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潘明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博士

一、前    言

据笔者统计，2010年关于中国（港澳台地区除外）环境史研究成果共280多篇论文和二十多本专著（注：本文所述成果只限于大陆学界），可谓收获颇丰，拘于诸多因素，此统计数据难免挂一漏万。简言之，本年度中国环境史在区域性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理论构建和明细其研究思路，并在具体研究中进一步展开事件化、整合多学科化的研究中所取得诸多成果。让人振奋的是在学科理念建设方面，其内在的学科脉络和具体的研究理路已日渐清晰。受现实中诸多环境问题的困扰，关于古代区域环境变迁和经济发展、动植物分布变迁与消长、历史气候变化、水环境变化、荒漠与灾害等问题依然是环境史研究中最核心的关注对象，也是成果最丰富的领域。近些年环境史的研究开始触及文化精神层面，解析生态环境背景及其演变过程成为生态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限于学力见识及诸多因素，本文在较短的篇幅内不可能提出什么真知灼见，而其中一些论述和个人浅见还需方家批评指导。以下按研究成果内容，分门别类进行略述。

二、环境史学科理论研究

2009年在丹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是世界环境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事件。王利华撰文介绍了大会上的中国学者和论题，以及目前世界环境史学术版图上的中国，并对如何推动这一新兴学术在中国的拓展，怎样提升中国环境史学的国际地位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全球学术版图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南开学报》第1期）。梅雪芹围绕环境史研究及其理论与方法，在记述会议的同时并据此对环境史的未来发展作了展望，让我们了解到世界环境史在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了扩展（《应对“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学术盛会——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记述与展望》，《南开学报》第1期）。包茂红重点关注了外国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俯瞰》，《南开学报》第1期）。包茂红另在《印度的环境史》（《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中介绍了环境史在印度的研究现状，文章勾勒了印度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归纳了研究的主题、特点和问题。作者认为提出理论框架、殖民主义在印度环境史上的作用和殖民时代科学与发展的关系等三个方面构成了印度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主题，而鲜明的生态民族主义特点和开放性则是其研究特点。另外，毛达介绍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环境史研究现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环境史研究述论》，《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贾珺、刘二艳分布讨论了英美环境史研究的相关情况（《英国环境史学管窥——研究领域与时空特色》，《国外社会科学》第4期、《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源起》，《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第4期）。鉴于城市环境史在大陆系统的研究至今仍未真正展开，高国荣在《城市环境史在美国的缘起及其发展动向》（《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中认为城市环境史缘起于城市史与环境史的融合，探讨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变迁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迁。贾珺在《从地理学到环境史——英国地理学家伊恩·西蒙斯》（《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中回顾了西蒙斯的环境史转向过程，从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两方面分析了这一转向的动力——这种转向既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潮推动的结果，也是西蒙斯长期从事的跨学科研究继续发展的结果。书评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侯深《<乡村里的推土机>与环境史研究的新视角》（《世界历史》第5期）一文，作者认为美国环境史家亚当·罗姆《乡村里的推土机》一书内容聚焦郊区对环境史研究有开疆拓土之功。

《历史研究》为倡导和促进环境史的研究，在第1期中特刊发一组中国环境史研究笔谈，五位学者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阐述了对如何深入环境史研究的各自见解。朱士光对“生态环境史”之科学含义、在环境史中的地位、研究内容和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述，并认为传统的人地关系理念应作为生态环境史理论之基础与核心内容（《遵循“人地关系”理念，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王利华指出，系统地建构中国环境史学体系必须要说清楚环境史究竟是什么，而厘清其与不同学科相关研究之间的关系也颇为重要，就环境史学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架构他提出了自己的几点主张和设想，并认为环境史应当做一种新的历史认识方式和解释体系（《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邹逸麟认为环境史具体研究中应该关注人口和土地利用问题、历史时期水环境变化、社会体制与环境关系、环境史和社会史结合研究等几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方向（《有关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蓝勇结合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论述了对早期环境原始性、对清以来环境变化复杂性、对历史环境非直线变迁和对环境回归与逆转非完全性等四点认识，并强调解决具体的环境历史和现实问题需要对区域生态环境史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四点认识》）。王先明认为加强对“社会环境”的研究是对目前环境史研究中侧重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一种纠正和必要补充，自然史取向和社会史取向的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环境史学研究（《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

