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处:《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唐纳德·沃斯特，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译者侯文蕙，青岛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

内容提要：历史学者总是臆断人类生活在自然世界之外。环境史质疑这种假设，并且坚持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对自然施加着影响，同时自然也对我们具有影响。这种新的观念聚焦在三套相互作用的变化之上:地球的各种系统(气候、地理、生态系统)伴随时间的变化，自这些系统中谋求生计的生产模式的变化，以及文化态度的变化及其在艺术、意识形态、科学和政治中的表现。这门新的历史学在其方法上是跨学科的，而在其含义上是跨国界的。

关键词：环境史 自然 分析模式

过去，历史研究曾经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1]大家都认为，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而唯一重要的领域就是民族国家。人们根据推测去调查总统和总理们的各种谋划，各种法律的通过，法院和立法机构之间的斗争，以及各种外交磋商。实际上，这种自以为是的古老历史也并没多长时间——仅仅有一个或顶多两个世纪。它是伴随民族国家的权力和影响而出现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达到了接受高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往往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他们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去追溯各自国家的崛起，各个国家政治领导权的形成，以及和他们争夺财富与权力的敌对者。

但是，曾几何时，这种视历史为“过去的政治”的观点开始动摇起来，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向一种更加全球化的方向演进;或者，某些人会说，是趋向于一种更为民主的方向。历史学家亦开始怀疑历史完全是由极少数掌握国家权力的伟大人物所操纵和控制的观点。学者们开始揭示长期被埋没的层面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试图重新构建一部“自下而上”的历史。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往下再往下，一直深入到被掩盖着的阶级、性别、种族以及等级的层面中去。在那里，我们将会发现那种表层的政治究竟是由什么塑造起来的。现在，另一群改革者———环境史学家们，也悄悄地加入进来了，他们坚信，我们还必须更深入，要深入到作为历史的一种动力和存在的地球本身当中去，从中我们甚至会发现更多的始终都在发挥着作用的基本力量。为了接近这些力量，我们必须不时地走出议会的议事厅，走出医院产房和工厂，共同走出门去，徜徉在田野、树林和露天当中。现在我们已经买了一双结实的步行鞋，我们不可能不让它们沾上些泥巴。

这种要把历史的视野扩展到包括一个更深邃更广阔的多学科领域的做法，至今仍尚未威胁到作为历史学家的固有领地———民族国家———的最高权力。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历史，依然纠缠在国界之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历史(至少就近现代而言)一直倾向于狭隘的国别的研究，这在所有学科中是非常特别的。这种叙述过去的方法具有一种不可否认的优点，即在面对混乱的威胁时得以保留某种有序的表象，这是一种把所有层面和力量都加以综合的方法。但是同时，它却可能给新的不完全适于在国界内的探索设置障碍，这其中就包括环境史。这个新领域中的很多问题公然反对狭隘的国籍，例如游荡在非洲撒哈拉的土阿雷格(Tuareg)游牧部落，或在世界海域中捕获巨鲸的活动等问题。当然毫无疑问，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课题，如本书中的几篇文章所阐述的那样，是严格的在单个国家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研究的。不过也并非完全如此，而且在未来将要书写的历史中，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

总之，环境史所扮演的，是努力要使历史这门学科在叙事上比其传统具有更大包容性的修正者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它摒弃那种习以为常的假设:人类的经历是不受自然约束的，人类是一个独特的和“超自然的”物种，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的生态后果可以被忽略不计。旧历史可能难以否认我们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如其通常的那样枉顾这一事实，假定我们一直都不是，也并非真正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不过，环境史学家们则意识到，我们不能再继续如此天真了。

环境史的观点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正值关于全球困境的各种会议召开之际和几个国家的环境保护运动汇聚力量之时。也就是说，它开创于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反省和改革的时代。历史学并非是唯一被不断高涨的民众忧虑情绪所触动的学科，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同样也有反应。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兴趣经历大起大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在问题自身变得越来越复杂、缺乏轻而易举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学术界的兴趣却在不断增长，并且变得越发练达起来。因此，环境史源自于一种道德目的，其自身也负有强烈的政治使命;但是，伴随它的成熟，它又成为一项学术事业，是不能依靠任何一种简单的或单一的道德或政治议程来促进的。它的宗旨则是要深化我们的一种认识:人类是如何一直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反过来，他们又如何影响着环境，并且产生怎样的效果。

这一新史学的最活跃的中心之一是美国，事实上，它所凭借的无疑是来自美国在环境事务上的领导地位的实力。最早试图给这个领域下定义的是罗德里克·纳什的文章《环境史的身份》。[2]纳什建议把我们的整个环境看成一种历史档案，在其中，美国人书写着他们自身及其思想。最近，理查德·怀特在追述这门学科发展的综合研究[3]中，对纳什以及资源保护历史学家塞缪尔·海斯(SamuelP.Hays)的开拓性工作给予赞赏;同时也提到，美国史学中的边疆和西部学派已经先行一步在这些关注土地的人物中，有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Turner)、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伯(Walter P.Webb)以及詹姆斯·马林(James Malin)］。当这门学科超越了海斯的资源保护主义政治和纳什的思想史，而把重点放在环境本身的变化，并再次对环境在美国社会创建中的作用表示关注时，这些较老的渊源便越来越为人们所追忆。

另一个革新中心是法国，尤其是与《年鉴》杂志相联系的那些历史学家，他们对环境的关注至今已有数十年了。该杂志于1929年由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他们俩均对社会的环境基础有兴趣，布洛克研究的是法国农民的生活，而费弗尔是一位社会地理学家。后者的得意门生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也使环境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在他关于地中海的巨著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布罗代尔看来，环境就是大地的形式———山脉、平原、海洋———是一种在长时段中塑造人类生活的几乎无穷尽的因素。他认为，历史并不只是个体生命中种种事件的演替;占比例最大的，首先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的历史，“是其中一切都在慢慢变化着的历史，是不断重复，持续循环的历史。”

