对比较长的海岸线或海洋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这也印证了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辛莫·拉柯南(Simo I．压lkkolicn)博士在分组报告中所说的，海洋环境史研究受制于研究者对研究客体的直观感受程度。因此，未来要看到更丰富的海洋环境史研究成果，还需要各国学者们能够更多地感受海洋，了解海洋环境。不过，可以想见的是，占地球表面“十分之七”、在今天的国际争端中日益凸显的海洋，在未来的环境史研究谱系中，必将从“没有一席之地”[⑦]的尴尬境况，向拥有重要席位的远大前景转变。

(二)从生产到生活的扩展

环境史研究对象的扩展也可以从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的这一层面找到例子。如果将社会经济活动分成生产和生活两大类，生产领域的环境史研究无疑是主要的。因为生产活动包含各种行业和经济部门，如森林采伐、海洋捕捞、放牧、开垦、灌溉、开矿、生产资料的运输、工厂冶炼制造等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大多直接作用于自然环境，因此其影响规模大、破坏强、持续久。与生产活动相比，生活和消费活动对环境的直接影响虽然较小，但却不能不加以重视。一方面，生活和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本身就是一体，是完整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两个不同阶段。前者既是后者的结果，又是后者的原因：生产活动并不是对自然索取和物质转化活动的结束，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必然要延伸到生活和消费领域；生活和消费的需要是“拉动”生产的原因，但生产的变革也会激发新的生活和消费需要。另一方面，生活和消费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直观的，和人类生活本身有着最直接的关联，有时这一影响所造成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生产活动引发的问题。所以，尽管关于生活和消费活动的环境史研究所占的分量迄今还不是很大，但却与生产领域的环境史研究同等重要。十多年前，以美国学者朱尔·塔尔和马丁·梅洛西为代表的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将环境史的研究从工农业生产引向社会生活领域，因为城市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生活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城市生活对各种资源的消耗、景观的变化以及废物的排放，也就成为和社会生活有关的环境史研究的典型主题。

社会生活或城市生活对环境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对物质资源和产品的消耗。而用新陈代谢的视角最能概括本次大会中和社会物质生活或城市物质生活有关的环境史研究。这种视角认为，社会生活离不开对各种物质或产品的吸纳、使用、转化、遗弃或最终的转移。这样的过程犹如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从环境中将有用的物质摄入，转化成自身需要的能量或营养，然后将废物排回环境之中。社会生活的物质流动也可以用这种有机体新陈代谢的过程加以比喻：除空气之外，它几乎从生产领域获得所有的物质资料，在各种生活消费活动中，这些物质资料变成人所需要的能量、营养以及对其他需要的满足。这一代谢过程也是废物产生的过程，它要么被遗弃在自然环境中，要么通过一定的物质投入，经过一定的转化回到生产领域中。

任教于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的莎宾·巴勒斯(Sabine Barles)教授是一位最善于运用新陈代谢视角研究城市环境史的学者。她在此次大会上带来的是关于巴黎城市生活与塞纳河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也是她很长时间内对18世纪末以来巴黎城市物质代谢问题进行研究的一部分。根据巴勒斯的研究，塞纳河长期以来的污染问题显现在工业和生活污水两方面的排放上。生活污水则主要是人的粪便问题。但是，在1790至1850年的这段时间，粪便的单独清运不仅有利于城市卫生环境，还可以为城郊和农村提供肥料。尽管在19世纪60年以后，一些因素影响到了这样的废物代谢，但巴黎城市环卫工程师还是采取了如建设混合排污系统以及利用污泥之农场的办法使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城市供水服务健全，粪便成了“无用”的废物时，塞纳河的生活污染排放变得无法控制，并加重了原来因工业废物排放而产生的水污染。在研究中，巴勒斯考虑了人口、食物、肥料、污泥等变量，通过运用史料信息，对城市生活中氮元素、水资源、资金和物质流的代谢进行了重构，并用计量的方法，说明发生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生活发生的变化及其产生的后果。

