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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述论
章义和
【原文出处】《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01期第30～35页
【作者简介】章义和(1963-)，男，安徽青阳人，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历史灾害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 较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蝗灾虽然稍弱，但仍是此期的重大自然灾害之一。由于总体气候偏凉，尤其是冬季偏冷，连续性蝗灾发生率较低。但蝗灾的空间分布有明显的扩大，幽、冀及江南的蝗灾发生年显著增加。因《春秋》灾异观的影响，此期对蝗灾的治理仍依靠人力捕杀，但也出现了改变农业种植结构的新方法。魏晋南北朝是一乱世，战争与包括蝗灾在内的灾害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关 键 词】魏晋南北朝 蝗灾
魏晋南北朝是战乱频仍的时代，也是各类灾害的频发时期。战争和灾害的交互作用，促成国家和社会的诸种矛盾复杂化和经常化。与两汉时期的灾况仿佛，蝗虫为灾依然是此期威胁农业生产、危害百姓生活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三大自然灾害之一。
一、蝗灾发生的时间分布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灾害的发生，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有过具体的数字统计。在这369年中，遇灾619次，其中蝗灾31次，占各类灾害总数的5%。（注：除蝗灾外，其他灾害发生的次数是：旱灾137次，水灾133次，地震93次，风灾87次，雹灾53次，疫灾34次，歉饥29次，霜雪22次。参见《邓拓文集》第2卷，第44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与秦汉蝗灾占灾次总数的13.3%相比，（注：邓氏统计秦汉时期各类灾害共发生375次，蝗灾为50次。这个统计亦不准确。我们的统计数据是55个蝗灾发生年。）此期的蝗虫为害明显减弱。
仔细查阅相关史籍之后，我们发现邓氏的统计并不准确。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少有43个蝗灾发生年，（注：邓氏对灾害次数的统计标准曾加限定：“凡见于记载的各种灾害，不论其灾情的轻重及灾区的广狭，也不论其是否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只要是在一年中所发生的，都作为一次计算。”（前引书第43页）这个标准用于蝗灾统计，缺陷是明显的，本文弃用“次”的统计概念，而代之以“蝗灾发生年”，即凡一年中一地或数地发生蝗灾，即计算为一个蝗灾发生年（或简称为“一年次”）。）占年代总数(220-589)的11.65%（若加上仅见地方志所载的蝗灾，则为58个蝗灾发生年，占年代总数的15.72%），大约9年中就有1年发生蝗灾，就发生年而言，只比秦汉稍弱一点。
这43个蝗灾发生年年份的具体分布是：
三国曹魏有2个蝗灾发生年：黄初元年(220)和黄初三年(222)。
西晋时期见于正史及其他著述的有6个蝗灾发生年：泰始十年(274)、咸宁四年(278)、永宁元年(301)、永嘉四年(310)、建兴四年(316)和建兴五年(317)。（注：不见于正史却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复有四个蝗灾发生年：咸宁元年(275)、永兴元年(304)、建兴二年(314)和三年(315)。）西晋立国凡52年，蝗灾发生年占西晋一朝总年数的11.5%。
东晋时期蝗灾发生年共有12个：（注：此为最低数字。由于史料记载的含糊，有些蝗灾发生的年份实难确认，故未作统计。如《晋书》卷26《食货志》：“（咸和）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余丁，各运米六斛。是后频年水灾旱蝗，田收不至。”）太兴元年(318)、太兴二年(319)、太兴三年(320)、咸和八年(333)、咸康四年(338)、永和八年(352)、永和十年(354)、永和十一年(355)、太元七年(382)、太元十四年(389)、太元十五年(390)、太元十六年(391)。（注：仅见于地方志的尚有咸和五年(330)、咸康三年(337)、永和十二年(356)、升平三年(359)、太和三年(368)、宁康元年(373)和二年(374)等7个蝗灾发生年。）这13个蝗灾发生年占东晋享国年数的12.7%。这个数字包含了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蝗灾发生数，若单是东晋境内，比例没有这么高。
