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华

南开学报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利华，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

摘要：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是该领域的首次全球性大型集会，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环境史学的最新发展和目前版图，从中我们看到了自身的不足。鉴于新的发展形势和趋向，中国环境史学者应放眼世界，努力从文明与自然协同演化的全球过程中认识中国环境史的特殊性；应树立大国情怀，着眼于全球环境危机和人类共同困境，积极开拓新领域，寻找新课题，深入发掘本国环境历史经验和生态文化资源并阐释其全球价值；在积极学习西方环境史学理论方法的同时，应充分继承本土史学传统和思想资源，提出自己的学术命题、研究范式和原创性理论，努力提升中国环境史学的国际地位。

关键词：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中国环境史；学术版图

2009年8月4 13至8日在丹麦罗斯基勒大学和瑞典玛尔摩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环境史(WCEH 2009)大会，是该领域前所未有的一次全球性大型学术集会，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560位学者提交了论文，发表了400多个学术报告。其成果交流方式之灵活、分场小组之多、学术论题之广泛、专业话语之多样化和学术信息之密集，均是前所未见。笔者在聆听众多学术报告和与国外同行进行私下交流过程中，受到了不少触动，自然而然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今不揣鄙陋，略陈所思、所想。由于笔者学力有限，难免有所偏颇，敬请批评指教。

一、首次全球性环境史学盛宴上的中国学者和论题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地方生计与全球挑战：理解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i]。应当说组织者如此设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也是恰当的。如其宣传材料所示：主办这次会议，目的是为了给众多国家的环境史学者“提供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共同为人与环境的历史关系勾画出一幅整体的图像。”在他们看来，“(人与环境的)互动呈现于从地方到全球的众多尺度之下，资源问题跨越不同的国境和生态系统边界，透过多种视角、多种时空尺度和不同的政治、经济与学科审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阐明创造一个可持续未来所面临复杂挑战的唯一途径。”[ii]换言之，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挑战是全球性的而非仅仅存在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因此需要勾勒一幅关于人与自然历史互动关系的全景图像。然而，在漫长时间过程的不同国家、地区和生态系统中，人与环境之间的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又是具体的和富于个性的，与各地的人类生计紧密相联。要想充分认识当今的全球环境挑战，从整体上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必须依靠来自于世界不同区域、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的学者共同努力。为了这个目标，营造一个密切交流和对话的全球性平台是十分必要的。

世界各国环境史家响应会议的主题，飞越千山万水赶赴地球上的那个角落，自然不是为了参加一个轻松而有趣的故事会，讲述各自所知并听取其所未知的环境历史故事，而是怀着对当今百孔千疮的地球生态环境的深切人文关怀，怀着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挑战和人类未来命运的高度关切，是为了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对话，透过不同历史时空下的地方生计与区域环境互动变迁的“殊相”，理解人与环境关系的“共相”。从多元文明一生态背景的丰富地方经验中寻求对人与自然长期关系的全面理解，直接关乎全人类对当代环境挑战的合理评估和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正确抉择。如此看来，本次会议的意义甚至并不局限于历史科学本身。

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学术活动自然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说，中国的缺席都将使任何一幅全球性学术版图变得严重残缺不全；反过来说，在如此重要的国际学术舞台上，倘若中国学者不积极参与，将导致我们在这一新兴领域严重失语，有损予大国的文化形象。可喜的是，这次共有14位中国学者和研究生应邀参加了会议，他们分别来自10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了说明这次参与的意义，这里不妨讲述一个耐人寻味的花絮：一天下午，为了欣赏哥本哈根的街景，我们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特地由会场步行返回住所，途中意外发现并走进了由一位来自南京的女士所开的“新华商行”!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发现了中国店铺和中国同胞，大家自然感到格外亲切、温馨。店主告诉我们：几天前当地某电视台已经报道了世界环境史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其中特别提到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将没有人出席会议，因为他们不重视环境保护!报道还说：先前曾有一位中国学者报名，但因没有钱又取消了。闻知此种煞有介事的奇谈怪论，我们没有半点气愤，而是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在著名国际都市哥本哈根居然还能生产如此令人捧腹的新闻!由于某些传媒人士的无知与偏见，西方新闻的所谓“真实性”和“客观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梅雪芹教授在作报告前特意把这一“新闻”报告给了听众，并告诉大家：中国人来了!并且不只来了一位，而是有十几位。