由于巴勒斯具备环境工程专业的背景，熟知一些具体的工程问题，又掌握数学分析和计算的方法，因此她的研究方法几乎是许多环境史学者所不能复制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尝试从代谢过程的片断，或在别人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探寻物质流动与社会其他方面因素的关系，即环境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结。

供水、用水和污水处理是社会活动中水代谢的三个基本阶段，既涉及生产活动也涉及生活活动。围绕着生活的水代谢问题，本次大会至少有6篇论文是值得注意的。这些论文涉及巴西、德国、波多黎各、加拿大、法国、美国和墨阿哥的城市生活水问题[⑧]。它们的共同之处即是探讨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加剧过程中，这些地方如何能够保证为城市供应足量和清洁的水，如何调整各个部门之问的水分配，又如何使废水得到处理，以至不污染环境、危害人的健康。当然，每一项任务都涉及城市环境和周围自然环境的矛盾、城市人和城市之外的人的矛盾以及城市中各种人的矛盾。因此，会有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故事发生，值得历史学者去奋力书写。

除对水的消费外，工业发展的结果是带来了大量的可供人们消费的产品。大到住房、汽车，小到纸张和塑料制品。这些物品也有其代谢的过程，简单的两个阶段就是消费和产生垃圾。本次大会分别安排了两个分组会来讨论消费和垃圾的问题。在关于消费的两个小组中，有来自瑞典、芬兰、美国的学者讨论各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即进入消费社会以来的社会消费模式[⑨]。他们的研究没有停留在描述一定时期消费的类别和数量之上，而是进一步将对这些消费模式的分析扩展到对文化问题、前端物质生产的环境影响以及后端的垃圾问题的探讨。对于垃圾问题，还有两个分组专门讨论[⑩]。相关的研究十分多样，侧重点各有不同。一篇论文主要是对德国和法国两个国家间的垃圾管理进行对比；一篇关注垃圾作为一种“中介”如何影响社会关系；一篇探讨目前的分类同收体系的历史根源；还有一篇则把目光投向有害垃圾之上。所有这些论文都说明，生产活动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如果要全面评价这些影响，必须要将其延伸至消费领域和消费完毕后的产品的命运。

不管是关于水还是物品的代谢，以上介绍的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谈论的都是在快速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故事。但历史中总有例外。短缺时代的社会生活的物质代谢又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面貌?有两篇论文正是关于短缺条件下的消费和废物问题的[11]。一篇是对二战期间英国废品回收再利用现象的全面探讨，另一篇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匈牙利如何用“节约”的意识形态管理废物的研究。虽然这两篇论文议论的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条件下的问题，但都揭示出共同的现象，即“短缺”有助于节约以及物质的生产再利用。这样的研究无疑丰富了我们对社会生活物质代谢的认识。

诚然，环境史研究对象的扩展在此次大会上的体现肯定不限于以上两个方面，但对海洋环境史的日渐重视表明，人们对“环境”的感知愈加深，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就会愈丰富。同样，人们如果尝试用更多的视角，如“新陈代谢”的观念看待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人与“环境”的联结和互动则会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述。

二、环境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如果说，环境史研究什么带有本体论色彩，那么怎样进行环境史研究则让人感到有方法论意蕴。会议间隙，我们在与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交流并讨论环境史理论问题时，沃斯特风趣地说到，什么是理论?谁知道什么是环境史的理论?言下之意，这些问题是不容易回答清楚的。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不重视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与探索，沃斯特本人在这方面就率先垂范，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为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当年提出的三层次研究模式就有这方面的意义。虽然作为第一次真正具有世界规模的世界环境史大会，它肯定会着重于对大量实证研究成果的展示，但仍然有一些关于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论文在大会论坛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而且，根据我们的观察，能人围此次大会的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都有很好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从中，我们也可以品味到它们的理论和方法应用的特点。接下来，将分别从环境史的理论建设、材料使用和呈现手法等方面，记述本次大会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一)理论建设的基本方向