钞晓鸿《文献与环境史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一文举例说明我们如何在环境史研究中准确解读、运用文献。梅雪芹在《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刍议》（《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中指出，在中国近现代环境史具体研究中要下大力气整理相关史料、同时要全面开展每一专题的学术史考察，以便在此基础上拓展新方向、研究新问题。赵九洲认为《什么是环境史》一书对环境史研究入门者颇有帮助，并建议尽快推出本土版的环境史入门教材和经典之作、加大学术交流的力度和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如此才能加快中国环境史研究（《试评<什么是环境史>——兼谈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农史》第4期）。

三、环境变迁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

关于环境变迁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在谭其骧、竺可桢、史念海、侯仁之、文焕然等诸多学界前辈多年的努力下，取得了一批具有分量的成果，为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一）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及其人类社会影响。郑景云等在《过去2000年中国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研究》第9期）中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利用历史文献、树轮等气候变化重建手段，加强高分辨率的气候变化重建工作，加密气候变化代用资料的空间覆盖度，大力开展多种代用资料的相互比对与综合评估研究，以降低对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认识的不确定性。张德二、梁有叶《1876—1878年中国大范围持续干旱事件》（《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第2期）一文采用系统采集勘校的历史文献气候记录来研究这次干旱事件发生的动态过程、灾况和伴生灾害、气候背景条件等。徐新创等人在历史旱涝记载资料可靠性检验的基础上，在《湖北省近500年区域干湿序列重建及其比较分析》（《地理研究》第6期）一文中以1年为分辨率，重建了1470～2000年间近531年来干湿变化序列。陈淑娥等在《陕西榆林风沙滩区全新世气候和环境变迁》（《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第1期）中认为该区生态环境演化、人文历史变迁基本上是以自然演化为主，近代人为因素对环境变化起着加强和放大作用。于革、沈华东在《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上蝗灾爆发影响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第2期）中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暖加剧了虫灾爆发的频率。金勇强在《气候变化对宋夏战事的影响论述》（《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中推论出宋夏战事与气温波动存在负相关关系，与水旱灾害次数和水旱指数呈正相关关系。王飞在《3—6世纪北方气候异常对疫病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一文中指出，就总体而言，3—6世纪北方地区的大疫均与天气异常有密切关系，基本上是由天气异常所触动发生，或是由于天气异常推动了疫情的发展与蔓延，气温与湿度的异常变化是导致这一时期大疫频发的主导因素。

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方法。朱立平、梁尔源在《代用资料揭示青藏高原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大自然》第2期）中指出利用历史文献记录、冰芯、湖泊沉积、树轮等资料，通过一系列反演过程可以获得早期的气候和环境信息。刘炳涛、满志敏《古代诗歌中的气候信息及其运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指出，如何从诗歌中正确提取和运用时间、空间和气候事件这三个要素成为历史气候研究的关键。