出席会议的中国学者根据会议安排，以墙报和论文报告等形式展示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陕西师范大学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侯甬坚教授所率领的研究小组向会议散发了他们新结集的一组关于“中国历史上人类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研究论文，涉及虎、狮、熊、象、犀牛和鹿等6种野生动物，由曹志红在大会上作介绍，他们还印制张贴了相当精美的墙报并作了讲解；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翠溶院士则继续推进了其所领导的“疾病与环境”研究团队的工作，在大会上作题为“疾病与环境：中国台湾和大陆地区的华支睾吸虫感染的影响”[iii]的报告并张贴了同题墙报。会议设立了两个中国小组专场，其中一场主题是“近代中国成长中的环境——变化、连续性和连接”[iv]，美国乔治敦大学穆斯可利诺(Mic,ah Museolino)、卡耐基一梅隆大学高燕和北京大学包茂红分别作了“战时中国的难民与环境(1938—1945)”、“水灾与创伤：关于一个统一的社区”和“社会转型、环境变迁和中国鄂伦春族的文化适应(1858—1945)”的报告，主持人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佩兹(DavidPietz)教授[v]；另一专场主题为“水、草地和民间组织：中国人自然视野的转变”[vi]，主持者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的Susan Flltdel"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国荣分别就“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兴起、发展和影响”和“晚清时期汉民和蒙民对草原的保护”作了报告，清华大学侯深也提交了题为“追求和谐：都江堰灌溉系统和中国传统自然观”的论文，但因故未能赴会[vii]。在另一个由刘翠溶主持、以“两个大陆上的国家公园”为主题的专场，三位报告人中有两位是中国学者：台湾交通大学曾华璧论述了政治对台湾建设“国家公园”的影响，台湾大学张长义则介绍了二战以来台湾“国家公园”的发展[viii]。其余中国学者则分别被安排在不同的专场作报告：南开大学王利华全面追述了中国农业史上关于废物利用的主要思想和实践，肯定古代农民充分利用废物、“变废为宝”、实现有机物质能量多层次循环对传统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并讨论了近代以来化肥的使用和粪秽处理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康蕾发表了“文化行为与动物生命：贡物与亚洲狮存亡的关系”；台湾师范大学蔡慧敏发表了“遥远的权力与山林和伐木市镇的社会一环境过程——台湾太平山的案例”[ix]，并与一位名叫Erie Clark的瑞典学者共同提交了“生态不等价交换、景观资本和地景转变：金门岛和兰屿的历史一政治生态学”；淡江大学陈吉斯讨论了台湾原住民文学中的禁忌、猎人哲学与土地伦理；徐佐明则讲述了台湾若干渔港的故事、功能转变和由之而来的海洋意象改变。虽远不足以代表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但与以往相比仍有一些新的开拓。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中国环境史学者在国际环境史学舞台上亮了相，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若干篇论文提取了中国的历史素材。比如日本国立人文研究所中尾正义的“水资源短缺作为过去历史的后果”，英国赫特福德大学Darren Crook的“对法国和中国西南山区两个湖泊集水系统的环境史洲际比较”，以及瑞典学者Janken Myrdal的“1000—1500年欧亚大陆的农业体系”等[x]，即分别是以中国为主要讨论对象，或较多地引证了中国史实。