此次大会中有两场理论色彩较浓的分组报告，分别称作“回归年鉴学派”(Coming back to the Annals School和“环境史新探讨：用复杂系统理论构筑深入的叙事”(New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Using Complex Systems Theories to Form Insightful Narratives)o可以说，这两个专题的内容以及其他理论性较强的实证研究论文勾画了目前环境史理论建设的两个基本方向。一个方向即是在史学领域之内继承和发展能指导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另一个方向则是不断在史学领域之外求取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丰富环境史研究理论。

“回归年鉴学派”的这组报告和讨论被安排在8月5日即大会第二天下午进行。根据参与人数和讨论情况看，笔者认为，这是本届大会中规模和热烈程度名列前茅的几场小组报告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与会学者对年鉴学派与环境史的关联或环境史理论问题的兴趣。据笔者初步了解，该组三名报告人均是来自法国的年轻学者。他们分别以“利害攸关的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 at Stake)、“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是否接受美国环境史：一种解释假设”(The(Non)一Recep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y French Historians and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1970’s and the 1980’s：Hypothesis for an Explanation)以及“超越年鉴学派看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 beyond the looking—glass of the Annales)为题，对历史地理学在何种程度上解释了地球的环境进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兴起于美国的环境史和环境研究的态度，以及塑造环境史的年鉴学派遗产悖论等问题，做了有深度的分析和陈述，从而引起与会的美、英、德、中、印度等多国学者的颇为深入的讨论。

在参与关于年鉴学派的分组研讨中，笔者感受至深的有两点。一方面感到，如果说历史学“没有属于自己的专门技术性术语”[12]，那么综合或跨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环境史，就更加难以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专门之学，更别说什么古老历史学的分支了。因为，环境史不仅像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一样，使用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术语，将长时段的社会、经济、人口变迁等纳入研究的范围，而且还不同于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而使用着各门自然科学的术语，将更大范围的自然、生态、物种变化等纳入考量的范围。可以说，环境史的知识和术语体系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集大成，环境史俨然成为一种新型的历史学。另一方面，正因为环境史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集大成，我们，尤其是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在从事环境史研究时，对应该从哪里出发、自身的文化和学术根基是什么、应该如何对待它们等问题，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只要这样，才谈得上什么是学术上的创新。

因此，对于作为“新史学”的环境史，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它所继承的史学特征是什么?我们认为，这可以套用“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辞结构”[13]这一概括。从此次环境史大会来看，大多数论文仍然具有这样的特征。至于如何叙事，其结构和内容又怎样等，当然受到了其他学科的理论以及历史研究本身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模型的支配和影响。

其他学科理论影响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复杂系统理论”，这本来可以在上文提及的另一场理论色彩较浓的分组报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该小组多位报告入没有与会，该小组报告被临时通知取消。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别的相关内容，谈谈史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影响问题。如前文提及的新陈代谢研究视角的运用，就是从生物学借鉴这一概念的环境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另外，在大会会前的博士研究生工作坊里，多位学者也谈到了学习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问题。来自丹麦罗斯基尔德大学的库特·阿格尔德·尼尔森(Kurt Aagaard Nielsen)教授向学员们介绍了匈牙利学者卡尔·波拉尼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根植”理论，以及它与当今环境史研究的联系。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来自奥地利阿尔卑斯一亚得里亚大学(Alpen—Adria University)的韦雷纳·维尼沃特(Verena Winiwarter)教授通过其散发的论文向学员们引介了三种分别来自环境学、人类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模型。它们既可以帮助解释人与环境关系的动态变化，又可以帮助描述其静止的面貌，因此都值得环境史学者去了解，并将适合自己研究的部分“融入”叙事之中。