（二）水环境的变化

降水与区域水环境。潘威等《1823年（清道光三年）太湖以东地区大涝的环境因素》（《古地理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1823年太湖以东地区大涝是降雨带异常和河流排涝功能萎缩共同作用的结果。任朝霞等《黑河流域近2000年的旱涝与降水量序列重建》（《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6期）一文结论认为，黑河流域在1～5世纪降水量不断增加，5～15世纪降水量不断减少，15～20世纪降水量不断增加。相近内容的论文还有几篇（王亚军：《基于树轮重建的宁夏河东沙地西部公元1899年来年降水量的变化》，《干旱区地理》第3期；谭亮成等：《陇西地区2000年来降雨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5期）。何彤慧等《毛乌素沙地古城反演的地表水环境变化》（《中国沙漠》第3期）一文指出，秦汉以来毛乌素沙地的地表水环境整体恶化趋势表现在湖沼湿地的萎缩和消失、部分常年河变成时令河、泉眼消失等等，局部水环境的改善则表现在红碱淖等湖沼在清末民初的出现和扩大，究其原因，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为最重要因素。郭志安、李京龙《略论北宋黄河水患下的河北水环境变迁》（《保定学院学报》第2期）一文论述了北宋时期黄河水灾对河北地区的水文环境造成的重要破坏。牟振宇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考察，在《开埠初期上海租界的水环境治理》（《安徽史学》第2期）一文中指出，租界当局对于挡路和阻碍市政的死水河浜进行填埋，对于一般的潮汐河浜和航运河浜采取了清淤、疏通的保护措施, 挖掘开通了新河浜,从而使河浜水系的功能得以延续，为了排水需要，租界当局辟建了下水道系统。

农业水利建设。王建革《10—14世纪吴淞江地区的河道、圩田与治水体制》（《南开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五代时期修岸等水利任务由圩内社会自组织完成，官方负责塘浦河道的清理与闸的维护。宋元时期国家负责一般干河的疏淤，许多大圩相对独立。豪强围垦的兴起使官方开始对基层水利界限进行控制，治水官员利用各种措施以增加圩内团结力。潘清《元代太湖流域水利治理述论》（《中国农史》第4期）一文认为元代太湖流域的水利治理在新修较大工程的同时进行圩田治理，对大运河进行截弯取直，并围绕旧有的江南运河河道进行浚治。相近内容的论文还有金颖《民国时期奉天省地方政府农田水利政策研究》（《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周晴《唐宋时期太湖南岸平原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谢湜《11世纪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方高峰《从走马楼吴简看长沙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等。魏华仙《北宋治河物料与自然环境——以梢芟为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考察了北宋为治理黄河决溢而采用多种渠道获得以梢芟为主的物料，来作为治河物料，这种做法导致了滥伐林木之风，毁坏了河堤，对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程度的破坏。王星光、贾兵强《略论生态环境对先秦水井的影响》（《南开学报》第4期）一文讨论了生态环境对水井结构和作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区域性和差异性。

需要关注的还有两篇近代城市用水方面的论文。李玉尚《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社会科学》第1期）一文指出，1820年霍乱传入江南后，大城市由于大量土井和外来人口的存在，霍乱感染人数仍然相当多；中小城市由于生活用水主要依赖江河和井水，也有比较高的感染率；某些水速较快、水质清洁的小市镇，感染率较低。梁志平的博士论文从环境、政府、社会、技术四个层面探讨了晚清至改革开放初期太湖流域水质变迁过程与饮水改良活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太湖流域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从改水运动入手的回溯式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三）荒漠化、石漠化以及生物分布变迁