和美国的边疆史学家一样，法国的年鉴学派发现，他们研究环境的兴趣由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群众运动而重新被激发了起来。1974年，《年鉴》杂志发了一期“历史与环境”[4](Historie et Environnement)专刊。伊曼纽尔·拉杜里，其本人便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一篇简短的序言里对这个学科的规划做了如下描述:“环境史把最古老的和当今史学中最新的主题连接了起来:流行病和气候的演化，这两个因素是人类生态系统中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一系列自然的不幸都是由缺乏远见而加剧的，或者，甚至是由于一种荒谬可笑的以愚蠢的拓殖为代表的‘心甘情愿’所带来的;自然的破坏，是由高速增长的人口，或者说是由工业过度消费的掠夺而造成的;都市和制造业所生成的种种令人生厌的东西，导致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市区喧嚣拥挤的人群是与飞速的城市化阶段相对应的。”拉杜里否认这种新历史仅仅是一种一瞬即逝的时尚，他认为，事实上，这一探讨作为一种走向“生态史”(“histoireécologique”)的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很久之前便已开始进行。

很多关于环境史的资料，实际上散落于四处已有很长时间;然而，却是鉴于最近的经历，它们方始被重新组织起来。它们包括各种关于潮汐和风、洋流、各大洲相对的位置以及创造着我们的陆地和水的基础的地质和水文力量的资料。它们涵盖了气候和天气的历史，因为这些因素才决定了收成的好坏，导致了价格的涨落，终结或促成了各种流行病的发生，引起了人口的增长和减少。所有这些都是贯穿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强大影响力，而且将持续下去;例如当强烈的地震毁灭了城市，由于旱灾而带来了饥饿，河流限定了居民的流动的时候，即是如此。这种影响仍在20世纪持续，而这些事实则证明，我们对环境的控制尚且远未达到令我们完全满意的程度。然而地球上那些生命资源则属于一种多少有所不同的种类，生态学家乔治·伍德维尔称它们是一切当中最为重要的:植物和动物(人们或许还会把土壤当做一种有机混合物加进去)，“维持着一个适合生命栖息的生物圈，”[5]——伍德维尔如是说。这些资源远比那些非生命资源更易受人类左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各种病菌也是这个生命领域中的一部分，尽管有医药的效力，它们仍然是我们命运中的一种决定性力量。

因此，用专业语言来说，环境史就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位置的历史。按照通常的概念，我们认为“自然”是一个非人类的世界，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并非是我们所创造的。“社会环境”，那种人类之间在缺少自然的情况下相互影响的状态，是不包括在内的。建造的或说人工的环境也一样，那是人们制造出来的一簇簇东西，它们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其周围组成了一种“第二自然”。逐渐地，随着人类的意志将在森林里、在基因库中，在极地冰冠上打上它的印记，在“自然”和“人工”之间似乎就可能不存在实际的区别了。然而，差别是值得保存的，因为它提醒我们，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力量在运转，它们并非完全来自人类，有些力量一直都是自生自灭的。建造起来的环境全然是极富表现力的文化，对它的研究已经在有关建筑、技术和城市的历史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在森林以及水循环之类的现象中，我们便遭遇了那种不是由我们所驱动的自发的力量。这些力量冲击着人类的生活，激发起某种反应、某种抵抗、某种雄心。因此，当我们跨越人类自我关照的世界，并与非人类的区域相遇时，环境史便发现了它的研究主题。

这门新的历史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它强调三组议题，力图回答三组问题，尽管这三组问题并不见得必须在同一课题中出现，每个答复都要凭借一系列其他学科，并且利用特殊的分析方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它在过去的时代中是如何组织运作的。我们把自然的有机和无机的两个方面都包括在一起，特别要将一直是自然生物链一环的人类包括在内。它时而发挥着子宫一样的作用，时而又做着像胃一样的工作;时而是进食者，时而又是被食者;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者。这门历史的第二个层面则介入了社会经济学领域，因为它是与环境相关联的。在这里，我们涉及工具和劳动，涉及从劳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涉及人们设计出的种种生产加工自然资源的商品的方式。一个组织起来在海上捕鱼的共同体，可能有着与在高山牧场放羊的人们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性别角色，或季节节奏。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环境的或者其他的力量，很少是通过一个完美相称的社会来分布的，因此，确定力量的结构是这一分析层面的一部分。接下来，对历史学家来说，构成第三层面的则是那种人类所遭遇的更难捕捉而且独一无二的类型了———它是纯粹智力和思想的。在这一层面，概念、道德、法律、神话以及其他意义的各种结构，都成为个人和群体与自然之间的对话的一部分。人们不断地忙着建构其周围世界的地图，以便辨认某种资源，确定哪类行为可能使环境恶化并且是应该禁止的，而且，一般来说以便于选择他们生活的目标。尽管为了分类清晰的目的，我们可以试图区分环境史研究的这三个层面，而事实上，它们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富于活力的探索，在这个探索中，自然、社会的和经济的组织、思想和愿望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对待的。这个整体的变化，如自然的变化、人类的变化形成了贯穿古今的辩证法。

这就是总体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项目。它把各个问题，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带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广阔的序列，而非某种新奇神秘的专业。在这样的综合中，我们期盼着新的问题和答案的出现。