南北朝时期，南朝境内共有4个蝗灾发生年：刘宋元嘉三年(426)、萧梁大同元年(535)、大宝元年(550)和陈永定二年(558)。（注：此年北齐亦有大蝗灾，总计时合为一个蝗灾发生年。）北朝（不计算隋朝）境内共有20个蝗灾发生年，其中北魏有14个：兴安元年(452)、太安三年(457)、太和元年(477)、太和二年(478)、太和五年(481)、太和六年(482)、太和七年(483)、太和八年(484)、太和十六年(492)、景明四年(503)、正始元年(504)、正始四年(507)、永平元年(508)、永平五年(512)。北齐有4个蝗灾发生年：天保八年(557)、天保九年(558)、天保十年(559)、乾明元年(560)。北周共有2个蝗灾发生年：天和六年(571)和建德二年(573)。（注：仅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尚有北魏永平三年(510)、熙平元年(516)和北齐天保元年(550)、天保二年(551)等4个蝗灾发生年。）
在这43个蝗灾发生年中，以下所列属于重大蝗灾：
曹魏黄初三年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以振之”。（注：《三国志》卷2《文帝纪》。另《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载：是年“秋七月，冀州大蝗，饥。”《晋书》卷29《五行志下》和《宋书》卷33《五行志》亦有相同记录。）
西晋永嘉四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同时被蝗，蝗虫在食尽禾本植物之后，竟咬噬牛马之毛。（注：《晋书》卷29《五行志下》：“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泰、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晋书》卷5《怀帝纪》和《宋书》卷33《五行志》。）此次蝗灾来势之猛，为害的区域之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少见的。
西晋建兴四年和五年的蝗灾属于连续性蝗灾。（注：连续性蝗灾是指同一发生区两年以上的持续性蝗灾。）建兴四年六月，大蝗，“中山、常山尤甚……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则化状若蚕，七八日而卧，四日蜕而飞，弥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七月，“河东平阳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注：《资治通鉴》卷89晋纪十一。另，《晋书》卷29《五行志下》、卷102《刘聪载记》及《宋书》卷33《五行志》等亦对此次蝗灾有所记录。）次年，除上述地区外，司州、雍州和青州也发生蝗灾。（注：见《晋书》卷5《愍帝纪》和《晋书》卷29《五行志下》。）
东晋甫建国即遭受蝗害，太兴元年至三年连年蝗灾，且为连续性蝗灾。从蝗虫为害的区域看，这三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两年可谓是西晋建兴五年蝗灾的继续，冀、青、徐三州灾情尤重。据《晋书》卷29《五行志下》：“六月，兰陵合乡蝗，害禾稼。乙未，东莞蝗虫纵广三百里，害苗稼。七月，东海、彭城、下邳、临淮四郡蝗虫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尽，至于二年。”自太兴二年五月起，徐、扬及江西诸郡连续两年发生夏蝗和秋蝗。可以看出，从西晋建兴四年以来，连续五年有蝗灾发生，蝗虫为害的区域由北而西而南，徐、扬及江西诸郡发生夏蝗后引起饥荒，次年再蝗，则“民多饿死”。（注：见《宋书》卷33《五行志》。）而冀州地区只消停了一年，太兴三年，蝗灾再起。（注：见何法盛《晋中兴书》卷3《微祥说》。）
后赵建武四年(338)，冀州有八郡大蝗，“赵司隶请坐守宰，赵王虎曰：“此朕失败所致，而欲委咎守宰，岂罪已之意邪！司隶不进谠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无辜，可白衣领职！”（注：《资治通鉴》卷96晋纪十八。）
前秦皇始四年(354)至五年，关中一带发生连续性蝗灾。蝗灾过后，百草无遗，牛马噉毛，猛兽食人，行路断绝。（注：《晋书》卷112《苻健载记》：（前秦皇始四年）“蝗虫大起，自华泽至陇山，食百草无遗。牛马相啖毛，猛兽及狼食人，行路断绝。健自蠲百姓租税，减膳彻悬，素服避正殿。”《魏书》卷95《临渭氐苻健传》“关中大饥，蝗虫生于华泽，西至陇山，百草皆尽，牛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断绝。”又《资治通鉴》卷100晋纪二十二：“（皇始五年）二月，秦大蝗，百草无遗，牛马相噉毛。）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幽州蝗灾，延袤千里，苻坚“遣其散骑常侍刘兰持节为使者，发青、冀、幽、并百姓讨之”。可是经过一个秋冬的扑除，蝗害仍未消除，以致刘兰为人所参，欲下狱治罪。（注：《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北魏时期的蝗灾以太和六年至八年的连续性蝗灾为害最烈。据《魏书》卷112《灵徵志上》记载，太和六年八月，“徐、东徐、兖、济、平、豫、光七州，平原、枋头、广阿、临济四镇，蝗害稼”；次年四月，“相、豫二州蝗害稼”；太和八年四月，“济、光、幽、肆、雍、齐、平七州蝗”。