荒漠化与石漠化。何彤慧、王乃昂《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环境变化研究》（人民出版社）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环境变化研究专著，作者就毛乌素沙地自然地理条件、政区沿革与区域开发、历史时期沙地环境变化、历代古城及其环境意义、环境变化的文献信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杨红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荒漠化的形成机制研究》（《学术研究》第6期）一文认为外在约束机制被频繁的人类活动所突破是造成明清时期西北地区荒漠化的重要动力，只有建立起对资源利用的有效产权及使用权的制度安排，才能最大可能地避免荒漠化的发生和蔓延。张钛仁的论文讨论了人类活动对我国西北地区沙质荒漠化影响及防治措施（《人类活动对我国西北地区沙质荒漠化影响与对策研究》，《中国沙漠》第2期）。程安云等《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历史演变过程研究及其意义》（《水土保持通报》第2期）一文指出贵州省石漠化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进、从量到质变的过程，人口数量增长是这一过程的关键控制因素，其实质是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承载能力的不协调。严奇岩讨论了清代玉米的引进与推广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清代玉米的引进与推广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动物、植物分布变迁。程民生《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一文指出，老虎在宋代遍布绝大多数地区，除京师开封府以外，各路均有分布。人地矛盾的加剧，使虎患时有发生。总体上老虎栖息地在减少、缩小，数量也在减少。李玉尚对海洋动物的分布给予较多关注，在《1600年之后黄海鲱的旺发及其生态影响》（《中国农史》第2期）中指出1600年埃纳普蒂纳火山喷发之后，一直到乾隆末年，黄海鲱资源数量极盛，长山列岛亦有分布。这次旺发引起了一系列生态后果：海蜇分布区域的南移，鲸类数量增多和分布区域的扩大，以及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移民浪潮。《清代以来黄渤海真鲷资源的分布、开发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一文讨论了真鲷资源的相关问题。《海湾环境变迁与黄海鲱中心产卵场内部的变动》（《鲁东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认为车道河水系变化导致黄海鲱产卵场由明代前期的青鱼岛转向明后期的青鱼滩。俞为洁所著《中国史前植物考古：史前人文植物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探讨了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以及人类对其的认知和利用。蓝勇《近500年来长江上游亚热带山地中低山植被的演替》（《地理研究》第7期）一文指出，真正改变长江上游植被环境的决定因素是人类垦殖活动，特别是固定的农耕活动。许桂香《贵州森林植被历史变迁及其后果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一文认为刀耕火种、开辟梯田、商业采伐、过度放牧和战乱等对森林植被造成破坏，森林变迁的后果是灾害频繁、水土流失加剧和物种减少。罗莉和金勇强分别讨论了经济开发和战争对植被变迁的影响（《清代西江下游经济开发对森林变迁的影响》，（《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1期；《宋夏战争与黄土高原地区草原植被的变迁》《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7期）。

（四）土地利用和农业

土地利用。王晗、侯甬坚《清至民国洛川塬土地利用演变及其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地理研究》第1期）一文研究指出，地貌的复杂性、降水的不稳定性，对土地开垦造成客观限制；政策制度的推行对土地开垦起到主导作用；而人口因素是土地开垦的根本动力。土地开垦面积和人口数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洛川塬环境伴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利用强度增强而逐步恶化。苏海洋《论渭河上游早期农业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农业考古》第4期）一文指出，渭河上游及其毗邻的西汉水上游地区早期农业土地利用格局经历了散点状、点轴状和点轴状与条带状交错分布的演变过程。李大海《山地垦荒与社会变迁：清代黄龙山区地方开发史的再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清政府为达到重建和恢复当地正常统治秩序，对黄龙山区进行垦荒导致森林植被被破坏。何红中、惠富平《先秦时期土壤与植物生态关系利用研究》（《农业考古》第1期）一文认为由于栽培植物的出现，自然加深了人们对植物与土壤关系的认识。而他们的另一篇论文则讨论了先秦时期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土壤保护思想及实践研究（《先秦时期土壤保护思想及实践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8期）。

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是一部研究农业的综合性著作，全书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农业的发生、发展，并对农业文化和农业技术究其深层根源。曾雄生主编的《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农业出版社）一书为09年在北京举办的“农业文化与亚洲可持续发展讨论会”会议论文集，全书分专题论述了农业文化、古农书、水利、生物多样、地方性知识和民俗、农业文化与农业未来等。张莉《从环境史角度看乾隆年间天山北麓的农业开发》（《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指出，乾隆年间天山北麓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平原地区（出现农业聚落和绿洲农业景观），迁移而来的屯兵、户民和天山北麓的自然环境共同造就了乾隆末年天山北麓的地理景观特征。马媛媛、王朝阳在《汉代梁宋地区环境条件与农业发展探析》（《中国农史》第1期）中认为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和有力的社会环境条件是梁宋地区农业发展的坚实基础。金勇强《军事屯田背景下北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古今农业》第1期）一文认为北宋屯田垦殖造成黄土高原地带生态环境的重大转折。王晗《清代绥德直隶州土地垦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农史》第2期）、高小强《西汉时期河西走廊灌溉农业的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石河子大学学报》第3期）分别论述了不同时期区域农业开发与环境的关系。王建革《唐末江南农田景观的形成》（《史林》第4期）一文讨论了唐代中后期农田景观的形成过程，认为唐末吴淞江流域形成了以大圩和塘浦河道的网络状态，局部形成完美棋布化的状态。在这种网络基础上，美丽的农田景观配以一定量的野生风光，特别是水面渔业环境与野生植被，形成经典的江南风光。吴建新《清代垦殖政策的两难选择——以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放垦与禁垦为例》（《古今农业》第1期）一文指出，清代珠江三角洲在围垦增加土地资源的同时，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一些社会问题，各种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博弈与互动使得清代仍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实行了禁垦令。杨主泉《“越城岭”地区少数民族梯田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研究——以龙胜龙脊为例》（《农业考古》第6期）一文讨论了梯田文化对环境和生态保护的积极意义。