一、过去的自然环境

环境史学家们必须学会某些新的语言并提出新的问题。无疑，在那些必须要学会的语言中，最为新异的就是自然科学家的语言。那么多数字、规律、术语以及实验，这一语言对历史学家来说就如同马可波罗面对着中国人一样陌生。然而，即便只对它的词汇略有涉猎，那也是一笔怎样的要被理解和珍藏的财富!地质学的概念，把我们的历史观念推回到了更新世、志留利亚纪、前寒武纪。在漫长的岁月里，温度和降水在气候学的曲线图上上下摆动着，却与国王和帝国们的安全并无关系。有关碳和氮循环的土壤的化学，它的伴随盐、酸出现而浮动的酸碱平衡度，确立了农业中的许多术语。它们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为文明兴起的研究增添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当它们在一起时，自然科学是环境史家的不可或缺的助手。环境史家必须从重建历史的景观开始，去了解在人类社会介入和重新安排它们之前，它们是怎样的状态并如何运转的。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生态学，它是探讨有机物之间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科学，它为环境史学家提供了最为巨大的帮助。之所以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从查尔斯·达尔文开始，生态学在考虑过去的同时也考虑现在的相互影响，它是进化研究所必需的。同等重要的是，生态学就其本质而言，关心所有植物生命的起源、分布和组织。迄今为止，植物构成了地球生物数量的主要部分。自有历史以来，人类一直都在极大地依赖着它们，从它们那儿得到食物、医药、建筑材料、狩猎基地以及抵御其他自然的缓冲区。更经常的是，植物一直是人类为生存和繁荣而斗争的联盟。因此，与其他领域相比，在人类与植物的交界处，环境史集中了更多的议题。抛开了植物生态学，环境史便失去了它的基础、它的连贯性、它的第一步。

这一事实令某些学者如此铭记在心，以至于他们不是说研究“环境史”，而是说研究“生态史”，或者“历史生态学”。他们旨在坚持与科学的紧密联盟。多年前，科学家和资源保护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谈到“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时，就已突出过这样一种联盟。他自己就曾用这种方式来说明印第安土著、英国和法国的贸易者以及美国居民为肯塔基的土地———西进运动中的枢纽———所进行的竞争。沿着肯塔基低洼地所生长的野藤，对任何农业垦殖来说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美国人非常幸运，当野藤被焚烧、啃食和砍伐殆尽后，蓝草便布满了这个地区。而蓝草则是任何寻求一块宅地和一片放牧牲口的牧场的农场主可能需要的全部。成千上万的美国农民进入了肯塔基，斗争很快就结束了。利奥波德问道:“如果这片黑暗、带着血污的土地上所固有的植物演替，在拓荒者的影响下所给予我们的是某种无用的野藤、矮树丛或者杂草，那将会是什么样的状况?”[6]肯塔基会如它当初那样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吗?

在利奥波德呼吁将历史和生态学融合到一起后不久，堪萨斯大学的历史学家詹姆斯·马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7]引起了他所称的“对美国的历史进行生态学的再探讨”。他尤其注重探讨当地的草原和它们为美国人，以及在其之前为印第安人所设置的关于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自19世纪末以来，来自一个较为湿润和多树的国度的白人居民，曾一直尝试着在这片干旱无树的平原上创建稳定的农业，然而最终却难免混杂的结果。给马林以深刻印象的是，这些居民在不得不抛弃其旧有的农业技术之前，就已经成功地将这片土地转变为繁荣的小麦农场了。在不满意传统历史的同时———他不曾注意到这类事情，马林发觉自己在阅读生态学家的著作时找到了正确的问题来做探讨。他是带着一定的自由度来阅读它们的，他把它们看做是一种灵感的源泉，而非一套僵硬的模式。他认为，“生态学的观点对历史研究是有价值的，这并非是幻想历史就此便可以转变为科学，而是仅仅把它当做一种观察客观事物和历史过程的方法。”

这是一些发生在30或40年以前的结合。自那时以来，生态学已经发展成一种较为严密的精确的科学，带有各种精巧的自然过程模式，因此，无论是马林或是利奥波德那种随意的结合似乎都已不再适用。环境史学家们已经不得不从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进行阅读，尽管他们仍然面临着马林的问题:确定他们的历史究竟需要变得如何科学，以及科学中的哪种思想是能够或应该采用的。

今天的生态学提供了众多了解其环境中的有机物的角度，在史学上，它们有许多用途，但同时也有其局限。例如，人们可以去探讨单个的有机物及其对外部条件的反应;换言之，即可以从个别的生理学的角度研究适应性。或者，人们可以追寻一个区域的植物或动物种群规模大小的变化，它们的繁殖率，它们进化的成效和失败，它们的经济学分类。尽管这两类探讨可能对人类社会来说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但是还有一个第三种方式，从历史学家必须了解处于混合状态下的人类和自然的角度上说，它是最有启示的。

当很多物种的有机物汇集到一起时，它们形成了共同体，其构成通常极为不同，而今，它们更常被称为生态系统。一个生态系统是由科学所做的最大的概括，它包容了单独一个地方的自然界中一切相互制约的有机和无机因素，它们全都处于一种动态的互有回报的关系当中。[8]某些生态系统很小，很容易界定，例如新英格兰的一个池塘;而有些则是散乱和难以定义的，它们可以大如亚马逊雨林、塞伦盖蒂平原(坦桑尼亚———译者注)，甚至整个地球。它们通常为大量的从机械论和控制论衍生出来的语言所描绘，例如自我平衡，就像一架不停地自动运转的机器，当它变得过热时可以自己降温，当它慢下来和发出啪啪声时可以自行加速。外部的干扰可能会影响那种平衡，暂时打乱机器的节奏，但是它总会(或几乎总会)返回到某种稳定的状态中。组成一个生态系统的物种数目在某个既定点上下波动着，贯穿在机器中的能量的流动是持续不断的。生态学家感兴趣的是，这样的生态系统在不断的干扰中是如何有效地运转的，又是如何及为何崩溃的。

