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及其防御和应对

———“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简介：周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 650091

文章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4月第26卷第2辑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与各种灾害作斗争的历史,人类的避灾、防灾、抗灾的意识、措施、技术、制度也随之诞生并不断进步和发展,对灾害的救治起到了积极的资鉴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力度越来越大,因环境破坏引发的灾害的频次不断增多,后果日趋严重。在汶川地震、西南大旱、玉树地震、舟曲及贡山特大泥石流等特大灾害相继发生之际,进一步探讨灾荒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生态环境及民族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继续总结防灾、抗灾、减灾的经验教训,强化防灾意识及措施、制度的建设,深入探求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平稳发展的内在机制,依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从多学科视角探讨西南灾荒与民族区域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发掘西南各民族应对灾荒的措施及经验,成为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重要任务。2010年8月20-23日,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减灾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云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的“西南灾荒与民族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等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的53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莅会,提交论文50余篇。在“环境灾害史”、“灾荒史文献研究”、“环境疾病史”、“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灾荒与赈济”等专题中展开了多视角、跨学科的高水平讨论。

会议取得了较好成绩,李文海先生认为,会议论文从题材、内容到问题的覆盖面、研究的视角,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大部分经过扎实研究、深入思考的论文有观点有内容,也有资料根据,学风较好,年轻学者数量增加并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较强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历史氛围与强烈现实感的紧密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两类学科的学者在思维方式、观察问题的角度等问题上都有差异,在友好对话、讨论中产生碰撞、交流,学者们深受启发;会议做到了实事求是、畅所欲言,会风良好,在评论时讲实话、讲真话,无空话套话,作者对一些敏感问题也能以强烈的责任感、态度鲜明地发表意见,学者间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能直率交流,学生辈与老师辈的学者进行坦诚、大胆的讨论,真正做到了批评与反批评。

首先,此次会议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良好沟通功能。历史与现实的沟通能较好发挥历史的资鉴作用,也是灾害史研究的动力及活力所在。对灾害频发现实的关怀意识贯穿了会议始终,灾害史学者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李文海先生总结了1950年来灾害史学科的发展状况,认为这次会议在灾害史学科领域称得上是一次学术的盛会,社会需求是推动灾害史学科发展的最强推动力,人们观念上的转变对学科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呼吁大家同心同德,在新世纪里为灾害史的研究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从地球科学的视角研究灾害的原因、区域性特点及其防治,是灾害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方向,王涌泉《近年东亚低纬多灾》认为1998年来,全球严重自然灾害的多发地集中在东亚低纬度地带,这是一个重大地球科学问题,值得引起灾害史学界关注。林超民《云南大旱的人文思考》认为在灾害背后还存在生态破坏、水利失修、水质污染、官员贪腐、社会失控、精神失落等人文因素,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精神的历史工作者应面向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探索走向未来的正确途径。

灾害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及交流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日本灾害、疾病史的研究方法及动向是会议亮点之一。门司和彦《环境疾病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性》、饭岛涉《灾害与历史:一个初步性的思考》都强调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应重视国内外文献的综合运用,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对话是环境史、灾害史和历史研究的未来方向,“灾害纪念”应受重视。福士由纪《最近日本的灾害史-疾病史研究动向》介绍了日本灾害史研究及日本的中国灾害史研究动向,近十年来日本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来研究中国灾害史,疾病史研究、综合性研究增加,跨学科、跨国家的研究项目越来越多。

其次,首次对西南灾荒作了较为集中的研讨。西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自然条件复杂多样,自然灾害不绝如缕,但学界关注不多,成果较少。本次会议集中研讨了西南地震、泥石流、霜冻等灾害及其影响、赈灾问题,这是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问题上的首次集中研讨,将在理论及方法上对西南灾害史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南位于地中海-喜马拉雅山地震带上,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地震灾害频见于文献记载,对云南地震灾害及救灾模式的探讨是会议的焦点。高建国《具有抗震性能的云南省农村穿斗式木结构房屋》认为云南村镇尤其是在贫困山区的白、彝、纳西等族等民居多采用穿斗式木构架房屋,地震作用下,榫卯连接处摩擦滑移耗能,形成良好的隔震消能结构体系。曾桂林《清至民国时期云南的地震灾害与社会应对》认为清代迄至民国,云南的破坏性地震(M≥4.75)集中于乾隆年间和民国时期,分布于滇西、滇南一带,大理、丽江及其属县最为频发,为灾甚巨,政府和民间社会形成了一套应对机制。1925年在云南大理等地发生了强烈的大地震,诱发了火灾、水灾、霜灾、瘟疫等灾害,苗艳丽《民国云南地震灾害与政府救灾评述》认为民国年间云南地震活动频繁,但御灾能力较弱,政府在预防和灾后重建中的作用有限;濮玉慧《1925年滇东霜灾的社会影响初探》探讨了民国滇东霜灾引发的系列危机及惨重后果,这与政局动荡、鸦片流毒、仓储不足、匪患迭起等人祸有关。

