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自兴起以来一直蓬勃发展，现已蔚为大观。尽管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自己的环境史学会，但各地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并不平衡，交流也因经济实力和语言等多种原因而并不充分。在美国森林史学会、美国环境史学会和欧洲环境史学会等组织的倡导下，来自世界45个国家和地区的560位学者2009年8月4-8日齐聚于丹麦的哥本哈根和瑞典的马尔默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400多位学者在会上发表了研究成果。从这些发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国际环境史研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仍在继续推进，大量新的研究领域被开拓;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框架不断得到完善，新的概念和方法层出不穷;对传统史料之解读更加精深，对新史料发掘的力度空前加大。

一、老树新花:旧领域的新探索

尽管世界各地环境史研究兴起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但大致都比较注重对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及传统历史学相对容易关注的环境问题进行历史研究，如城市大气、水污染，农村森林破坏和土壤侵蚀，人对环境问题的感知，不同人群中的环境正义等。显然，这样的环境史研究并不能完整反映历史上缤纷繁复的人与自然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在世纪之交，富有远见和责任感的环境史学家纷纷就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发表看法。环境史研究的领域和主题日新月异，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把环境史研究兴起时学者关注的那些领域称为传统领域，把大约十年前提出的有些研究领域称为旧领域。在这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许多早已成名的环境史学家在传统领域的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①];诸如海洋环境史、战争环境史、俄罗斯和前苏联环境史等旧领域的研究也产生了新突破，推出了一系列新成果。

海洋是人类生命起源地之一，其面积占到整个地球的70%，但环境史研究长期以来只注重对人与陆地生态系统关系的研究，没有给海洋以应有的重视。1995年，日本学者川胜平太从反思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的视角提出了文明的海洋史观[②]。1999年，丹麦、英国和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和大学合作，设立了“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并利用年会、暑期学校和博士后计划培养年轻一代海洋环境史学者。尽管已经发生了积极变化，但美国环境史学家麦克尼尔还是认为，环境史研究仍然偏重陆地，海洋生态系统得到的关注不够，这种现状必须改变[③]。2005年，负责“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的子课题“西南非洲大陆架”的兰丝·范·西特尔特在就环境史下一步应该而且可以研究的课题发表意见时呼吁，环境史学家应该重视对地球上其他十分之七的面积的研究，在用跨学科方法对海洋进行历史化研究时，不应完全屈从于海洋科学模式，要坚持人文学科的文化取向[④]。

在本次大会上，除了邀请主办方罗斯基勒大学前校长、欧洲环境史学会前主席、海洋环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朴尔·霍尔姆发表了主题演讲之外，还有I6个发表探讨海洋环境史的问题。从这些论文中可以发现，海洋环境史正在从先前局限于渔业史向真正的海洋环境史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海洋环境保护史得到重视。在20世纪前半期，丹麦开始保护瓦登(Wadden)海的生物多样性。在保护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不同人群所奉行的不同文化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冷战时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起的防止海洋污染的环境保护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环境思想的影响。而台湾东部的捕鲸港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压力下改成了著名的观鲸点，在台湾人的认识中，海洋从统治和掠夺的对象变成了生态保护的对象。在保护鲸鱼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中，科学知识对不同组织具有不同的功能，绿色和平因为反对捕鲸而认同捕鲸会造成鲸类灭绝的知识，但挪威的贝罗纳组织就认为捕鲸没有问题;即使是在都支持捕鲸的非政府组织中，它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科学知识为其环境主义运动服务[⑤]。第二，就海洋与陆地的生态关系而言，参会学者并不像川胜平太那样极力把大陆和海洋截然分开，而是回溯海岸作为生态交错区的历史演变。认为从事捕渔和其他海洋活动的当地群落后来逐渐被以消费海滩为目的的移民群体代替，随之而来的是海岸变成了大陆环境和海洋环境的分界线，海岸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社会的均质化。当海岸在面对自然和人为灾害越来越脆弱的时候，人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重建陆地与海洋的可持续关系[⑥]。第三，就海洋及其利用造成的环境问题而言，学者们虽然仍然重视航海和捕渔技术变迁的作用，但更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在古代，海洋和其中的资源是无主和公用的，只是到了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法官在处理海洋纠纷时才发明了领水和鱼权的概念并应用于司法实践。海湾也由谁都可以利用其中资源的公共财产变成了工商业性质的港口设施和维持生计或获取商业利益以及倾倒废弃物的场所。这些变化导致渔业生产过度并造成鱼类资源减少，于是形成海洋环境保护主义，如国际捕鲸委员会在1986年对商业捕鲸实行的暂禁令。不过，暂禁令主要针对的是工业性捕鲸，对利用传统方式捕鲸并未限制，这说明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捕鲸实践造成的环境后果是大不相同的。在重新塑造人与海洋关系的近海水产养殖业中，科学在支持和反对水产养殖的人群中也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这种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地知识和随资金流动和市场扩展而来的富国的知识相互碰撞的结果[⑦]。