然而，恰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生态科学尚未取得明晰共识的难题:这些自然系统有多稳定，又多易被颠覆?那种认为在人类到来之前它们是平衡和稳定的说法是否准确?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在其平衡上所出现的变化要达到何种程度才会是过度的，以致伤害或摧毁它们?对个体的伤害是容易界定的:或是损害健康，或是最终导致死亡。同样，要断定对一个种群的伤害也不难———很简单，当它的数目减少时就明白了。但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伤害就成了一件较有争论的事。没有人会怀疑，当所有的树、鸟以及昆虫都死了时，就意味着一个雨林生态系统的死亡，或者，一个池塘的干涸将招致一个系统的终结。然而，大部分变化都很少是骤然发生的，伤害的程度也是不大易于测量的。

确定生态系统损伤的困难同时适用于由人类和非人类力量造成的改变。例如，一个南美洲部落可以用他们的大刀在森林中清理出一小块地，种上几种作物，然后又让这片土地恢复成森林。这种所谓的swidden，或叫做刀耕火种的农作，一般都认为对生态系统是无害的，最终其自然平衡都得到了再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当这种耕作的强度加大时，森林繁衍自身的能力必然会受到永久的损伤，生态系统也会受到伤害。那是一种怎样的程度?生态学家尚不能肯定，也不能给予确切的答案。由于这个原因，生态史学家最终更经常地谈论人们所导致的环境中的“变化”——一个中性的明确无疑的术语，而不是“伤害”，这个更有争议性的概念。

直到最近，生态系统科学的权威一直是尤金·奥德姆，这是因为他的那部再版多次的非常流行的教科书———《生态学原理》。[9]奥德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生态系统论者，他把整个自然看做按照等级组织在一起的系统和亚系统，它们都是由和谐地、自我平衡地运行着的各个部分组成，每个系统的节奏与18世纪的钟表式的自然极为相似，从不会漏掉一声嘀嗒。不过早先的说法是企图说明它是神圣的创造者设计的结果，而奥德姆所解释的却是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但是，生态学家们开始逐渐远离奥德姆的有序画面。以史前生态学家为首，尤其是古植物学家，他们从泥煤沼中搜集芯样，通过花粉分析，试图重建古代的环境。他们发现，奥德姆的蓝图有些凝滞。回溯到冰川世纪及其之前的时代，他们发现，自然中存在着大量的无序和激变。批评者们说，脱离了时间的生态系统可能会呈现出使人安心的永恒面貌。但是除非如此，在真正的、历史的世界里，它们是更混乱的，而不是有秩序的，是更多变的，而非稳定的。

科学家的不同意见，部分涉及证据，部分则涉及观念，就如同在争论一个杯子是半空还是半满一样。退到很远的地方，在外空中的杳渺之处，就如詹姆斯·罗夫洛克(James Lovelock)所曾试图想象的那样，地球看来仍然是一个极其稳定的地方，在十亿年里，有机物都维持在高度适于生命的状态:大气层中的气体比例恰到好处，净水和沃土都很充足，尽管变迁在不断地延续，冰层显现又消失，陆地向四处飘移。然而从宇宙的视角看来，情况可能就是如此。但是，在密切的观察下，这个有机世界大概就呈现了一个极为不同的方面。站在北美的任何一片已知的田野里，沉思其已过去的几千年，甚至只是10年，生态学家给予这些年代的结论都会是变化、不断地变化。

在如何将生态学转化到历史学当中还有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极少有科学家已意识到人们或人类社会是他们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他们把人当做令人分心的无足轻重之物而置之度外。但是，人是历史学家们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他们的工作需要把科学家们散置的东西归拢到一起。

人类或以其他有机体的同类———生物有机体，或以文化的承载者的身份参与到生态系统之中，尽管这两者之间极少界限分明的区别。这足以说明，作为有机体，人是不能在一种绝对不受伤害的隔离状态中生存的。他们当然是如同其他物种那样生息着，而他们的后代的生存或死亡，也必须取决于食品、空气以及水的质量，取决于不断侵入其身体的微生物的数量。就这些方面或更多的方面而言，人类是地球生态秩序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过去环境的任何重建，都不仅包括森林和沙漠，蟒蛇和响尾蛇，而且也包括作为生物的人类及其在繁衍中的成功与失败。

二、人类的生产模式

使人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最明显的事实就是，人创造了文化。对于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可谓见仁见智。它的确具有诸多定义，就初衷而言，可以说，它的定义倾向于将那些包括智力和物质的活动以及那些专门侧重于智力的活动划分开来，二者的区别是符合我们环境史第二和第三层面的分析的。在这一部分，我们考虑的是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它对于社会组织的含义及其对自然环境的作用与反作用。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自然都为人类居住提供了一套为他们谋求生存而存在的易于适应的但又有限的可能性。举一个极端的关于极限的例子:生活在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就不可能期待成为农场主。相反，他们一直老老实实地通过打猎来维持生活，而非依靠撒种、犁地和弋获其他较温暖的低纬度地区的动物。他们通过在冻土上猎捕驯鹿，在浮动的冰块中追捕大鲸，按季节采集蓝莓，以及钓鱼来获得食物。尽管这些可能性的范围是很狭窄的，但它们是技术的产物，也同时是自然的馈赠。技术是利用技巧和知识去开发环境。在爱斯基摩人中，技术在传统上就是鱼钩、鱼叉、雪橇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尽管受到自然的约束，这些技术仍然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在别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到达的食物领域，例如一只用海豹皮制的船能让他们冒险向更远的海域去追捕可作食物的动物。今天的爱斯基摩人，当他们受到物质上更为先进的文化的浸染时，他们则有了更多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用飞机从加利福尼亚输入小麦和柑橘。他们可以忘记他们传统的食物是如何获取的，放弃他们的独特性，放弃他们精神上的独立，放弃他们与冰雪世界的亲密。环境史的很大一部分所探究的正是这种在生存模式及其对人类与地球的影响中发生的变化，不论它们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