由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创建、在历史社会学领域享有盛名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可以视从历史学外部借鉴并建构的解释历史进程的一种理论模型。令人欣喜的是，如今这一理论模型已被环境史学者创造性地应用于对世界环境史的研究之中。参加此次大会的美国年轻学者杰森-w，莫尔(Jason W．Moore)是这方面的后起之秀。2003年，他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用于环境史的“现代世界体系”?生态与资本的兴起》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沃勒斯坦的历史理论如何可以嫁接到环境史的研究之中[14]。此番在哥本哈根，莫尔进一步用一个实例来验证世界体系理论如何可以很好地解释生态的变化。他在报告中讲述到，1450—1800年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范围的扩大，不断有新的地区被纳入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半边缘的金属冶炼生产中心，而这些中心一直在不断迁移和变化之中。进入“世界体系”的结果，不仅仅造成了当地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而且更体现出“荒野从森林中消失”的生态后果。

除上述方面之外，环境史实践者也探寻出一些针对专门问题的研究模型。比如，在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里，波·保尔森向学员们重点介绍了“变化的基线”(shifting baseline)现象与海洋环境的关系。这种“基线思维”其实是可以应用到其他物质环境史的研究之中的。因为，不仅海洋中的海产储量的基线会随研究时间段而变化，其他自然资源也同样如此。考虑“基线”问题，可以帮助环境史研究者更好地做出历史评价，而环境史对具体“基线”的研究，也会给当今乃至未来的环境和资源管理提供更好的信息。

如果说，环境史著述的特征是“叙事”，那么，指导环境史叙事的理论和方法，毫无疑问是跨学科的。“跨学科”本身即是众多环境史研究者在概括其学科特性时最为强调的一点之一。从此次大会所呈现的研究来看，“跨学科”应该有层次之分。一种层次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和借鉴，另一种层次则是对和环境有关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作为人文学科背景出身的大部分环境史学者来说，后一种层次的跨学科研究更为艰难。因此，与会的学者都强调，在环境史研究过程上，历史学者需要和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合作，用团队的方式研究环境史，其效果将会更好。这里还以海洋环境史研究为例。玻尔·霍尔姆教授在演讲中用“全球海洋动物种群历史研究”(Global History of Marine Animal Populations)这一项目说明，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者一起合作对于海洋环境史发展和保护海洋具有怎样的意义。同样，辛莫·拉柯南博士也用他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合作项目为例，说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民族学在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框架下可以很好地相互渗透，共同合作。

(二)旧材料的新使用

环境史研究继承了“新史学”所倡导的扩大材料使用的良好传统，也强化了重新运用旧史料的重要性。对于前者，环境史学者的任务是发掘更多的文献资料以及其他研究领域提供的信息和线索。对于后者，环境史学者需要在许多熟知的历史文献中找到和环境问题研究有关的内容，书写更为丰富的历史。

此次环境史大会有许多鲜活的例子可以说明环境史学者在材料运用方面的努力，可以航海日志这一“亦旧亦新”的史料为例。来自英国桑德兰大学的丹尼斯·威尔勒(Dennis Wheeler)教授是气候史研究的专家。他的论文使用了航海日志作为重要的研究材料。

航海日志(logbooks)亦称航行日志，是记载船舶在航行和停泊过程中主要情况的文件。它由值班驾驶员按时登记。记载事项包括航向、航速、航位、气象、潮流、海面和航道情况、燃料消耗、旅客上下、货物装卸以及船舶在航行和停泊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等。航海日志是船舶日常工作的记录，检查船员值班责任的依据，也是处理海事时所必须引用、且能在法律上起作用的原始资料[15]。

以往，航海日志是航海史最为倚重的史料。如今，在威尔勒看来，它是蕴含气候史，乃至海洋环境史原始信息的丰富宝藏。正如百度百科全书，以及威尔勒在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中所介绍的那样，航海日志包含大量气象、潮流、海面的信息，而且日志随海洋船舶的全球旅行，记录的是整个地球几乎所有地区的气候和海洋环境信息。目前，欧美各国的档案馆、图书馆保存着17世纪以来大量的航海日志，欧洲国家也启动了一个“1750—1850年的世界海洋气候数据库”项目，其首要的资料来源就是航海日志。