在传统的环境史研究的四项主要内容(环境变迁史，物质或经济环境史、政治环境史和文化环境史)中，军事环境史是缺失的一环。在军事史研究中，人们很少注意环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把军事史和环境史结合起来、开拓战争环境史新领域的是美国年轻的环境史学家艾德蒙·纳赛尔。2001年，他出版了《战争与自然》一书，研究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寂静的春天》出版这一时段化学战和害虫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了军事工业复合体如何把制造化学武器技术应用于民用杀虫剂生产[⑧]。2003年，麦克尼尔大声疾呼要加强对军事环境史的研究[⑨]。2004年，艾德蒙·纳赛尔和里查德·塔克合编的《自然的敌人，自然的盟友:战争环境史》[⑩]出版，预示着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出现。不过，战争环境史的研究内容仍局限在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和战时疾病流行等范围，其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有限。从这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的有关发表来看，学者们似乎更乐意使用军事环境史的概念，因为它可以大大拓宽研究视野，进而引起对先前已经探讨过的问题的新理解。

军事环境史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战争与环境的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般情况下，环境在战争动员、军队的供应、战争的胜败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反过来，战争也对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次大会上的一些发言不但在相互作用的具体内容上有所拓展，还进行了一些理论思考和升华。在法属殖民地的殖民战争中，军人眼里的当地环境中包含着土著人，对当地环境的征服、破坏和管理实际上也意味着对当地人的征服和管理。在新西兰，战争带来了更多征服自然的技术，也从自然中获得了更多战争所需要的供应，但是，自然的反击力度并没有变得更为猛烈，相反，战争带来的技术进步被应用于农业生产减轻了自然反击的力度。在战争中，与人处于竞争状态的有害植物往往被当成敌人来消灭，这种形象和隐喻因为这些植物往往是由妇女引进而被男权主导的农业和科学团体认定为有害植物而具有了性别特点。另外，从环境的视角来看，由于战争造成的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内的生存竞争往往会在战争结束后以更为剧烈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么，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环境”和“和平环境”就必须重新认识⑤[11]。第二，军事训练营地成为研究新热点。1940年，英国国防部强行赶走当地耕种的农民，征用塞尼布里奇为训练营地，激起持久的反抗运动。与此同时，双方关于塞尼布里奇环境的话语也针锋相对。当地人认为，赶走了当地农民的塞尼布里奇是死寂之谷;军队认为，清空农民确保了塞尼布里奇的生物多样性。在法国向淡绿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其军事营地和训练基地的军官、士兵和工程师们评估了当地的地质、气候等条件，在与抗议者协商之后在营地内建立了保护区，还与法国环境部签署了保护环境的议定书，把尚武主义、环境主义、当地社会和环境有机结合起来[12]。第三，战争中建立的独特商品链拓展了资源环境边疆，把遥远的资源产地变成了参战国家的资源腹地。世界大战要求提供充足的战略物资供应，对铝的需求导致加拿大铝产地的环境大变，战时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根据路径依赖原理迅速在战后转化为满足消费市场的生产。西欧对石棉的需求使加拿大乃至世界经济都在战时出现了“石棉景气“，美国加人盟军参战使加拿大变成了美国或盟军的资源腹地，却不能成为盟国的一员[13]。

