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程  杨湘容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中国灾害史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发起，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召开一次年会。2008年年会由湖南科技大学主办，湖南省历史学会、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湘潭大学哲学历史学院、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中国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减灾专业委员会协办，4月4日至6日在湖南湘潭举行。会议主题为湖南灾害与社会经济发展。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和研究所的史学工作者以及国家地震局、气象局、水利部的8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收到论文54篇。

    第五届中国灾害史学术研讨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与会的既有人文科学工作者(研究灾害史的历史工作者和研究灾害文学的文学工作者)，也有自然科学工作者(研究地震史、水利史、气象史、医卫史、地质史、血吸虫病防治史的专家)。两者各有侧重，各有特色，也各有优势。自然科学工作者重点研究灾(仅指自然灾害，即由于自然变异的原因所引发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和人类发展环境造成破坏损失的现象或过程，不包括由于人为因素引发的同类现象或过程。我们把前者称为天灾，后者称为人祸)，人文科学工作者既研究灾，更侧重研究天灾对人类造成的影响之一——荒，包括粮食减产或失收，田园毁损，造成饥饿或死亡，人民流离失所等，以及国家、社会、家庭、个体对于灾荒所作出的反应。人文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正好优势互补，互相借鉴，互相促进。

    第二，既有对久远历史的探讨，也有对近期事件的研究，时间跨度非常大。上至上古《诗经》时代，下至2008年南方地区雨雪冰冻灾害，各个时段均有学者涉及。观今鉴古，探讨历史上的灾荒，为当前减灾防灾赈灾救灾提供历史的经验与借鉴。

    第三，既有对全国性灾害的宏观研究，也有对某省某县某地区的局部性研究，空间跨度非常大。这次会议主题定为湖南灾害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是因为会议在湖南召开，更主要的是因为湖南是灾害频发省份，尤其是洞庭湖地区，历史上十年九灾，非水即旱，近10年就发生了多次影响很大的灾害，如1998年的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确诊6例)，2008年的冰雪灾害等，其他中、小型灾害不胜枚举，很值得深入研究。从灾害研究的角度而言，了解湖南，就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南方，了解了中国，具有典型意义。

    这次会议的成果非常丰富，仅就涉及1840至1949年时段的内容择要简述如下：

    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尤其以水、旱、震、风、虫等灾害发生的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成为导致中国近代社会迟滞、衰落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认为，造成晚清自然灾害频仍的原因有四：第一，生态环境遭破坏。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它既有造福于人类的方面，也有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方面。当人们征服自然的活动陷于盲目状态之时，便破坏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和谐平衡，大自然的惩罚便以自然灾害的形式降临到人类头上。清代自然灾害之所以发生频繁，究其原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便是其中之一。因人口猛增而出现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滥垦滥伐在所难免，而其造成的后果也极为严重；再加上外来势力经济侵略带来的破坏，使晚清时期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第二，吏治腐败。灾害发生后，许多官吏并不思尽力挽救，而是推卸敷衍，甚至坐视不问。第三，战争连绵不断，对灾荒的影响极大。战争使国家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助长了灾情的蔓延。战争导致清政府用于治灾的经费被削减，直接削弱了国家的抗灾能力。第四，御灾物质条件不足。晚清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当时的社会经济主要是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这种经济结构的落后性表现为：生产规模狭小、资金匮乏、生产技术和工具落后，只能保持低水平的简单再生产。建立在这种经济水平之上的防灾设施自然是落后的、不健全的，难以应付各种天灾。因此，在晚清时期，人们在频繁而至的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

    晚清财政危机严重，捐纳大开已成为清政府卖官鬻爵、饮鸩止渴的重要表现，因灾捐纳也成为中央及地方官府进行灾荒救济的重要手段。赵晓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认为：赈捐制度在晚清救灾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晚清赈捐开办异常频繁，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清政府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晚清赈捐加速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下移，加大了地方政府的救灾财政压力，也使吏治愈加腐败。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管理机构往往无力救助受灾地区，遂采取分离一部分责任的办法，将民间力量推向前台，使救灾工作得以维系，尽管从空间范围和救济深入程度来看，其所起到的作用确实比较小，但作为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初步尝试，其“燎原”的意义还是很大的。郝平(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通过对1933年阳曲县发生的水灾以及山西农民自强协会阳曲县水灾救济会对灾区的赈济进行分析，以当时的大时局为背景，分别按照救济会和当地人的视角来审视救灾的全过程。1933年的山西水灾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为山西划拨赈灾款58560元，粮食6150公斤，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下拨6200元，全省的89处救灾义仓(共存有1．4亿石谷物)全部开仓急赈，1931年太原市内设立的南北粥厂在3个月内就救济了3263人。这些事实说明，阳曲县水灾救济会所实施的救助程度可以说比较小，但是，它的存在却是一种现代化的尝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救济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政府分担了一部分责任，使政府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备战。

    教会医疗事业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医疗事业。它既是传教事业，又是带有外来色彩和慈善性质的近代医疗事业。它不仅创办早，而且有较大的发展规模，在近代中国医疗事业中占居重要的地位。李传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指出：教会医疗事业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它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影响。教会医疗事业能在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正是近代中国特殊社会现实的产物。

    清末除了国家政权机构对灾荒采取一定措施之外，在立宪运动中出现的谘议局面对接踵而至的灾荒也必然有所关注。杨鹏程(湖南科技大学)研究了湖南谘议局与长沙抢米风潮的关系，认为清末湖南水灾频仍，粮食减产失收，粮商却将谷米外运弁利，造成粮价狂涨，社会恐慌。1909年秋成立的湖南谘议局多次向当局告警，建议妥筹良策解决粮荒。当局对形势估计不足，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王先谦等劣绅与巡抚有隙，乘机拆台，谘议局则企图做些“补天”的工作。事后追究官绅的责任，谘议局始终为士绅辩护而与清廷龃龉日深。清廷本来对谘议局就疑信参半，至此疑忌更甚，促使大多数谘议局议员倾向革命，充当了埋葬清王朝的掘墓副手。

    湖南是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蔡凯平(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论文介绍了建国前血吸虫病流行与防治的情况。长沙马王堆辛追的肝脏、直肠及乙状结肠组织中发现了大量日本血吸虫卵，表明血吸虫病在湖南流行至少已2200年了。1898年美国人在常德开办广济医院，1905年收治1名病人，在粪便检查时发现血吸虫卵，是我国最早报道的被确诊的血吸虫病例，此后湖南陆续有血吸虫病病例报道。

    灾荒史研究方兴未艾，成果迭出，相信今后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会有更大的进展。

    [作者杨鹏程，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教授，湘潭，411201；杨湘容，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长沙，4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