威尔勒还在工作坊中向学员详细介绍了这种史料的使用方法。他用实例展现了这种史料的面貌、组织结构以及如何从中解读出气候信息。虽然在座的许多学员以及正在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很多学者将来都不大可能接触到这样的史料，但“旧史料新运用”的意识应该时常伴随着环境史研究。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遗物和遗文都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新的史料运用可能可以写出新的历史。

(三)成果的多样呈现

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他们研究和创造历史的活动及其成果如何呈现? 现在远远不是昔日金石文化手段可比拟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使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像其研究的环境本身一样，在空间上立体地、在要素上全面地(包括色香味，可反映诸如鸟语花香、烟雾弥漫、污水横流等不同面貌的世界)、在接受方式上可视化地呈现出来。

此次世界环境史大会本身就为环境史研究成果提供了多种的呈现方式。除常规的论文报告和讨论外，墙报是另一种呈现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本是作为论文报告的一种补充，并主要是给青年学者提供展现学术成果的机会，但大会创新的安排使这种方式的传播效果并不亚于分组报告。墙报展示的地点就在大会的茶歇处，因此所有人都有机会看到墙报。墙报的内容大多以图表为主，以文字为辅，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墙报的作者会在茶歇时，站在自己的墙报前，向有兴趣了解其内容的其他参会者做更详细的介绍。这显然没什么新鲜，但大会还特意为所有墙报作者安排了一个面向所有参会者的陈述环节。在这个环节里，每一位墙报作者都有五分钟的时间宣读他们的研究结果，但不回答任何问题。许多与会者都十分称赞这一安排，有的参加分组报告的学者甚至十分羡慕这些墙报的作者——他们有机会面对所有的人，推介他们的研究。对于墙报作者——大多数是年轻学者和研究生，则更是受益匪浅：面对众人宣读自己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建立自信的过程；除了锻炼了概括能力、表达能力，他们的陈述也是在为他们的“墙报”做广告，争取吸引听众的注意，为进一步在墙报前的深入交流作努力。

墙报这种方式其实不仅可以放在学术活动中，也可以放在大众传播之中。它说明，除了书籍和论文外，环境史还可以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大会三位主题演讲者之一，丹麦著名科普传播学者和实践者安贾·菲利普(Anj．Philip)女士为环境史学者们分享了如何将学术知识转化成大众接受的信息的方法。她演讲的主题是“科普：如何把握其受众”，既从理论上介绍了大众传播需要注意的地方，也用实例，比如影视作品说明了在多媒体时代环境史知识传播可以借用的有效手段。

此外，奥地利学者韦雷纳·维尼沃特也在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中专门就如何向大众传播环境史的问题做过一番议论。她首先对“大众”这一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作为传播的对象来说，“大众”其实并不存在。在她看来，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结果都不可能及至整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而大众其实包含了分属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阶层的人们。因此，一定的知识普及必然要和一定的人群联系起来，而研究者和传播者需要主动地去思考具体的受众可能是谁，或者他们希望是谁，然后才能在传播方式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从而使传播的效果更好。她进而指出，在一个大众媒体(mass media)极其发达的时代，两种传播方式都是值得考虑的：一种是通过大众媒体对具有全球和国家意义的学术成果进行传播，另一种是将有关地方的研究直接呈现给该地方的“大众”，比如一个村子的所有村民。

我们也在参与大会的过程中录制了大会的部分实况以及我们小组发言和讨论实况。这不仅仅是为记录而记录，这实录本身即是环境史成果的一种呈现。现在的音频、视频等手段，应该充分地用到环境史成果的呈现上，环境史领域中的很多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不管将来有多少环境史学者能真正成为一个传播者，毋庸置疑的是，要使环境史能够更多地发挥现实作用，需要有人思考它的呈现方式，使之能够更快地被更多人接受。