在历史学家们研究这些工具和食品之类的基本问题时，他们很快就发觉，还有其他的学科也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其中就有人类学，环境史学家们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这方面的著作。他们开始从人类学中寻找生态拼图中那些关键性碎片的线索，理解人类物质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技术是否可以被看做自然界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如同北极熊的毛皮、老虎的利齿、瞪羚飞速的敏捷一样，都是在生态系统中运转的相应结构?或是否应该认为是文化将人从自然中划分出来并将其置诸于外?自然科学家们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每一部分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从而也对整体的运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每一部分都受到它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系统之中这一事实的巨大影响。那么文化以及创造了文化的社会是否也可以被看做以这种双重身份发生作用和受作用的呢?或许最好是把它们描述为形成自身特有的，只是在极少的、孤立的情况下才与生态系统交织在一起的“文化体系”?或者———为了使这个拼图变得更为复杂，——人类是在用技术创造一系列新的、人工的、需要持续的人类管理的生态系统吗，如印度尼西亚的一片稻田或德国的一片精心管理的森林?当然，对于这类问题，并没有一套单独的或者一致的答案。但是人类学家，作为对人类行为研究范围最广阔、理论最自觉的观察者，可以提供某些具启示作用的见解。

人类学有关此类问题的思考完全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只是到了近30年或40年里才显现出一个生态学派(一个没有固定课程的学派，带有尚在争论中的诸如文化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以及文化唯物论之类的标签)。有关这方面文献的最佳指南大概是约翰·贝内特的《生态学的变迁》，[10]尽管还有另外的一些有用的论述，如艾米利奥·莫兰(Emilio Moran)、罗伊·艾伦(Roy Ellen)、罗伯特·内廷(Robert Netting)等人的观点。贝内特给生态学派的定义是:研究“人类怎样和为什么利用自然，他们如何把自然并入社会，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其自身、自然和社会做了些什么”。在这些人类学家中，有人坚持，文化是一种完全自主的超机体的现象，在自然之外出现的，而且只有从其自身的角度方可被理解的。不同的是，另有人强调，在某种重要的程度上，所有的文化都是自然的表达，从而不应该被生硬地归入它自身的、独立的范畴之内。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但是对现代而言，可以说自公元1500年以降，贝内特关于文化力求战胜自然，宣告自身从自然的极限中独立出来的论断是相当精准的。我们也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一论断所言的环境后果。

在建立文化的生态学研究上，没有人能超越朱利安·斯图尔德。斯图尔德于1955年出版了一本极富影响力的著作———《文化变迁论》，[11]“文化生态学”的思想即来自于此。他的研究从讨论人的经济生产体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入手，探察他们选择开发的是什么资源，以及为这种开发所设计的技术是什么。他把这种为生计而进行的活动称做“文化的核心”。随后进一步探查这样一种体系是如何影响着人们彼此之间的行为，也就是说，为了生产其生活所需他们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各种社会关系转而构成了文化的其他方面。他的某些最有趣的个案研究是古代世界的大水利帝国，在这些帝国里，在干旱环境下对水的大规模控制一再与社会政治组织取得一致。他希望，这种管理会证明人类进化的一个总的规律:并非是旧有的维多利亚式规划，使所有的文化都沿着一条从狩猎、采集到工业文明的单一固定的进步路线前进;而是另外一种规律，它表明了文化进化的多元线路，时而分化，时而融合，时而彼此相撞，望不见终点。

斯图尔德在新的生态学研究上的领导地位，直接和间接地鼓舞了较年轻一代的田野研究者，他们散布到了世界各地。约翰·贝内特去了加拿大草原;哈罗德·康克林(Harold Conklin)在菲律宾;理查德·李(Richard Lee)到了非洲的布须曼人(Kung Bushmen)那里;马歇尔·塞林斯(MarshallSahlins)到了波利尼西亚;罗伯特·内廷(Robert Netting)则去了尼日利亚，观察那里山坡上的农民;贝蒂·梅格斯(Betty Meggers)去了亚马逊盆地;克里夫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来到印度尼西亚;而其他人还前往了其他地方。不过最重要的人物是马文·哈里斯，他吸取了斯图尔德的思想，并使其转变成为一种广博的、令有些人不满的、高度简化的关于自然和文化关系的理论。与斯图尔德一样，他认为“技术—环境”(即技术在环境中的应用)为各种文化提供了核心，它是影响人们彼此如何相处、如何思考这个世界的主要力量。在核心问题上，他甚至是比斯图尔特还要强硬的决定论者。同时，他对这个核心的动力更有兴趣。他确信，技术—环境系统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当然也不是永久的，一种加大生产强度的趋向总是存在的。它可能来自人口的增加、气候的变化或者国家之间的竞争。无论原因何在，结果总是一样的:环境枯竭，效率低下，生活水准下滑，被迫迁徙———或者，如果没有新地方可去，则会被迫从当地去发现新的工具、技术和资源，以便创造另一个技术环境。换言之，这种环境的衰败可能是悲剧性的，令人不快的;或许，如果人们成功地奋起迎战，它也就可能意味着是一种新文化的胜利诞生。哈里斯称这种理论为“文化唯物主义”。显然，这一理论不只是从斯图尔德那里推导出来的，而且受到了最近的能源短缺，当今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技术环境的衰落，以及像马尔萨斯那样担心世界资源匮乏的焦虑情绪的影响，尽管哈里斯会认为一个匮乏的时代也可能是一个机会和革命的时代。