二、目前世界环境史学术版图上的中国

毫无疑问，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环境史的目前学术版图。对其总体情况做一个初步观察，我们立即发现：欧美国家居于明显的强势，西方学者主导着全球环境史学话语，而中国在此版图上则仍未取得应有的地位。这可从几个方面看出：

一是与会中国学者的人数仍然明显较少。在出席这次会议的560位学者中，绝大多数来自于欧洲和北美，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都很有限；与会的14位中国学者中，8位来自大陆(其中3位研究生)、5位来自台湾，另有l位是留美学生，整体阵容仍显得相当弱小。笔者同时还注意到：与会中国学者所提交的论文都是讨论本国的问题，而没有一篇是关于外国环境史的文章。

二是涉及中国环境史的论文数量有限。若以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历史厚度衡之，与欧洲和北美相比，本次会议上关于中国环境史的专门论文町谓少之又少；与非洲、南美和澳洲相比亦是相形见绌，甚至不及于我们的西部邻邦——印度。关于印度的专门论文达到20余篇，其中部分出自与会的印度学者，多半则是出自西方学者之手，因此会议设立了3个印度环境史专场，分散于其他专场报告的论文亦比中国多。不过，笔者也注意到：绝大多数论文都是关于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印度环境史问题，关于古代印度则很少涉及。这显然是因为研究者所依靠的资料主要还是其所易于获得和解读的英文文献。

在笔者看来，会议所呈现的上述情况并非只是偶然，目前中国在全球环境史学术版图上的地位就是如此。它反映了如下基本事实：

1．中国学者的外国环境史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据笔者非常有限的了解：尽管国内世界史领域的老辈史学家早就注意从自然环境差异揭示人类历史的重大问题[xi]，最近十年来，梅雪芹、包茂红、高国荣、陈志强等相继发表了关于英国、美国、菲律宾和地中海国家环境史问题的专著或论文，近年一些高校亦出现了若干关于外国环境史的博士论文，但中国学人对外国环境史的研究仍然远未形成系列和规模，系统的研究论著甚为稀有。可喜的是，由于一批具有海外学习、研究背景的学者积极努力，近年有不少西方环境史著作陆续被逢译介绍到中国，增加了我们对外国环境史的了解。这些情况已有国内同仁所习知，无须多言。

2．外国学者对中国环境史及其研究现状的了解有限 自20世纪前期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包括科技史、经济史、社会史和全球史等多个领域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上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科技和文明发展的关系都给予了一定关注。例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领导的宏大研究所形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著作[xii]，虽以不同自然科学分卷，但其中的多个卷册(如《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等)对中国科学、文明及其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宽频考察和多维思考；魏特夫(Karl August Wit．ffogel)之所谓“治水社会论”，基本立场固然是错误的，但其《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确讨论了中国水资源环境、水利建设管理与古代专制政体的诸多问题，其中有些观点仍然值得重视；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和边疆》[xiii]则更加重视将生态环境与民族、社会相互结合，对古代政治控制、生产方式、民族发展以及中原帝国与边疆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卓越的论述；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提出其“挑战与应战”文明演进模式、构建其宏大世界文明史体系之时，亦特别将黄河水患与社会应对作为文明起源发展的一个重要案例。长期旅居国外的华裔历史学家以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更有大量精洪的研究。虽然他们早先并非取径于后来才兴起的环境史学，但不少论著仍可被视为“准环境史”的成果。例如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综合传世典籍、考古资料及现代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等文献，从植被、土壤、气候等多个方面揭示中国黄土地带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功力深厚，论说周密，实为中国环境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率先倡导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西方学者则是伊懋可教授。他于1990年在澳洲《亚洲研究评论》上发表了第一份中国环境史研究构想[xiv]，并在十多年中身体力行地开展了许多卓越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所著《大象的撤退——中国环境史研究》[xv]一书中。1993年，他会同刘翠溶教授在香港组织召开了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邀请了十多位西方和日本学者出席，会后以中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论文集[xvi]，国外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队伍粗具雏形。稍后，澳洲悉尼大学教授邓海伦(Helen Dunstan)曾编辑双语《中国环境史通讯》(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newsletter)，虽然后来因故中断，但亦反映了西方学者试图研究和了解中国环境史的努力。与香港会议时隔12年之后，笔者在南开大学组织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亦邀请了美、德、荷、日、韩等多国学者参加，逐渐对国外学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动向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国外学者又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新著，例如马立博的《老虎、稻米、丝绸和淤泥》[xvii]，青年学者穆斯可利诺(Micah S．Muscolino)今年刚出版的《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与环境变迁》[xviii]等等，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相比，总体上仍然显得相当薄弱，这从一些著名学者的评述中可以看出[xix]。在笔者曾翻阅过的若干以全球为叙述范围的环境史著作中，关于中国的内容都甚少[xx]。目前在两方影响最大的两份环境史学刊物——美国的《环境史》和英国的《环境与历史》中，关于中国环境史的专题论文和图书评论都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