（五）聚落与建筑环境

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聚落是人地关系的产物，聚落环境选择首先体现的是环境特征，其次是人类需求。黄尚明《从环境史视角看石家河古城崛起的背景》（《江汉考古》第3期）一文指出，三苗族群不断适应环境和选择环境是石家河古城崛起的关键。刘继刚《关于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州学刊》第3期）一文认为，夏商周时期在选择城址时注重居址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化，以便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建造城郭的时间一般在农闲时期，其规模逐步在扩大。统万城废弃的原因，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分歧。李恩菊、谢春林《统万城废弃的原因分析》（《中国沙漠》第5期）一文认为，统万城周边地区的气候干湿冷暖变化是造成统万城废弃的主要原因。朱世学等人的论文讨论了城镇村落及其周围环境关系（《略论土家族古镇的居住环境及建筑特色》，《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张慧的博士论文讨论了先秦生态文化及其建筑思想（《先秦生态文化及其建筑思想探析》，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六）自然灾害、疫病及社会应对

自然灾害、疫灾的成因、地理分布和影响。王培华《元代北方灾荒与救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讨论了元代北方水旱灾害、寒害、雹灾、蝗灾、桑蚕病虫害、饥荒等种种灾荒与减灾措施。苏慧慧《清代时期汾河中游地区洪涝灾害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1期）一文指出，清代汾河中游发生洪涝灾害104次，主要集中在汾河中上游段支流上的汾阳、文水、介休、清徐、交城五县市。气候变化是汾河中游洪涝灾害发生的重要原因，而人为因素则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发生。周秋光等《晚清六十年间（1851——1911）华北地区的自然灾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讨论了自然灾害的地理分布、特点、发生原因、破坏程度及启示。李卓仑等《186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时空分布及天气特征》（《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Z1期）一文重建了1860年长江水灾的时空分布。相近内容的论文还有武玉环《金代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基本规律》（《史学月刊》第8期）、张可辉《两宋时期南京自然灾害考论》（《中国农史》第3期）、刘炳涛《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等。廖建夏《民国时期广西瑶族地区传染病流行的成因及其影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讨论了传染病的成因及其对瑶族地区的影响。龚胜生等《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一文指出，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呈现越来越频繁的趋势，在周期规律上经历了2个大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自然灾害与环境、社会的关系。汪志国《自然灾害对近代安徽乡村环境的破坏》（《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指出，近代以降，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安徽农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江淮地区过度的经济开发，是自然灾害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频繁的自然灾害又使安徽乡村环境不断恶化。李为香《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与地方信仰》（《济南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指出，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严重，驱蝗神与龙神信仰的传播彰显了国家政权与民间信仰力量的良性互动关系，亦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宗教信仰的现实功利性。高茂兵、刘色燕《略论晚清时期桂东南地区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广西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论述了桂东南地区的同样问题。王文涛《东汉洛阳灾害记载的社会史考察》（《中国史研究》第1期）一文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东汉洛阳灾害及灾害救助。谢美娥、姜新和曾磊的论文分别讨论了自然灾害和米价、金融风暴、社会动荡的关系（谢美娥：《自然灾害、生产收成与清代台湾米价的变动（173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姜新：《自然灾害与1883年金融风潮》，《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曾磊：《自然灾害与新莽时期的社会动荡》，《河北学刊》第2期）。