俄罗斯国土占世界总面积的1/6，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俄罗斯或前苏联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4]。在英语世界，道格拉斯·维纳是研究苏联环境史的第一人。他对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的环境主义运动进行了细致研究，揭示了苏联生态学的演变以及以生态学理论为武器的科学家对与国家计划相左的自然保护运动的推动，让人们看到了即使是在斯大林专制统治时期，苏联也有尊重科学和允许科学自由发展的一面[15]。这有力地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对苏联的僵化认识。对维纳的研究，在俄罗斯有不同评价。“莫斯科博物学家协会”曾授予他俄罗斯图书奖，使之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人，但俄罗斯仇外周报Zavtra的编辑在1994年谴责他的书打倒了苏联[16]。尽管维纳的研究在俄罗斯和西方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但与美国、西欧、非洲和印度的环境史研究相比，俄罗斯环境史仍是急需加强的研究领域。2003年，麦克尼尔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17]。在2004年，《环境与历史》杂志为纪念出版十周年而组织的史学史专刊中没有俄罗斯环境史的位置，麦肯齐在解释原因时说，这大体上反映了俄罗斯环境史的研究现状[18]。2007年，安迪·布鲁诺发表文章，综述了2005年前出版的俄罗斯环境史论著，认为俄罗斯环境史研究的现状与其在世界环境史上的重要性很不相称，将来可能在四个有潜力的领域得到发展，分别是:资源保护史，对自然的文化理解，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科学评估，帝国的边疆扩张[19]。

    在本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环境史学家就俄罗斯的环境史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第一，在俄罗斯扩张过程中，多元水法影响殖民统治。俄罗斯水法有不同起源(在西部省份源于天主教，在格鲁吉亚源于东正教，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源于伊斯兰教)，受到不同法律传统的影响(沙里亚法、罗马法，以及融合不同成分的俄罗斯国家法)。这些法律对水权的不同规定成为统一的帝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20]。第二，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对资源的不同利用方式。在涅瓦河畔，彼得大帝建设北方之都，圣彼得堡成为通往西欧的窗户，涅瓦河的洪水泛滥成为关注的焦点。其实，涅瓦河流域当地人赖以为生的渔业因为首都的水污染、修建水坝等而衰落，偶尔可见的钓鱼成为当地富人的休闲活动。在科拉半岛，苏维埃政府发展了驯鹿饲养和磷矿开采加工业。虽然前者被认为是传统和落后的，后者被认为是现代和发达的，但它们都是按社会主义模式改造了自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城市工业文明的同时，还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生态系统[21]。第三，科学考察和旅行指南对建立民族国家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18世纪60年代末，俄罗斯科学院组织对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科学探险一方面促进了肥沃黑土地上的谷物种植，另一方面为土壤学和草原生态学等现代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诺顿斯克奥德在1875和1876年对鄂比河和叶尼塞河的探险促进了科学(土壤学)和经济(转运谷物)的结合。多库切夫提出的新土壤概念催生了景观学等相关学科。当时编撰和出版发行的旅行指南帮助去那里旅行的人们建立了领土意识，形成对旅行地的认同感。由此可见，知识生产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22]。

二、小荷初露:开拓新领域

尽管有人断言环境史研究正在进人成熟期，但是，全球环境史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盲点或空白。本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的部分发表填补了一些空白，形成了一些新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极地环境史、奥斯曼帝国环境史和世界体系环境史的研究。

