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李文海

    《经济—社会史评论·第四辑》

近2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发表了大量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取得了重要的学术进展，灾荒史研究已经在历史学中占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如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研究，是我们在21世纪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近20年来灾荒史研究的新进展

    在中国，近代意义的灾荒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些可敬的学术拓荒者在这一领域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艰难而卓有成效地开辟着道路。但灾荒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和承认，并且形成了一支专业队伍，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严格说来，还是近20年来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我们着重回顾这一个阶段的情况。

    已有一些文章对近年来灾荒史研究状况作过学术综述和总结。其中较为重要的可以举出以下三篇：一是朱浒的《20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二是邵永忠的(《20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第三篇是阎永增、池子华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这些文章详细列举了有关灾荒史的重要研究著作和文章，评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和不足，瞻望了学科发展的前景和方向。因此，本文不再对这些问题作多余的重复，只需要简单明了地归纳一下近20年来灾荒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就可以了。

    我以为，近20年来灾荒史研究最有意义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社会和学术界对灾荒史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高，关注和支持的程度越来越大。出现这样一种令人鼓舞的趋势，原因很多，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有两条：一是社会生活本身的要求。如1991年和1998年的两次全国性大洪水，2003年春夏的“非典”流行，2004年岁末印度洋地震引发的殃及二十余万生命的大海啸，直到最近发生的2008年初我国南方广大地区的严重冰雪灾害，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的重大灾难，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自然灾害怎样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威胁，加强灾害史的研究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学术工作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门学科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因为这样，灾荒史研究不仅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也成为报刊和出版机构的一个热门选题，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也曾多次将灾荒史列入历史学的年度课题指南。

    (2)出现了一批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使灾荒史学科的理论框架逐步清晰，学术内容相对完整，资料依据更加充分，在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在这方面，有一点也许值得强调一下，那就是这些年来，克服了以往较多注意灾荒的自然方面，相对忽视从社会的角度去审视和观察灾荒的偏向。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经济建设和防灾、抗灾的需要，许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展开了对各种自然灾害规律的探讨，从天象、气象、水文、地质、地理、生态等角度，系统地揭示了几千年来特别是近500年来旱涝风虫地震等各种灾害的演变趋势、自然成因及其影响，提出了灾害防治的技术、工程对策，这是灾荒史研究的一个巨大成就。不足的是，灾荒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几乎很少被纳入当时的研究视野。其实，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都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自然灾害，当然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但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使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所以，只有从灾荒同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中，才能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揭示自然灾害各个方面的本质。这也许正是灾荒史研究在近20年中取得的最重要的学术进步。

    (3)初步形成了一支虽然人数不多，但结构合理、思想活跃的专业队伍。学科发展的基础在人才。这种人才由两部分人组成，其一是并不专门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学者，但他们对这一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自己的主攻方向中，随时找到可以与灾荒史结合的切入点，并作出相应的学术贡献。另一种是以灾荒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专业人员，他们是学科建设的骨干力量。前一类人才应力求其广，后一类人才应力求其精。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灾荒史的专业人才建设机制已经初步形成，2005年8月召开的“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就是一个十分生动的证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几年前要想组织这样一个会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存在这样一支队伍。现在，不但选择灾荒史为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工作者不断增多，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经常性地招收灾荒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的还设立了以灾荒史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博士后流动站，这就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人力保证。

谈到中国灾荒史的学术发展，应该指出，清代灾荒研究的成果是最令人瞩目的，在今后的发展中，清代灾荒史也依然会成为研究重点。这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决定的：首先，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研究清代的灾荒，对今天有着最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清代灾荒极其严重，而人民群众的抗灾斗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的救荒机制及实际运作，也集古代荒政之大成，更加完备和系统，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同时，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清代的救荒体制也发生了由古代到近代的转型；最后，迄今留下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也以清代为最多，例如我们所编的《中国荒政全书》中，清人所写的荒政著作就占了全部资料的90％强，不可谓不宏富。

二、灾荒史研究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

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种客观需求越来越深刻地为社会所认识和了解时，才有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社会面貌瞬息万变。这种情况，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对于社会和灾荒的关系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的能力，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有效地防灾、抗灾、救灾的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人类不恰当地对待自然界，迅速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反而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日益增高，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不久以前，联合国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在最近30年时间里，城市快速扩张，大片的森林遭到破坏，内陆的湖泊干涸，触目惊心地展示了人类对地球的破坏性影响。

    正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严重性，1987年11月，联合国第42届大会通过了169号决议，把20世纪最后10年定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10年”，并成立了“国际减灾10年委员会”。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国际减轻自然灾害10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10年行动纲领》，目的是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成就，提高各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轻自然灾害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经济失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积极响应并参与了这一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也是灾荒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背景。作为例证，我们可以举出下面两个事实：10卷本、近3000万字的《灾害管理文库》，主编即由中国国际减灾10年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范宝俊担任，整个工作也正是中国实施“国际减灾10年”行动纲领的组成部分；我们编写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也在《前言》中明确说明，出版这部书“是参加这项(国际减灾10年)活动的一个小小的努力”。