自然灾害、疫灾发生时的社会应对。石涛《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考察了北宋时期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在危机环境下，政府的应对思路、措施及工作流程问题。于志勇的博士论文讨论了明清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自然灾害及救灾措施（《明清内蒙古中西部的自然灾害与救灾措施》，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王虹波《1921-1931年间吉林灾荒的社会应对》（《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讨论了面对灾荒时政府、民间救助力量和传统巫术三者的不同后果。余小满《宋代城市的防疫制度》（《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一文认为，宋代日渐恶化的城市公共卫生环境促使统治者审慎思考致疫成因，妥善拟定相应的处置方案，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城市防疫问题，由此而促成了我国古代城市防疫制度的较大发展。杨祥银《公共卫生与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香港殖民当局为解决1894年鼠疫危机，以公共卫生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相当激进而有效的防疫措施。周正庆《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史学月刊》第3期）一文指出，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整治，在形成中的环卫制度指导下，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转变。

值得一提的专著还有贾贵荣、骈宇骞《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一书为研究古代灾害史、赈救制度提供系统的第一手原始文献，此次出版的为东北、华北地区地方志灾异资料。会议论文集方面主要有《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一书，该书由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暨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编辑而成，代表了国内外灾害史研究的前沿性成果。全书共收录27篇学术论文，分别对历史时期各地灾荒的形成原因、社会影响、赈救制度以及灾荒文献史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七）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决策

自然资源的利用及其与生态环境关系。王星光、柴国生《中国古代生物质能源的类型和利用略论》（《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一文指出，在对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先民们积累了丰富的能源知识，根据不同的用途合理地选择能源，通过多样化的利用形式，充分满足了古代社会生活、生产等方面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延续提供了重要保障。韩帅《秦汉时期对鹿类资源的利用》（《农业考古》第4期）一文认为，秦汉时期对鹿类资源的利用包括三个方面：猎取与蓄养、肉食与裘皮、农作与医健。郭凤霞、杜常顺《民族贸易与历史时期西北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认为历史时期在农牧产品交易为主体的民族贸易的促动下，西北地区各类自然资源得到了开发与利用。谭刚《个旧锡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1890—194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一文认为锡业开发是导致近代个旧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原因。袁轶峰的论文讨论了清前期黔西北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关系（《清前期黔西北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贵州大学学报》第3期）。

与资源相关的决策。孙冬虎《论元代大都地区的环境保护》（《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一文依据历史文献，讨论元代大都地区关于行道树与经济林的种植与保护、皇家苑囿内的动植物保护、禁猎区的设置与动物保护等设计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肖爱《古代农业生态法制探微——基于先秦、汉唐的分析》（《农业考古》第4期）一文分析了我国古代农业法制中尊重生态规律的思想和制度。苑朋欣《商部（农工商部）与清末林业的振兴》（《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指出，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成立后，大力提倡振兴林业，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改良和发展林业的措施和办法，取得了一定成效。田信桥、吴昌东《佛寺习惯法与森林资源保护——以浙江西天目山为例》（《农业考古》第4期）一文举例阐释我国佛寺习惯法森林保护功能的发挥及其运行基础。

（八）区域性整体环境变迁

跨区域环境变迁。韩昭庆所著《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一书分为五个区域性环境变迁专题：专题一重点论述了清代人类垦殖活动对毛乌素地区沙化的影响，还讨论了明代长城与毛乌素沙地关系。专题二分析了清初贵州政区改制加速了移民的迁入，雍正开发贵州的决策过程、原因及其影响和当时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认知的转变。专题二论述了影响早期现代化青海贸易的地理因素。专题四指出黄河长期夺淮对淮北水系和湖泊的影响，以及黄河水灾对淮北水系社会的影响。专题五关注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管彦波《民族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以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为考察的重点》（《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中国古代以中高纬度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为潜在动力，以气候的变化以及旱灾、雪灾等自然灾害为触发因素不断引发游牧社会的动荡与危机，进而导致他们周期性的南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陈杰《文化生态史观视野下的文明化进程——中原地区与太湖地区的比较研究》（《中原文物》第1期）一文认为不同的生态环境是造成中原与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结果不同的诸因素之一。