明清以来云南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对云南的社会经济及历史进程造成了极大影响,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引发了各种灾害。杨煜达《战乱、灾荒与清代云南铜业》认为1855年后云南铜业的停顿是太平天国战争和云南回民起义的结果,铜业生产受到府干预极为强烈,区域性灾害的影响能被政府和产业本身所转移,战争却能对其造成更大打击。和六花《金江与浊流:金沙江(滇西段)淘金与社会环境变迁》结合史料和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论述了金沙江淘金的历史及其淘金概况,探讨淘金与区域环境变迁的关系。王志芬《清代以来云南小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与泥石流的历史成因分析》认为清代改土归流、移民垦殖及矿业开发、军屯、商贸活动及其导致的生态变迁是小江流域泥石流频发的重要原因。

本次会议对西南灾荒及其应对机制作了初步探讨,路中康《士绅与清代云南的仓储》认为士绅在清代云南仓储的修建和劝办积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捐输积储、参与管理到逐步掌握控制权。彭法《清前期贵州灾荒浅析(1644—1735年)》论述了清前期贵州灾荒以水旱为最,灾荒与战乱交织出现,地方政府采取了抚辑流民、蠲免钱粮、设仓备荒的赈灾措施。对西南现实灾害的关注及其原因、对策的探讨较受关注,李莉《森林资源利用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贵州省为例的探讨》论述了贵州森林的地理分布受环境及经济的客观影响,森林破坏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付春《烤烟与生态――以云南大姚县石羊镇为例》探讨了云南山区半山区以柴为烘烤原料的烤烟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冲击及影响,认为放弃目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科学发展,适时调整农林产业结构,做到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

第三,会议对环境灾害及疾病史进行了深入研讨。因环境恶化引发的各种灾害被称为环境灾害,环境灾害引发了各种严重的后果,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黎德华《论生态灾难的历史演变趋势》从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角度出发,揭示了生态灾难的历史演变趋势,着重分析了生态灾难与自然灾害的关系。

环境疾病史的深入探讨是本届会议另一个极为突出的、引人关注的核心内容,对鼠疫尤其是云南鼠疫的集中关注及深入探讨成为最受关注的亮点。符友丰《略论中医文献中的鼠疫史料――关于鼠疫史与中医史、医疗史相关性与复杂性话题》通过疫病史料的回顾,探讨了鼠疫史料在中医文献中存在与显现的基本特征与规律,分析了《鼠疫汇编》的出版和鼠疫杆菌发现期间鼠疫史料在中医文献中的特征与研究思路。曹树基《战后之疫: 1943-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以环境史为视角》讨论了滇西抗战后鼠疫大肆流行的情况,认为1943年5-6月间南甸的鼠间鼠疫与同年6-7月间及以后的人间鼠疫流行存在密切关系, 1946年滇西人间鼠疫的流行是由当地鼠间鼠疫的流行所致。李玉尚《美洲作物与清代云南鼠间鼠疫》认为农作物是各种鼠类之间特别是家、野鼠接触的基本媒介,美洲作物引进和推广改变了云南原先的农业结构,与乾隆后期家鼠集中大死亡和人间鼠疫大流行相伴随。田杰先生《云南鼠疫史简介》梳理了云南鼠疫流行的历史,介绍了云南近代几次重大鼠疫流行的事件。

对血吸虫病、疫灾、麻风病、蛊等疾病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地域性疾病的关注。杨斌《早期中华文化中的蛊》通过分析甲骨文和早期文献中的有关材料,考证蛊的本源及其在汉代之前的发展引伸,蛊的本意是病害或病祟,春秋时代引申义已臻完备,病祟渐离。杨鹏程《1949—1956年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原因》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的自然原因及其社会原因;朱松华《简论1946年湖南灾异》认为抗日战争、城乡环境卫生的恶劣及1945-1946年连续特大旱灾,引发了全省性特大饥荒,造成疫灾肆虐;汪子龙《试论民国后期(1928—1949)湖南疫灾成因》认为民国年间湖南疫病的流行与泛滥,与地理环境、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凯《从麻风病的传播看汉唐时期中印佛教间的几个差别》从麻风病与佛像一些关联现象入手,认为随佛教传入、胡僧及商人足迹的扩张,麻风病开始在中国肆虐,今天中国麻风病多发区和中等发病区是历史上佛教的高度发展区。