在过去数十年中，尽管中国学者(包括历史地理学、农林史、气象史、疾病灾害史等领域的研究者)发表了大量论著，但很少被介绍出去。因此，除少数几位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之外，一般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史及其研究现状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由于以上情况，在西方世界的全球环境史学镜像中，中国形象显得相当模糊也就不足为怪了。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既由于改革开放之前中外学术界曾长期互相隔膜，其后续影响在短时期内难以完全消除；亦因过去国力所限，中国学术长期落后，与发达国家之间长期存在较大距离；更因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外国的研究者来说，语言文字都是不易逾越的障碍，深入研究对方国度的环境史都存在着很大难度。在会议期间，笔者与休斯、沃斯特和麦克尼尔等著名学者曾有私下交谈，他们虽然均表示了对中国问题的浓厚兴趣，充分肯定这个文明历史悠久的大国在世界环境史上的意义，但又都表示无意开展专门研究，不能直接接触和深入解读中文史料当是主要的原因。事实上，今后仍不能指望有很多汉字文化圈之外的学者介入中国环境史研究，将中国环境历史经验和智慧介绍给全世界，仍需依靠我们自身的努力。

3．学习与超越：中国环境史研究前瞻 出席了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之后，我们一行深受震动，既从中了解到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目前所存在的不足，亦感到了自己所肩负的学术责任。尽管环境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在各国的起步毕竟仍有先后，更兼之整体的学术基础不同，在过去数十年中发展快慢不一，在某些方面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经有了一定的差距。比如在学术组织方面，欧洲环境史学会、美国环境史学会和《环境史》与《环境与历史》等，业已成为欧美学者组织开展环境史学术研究和交流的重要媒介，澳洲和南亚地区也分别成立了相应的学术团体；而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术共同体——既没有成立专门学会，未编辑出版环境史专刊，学术网站建设亦只是刚刚开始，去年由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初步建成开通的“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是国内第一家专业网站。基于这一现状，在会议期间，与会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者举行了一次小型聚会，决定成立“东亚环境史协会”并开办网站，以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协调并推动东亚地区的环境史研究。这是一个良好的新开端。

毫无疑问，要想提升中国在世界环境史学术版图上的地位，取得在这一新兴领域应有的话语权，除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合作和开展学术成果的对外宣传之外，更基础、也更重要的工作则是开展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推出更具学术原创性和思想理论高度的精湛成果。只是，站在什么基点上、采取什么样的视野和定位于怎样的目标来推进这一学术在中国的发展，则不仅关系到课题选择和研究深度与广度，也关系到其全球价值和国际地位。个人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认真思量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这里斗胆提出几点粗浅想法，供大家批评：