北方地区环境变迁。魏新民《隋唐以前黄土高原生态资源环境变迁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3期）一文通过气候资料、农业生产模式和景观特征勾勒了隋唐以前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韩春鲜、谢雪梅《塔里木河下游政区与交通变化所反映的历史环境变迁》（《中国沙漠》第3期）一文研究历史时期以来塔里木河下游的行政变化和交通变迁。崔永红《简论史前青海先民的经济活动及其与生态环境之关系》（《青海社会科学》第1期）一文探讨了史前时期青海先民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关亚新《清代柳条边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作用及影响》（《史学集刊》第6期）一文指出，随着清朝统治者对柳条边的修筑、失修和弛废，客观上演绎了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从恢复、发展到渐进破坏的过程。赵奎涛的博士学位论文探讨了明末清初以来大凌河流域人地关系与生态环境演变（《明末清初以来大凌河流域人地关系与生态环境演变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学位论文）。张纯成《生态环境与黄河文明》（人民出版社）一书主要考察了生态环境对黄河文明的影响。李光伟、韩帅《地方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的双重变奏——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山东章丘县为例》（《古今农业》第3期）一文认为，明清至民国时期山东章丘县的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的变动是双向互动的。杜立晖的论文讨论了隋唐五代黄河三角洲的开发（《隋唐五代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以棣州为中心的考察》，《东岳论丛》第6期）。

南方地区环境变迁。杨伟兵《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东方出版中心）一书为2008年举办的“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共收集26篇论文，分为人地作用与环境变迁、经济与市场、地域开发与社会变迁等研究专题，重视文献、田野互证及其科学归纳为该书特点，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重点叙述了太湖平原水利和生态环境、地区社会、环境卫生、灾荒等方面的密切关系。黄尚明《峡江地区环境对楚人生计的影响》（《江汉论坛》第5期）一文也讨论了相近问题。

最后需要关注的是两篇书评。方万鹏《生态史学视野下的地域社会史研究——评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中国农史》第2期）一文指出，生态基础应该成为当前地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关注点，传统社会的生态史研究应当围绕农业生态系统来展开。朱圣钟的书评详细介绍了《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一书的基本内容、学术价值和存在的问题（《一部研究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力作：评郭声波<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

三、生态思想、环境的认知及其对文化影响研究

古代著作中的生态环境思想。刘生良、康庄《<庄子>生态美学思想资源再探》（《思想战线》第4期）一文指出《庄子》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资源，首先表现在对自然生态之生命性、有序性、联系性这三大生态美学基本属性的深刻认知上；其次体现在对主体“此在”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认知和对生态人生的践行上；再次是批判“有为”和“文明”对自然生态的危害和对纯真人性的异化，还提出了相应对策。连雯《谢灵运<山居赋>的生态意识》（《鄱阳湖学刊》第5期）一文认为，《山居赋》反映出谢灵运的生态意识主要有生命意识和山林意识。相近论文还有罗顺元《<管子>的生态思想探析》（《管子学刊》第1期）、李金玉《<吕氏春秋>的生态环保思想》（《新乡学院学报》第1期）、李志坚《<农政全书>的生态环境思想》（《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李飞《<左传>生态环境思想解读》（《安徽农业科学》第2期）、徐中原《郦道元<水经注>生态思想管窥》（《江南大学学报》第2期）等，论述了不同著作中的生态环境思想。