极地地区因为人迹罕至而在以前不被环境史学家关注，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极地环境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北极地区因为与加拿大、美国和前苏联等国接壤而受到较多关注。1958年，受“国际地球物理学年”的影响，加拿大设立了“极地大陆架研究项目”，派出科学家多次到高纬度北极地区进行地球物理学、水文测量学和地图学研究。其实，加拿大进行科考的深层原因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防安全。于是，科学家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科学知识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需要。苏联科学家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不承认极地地区环境的变异性和气候等自然因素对环境的影响，片面强调人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以此为指导制定的对极地地区进行经济开发的计划遭到挫折，造成了诸如捕捞鳍鱼计划失败和航行遭遇海难等问题。科学家遭受当局的惩罚。这说明，科学家在环境和政治的变异性中，如果不能坚持科学原则，就只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冷战中，北极地区成为美苏争霸的场所。为了在未来的冲突中应对或战胜苏联，美国五角大楼积极关注极地变暖问题，并通过提供研究资助和建立研究机构形成了美国的北极地球科学研究团体。其研究结果是在美国环境运动兴起之前形成了独特的极地环境学，它与我们熟悉的普通环境学的不同在于，它更重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23]。与北极的环境史渗人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同，南极洲的环境史似乎更具科学内容。从1913到1939年，英国政府的一个跨部门委员会组织了多次对南极洲法克兰群岛属地水环境的科学考察，其目的是既保持殖民帝国的政治荣光，又在捕鲸业中获取经济利益。但是，因此而形成的南极海洋环境学不但以特殊的经济资源为中心，而且具有明显的目标主导的特点，是对殖民环境进行合理控制的科学研究结果。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对南极洲的主权归属问题感兴趣以及南极捕鲸业的衰落，在国际地球物理学年之后，12个国家在1959年12月1日签署了南极洲有限国际化的《南极协定》，把南极洲变成了“科学大陆(continent for science)"。在这个过程中，南极环境(简单而纯正)、南极科学和南极政治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是政治把南极洲变成了科学大陆。美国在南极洲建立的“南极气候中心”通过观测和整合气象资料，描绘出南极每日气候变化图。当南极气候变化图被结合进世界气候变化图时，就会发现南极冷气团对赤道南北大气环流产生的影响。这为我们认识今天的全球气候变暖、冰川退缩、臭氧空洞化等提供了基础资料和可能[24]。

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地中海曾经成为其内湖。因其所处环境独特，其环境史肯定丰富多彩，但由于语言等因素的限制，其环境史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在本次世界环境史会议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土耳其和欧洲的年轻学者开始尝试揭开笼罩其上的面纱。19世纪初，作为奥斯曼帝国中心，伊斯坦布尔不但人口众多(至少有30万)，而且进口贸易和市场交易兴盛，吸引着大量寻找食品和生计的人口移人。移民劳工改变了城市的资源利用和分配模式，形成适合自己职业、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社会文化和生态景观。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帝国，在经历每一次战争之后，就会有大量人民流离失所，迁徙他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先后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涌人城镇的移民冲击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组织，对当地资源环境及其传统的管理体系形成很大压力，尤其是移民为了生计而不顾国家的政策清理森林，造成省级政府森林官员上下为难，移民与移人地当地群众矛盾激化，迫使政府重新安置部分移民，同时现代林学传人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管理森林的指导思想，通过行政当局的要求和对资源利用和分配的垄断，形成了以森林国有为主要特点的独特森林政治和法律体系。具有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当地人、移民和森林资源相互作用的关系变化可以折射出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的转型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在奥斯曼帝国的东欧部分，从1850年代开始大量切尔克斯人和高加索人涌如达鲁贝河流域的维丁县，与当地人发生持续不断的冲突，导致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在1877年后开始撤离这一地区。在此期间，随着奥斯曼帝国经济的转型，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商业价值迅速提高，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三支移民(来自俄罗斯的切尔克斯人，逃亡塞尔维亚的穆斯林和保加利亚当地的移民)就如何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展开激烈争论。在实践中，移民定居给当地人的传统土地利用模式形成巨大挑战[25]。应该说，奥斯曼帝国环境史研究虽然只是在这块宝藏上挖开了一个眼，但已展现出独特魅力，对多民族杂居与环境的复杂关系的进一步探索将会更为引人人胜。