1．树立全球史观，积极了解和研究外国环境史，从文明与自然协同演化的全球过程中认识中国环境史，通过多元比较，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共同性，更加准确地揭示中国环境史的特殊性。文明是生态进化和社会进化的共同结果，从最广泛的生态学意义上说，它乃是地球生态系统的衍生物。世界各地的生态环境千差万别，这是人类文明多元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说，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演变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整体性和共同性。中国作为世界东方的一个特殊地理单元，东南有海洋的限隔，西北有高山大漠阻挡，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自成一统，古老中华文明因此独立演进和绵延发展。然而中国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系统从来并非完全封闭和与外界隔绝，即便是在人迹杳渺、人类活动微弱的远古时代，由于大气环流、动物迁徙等等自然运动，与周边区域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生态联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的远程活动、交往不断频繁，世界不同区域间的生态关联随之不断增强，相对独立地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亦不断与世界融为一体。在环境史研究中，我们固应首先立足于本国，但仍需树立全球史观，放开视野，积极了解世界，从多元文明一环境关系模式及其演化过程的联系与对比中认识中国环境史。

从人类活动场景和生态交往方式看，世界环境史也许可以划分“大陆时代”、“海洋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亚欧大陆(还应包括北非)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中，东方与西方、南邦与北土因自然条件不同，经济类型和文明体系差异显著。然而在大的历史脉动中，不同区域和民族始终彼此互动、相互影响，其背后则伴随着一系列生态变迁：或是重大社会变化的动因，例如气候变迁影响游牧民族活动，并引发农耕和游牧两个世界规模宏大的冲突和对抗，甚至显著改变历史的整体进程。这些不仅发生于东方的中国，也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中部和西部；或是人类活动的后果——例如，民族迁徙、贸易、战争、外交、宗教等等人类活动，促进动植物种交流、细菌病毒传播和环境资源利用方式和技术的相互学习，并造成了许多重大生态后果。在中国历史上，丝绸(蚕桑)、茶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众所周知；反过来，中国也从外部世界接受了众多的动物(特别是家畜及其品种)、植物(包括小麦、棉花、芝麻、苜蓿和数以十百计的蔬果、香料、药材和观赏植物)，这些物种的移入不只是丰富了中华民族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内容，而且导致了所在生态系统从内容、结构到景观上的一系列重大改变。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给人类文明和全球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各大洲之间的生态一经济联系不断密切，生态后果十分显著。对此，西方环境史家已有不少论述。中国学者较熟悉的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xxi]，以主要篇幅娓娓动人地讲述了许多精彩故事。这个时代的中国当然没有自外于世界，相反，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当时中华帝国作为全球最为发达的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全球历史格局中，一方面是众所熟知的番薯、玉米、烟草等多种重要新作物相继传人中国，成为明清以来生态环境和经济体系发生重大变迁的基础条件之一；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和生态系统愈来愈受到世界工业和外部市场的显著影响，如果说伦敦、巴黎街巷的茶馆牵动着中国南方的茶园，外国纺织、烟草大亨在万里之外参与描绘中国棉花和烟草产区的农田景观，也并不算过分夸张。不仅如此，当一些西方学者猜测曾经多次给欧洲造成致命打击的鼠疫是起源于中国之时，我们则相当肯定地说：在中国(首先是沿海港口城市，然后传播到全国各地)流行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梅毒乃是由外国商业冒险家们携带而来。

进入20世纪以后，工业文明迅速发展，中国也开始了她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步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轨道，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是这样，在自然环境方面同样如此。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环境风险也日益走向一体化。当今的许多环境问题并不专属于某个地区、国家和民族，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是息息相关，这已经为近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流行性传染疾病和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所证明。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应以全球视野认识近代以来的中国环境变迁。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环境史的独特性及其世界性影响。

2．应具有大国情怀，着眼于全球环境危机和人类共同困境，积极开拓新领域，寻找新课题，系统地发掘本国的环境历史经验和生态文化资源并阐释其全球价值。毫无疑问，中国环境史研究首先是要为中国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服务，为应对和解决中国环境危机提供历史借鉴，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思想资源。但是，中国的环境历史经验和生态文化资源不仅属于中华民族，亦属于整个世界，我们必须具有大国情怀，努力阐释本国环境历史和文化资源的全球价值，以服务于全人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大国文化责任。