    从中国的国内情况来说，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总结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问题，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科学发展观作了这样的表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1)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这种和谐社会的特征，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内容，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而这些，正是灾害史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谈到这里，自然不能不提到中国正在着力进行的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努力。除了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外，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加大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加紧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队伍的建设等，力争人文社会科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能这样做，因为大家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民族振兴中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地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种认识，为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总之，不论从世界范围还是从国内情况看，都出现了有利于灾荒史研究的社会大环境，再加上学术界自身所取得的种种进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里，灾荒史研究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开创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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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锦涛主席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的讲话。

三、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研究要重视五个“结合”

良好的学术环境、紧迫的社会需求，毕竟只是灾荒史学科发展的客观条件。要使灾荒史研究取得真正突破性进展，最终还得凭借学者们艰苦细致、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我以为要特别重视五个方面的结合。

一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结合。一般说来，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是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明显趋势。而对于灾荒史来讲，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倡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在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的交叉与渗透，尤为重要。因为灾荒史研究的对象，既有自然的，又有社会的，特别是要从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揭示问题的本质，发现事物的规律。不要说仅靠一支队伍的孤军奋战，无法完成对灾荒史全貌的科学认识，就是两支队伍各自为战，互不通气，也会因视角的狭窄和方法的局限，难以对历史真相作出完整、全面和准确的判断。如果两支队伍携起手来，或者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多加切磋，或者对重大课题进行联合攻关，一定会大大增强创新的能力，大大推进学科的进步。

二是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同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的结合。创新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不懈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因此，大力加强学术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灾荒史研究并不是一个老的学科，因此，不论是在打开新的学术视野、提出新的学术课题、掌握新的历史现象和表征、作出新的历史分析和判断等方面，都有着可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历史资料是认识历史的根据和基础，没有对历史资料的系统发掘和整理，学术研究的创新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勉强去做也不免成为无米之炊。必须克服重学术研究、轻资料整理的错误倾向。事实上，灾荒史的资料，既大量存在，又分散难找，亟需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作有计划的发掘整理。例如，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志，组织力量初步摸底，仅比较集中的有关清代灾赈档案就达四万余件，还不包括分散在其他案卷中的档案资料。如果这部分档案整理出来，必然会对清代灾荒状况提供大量的新情况和新材料。

    三是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的结合。正确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像灾荒史这样既包括基础研究又包括应用研究的学科，科学地、合理地对待二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既不能认为只有基础研究才是学问，才有理论性和思想性，应用研究不过是具体的工作计划和对策方案，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也不能反过来，认为只有应用研究才有现实价值，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基础研究不过是不着边际的空谈，是无裨实事的纸上谈兵。灾荒史研究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包括再现自然灾害肆虐人类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不断提高大家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总结人类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防灾抗灾斗争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探索和把握各种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好地掌握防止和减轻自然灾害的主动权；提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的各种对策建议，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在这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者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出发点，应用研究也离不开深厚的学术根基。厚此薄彼，有失偏颇；互济互动，相得益彰。

    四是中外学者的结合。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要求人们更多地站在整个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去面对和思考人类生存所无法回避的各种问题。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如土壤急剧退化、温室效应升高、森林面积锐减、海洋污染严重、生物物种减少、人口压力巨大等等，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变本加厉地蔓延。全球的自然灾害，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愈来愈频繁的趋势。面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动员全世界的力量进行共同的斗争，无疑是十分必要的。2004年印度洋地震引发的海啸大灾难之后，一些学者，如德国基尔大学灾害研究专家沃尔夫·东布罗夫斯基就发出了加强全球防灾活动、制定全球防灾计划的呼吁；在2005年年初举行的“世界减灾会议”上，中国政府的代表也强调了进一步开展防灾减灾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灾荒史的中外学者之间，加强学术交流，不仅相互提供学术资料，交流学术心得，共享学术成果，而且广泛开展实质性的共同研究，就成为一项切实而紧迫的任务。

    五是学术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专门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学术工作者，数量毕竟是有限的。但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是涉及男女老少每一个人的事情，社会上还有一支数量庞大的防灾抗灾的实际工作者队伍。他们对于社会灾荒的各个方面，有着形象具体的切身体察，有着广泛生动的感性知识，有着丰富深刻的工作经验，他们理应成为学术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和思想源泉。一般说来，任何一门科学，哪怕是最深奥的学问，如果不同鲜活丰富的社会生活发生紧密的关联，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更何况像灾荒史这样同广大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如果我们不从广大群众的生动实践中吸取营养，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反响，那就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成为迫切的时代要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拓展和深化中国灾荒史研究，力争在这一领域取得新的学术成就，走向学术繁荣，应该是史学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