三、对环境史未来发展的展望

此次世界环境史大会既让我们部分领略了世界范围内环境史研究从内容到理论与方法的面貌，也让我们中国环境史学者有机会对今后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做一些展望。

(一)环境史研究在时空范围上的进一步扩展

虽然如大会呈现出来的，当今环境史研究涉及的范围已非常广阔，但如果以人们对环境以及环境与人关联的认识为线索，在认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可预知一些尚未被充分研究但需要研究的领域。这里从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各举一例，以说明我们可以积极地加以拓展的领域和视野。

如前所述，生产和生活是社会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这些活动或发生在户外的环境中或发生在户内的环境中。对于前者，环境史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如矿场的工作环境、城市的公共空间等。但对于后者则似乎还只是凤毛麟角。没有人能否定房屋是人类最基本、但在空间上也是最小的环境之一。现代人，特别是城市中的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某一建筑当中，建筑既是人工造物，又形成一定的环境，对人影响很大。试想一下，从古到今建筑物的设计、用材、设备、装潢、涂料等都可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直接改变室内的空气、光、声、电磁、温度、湿度等基本环境要素。然而，这样一种与人生活休戚相关的环境及其变化，迄今为止还没有多少人进行研究。美国学者盖尔·库珀(Gail Cooper)和罗伯特·S．汤普森(Robert S．Thompson)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他们都曾就20世纪美国城市家庭空调的发展和普及发表过著作和论文[16]，立意直指人们对室内环境的感知和改变过程。如同本文在介绍海洋环境史发展时所说的，要弄清楚为何被忽视，才能真正开启新研究的大门。对于室内环境史研究来说，我们要研究它，可能首先需要改变“环境就是荒野、花草、山川、河流，或非人工的事物”的观念。

从时间维度上看，正如休斯所言，环境史在时间维度上也是很广的，环境史领域应“考察人类历史中的每一个时间段，包括史前、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17]。休斯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对于保存了过去数千年以上的历史资料的我国，尤其适用。休斯所言不差。不过，就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而言，与休斯所要强调的加强人类社会早期环境史研究的本意相反，我国学界对中国古代环境史的研究已结出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的研究却非常薄弱，这甚至是一个尚待开拓和建设的新领域。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以及现实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来说，加强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

(二)环境史研究过程中的“三结合”

受到大会主题设置和许多论文报告的启发，我们认为在今后的环境史研究中尤其要注意三方面的结合。一是地方与全球的结合。此次世界环境史大会的主题是“地方生计与全球挑战”，这一主题很好地体现了或抓住了环境史的基点。在我们看来，环境史的基点或原点，也即环境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人的生存(活着)、发展(活得更好)而结成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时代变迁。大会的主题词之一“生计”(1ivelihood)恰恰是人及其社会最基本的永恒的考量。很显然，生计在空间或范围上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到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生计已不仅仅是地方的事情，都要从全球层面加以考量。而影响地方生计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更是带有普遍的联系和全球性，仅靠当地人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全球范围内——最起码是更大范围内的——应对。所以，以生计为基点的环境史研究，即使是研究本土的问题或局部的问题，认真考虑或深入分析时都不能不具备全球眼光。这又如休斯所说的，“书写单座花园的环境史都需要辨别它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18]。即使我们未必能像休斯那样做出全球环境史研究的成就，但我们也需要以开阔的全球性视野，来研究哪怕是很局部的问题，从而以小见大。