马文·哈里斯明确地比较过他的文化唯物论和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后者给予世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认为历史是由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推动前进的观点。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一个看到的是按照报酬递减率出现的，来自整个社会对自然的掠夺而发生的变化;另一个强调社会的内在冲突是历史的根本动力，而自然则是其消极背景。不过，这两人之间的距离大概也并非全无希望弥合。人们只要稍稍向哈里斯那里加入一点儿马克思主义，强调一下在导致衰落和生态不平衡的各种因素中还有阶级及国际之间的竞争就可以了。资本家们设计了一种社会和技术秩序，使他们富有，并提升了他们的权力。他们为批量生产建立了工厂，通过他们的技术，对劳动阶级的管理，以及他们的欲望，他们将地球推向崩溃。生活资料由于无休止的需求、无休止的消费、无休止的地位竞争而被重新定性。这种体系终究是要自我崩溃的，然后就会有一个新的取而代之。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加添哈里斯的生态因素来改良马克思主义，以帮助说明阶级的兴起和阶级矛盾。把两种理论放到一起，他们将更能说明问题，做到优缺互补。就历史的进程是由各种物质力量形成的角度来看，几乎无人会否认它们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毋庸置疑地需要某种如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的东西。

生产模式是一个无终点的战略进军，其复杂性堪比在一个热带雨林的遮蔽下繁殖着的无数种昆虫，或珊瑚礁中的斑驳陆离的鱼的分类学。就广阔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谈论诸如狩猎和采集、农业以及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之类的模式，但是这仅仅是任何一个纯分类学的简单轮廓。我们必须要把各种模式、次模式，或它们的变种都包括进去。如牛仔们穿越蒙大拿草原的放牛史，皮肤黝黑的渔民在马拉巴海岸的捕鱼史，拉普兰人追逐他们的驯鹿的历史，东京的工人在超市中购买袋装的稻米和海藻的历史。从这些及更多的例子中，环境史学家们欲了解自然在形成这种生产模式中的作用，同时，反过来，这些生产方式对自然又发生了什么影响。

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态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对话。尽管这两个词在语源学上同出一源，它们要表达的却是两个单独的概念;而且有充足的理由说:并非所有的经济模式都是生态上可持续的。有一些延续了许多世纪，甚至上百万年;而另一些则刚刚出现，随后就凋零了，在适应能力上是失败者。于是，最终，在过去的漫长的年月里，还没有模式能永远完美地适应环境，否则历史就将全无变化。

三、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人类是拥有思想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在那些最庞大和最重要的思想中，有一个名字叫“自然”;更准确地说，“自然”并不是一种思想，而是很多思想、很多含义、很多思考、很多感觉，它们都堆积重叠在一起，并常常处于一种无系统的状态。每个人和每种文化一直都在创造这样的堆集物。我们可能认为，当我们运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说什么，可我们却常常是一旦说起来就意味着好几种情况，结果听者可能得动动脑筋才能弄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也可以认为，自然是指某种完全与我们自己相分离的东西，是“外面的”某个地方，其位置是固定、具体和清晰的。从某方面来说，确实如此。自然是一种秩序和过程，这个过程并非我们所创造，即便没有我们，它也将继续存在下去，只有歇斯底里的唯我论者才会强调相反的观点。同样，自然还是我们头脑中的一种创造，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客观地去看待它，从它自身的角度，与它共处的角度，为它考虑的角度，我们都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陷入我们自己的意识和各种编织在一起的含义的囹圄之中。

通过研究人对待非人类世界的概念和价值观，环境史学家们在文化分析的层面上已经做了一些最为出色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已将人对自然的思考做了仔细的审视。他们对那种持久而普遍的思想的力量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使他们在谴责现今对环境的蹂躏时，会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远到《创世纪》和古代希伯来人申言要支配地球的民族精神;远到希腊—罗马人要通过理性来主宰环境的决心;或许还有那种更原始的专制的男性要凌驾于自然及女性之上的驱动力。这种思想的实际效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很难凭经验去探寻的，不过它并不妨碍、也完全不应当阻碍学者们在这个层面发表某些重大见解。或许我们过于夸大由我们的超凡智力生成的观念及其对自然的其余部分的影响。或许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来谈论我们的思想，却忽略了对我们行为的检验。然而，无论这类见解中的部分内容如何被过分渲染，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的思想是值得被深刻思考的有趣问题，而其中最有趣的部分莫过于我们对其他动物、植物及生育了我们的整个生物圈的反思。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说，在其研究中，环境史必然要把关于美学和伦理学、神话和民俗、文学和景观设计、科学和宗教等方面的内容包括在内，———必须要到达人类头脑与自然的内涵发生纠葛的任何地方。

对于这种史学家来说，其主要的目标是必须发现一种整体的文化———而非从中特选的个别部分———是如何理解和评价自然的，甚至在物质上最原始的社会也可能具有相当精深而复杂的观点。当然，复杂性可能来自未被化解的含混和矛盾，同时也来自深邃的思想。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似乎尤其充满了矛盾，他们可以通过房产开发、开矿、砍伐森林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大规模地破坏土地，然后又可以来个大转弯，反过来去通过法律保护在一个荒漠的泉里游泳的几尾鱼儿。在这类行为中，有一些实在是令人困惑不解，而有一些则可能是非常合理的。如果考虑到自然变幻无常的特质，在环境呈现出真正的危机的同时又使人受益的事实，那么，这种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人类反应四处可见。但是仍然有数量不少的学者沉陷在“佛教的自然观”、或“基督教观点”、或“美国印第安人的观点”的谈论当中，似乎这些文化中的人都是思想单一，绝不复杂，意见一致，丝毫不具备双重情感的。我们应该肯定，每种文化中都有一系列的概念和价值观，而且从来没有一种文化是真正试图与它的环境完全和谐相处的。