北齐的3个发生年中，以天保八年至九年的连续性蝗灾为害最大。从天保八年夏季开始直至九月，齐境黄河以北6个州、黄河以南13个州、都城附近8个郡蝗虫滋生成患，群蝗飞起，漫天遍野，声如风雨，一度遮住了都城邺的上空。次年四月，山东蝗群又起，官府派夫役扑而坑之。《北齐书》卷4《文宣纪》：（天保八年）“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是月，飞至京师，蔽日，声如风雨。”次年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山东大蝗，差夫役捕坑之”。（注：《北齐书》卷4《文宣纪》：（天保八年）“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是月，飞至京师，蔽日，声如风雨。”次年夏，“大旱。帝以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山东大蝗，差夫役捕坑之。”）北周的2个发生年中，以天和六年的蝗灾影响较大。这次灾害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年谷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轴”，以致朝廷次年三月下诏，要求灾发地区“正调之外，无妄征发”。（注：见《周书》卷5《武帝纪》。）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料看，此期不见蝗情的时间间隔最大值为52年(222-274)，其次为35年(391-426)，间隔20-30年的有4段，间隔10-19年的有5段；而蝗虫为害频次较高的时段是310-320年、333-355年、477-484年、557-560年，同中国历史时期内的蝗灾大爆发一样，没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注：关于蝗灾大发生的周期性，目前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蝗灾大发生呈现出周期性（如王培华），另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周期性（如满志敏）。）
二、蝗灾的空间分布
按照现代灾害学理论，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一般从灾害活动区、灾害规模中心、灾害损失中心和灾害频发地带等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由于史料的限制，此期的蝗灾损失中心难以作出细致的统计和说明，而其他三个方面，我们也只能说个大概。
马世骏先生曾对飞蝗的发生地和为害区域做过精细的研究。他指出我国的飞蝗三亚种各具有自己的分布区与发生地。较之西藏飞蝗和亚洲飞蝗，东亚飞蝗的分布要广阔得多，北部在北纬42°以南，西部可达东经105°以东，东及沿海，南达海南岛。因飞蝗发生数量、大发生频率、生境条件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的不同，东亚飞蝗有发生地和分布区之分，发生地又有发生基地、一般发生地与临时发生地之别。长江以北的华北平原，即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及海河流域中下游的冲积滩地是东亚飞蝗的主要发生地，地势多在海拔50米以下。长江中下游平原与湖滨洼地亦有东亚飞蝗大发生，但发生面积较前者为小，发生频率亦低。（注：马世骏《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第9-10页，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马氏研究的结论主要是依据飞蝗的现代生境条件，间或参照了明代以来的飞蝗发生状况。那么，历史上的东亚飞蝗滋生地和为害区域又是如何呢？有学者曾对两汉蝗灾的空间分布作过分析，结论是两汉时期的蝗灾多发生在黄河流域，即所谓的“濒河地区”。其活跃范围东起关东、青州一带，西至河西四郡，其中以长安和洛阳受蝗虫破坏最多，至于长江南岸，只有一次记录。（注：参见官德祥《两汉时期蝗灾述论》，《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官文对两汉蝗灾的分布作了进一步说明，除了实际发生的因素外，蝗灾记录的不齐备也对蝗灾分布的分析造成影响，京师之史料记录较全，故长安和洛阳的受灾量较多。毫无疑问，本文对此的分析也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