二是实证与理论的结合。通览入围大会的论文，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肯定是既有比较深入的实证研究，又有很好的理论阐发或支撑的论文，例如杰森·莫尔用世界体系理论阐述森林破坏的文章。也许，能像莫尔那样把理论和实证处理得如此娴熟的学者为数不会太多，但努力学习理论并将之应用于实证研究，无疑是很必要的。对此，马丁·梅洛西也曾经在和笔者的交流中说过，历史学家要批判地看待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模型，但他自己一直在主动地学习这些理论，并将他认为合理的那些揉进自己的历史叙事和分析之中。莫尔和梅洛西都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三是分析与叙事的结合。在优秀的历史作品中，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原本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海登·怀特甚至用康德式的语言写到“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19]。进而言之，既然鲜明的问题意识是所有历史叙事话语赖以形成和展开的基础，这样，就无所谓叙事史学和问题史学之根本区分。谨记这一点，对于从事以环境问题为导向、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环境史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本届环境史大会在这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narrative”一词不仅频频出现在很多论文之中，而且它还与“analyses”一起，得到了专门的分析和陈述，以至有人强调，“我们不应忘了，这些分析和叙述是我们作为撰述者和想象者(writer and imaginer)的一个基本功能”[20]。这更使我们进一步明确，环境史不仅继承了史学“讲故事”(story—telling)之特性，而且大大拓展了史学所能讲述之“故事”的内容，因而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的叙事。

(三)环境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的加强

对于历史研究是否要影响或干预现实的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环境史领域，这种现实关怀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环境问题是当代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在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上，韦雷纳·维尼沃特教授就谈过她对此问题的一些看法。在她看来，“以史为鉴”对现实社会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都是重要的，也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证。问题在于历史能够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借鉴，这和历史研究的质量息息相关。环境史研究也是如此，而且环境史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环境史学家们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为当下和未来的环境政策提供借鉴的。通过引用威廉·克罗农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的一些话，她向学员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题为《环境史之功用》(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的演讲中，克罗农强调环境史研究的结果不应该是让人丧失希望，而是要让人鼓起勇气，敢于担当，远离悲观主义。环境史应该参与到环境政治之中，贡献于环境政策；不仅仅帮助人们了解过去，也要帮助人们改变未来[21]。威尼沃特完全赞同这些观点，但她也指出，当然，环境史学者也不希望“过去”被工具化，无论是政客还是环保活动家都不能片面地使用环境史的成果达到他们的目的。

关于环境史现实意义的积极表述，我们在参加大会的许多学者那里都可以听到。大会安排的三位主题演讲者之一，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科学家保尔·克鲁岑(Paul Cmtzen)教授演讲的主题是“人类世：人作为全球环境变化周期中的一种作用力”。在用科学数据描述人类在一万多年以来使地球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他殷切希望环境史的研究能够有助于人类走出自己设置的危机。同样，另一位主题演讲者玻尔·霍尔姆也把海洋环境史研究的目标定位在能够影响现今和未来的海洋管理之上。

那么，如何使环境史更好地转化为社会资源?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要尝试学术成果的多种呈现方式外，维尼沃特教授在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上的另一番忠告也是很有启发的。她建议环境史学者要多做对比，但避免线性思维；多使用地图和图片，但不要撒谎；尝试探讨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研究选题完全可以具有现实问题的关联；通过讲精彩的故事鼓舞人们；不要忘记“人”；想要传递的信息一定要明确。

此外，我们还认为，环境史研究成果社会转化的另一关键因素是人才培养。有了更多的人学习和研究环境史，环境史的知识就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传播。从此次环境史大会展现出来的积极面貌来看，这个领域是一个非常适合青年史学工作者研究的理想的实验室。他们有机会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尝试不同的研究课题、研究理论，与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合作，还可以有很多像此次大会这样的机会展现他们的成果。在应对“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双重要求下，环境史人才将成为用全球和国际眼光精细研究具体问题的新型史学工作者。

以“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为主题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向我们传递了全球范围内环境史研究的最新动向。一方面，这个领域正在经历类似“从陆地到海洋”、“从生产到生活”的研究界限的多方向扩展；另一方面，它还在不断地自我更新研究理论和传播手段。这无疑集中体现了国际学界为应对地方和全球问题的学术智慧。因此，称之为一次“应对‘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学术盛会”，恐怕毫不为过。我们认为，以对这次大会的回顾和总结为契机，环境史研究可以在尝试新课题、完善研究方法以及帮助解决现实问题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