但是思想不应该悬浮在苍穹的某处，完全不沾物质世界的尘埃及汗水，应当从它们与前一部分讨论的生活资料的模式的关系当中去进行研究。虽然历史学家不必将所有的思想和价值观归结到某种物质基础，但是他们必须懂得，智力文化是不会只从其自身当中蹦出来的。表示这种关系的一种方式是说明思想是社会性的建构，因此，它们反映的是这些社会的组织，技术环境及权力等级。人们因性别、阶级、种族和地区的差别，导致思想上的差异。男人和女人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处境多少有些不同，他们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会持有不同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极其不同的方式。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工厂主和工人，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亦然如此，他们可能生活在一起，或住得很近，但在看待和评价自然界上依然是不同的。史学家们一定要警惕这些不同，并防止对一群人或一个时代的思想做轻易的概括。

有时候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已将我们提高到这种物质条件之上，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取一种对自然运行的非个性的，跨文化的、无偏见的理解。收集和鉴别事实的科学方法被认为能够准确地阐明真理。这种自信是天真的。今天，撰写科学史的学者们几乎无人会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看法，他们将提醒人们，科学从未脱离过它的物质环境。尽管它可能确实是获取真理的一种更好的途径，尽管它向自然施加影响的能力肯定更为优越，但它仍然是由它的那个时代的技术环境和社会关系所缔造的。按照历史学家托马斯·库恩[12]的看法，科学并不是简单的事实的堆积，而是要把那些事实纳入到某种“规范”中去，或纳入到某种自然如何运作的模式当中。老的规范失去了其吸引力，于是新的起而代之。虽然库恩自己并不是从物质前提下推出这些规范的，但别的历史学家们却一致认为其间是有联系的。他们说，科学家们并非是在完全孤立于社会的情况下工作的，而是在他们的正常模式中反映着他们的社会、生产模式、人际关系、他们的文化需求和价值观。准确地说，正是由于这个事实，以及现代科学一直对自然界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事实，科学史成为这个新的环境史中的一部分。

最终，历史学家们必须直面这一巨大挑战:将各类思想作为生态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返观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如何做出选择，是怎样的逻辑、热情、潜意识的渴望，以及怎样的经验主义的理解令他们做出这些选择?各种选择又是怎样在仪式、技术和立法中表达的?有时，选择是在国家政府的大厅里做出来的;有时，选择是在一个神秘的横贯整个时代和各大陆的时代精神的范畴中进行的;而有一些，甚至在强大的集中化的机构下的今天，是由分散的家庭和农场、伐木者和渔民所决定的。我们常常对这类思想实践不做研究，或做得很不够。

正是人类学家又一次地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探寻角度和方法。在他们最令人好奇的田野工作中，有一项就涉及这种在小背景下出现的有关思想的问题。它出自新几内亚的一个山谷，曾穆巴格人(Tsembaga)在那里靠芋根、山药和猪生存。罗伊·拉帕波特的书《祭祖的猪》[13]成功地例证了人们可以去想象在一个单独的生态系统内部，人类和他们的智力文化是如何运转的。

出现在拉帕波特的研究中的曾穆巴格人，是一个与其环境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密切相关的族群。与那些和他们同生的植物和动物不同，他们从其周围的世界中，创造了符号、价值观、目的以及内涵，尤其是宗教的内涵。尽管是在一些模糊而间接的方面上，这种文化却表现出一种重要的功能:鼓励曾穆巴格人去约束他们对土地的使用，以避免其退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直至近20年内，这些人们都让自己忙于养殖生猪，他们将它们积攒起来，作为在与邻近的敌人作战时向其祖先的神灵请求帮助的报偿。然后，最终当他们觉得已有足够数量的猪来满足神灵的时候，一场有仪式的屠宰便开始了，几百只猪死了，并以祖先的名义被吃掉。现在，账已付清，于是曾穆巴格人准备好回来作战，他们信心百倍，因为有神力相伴。他们的生活便如此持续往复着，年复一年，百年复百年，在一个仪式性的循环中养猪、杀猪，跳舞，飨宴，打仗。当地人对这种循环的解释完全是宗教性的。但是外来的观察者却看到了其他运转的东西:这其中有一个精严复杂的生态结构在工作，使猪的数目受到控制，让人们与他们周遭的环境生活在平衡状态之中。

拉帕波特在这个森林覆盖的山谷里发现了一个例证，显示了这个研究的实效性，它说明了一种文化是如何通过应付生活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下的各种问题而形成的。在这个例子里，自然和文化两个领域之间的和谐似乎是接近完美的。但是历史学家们想要知道，人类群体是否总能像曾穆巴格人那样成功适应。而且，在先进复杂的社会里组织起来的民众———历史学家最有可能研究的民众，通过现代仪式、宗教以及其他意义和价值观的结构与自然发生联系的民众，是否也会如此成功?拉帕波特大胆地提出，在新几内亚的仪式循环中蕴涵着的无意识的“生态智慧”绝对不会是普遍的。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在这样的文化中找到，在那里，家庭仍然是初级生产单位，人们为直接的需要而非买卖和利润进行生产，“环境退化的迹象对于那些可以对其进行某种处理的人来说，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而与之相反的，他发现现代工业社会在文化上是不适应的。在现代社会里，一种经济和技术的理性替代了曾穆巴格人的生态学理性。因此，拉帕波特的例子在别的地方是很少适用的。它同样也不能解释理性上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为何文化会从生态系统的和谐中游离了出来，又为何现代宗教不能约束我们的环境影响。总之，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人类学家们退出了，退回到那遥远的绿色山谷，而让历史学家们去单独面对在磨砺中嘶叫着的不和谐的现代性。