较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飞蝗活动区域有同有异。由东至西，此期的青州仍然是蝗灾高发地区，而西则达到敦煌一带，从北至南，变化较大。两汉蝗灾的北端在冀州一带，而此期的北端在幽州、营州，如西晋永嘉四年、东晋的太元七年，幽州皆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北魏兴安元年十二月，“诏以营州蝗，开仓赈恤”，（注：见《魏书》卷5《文成帝纪》。）朝廷下令赈济灾民，表明此次蝗灾也是非常厉害的。据《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慕容］送［冉］闵既至龙城，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岁永和八年也。”此龙城即今辽宁朝阳，与当时冀州的纬度相差两度余（龙城位于北纬41.6°）。这是文献所见魏晋南北朝时期蝗灾发生的最北端。由于东晋南朝政权皆定都建康，灾害资料较之前大有改观，故此期的长江流域的蝗灾记录明显增加。从资料中发现，蝗虫为灾的南端在缙州（治今浙江金华，北纬29.1°）一带。
对现有资料考辨及统计后，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蝗灾多发区域较两汉有所变化。冀州成为蝗灾最活跃的地带，（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区划极为混乱。为了方便统计，此处以北魏、刘宋的行政区划为依据。）其次是青、兖、徐州，再次是司、雍、并、幽诸州。从发生年的数量来量，长江流域仅次于青、徐、兖地区，但蝗灾的烈度不可与之并论，且发生点较为分散。值得注意的是，凉州、河州一带也是蝗灾频发地区，说明这一地带仍有较好的蝗虫生境。按现行的区域看，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是此期蝗灾的频发地带。
很显然，冀州、司州的飞蝗发生与黄河滩涂有关，兖州除此条件外，与巨野泽等湖泊有涉，徐州、扬州蝗灾的发生与淮河滩涂及江淮之间的众多湖泊相联，青州的蝗虫发生基地则是黄河入海口及沿海滩涂的综合作用。至于关中，亦有其飞蝗发生基地。据《魏书》卷95《临渭氐苻健传》：前秦皇始四年，“蝗虫生于华泽，西至陇山，百草皆尽，牛马至相噉毛”。华泽，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注：《资治通鉴》卷105晋纪27。）即华阴之泽。也就是说此次蝗灾的发生基地是华阴泽。
蝗灾具有飞翔和成群迁飞的特征，从原发基地成群结队地大规模地向另一区域迁飞，一飞就是数十或百公里，大量取食庄稼，且产下众多的卵块，从而引发该地发生蝗灾。历史上蝗灾之所以成为三大自然灾害之一，迁飞为害是个重要的因素。我国古代人们虽然没有对蝗虫的迁飞规律作过系统的总结，但也注意到蝗虫迁飞的特性。此期的史籍中就有蝗虫迁飞的记录，如《晋书》卷29《五行志上》载：东晋太元十六年五月，“飞蝗从南来，集堂邑县界，害禾稼。”何法盛《晋中兴书》卷3对此说得更为详细：“棠邑界有蝗，广千里，长三十里许，从南来，其飞蔽天，害苗稼。”又北齐天保八年“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三州、畿内八郡大蝗，飞至邺，蔽日，声如风雨”。（注：见《北史》卷7《齐本纪中》。）前文所述前秦四年的关中蝗灾，自华泽生成后，向西迁飞，直至整个渭河流域。蝗虫的迁飞，意味着蝗灾区域的扩散和灾害程度的加大。
三、蝗灾发生的诸种因素
蝗灾的发生是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及其交互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是自然条件的主导因素。生态学界将自然条件称之为蝗虫生境，它包括一系列自然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食物因子和其他因子等。（注：生态学上的所谓生境（habitat或biotop）是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成群落所在的具体地段或完成生物过程的空间，生境内包括生物所必须的生存条件以及其他的生态因素。一个生物种群生活的地方及其周围环境，无论是生物的还是非生物的，都是该生物种群的生境。参见倪绍祥主编《环青海湖地区草地蝗虫遥感监测与预测》第48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在气候因子中，气温无疑是蝗虫生长发育及其活动的主要因素。不论是蝗蝻或成虫，遭遇到不正常的高低温度，往往会降低蝗虫的活动能力。据马世骏的研究，东亚飞蝗的起点发育温度为15℃，蝗蝻的起点发育温度为20℃，成虫的适宜发育温度为25℃-40℃，最适发育温度为28℃-34℃。（注：马世骏《东亚飞蝗在中国的发生动态》，《昆虫学报》，19(1):1-40。）陆人骥曾将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蝗灾按月份进行统计，发现蝗灾在四、五、六、七、八月发生率最高，尤其以六、七月为甚，夏蝗要高于秋蝗，说明蝗虫活动与气温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注：陆人骥《中国历代蝗灾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据对系以月份的蝗灾资料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夏蝗有19个发生年，秋蝗有15个发生年，夏蝗连着秋蝗有2个，由此可以证明此期夏、秋蝗的发生率较吻合于历史时期蝗灾的总体情况。