第四,会议深化及推动了灾赈制度的研究。灾荒赈济一直灾荒史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本次会议对区域灾荒史及灾赈制度在理论、方法方面进行了深入、持续研讨,对深化灾荒史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侯琴先生《17世纪中国灾害史考证》认为中国17世纪干旱、地震、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各类灾害间有密切关系,存在着链式结构。夏明方《清代救荒体制的演变》认为清代救荒体制的演变是从恢复到完善,再到衰变,最后向近代转型,从乾隆朝开始,官绅在救灾中的合作得到充分体现。吴四伍《官绅合作与晚清仓储管理》认为清代在积谷仓储的管理中,官绅合作成为主导管理模式,绅士地位提高,但并未完全获得仓储管理权,晚清仓储管理权力结构变化,与其说是权力下移还不如说责任下移。周琼《乾隆朝勘灾执行措施初探》首次对乾隆朝勘灾执行程序及措施,即确定勘灾人员、划定勘灾区域、查造草册、填写门单、勘定灾情分数、审户、发放赈票、上报勘灾表册等进行了分析及论述。叶少飞、陆小燕《地震与西汉灾异思想》认为西汉宣帝即位之后,正式将灾异思想用于国家生活并指导政治实践,地震在这个转变及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北、华北灾荒史的研究较受关注,阿利娅·艾尼瓦尔《清代新疆旱灾初步研究》认为清代新疆旱灾有一定规律性,时间上有连续性,空间上有地域集中性。董海鹏《1695年临汾地震的恢复重建过程初探》研究了康熙三十四年临汾八级地震后临汾、襄陵、洪洞和浮山等重灾区的重建状况,探析地震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及灾区的恢复发展过程。苏新留《试论1942年河南大旱荒及其政府应对》认为1942年河南的罕见大旱中,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救灾措施,表明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自己在赈灾中的主导性地位。

对灾害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及史料范围的延伸和拓展,一直是灾荒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而受到高度重视。王社教《明代陕西旱灾历史资料的整理》以《明实录》为基本资料,参稽其他史料,梳理了明代陕西115次旱灾的时间、范围、过程、灾害影响和应对措施等信息。陆韧、朱振刚《从〈明实录〉看明代云南民族地区灾害的特点及赈灾方式》认为《明实录》及天启《滇志》记载的灾害在时间、区域、类型上都不完整,明代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避灾防灾功能,但不足以完全抵御自然灾害。李飞《从档案中地方官员奏折看清代安徽农业灾害与政府应对》以档案为切入点,以安徽地方官员奏折为考察对象,分析农业灾害的形式特点、成因及影响,探讨清政府的预防、救治措施。

第五,有待深入及提升之处。灾荒史研究虽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对日趋频繁的灾害,总结历史经验以资鉴当代,依然是灾荒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使灾荒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日趋凸显,“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才成为与会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改革、完善现有救灾、防灾机制及救灾资金来源多样化成为当务之急,这对中国当前防灾、抗灾、救灾、环境保护等热点和难点问题所作的思考和建议,对未来灾荒史研究趋势的引领、对现实灾赈制度的建设有积极的意义。

对今后灾荒史如何加深研究、灾荒史学科如何走上繁荣之路,李文海先生好建议,灾荒史研究要做到六个方面的并重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参与并重,理论思考与实践研究并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资料整理与学术研究并重,大项目与小项目并重,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并重。

受主题限制,尽管很多成果对古今灾害及其赈济作了深入研讨,基本反映了灾害史学界目前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水平、研究动向,并把灾害史研究和当前国家抗灾、防灾、救灾等现实问题相结合,体现了灾害史研究资鉴当代、利于社会的显著特点。但会议在研究方法、理论研究及其深入等方面还有诸多值得深入及提升的空间,如大多数研究仍集中于区域灾荒,缺乏有分量的宏观研究及综合研究,也缺乏有深度的整体研究和理论研究;对历史时期西南减灾、防灾、避灾、抗灾的制度、措施、实践等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还很缺乏;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极为薄弱,多学科学者就某个学术问题进行共同探讨、深入研究的现象还不广泛,而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应用正是灾害史学科的优势所在,也是灾害史学科充满活力及动力之基础。

将区域灾害史与整体灾害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拓展区域灾害史研究的视角并将其放入全局中思考,研究整体、宏观灾害史时应注意区域特色,改变区域灾害史研究与整体灾害史研究脱节的状况;进一步加强国内外灾害史的沟通、合作与交流,是灾害史未来研究中的新趋势。掌握国际灾害史研究的动向及其理论、方法的进展,尤其是国外灾害史学界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成果、新动向,促进中国灾害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会议为国内外灾害史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历史时期及现当代各类灾害及救济制度、措施、影响等问题提供了交流及合作的平台,凸显了灾害史的深入研究及其成果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学术的研讨并不可能至此止步,还有很多问题是会议未能深入细致探讨或未能涉及的,部分问题虽受关注但还需深入和拓展,尤其是学术与现实的进一步契合。期待着所有致力于灾害史研究的不同学科的学者精诚团结,发挥各自学科的优势,为推动灾害史学科深入、广泛的发展做出贡献;也期待灾害史学迅速成熟壮大起来,发挥灾害史学在现实资鉴中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