由于试图重新对人类历史的探索定性，正如以上所指出的，环境史吸收了大量其他的学科，从自然科学到人类学直至神学。它抵制任何在自己研究的四周树立学科界限的企图，这将迫使它完全重整自己的分析方法，或要求那些重叠的学科圈囿在它们各自的范围之内。毫无疑问，每门学科都有其传统，有其独特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全球相互依赖的时代，那么它也肯定是跨学科合作的时刻。学者们需要它，环境史需要它，而且，地球也需要它。

有一个至今尚未明确讨论的学科是地理学。在视角上，环境史学家们依赖于一些地理学家，如当今还很活跃的学者中的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唐纳德·梅宁(Donald Meinig)，以及此前的卡尔·索尔(Carl Sauer)、H.C.达比(H.C.Darby)和卢西恩·费布尔(Lucien Febvre)。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来自两个学科的学者们常常跨入彼此的领域，并分享着彼此的特质。与历史学家一样，地理学家更倾向于描述而不是分析。他们聚焦于空间而非时间，绘制事物分布的地图，正如历史学家讲述事件的顺序一般。地理学家喜欢美丽的景观，就如历史学家喜欢美好的故事一样。两者都表现出一种对详述的热爱和对随意概括的抵制———这种品质可能是他们共有的优点及力量。然而在其弱点上，他们也显示出很接近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在他们重复出现的无视最基本的人和自然的联系的倾向上:在历史学家们仅靠选举和朝代来衡量时代的时候，在地理学家们试图把地球和她的复杂性简化为“空间”的抽象概念的时候，就有这种倾向。自然、土地、气候、生态系统，这些都是紧密关联的存在。每逢地理学家谈论这样的力量时，他们就给这门新史学提供了许多信息。而且，主要是那些地理学家在帮助大家明白，我们的处境不再是由环境造成的;恰恰相反，我们正在逐渐成为塑造的力量，并且常常是灾难性的力量。现在，这两个学科的共同责任是去发现，为什么现代人一直要那么坚决地摆脱自然的束缚，而那种欲望又有着怎样的生态后果。

说得如此宽泛，加上如此之多有可能研究的路径，似乎环境史是缺乏连贯性的，而且几乎是把一切从来就有的和将要有的都包括在内了。看似可能太宏阔、太复杂、太费心力，以至于除非是在一个最为局限的地点和时间之内，否则无法进行探求，比如说，在一个很小的人口稀少的与世隔绝的岛上，并且只有6周时间。任何一类历史学家都将领悟到那种被他的课题所吞噬的感觉。无论一个人的见解是如何包容或者如何专深，过去的时光似乎总像是那些如同由声音、力量、事件、机构和关系构成的宽广而嘈杂的混合体一般的日子，它们反抗着任何一种清晰易懂的理解。法国人勇敢地声称要研究“总体史”。他们说，历史即一切，一切都有历史。这种感悟可能是真实和高尚的，却无法使思想变得轻松。即使把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如“环境”划分出来，好像能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试图写出“几乎一切”的历史的难以掌控的重负。很不幸，在我们面前不再有选择的可能性了。我们不曾建造自然或者过去;否则，我们还可能让它们简单一些。现在，我们被激励去理解它们———而且在这个情况下，去理解它们是如何在一起错综复杂地工作运转。

注   释：

 [1] 本文原是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为他所编辑的《地球的终结:现代环境史的观念》一书所写的长跋。该书出版于1988年，在当时，环境史尚属一门刚刚兴起的学科，对多数历史学者，遑论其他人士都尚且陌生。沃斯特此文为廓清环境史的研究理论、领域、方法、层次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时至今日，它仍然是美国诸多环境史课程的必读文章。因此，译者受《世界历史》杂志之邀将此文译成中文，以飨读者。唐纳德·沃斯特编:《地球的终结:现代环境史的观念》(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1988年版。

[2] R.纳什:《环境史现状》(Roderick Nash，“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H.巴斯:《美国历史学现状》(Herbert Bass，ed.，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

[3] R.怀特《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史学研究领域的发展》(Richard White，“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aNew Historical Field”)，《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4卷(1985)，第297—335页。

[4] “历史与环境”专刊，见《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第29卷(1974)，第537—647页。

[5] 乔治·伍德维尔:《自然的极限》(George Woodwel，l“On the Limits of Nature”)，载鲁佩托编:《前途未卜的世界》(Robert Repetto，ed.，In the Global Possible)，纽黑文1985年版。

[6] 利奥波德:《土地伦理》(Aldo Leopold，“The Land Ethic”)，见《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纽约1966年版。

[7] 马林:《北美草地历史绪论》(James C.Malin，The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Prolegomena to Its History)，格洛斯特1967年版。

[8] “系统”(Systems)这种说法可能是相当神秘和术语化的。美国遗产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将“系统”解释为“一个相互影响的、有着内在关联的或相互依赖的各种因素组成的群体，或可视作组成为一个集合的整体”。人们可因此而谈论自然中的、技术中的、经济中的，或者思想中的以及文化中的系统。所有这些，反过来，都可被描述为有系统的相互影响的，直到这种思想在复杂性前发生动摇的时候。

[9] 尤金·奥德姆:《生态学原理》(Eugene P.Odum，Fundamentals of Ecology)，费城1971年版。

[10] 约翰·贝内特:《生态学的变迁》(John W.Bennett，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Human Adaptation)，纽约州埃尔姆斯福德，1976年版。

[11] 朱利安·斯图尔德:《文化变迁论》(Julian Steward，The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

[12]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13] 罗伊·拉帕波特:《祭祖的猪》(Roy Rappaport，Pigs for the Ancestors:Ritual in the Ecology of a New Guinea People)，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