“旱极而蝗”，这是人们对蝗灾与水旱关系的最基本的认识。确实，历史上的许多蝗灾与大旱具有紧密的联系，魏晋南北朝亦是如此。如西晋建兴五年“秋七月，大旱，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注：见《晋书》卷5《愍帝纪》。）梁大同初，“都下旱蝗”；（注：见《南史》卷58《裴邃传附之礼传》。）大宝元年(550)前后，“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注：见《南史》卷80《侯景传》。）然而，大旱未必一定都会引发蝗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旱灾年发生蝗灾的不过1/3，也就是，旱灾只是蝗虫为害的条件之一。而且，从蝗虫生物学角度而言，适度的旱有利于蝗虫的发生，过度的旱反而对蝗虫发育不利。因为蝗虫卵孵化的幼蝻不在低于35%相对湿度中发育，过旱的土表不适于飞蝗产卵，蝗卵失去水即丧失活力，且在45℃的高温下胚胎的生活力只能维持10小时。因此，蝗虫的生长发育需要适宜的干湿度（注：见马世骏《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第16页，郭郛等《中国飞蝗生物学》第444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
在史料中，我们也发现水灾与蝗灾发生联系。如《晋书》卷34《杜预传》载：“秋，大霖雨，蝗虫起”；《宋书》卷33《五行志》：“八月，诸郡大水，兖州又蝗”。在蝗虫发生地，夏季大水之后的沿河高地以及滩涂一带在三十余度的高温作用下，极易生发蝗虫。清陈崇砥《治蝗虫》说：“蝗为旱虫，故飞蝗之患多在旱年，殊不知其萌蘖则由于水，水继以旱，其患成矣。”陈氏此说在现代治蝗工作者的灭蝗报告中屡屡提及，被证明是合理的。
据张九辰所作《中国历史蝗灾间隔100年频次表》，（注：参见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第十八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发现自西周以来，公元1-199年、900-1099年、1200-1399年、1600-1799年为蝗灾频次增多的时期，为蝗灾活跃期，而其他时期包括魏晋南北朝在内则属于蝗灾的平静期。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取决于此期的总体气候。气象史学家大多认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特征是寒冷，在天气现象上表现为霜雪终日的推迟，整个春季气温偏低。冬季气温高低对蝗虫的影响甚大，气温偏高，越冬虫卵成活率高，次年容易形成蝗灾，反之，则降低越冬虫卵的成活率，破坏了蝗虫延续繁衍的条件。（注：参见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19页和第9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较之两汉和隋唐，此期的蝗灾连续性发生年是不高的，而且夏蝗之后复秋蝗的情况也比较少，都是与此期的气候偏冷有关。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自然条件的变化虽是灾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却不是终极的唯一的原因，毕竟自然环境属于外部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在自然条件之上，决定灾害的发生和扩大的根本因素还是人为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在蝗虫为害方面更是如此。战争频发、人口流移、对环境的认知和改造、政府对蝗灾发生的处置等都属于蝗灾发生和扩散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情况众所皆知，无须多言。