在历史社会学领域颇负盛名的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已经风光不再，但仍有一些学者希望通过对它的深度绿化来尝试解释世界范围的生态退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美籍华人社会学家周新钟的三部曲[26]。近年来在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改造并应用于世界环境史整体研究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年轻的环境史学家詹森·莫尔[27]。在本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他和其他年轻学者一起发表了他们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在布罗代尔所谓的“16世纪(1450一1557)”的大扩张中，中欧是世界上银和铁的积累和生产中心。到16世纪70年代，随着铁的生产中心转向瑞典、银的生产中心转向波托西，中欧沦为世界经济中的次级生产者。到18世纪，铁和银的生产中心再次转移，相继转到俄国和新西班牙。冶金业的每一次发展都伴随着对大批矿物的消耗和环境破坏如森林滥伐，但它仍能继续增长。之所以能维持发展，关键在于现代世界经济和资源边疆的迅速、不断扩展和工业化国家生态紧张的缓和。在北罗得西亚铜矿带上，殖民者在重组社会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榨取型的矿业经济和殖民统治。在这个过程中，殖民政府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利用政府的理性和权力机制把殖民者和殖民地的人和资源有机联系起来。殖民当局按自己的目标创造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自觉追求物质进步的个人，他们通过引进与税收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环境政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态关系，进而扩展殖民统治的范围。这遭到了当地人和当地生态系统的抵制。从1880到1904年，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积聚了大量资金，注册了九千多家探矿公司和采矿辛迪加。资本的贪婪性促使它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采矿热，扩展了榨取型经济的边疆，进而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生态景观。榨取型经济的环境史可以从矿业的双重性格来理解，一是通过使用能源来改变矿物的存在状态的物质过程，二是通过生产来增加价值的经济过程。前者改变了采矿地的环境，后者通过物质流人改变了更大范围的环境。不同地区和社会之间的生态不平等交换和对土地进行密集劳动力投人带来的生态条件改善或恶化都对存在联系的不同地区或社会的景观造成了深刻影响。环境史上的这种变化必然对现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产生影响[28]。显然，这是对相互联系的世界环境史的一种新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从大的地域范围来讲，极地环境史和奥斯曼帝国环境史可能是环境史研究的最后边疆。对这两个地域环境史研究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撰写真正的世界或全球环境史成为可能。世界体系环境史的新探索为把巧世纪以来的世界环境史有机地联为一体提供了一种选择。从这个意义来说，对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将对世界或全球环境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特别值得进一步关注。

三、新资料新视角

史料是环境史研究的基础，但环境史的史料不同于一般人类史所注重的书面资料和口述资料，除此之外，它更关注来自地质学、考古学、遥感等的资料。在本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为了重建气候变化的历史，环境史学家不但竭力发现新史料，还在解读史料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在文字资料方面，研究中世纪暖期的学者发掘了来自阿拉伯(伊拉克、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和也门)和中欧(德国及其周边国家，如捷克)的文献。这些文献都按编年记载了某个城镇与气候相关的信息，尤其是像洪水、干旱、地震等极端天气及其对当年收成、食品供应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利用文献资料(包括书面报告、每日天气记录、个人通信、官方经济记录、科学论文等)可以复原过去500年的气候变化，对低地国家甚至还可以复原得更远，甚至可以到8世纪。有意思的是，从历史记载中透露出来的农田范围和作物类型的变化中，环境史学家发现了先前不被注意的气温和降水变化的信息。因为不同的农作物适应的是不同的土壤和降水条件，气温升高时农田就会向高纬度扩展，气温降低时农田会向低纬度收缩。十一税的记录变化也反映了作物收成的好坏，风调雨顺时税额增大，天气不好时税额下降。借此可以复原比利时和荷兰17和18世纪的气候状况。瑞典十一税记录可以帮助复原1540一1680年的气候情况。对海洋气候研究而言，航海日志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其中关于风力、风向的描述可以大致判断英国海域1685 - 1750年的气候变化情况。当然，这些文字资料需要与自然档案(树木年轮、冰芯、和湖底沉积)以及航拍照片、遥感资料、卫星成像、地理信息系统等相互印证[29]。