为解决全球环境危机提供“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也是提升中国文化地位、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系统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丰富的环境经验，发掘中华民族的生态思想智慧，并系统地介绍给全世界，则是环境史家应尽的义务。

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虽晚，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强劲的发展潜势，必将对世界有所贡献。首先，中国幅员辽阔，环境复杂多样，不同区域差异显著，演变过程各不相同，呈现出繁复众多的生态历史面貌，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与之相比；其次，中国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一体，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在漫长时期中，不同民族和地区在利用资源、适应环境方面形成了众多的模式和传统，地域差异和时代差异错杂交叠，在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样例；其三，中国文明历史绵长，拥有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献记录，考古资料也越来越多，历史资源“库存”之丰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其四，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晚、发展快，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阶段所面临的“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亦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不仅直接关乎本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而且影响整个世界，处理好中国环境问题本身即是对全人类的一个巨大贡献，而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具典范意义和借鉴价值。

当我们抱定如此高远的目标和志向，就更清楚地看到目前国内研究所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国内学者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古代，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对于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史，系统的研究则至今仍未真正展开。最近我们对华北环境史的相关论著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结果发现：在1160项成果(包括996篇论文和164种著作)中，近代部分仅占13％，而且基本上都不是在环境史学框架与话语下所开展的研究。这一点连国外学者都有所感，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就曾指出：“……尽管存在充分的可能性，但中国城市环境史几乎尚未开展研究；后帝国时代(1911年以后)的中国环境史仍无研究，这部分归因于获得相关史料的困难。”[xxii]这种明显的“厚古薄今”，与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所了解的国外环境史研究状况以及在本次大会上反映的情形相比，可谓大相径庭；与此密切相关(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如此)，目前国内学者的海洋环境史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与本次会议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亦是判然有别[xxiii]。事实上，这些方面的缺失，也是目前我国在世界环境史学术版图上地位不显的霞要原因之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人与自然交往的时间漫长，古代环境史自应加以深入研究。但是，近代以来的环境历史问题毕竟与当今关系更加紧密、影响亦更加直接，许多问题(例如工业污染)是近代以后方始出现的。因此，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加强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应当成为今后中国环境史一个重点发展方向。这既是为了直接针对现实需要、更好地发挥环境史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亦更有利于形成更多的共同话题、与国外同行展开深入的对话。

3．应当充分树立自信心，在积极学习西方环境史学理论、方法的同时，认真继承中国本土史学传统和思想资源，提出自己的学术命题、研究范式和原创性思想理论。通过客观叙事陈述历史的真相，通过缜密思维提供合理的解释，是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任务，环境史研究亦不例外。然而叙事和解释都离不开正确的理论导引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来说，理论范式的建构、分析工具的借取、研究命题的设计和概念话语的凝练，仍都需要经历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关于环境史的性质、特点、内容、思想方法和技术手段等，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理论阐述，推出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论著。近年来，西方环境史研究在与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性别、政治史乃至全球史研究不断沟通和联结的同时，日益趋于“专业化”；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环境史课题研究中，他们通常首先要表明其理论依据，往往带有明确的理论诉求；而中国学者总体上仍然持守偏重考实和叙事的史学传统，理论解说则比较薄弱。这应当部分归因于学术传承的差异，部分由于中国环境史兴起较晚。但实事求是地说，在环境史学理论方法建构方面，我们与欧美学者相比已出现了较大差距。通过这次大会，笔者进一步感到自身在理论方法探索和对问题进行理论阐释等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会议的议程中有多个单元着重理论、方法探讨[xxiv]，与会中方学者有几位参加了旁听。由此看来，在今后一个时期，探索环境史理论方法也是一个需要重点努力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