四、治蝗举措及社会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虽然摆脱了蝗虫为神虫的观念，却仍然恪守“天垂象，见吉凶”的“天人感应”的灾异之说，这从此期史籍对蝗虫何以为害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如《晋书》卷29《五行志下》记录泰始十年六月蝗后，说：“是时，荀、贾任政，疾害公直”；永嘉四年六州大蝗，“是时，天下兵乱，渔猎黔黎，存亡相继，惟司马越、苟晞而已。竞为暴刻，经略无章，故有此孽”；太元十五年兖州蝗，“是时，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又《宋书》卷60《范泰传》记载，宋元嘉三年秋，旱蝗严重，范泰上表，其中说道：“陛下昧旦丕显，求民之瘼，明断庶狱，无倦政事，理出群心，泽谣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为遇其时也。灾变虽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谴，臣所不敢诬。有蝗之处，县官多课民捕之，无益于枯苗，有伤于杀害。臣闻桑谷时亡，无假斤斧，楚昭仁爱，不荥自瘳，卓茂去无知之虫，宋均囚有异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杀。石不能言，星不自陨，《春秋》之旨，所宜详察。”所谓《春秋》灾异之旨，汉陆贾有个解释：“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睨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注：陆贾《新语·明诚》。）正因为蝗灾之类是恶政所致，为上天所谴告，故人力难以作为。《资治通鉴》卷104晋纪26说，东晋太元七年，幽州大蝗，前秦苻坚派刘兰前往征发民众捕蝗，数月之后，不见成效，有司奏请给刘兰治罪，苻坚说：“灾降于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兰何罪乎？”
尽管蝗灾是上天所赐，人力难以作为，但见到正在茁壮生长的作物为蝗虫吞噬，人们总不能无动于衷，听之任之。检核相关史籍，我们发现了三条治蝗的材料，除上述刘兰捕蝗和宋文帝元嘉三年蝗灾之地县官课民捕蝗外，《北齐书》卷4《文宣纪》载天保九年夏，“山东大蝗，差夫役捕坑之”。由此可见，人力捕杀是当时灭蝗的主要手段。
此一时期，我们也发现了对付蝗害的一些新的方法，那就是改变农业生产结构。据《晋书》卷26《食货志》记载：东晋太兴元年八月蝗，元帝下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通过与蝗虫为害时间的错开而进行播作，这确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注：《晋书》卷26《食货志》。）通过了解蝗虫的食性以选播物种，应是那时治蝗的措施之一，如《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说蝗虫“不食三豆及麻”。既然认识到这一点，尽管史书未言明民众广植三豆及麻，但灾年民众选种三豆是可以推测到的事。
总体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治蝗手段主要是捕而坑之，在蝗虫骤盛之时，单靠人力捕杀，其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根据现代蝗虫治理的经验，蝗灾的治理重在对生发基地的改造和预防迁飞。由于灾异观的影响，那时的人们还不会有这种认识、（注：对蝗虫生发基地的清晰认识是明代徐光启的重大贡献。）故而因蝗灾而带来的人间悲剧一幕一幕地重演。
蝗灾引起的最直接的后果，是蝗虫食尽百姓庄稼，导致饥荒的发生。徐光启曾对水、旱、蝗三灾引发的灾荒作过比较，说：“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注：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4《荒政》。）此期由于蝗灾而引发饥荒的记载非常多，可以说每次蝗灾过后，老百姓都会面临饥荒的压迫，一旦政府救治不力，饿死人、人相食的现象必然产生。如前述永嘉四年的大蝗灾，导致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注：见《晋书》卷26《食货志》。）再如东晋太兴三年五月，“徐州及扬州江西诸郡蝗，吴民多饿死”。（注：见《宋书》卷33《五行志》。）梁大同元年，仍然是这一地带，“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缘山岳”。（注：见《南史》卷80《侯景传》。）
蝗灾引发的第二个后果是百姓流亡。如《周书》建德二年(572)三月，武帝诏书指出自头年蝗灾发生后，“民有散亡，家空杼轴”，要求地方官在“正调之外，无妄征发”，以免民众对政府产生怨恨。
蝗灾引发的第三个后果是社会动荡，饥民造反。西晋未年流民起义发生的原因之一，便是永嘉十年起不间断的蝗虫为害。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是烽火四起的时代，包括蝗灾在内的灾害带来了战火，连续不断的战火复加剧了灾害。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正因为蝗灾引发的社会问题极为严重，稍有见识的统治者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进而推行一系列赈灾救荒措施，这一方面，杨钰侠《试论南北朝时期的赈灾之政》有详细的论说，（注：参见《中国农史》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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