特定群体对区域环境的认知与意象。韩昭庆《从穷荒异瘠到荒年甚少荒地甚多——康熙与雍正时期地方官员对贵州环境认知的转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指出，康熙时期贵州地方官员劝垦的态度消极悲观，更多是的向康熙争取特殊政策。雍正时期地方官员以积极的态度在贵州实施劝垦，认为气候、地形保证贵州不会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两朝官员眼里的贵州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朝最高统治者治理贵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二是地方官员针对的地区相异。赵仁龙《唐代士人的江西生态意象》（《鄱阳湖学刊》第5期）一文认为，在唐代士人的心目中，江西是一个“炎瘴暑湿”、“山水佳丽”、“贞劲秀异”之物遍布的富庶之邦。李荣华《“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略论唐代文人的岭南意象》（《鄱阳湖学刊》第5期）一文认为唐代文人的岭南意象主要表现在该地环境恶劣，毒物种类繁多，其形成是岭南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及文人自身遭遇共同作用的结果。潘晟《宋代的自然观察：审美、解释与观测兴趣的发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一文指出，在宋代学者中，不仅以山水游赏为目的的审美性自然观十分发达，更积极地观察、观测各种自然地理现象。蔡林波《中国古代道教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及其生态学意义》（《鄱阳湖学刊》第1期）一文认为在历史上，道教树立了相当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观，并建立了与之相关的只是观念体系。

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王利华《环境史视野下的自然物种人格化——中国古代文人与竹子的心灵交契》（《学术月刊》12月号）一文考察了中国古代文人和竹子之间心灵交契的历史过程，认为竹子的理想人格化，乃是自然—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结果。在它背后发挥作用的，则是取象比类的认知方式、万物有情的情感方式和“比德”自然的审美方式。相关史实不仅反映了竹子这个特殊自然物种对文人精神的影响，而且呈现了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互相渗透、交相阐释的某些机理。陈迎辉《魏晋士文人的自然生存美学》（《学术交流》第4期）一文认为，从阮籍和嵇康等追求返回生命本然状态的自在和逍遥，到“外在自然”走入两晋士文人的生存视野，再到陶渊明返回南山实现“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合一的诗意栖居，魏晋的士文人构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伦理生存的自然生存美学。康琼《人与自然的融通——中国古代神话的生态意象》（《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中国神话记载着原始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刘雪梅《中国古代文士山林游憩审美情趣》（《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古代文人士大夫使山林游憩成为他们追求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的精神之旅，使山林（水）世界、山林游憩成为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林业大学学报》本年度刊发的其他几篇论文值得关注，主要有陈西平《梓文化考略》（第1期）、林雁《从人化的全面性谈梅文化》（第4期）、金鸣娟《论森林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在中国文化视阈中的考察和认识》（第2期）、李莉《中国古代伐木诗词探析》（第4期）、郭风平等《中国古代陵寝树木文化整理研究》（第3期）、俞香顺、周茜《中国栀子审美文化探析》（第1期）等，分别论述了梓文化、梅文化、森林文化、伐木诗词、陵寝树木文化与栀子审美文化等问题。

此外，王子今《中国古代的生态保护意识》（《求是杂志》2010年第2期）一文中整理和总结了一些我国古代有关敬重生命、爱护环境和珍视资源的文化思想与观念。夏咸淳《明代文人的生态关怀》（《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2期）一文从草木植被、山川体貌、人居环境三个方面，阐述明代文人基于山水审美活动而引发的生态关怀；而审美与生境的联系正是当前环境美学特别关注之点。

四、结    语

学科整体繁荣的背后，亦应看到部分旧问题在悬而未决的同时又涌出一些新问题。旧问题如学科理论框架体系尚未取得公认的清晰描述；提倡多年的近代城市环境史研究基本一直居于“冬眠”状态，仅有的一点成果基本都集中在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上；研究的时段分布仍以史前、先秦和明清以来为主，中古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成果相当薄弱；研究的地域分布仍然聚焦于传统的江河流域和平原地区等。新问题如在叙述中术语的界定和内容的控制；如何以公允的立场来评价古人对环境所实施的行为等。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成为以后必须加强的方面。

总之，经诸多学界前辈多年筚路蓝缕开拓之后，环境史的前景至今基本可以勾勒如下：作为继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之后的环境史，基于其内在潜力与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必将推动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