由此可见，环境史的史料来源丰富，除了继续发掘先前被忽略的传统史料之外，更应重视从认识上拓宽史料的范围。经济史、自然史、地质史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经过进一步处理也可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史料基础。随着史料的增多，以前认为不可研究的问题也开始柳暗花明、迎刃而解了。

在从事环境史研究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遭到来自自然科学学者的洁问和责难，即环境变化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主题。对于这样的质疑，环境史学家从前似乎也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在本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主办方邀请199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保罗·克鲁岑作了题为《人类世:人是推动全球环境循环的营力》的主题演讲，把他发明的“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概念介绍给广大环境史学家，解答了环境史的发展是以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的互动为动力的合理性。

“人类世”概念是在2000年由克鲁岑提出的[30]。他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地球地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用以前通用的“全新世”概念已经难以概括其特点。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人类成为推动地球环境变化的主要角色，其作为地球物理营力的影响[31]足以构成一个新地质时代，地球地质进人了“人类世”。这个世仍在发展中，大致至少还要延续一万年，换句话说，人类要把环境恢复到工业时代以前的状况尚需万年时间。这个概念提出后，虽然也受到质疑，但得到许多科学家的支持。简·扎拉西维齐和马克·威廉斯等学者全面回应了各种疑问，肯定了“人类世”概念的适用性，并向地球环境研究领域推广[32]。中国研究第四纪和黄土高原环境的科学家刘东生院士不但号召中国科学家积极开展对“人类世”的研究，还认为这是促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的契机[33]。

在克鲁岑看来，我们人类现在生活的地质时期是显生宙新生代第四纪中的人类世。人类世最重要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因此，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可以成为衡量人类世演进的单一指标。工业革命之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为270一275 ppm，到1950年增长为大约310 ppm，此后大加速，现在已达380 ppm，过去30年的增长量占工业革命以来全部增量的一半以上。据此可以把人类世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时期，从1800到1945年;第二阶段是大加速，从1945到2015年左右;第三阶段大约从2015年开始，何时结束尚不清楚，人类能否最终成为地球系统的管理者也不能确定。不过，现在是人类与地球系统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要改变现在这种由人类造成的压力威胁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状况，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努力。一是改变现有的支持大加速的政治经济制度;二是改变现有的社会价值和个人行为;三是进行地球工程干预[34]。

克鲁岑对人类世的界定，为整合人类史和地球史提供了一个概念支撑，同时也提出了思考环境史的新方法，就是把人与环境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作为基础和动力来整合全球环境史。与此相应，环境史研究需要把地球物理资料和人类历史资料结合起来，用共同研究和集体讨论的方法把不同学科的视角、理论、分析方法和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跨越传统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的新方法，编织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把人类发展与地球环境变迁契合的环境史[35]。作为方法的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及其应用有助于刻画出地球在历史上为什么和如何变化的复杂图景，有助于通过把人看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来重新认识人类在地球环境变化中的作用，有助于正确预测人类在未来文明发展和地球环境演化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和对史料的新认识促进了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新概念的提出和新方法的应用不但可以解答其他学科对环境史研究的质疑，而且给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虽然刚刚起步，但已显露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如果能和国际同行进行更多的深度交流，如果能尽快借鉴吸收国际环境史学界的新选题、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不是不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