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史在美国的缘起及其发展动向

作者简介：高国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 100006

文章出处：《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 3期

摘要：城市环境史, 是关于城市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在环境史研究兴起之初, 城市环境史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城市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城市化、郊区化所导致的环境变迁, 城市中的污染、健康与公共卫生等问题, 都意味着城市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不可能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城市环境史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考察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其二是研究城市污染治理及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其三是探讨不同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环境权益。可以预见, 城市环境史研究在未来将朝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城市史，环境史，城市环境史，美国

《太平洋历史评论》杂志于 2001年第 1期发表了一组 “环境史: 回顾与展望”的专题文章。5篇文章均由美国知名环境史学家执笔, 其中有两篇文章都提到了城市环境史。理查德•怀特提到, 他1985年回顾环境史研究发展的那篇综述文章, 看来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

方面——城市环境史。而塞缪尔•海斯则指出, “城市的重要性使它已经成为环境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焦点”。这两位学者都是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 其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 城市环境史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还默然无闻, 但到世纪之交已经成为研究热点。

一般认为, 城市环境史研究主要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一种新现象。只是从那个时候起, 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和专题会议才渐渐变多。 1993年, 马丁•梅洛西发表文章,试图在借鉴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成果的基础上, 构建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1994年 5月, 《城市史杂志》就“环境与城市”发表了一组文章, 特邀编辑罗森和塔尔, 以及包括赫尔利 ( Andrew H urley)、马丁•梅洛西、亚当•罗姆 ( A dam Rome)在内的几位作者, 都是城市环境史领域的佼佼者。与此同时, 《环境史评论》也刊发了关于“技术与环境”的一组专题文章, 特约主持人塔尔和斯泰恩 ( Jeffrey Stine)、塞伦斯( C. Se llens)、科尔顿 ( C ra ig E. Colten)等几位作者, 也均以城市环境史研究见长。《城市史》也于1999年 3月推出了“工业、污染和环境”专刊。更重要的是, 美国学者相继推出了多部有影响的个案实证研究成果, 诸如克罗农 (W illiam C ronon)的《自然的大都市》、塔尔的《寻找污染的最终去向》、赫尔利的《环境的不平等》、梅洛西的《美国的污染排放: 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罗姆的《乡村里的推土机》。这些作品的问世, 被认为是城市环境史出现并日臻成熟的一些标志。与此同时, 有关城市环境史的会议也在增多。1993年美国环境史年会便以《城市与乡村: 不同但相互联系的环境”作为会议主题。在近年来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年会上, 有关城市环境史的小组讨论几乎占据半壁江山。2003年 12月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了“城市与自然”的学术研讨会, 会后还出版了题为《城市中的自然》的论文集。

对城市环境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介绍, 有助于了解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与未来走向。本文拟对城市环境史的兴起背景、学术价值以及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介绍和分析。

一

从笔者接触的有限资料来看, 目前直接关于城市环境史的界定还不多。美国知名环境史学家塔尔在写给梅洛西的一封信中提到: 城市环境史主要是关于“人工环境及技术塑造与改变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的历史, 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城市及城市人口的历史。”梅洛西则认为, 城市环境史研究“城市的自然特征及其资源, 与自然力量、城市扩张、空间变化与发展、人类行为各方面相互之间的影响。因此, 这一领域研究城市的自然史、城市的建筑史以及二者之间可能的交叉”。,大致可以认为, 城市环境史主要就是关于城市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

城市环境史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后才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争得一席之地。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包括: 人们习惯将城市与自然对立起来, 美国主流环保运动往往忽视城市环境问题, 环境史及城市史两个新兴研究领域起初的交融比较缓慢。

尽管自然与城市须臾不可分离, 但人们往往将自然与文化对立起来, 进而将自然与作为文化集中体现的城市对立起来。这一思想可以反映出,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只是在进入近代以后, 凭借工业技术革命的成果, 自然与城市二元对立的思想才真正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这也导致了主流环保组织对城市问题的长期漠视, 在这些组织看来, 城市是文明之家, 而不是自然所在。

城市环境史迟至 20世纪 90年代以后才兴起, 与美国环保运动的导向有一定关系。作为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源头, 19世纪末兴起的资源保护运动和自然保护运动, 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 而对城市问题缺乏兴趣。美国的主流环保组织,诸如荒野协会、塞拉俱乐部、国家野生动物保护联盟等, 最初宗旨都是要保护这个国家珍贵的自然遗产, 以满足白人中上层休闲娱乐的需要。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关注城市问题的环保人士不乏其人, 但从总体来看, 主流环保组织对城市环境问题并不热心。环保运动的这一取向也限制了环境史学者的研究视野。

城市环境史是城市史与环境史融合的产物, 其出现时间必然要晚于环境史。城市史出现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而环境史的兴起要稍稍滞后。环境史和城市史的兴起, 都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因为关心城市的兴衰和未来, 城市史主要研究城市与人工环境的历史;出于对环境危机的深深忧虑, 环境史要探讨自然与人类交互作用的历史。不同的研究旨趣使这两个领域不可能甫一出现便出现融合; 作为新兴领域, 二者在兴起之初都还需要为确立一种身份认同、争取独树一帜而付出更多的努力。

也有学者认为, 20世纪 90年代以前, 环境史研究对城市的忽视与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倡导的“农业生态史”模式的流行有一定关系。的确, 沃斯特说过: “人工环境完全是文化的表现, 建筑史、技术史与城市史已经得到了很充分的研究”, 当我们越过了人工环境而转向自然环境, 环境史找到了它研究的主题。沃斯特进而倡导农业生态史研究。因为他是环境史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这种倡导得到了诸多晚学之辈的追随。沃斯特的倡导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比如, 克罗农批评沃斯特只关注“食品的生产, 而对其它形式的生产不加关心”，忽视“城市、公路、贫民窟、工厂、医院、企业、军事设施等”。

但沃斯特等学者并不认可上述批评。沃斯特说过, “在我的研究中, 我没有对城市给予同乡村一样多的重视。但那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城市环境史无足轻重, 相反, 我认为城市环境史很重要”。泰德也认为, 对沃斯特的批评是断章取义, 有失公允。伊森伯格也认为,“对沃斯特的批评并不可信, 他并没有将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

或许可以说, 到 20世纪 90年代之后, 美国环境史学界已经就城市环境史的重要性形成了广泛共识。除克罗农外, 梅洛西、海斯、塔尔等学者也呼吁要大力加强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梅洛西发表了一篇题为“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海斯则认为, “要了解社会对自然的影响”, 就必须考虑“城市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塔尔也指出, “撰写城市史时很难不提到自然因素”。

二

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城市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不再处于边缘位置。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城市在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城市环境史方兴未艾, 成为研究热点。城市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城市化、郊区化所导致的环境变迁, 城市存在的污染、健康与公共卫生问题, 城市对环保运动的推动, 都是使城市进入环境史研究主流的重要推动因素。

城市之所以会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首先是由于城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历史上, 城市长期作为非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城市化日益明显。世界范围内城市居民的比例, 在 1800年只有 2. 5% , 1900年约为 10% , 1980年约为 50%。而就美国而言, 城市人口的比例, 在 1870年为 25. 7% , 到 1920年就已经达到了 51. 2% , 在 1970年进一步提高到 73.5%。从人口分布、经济产值、政治文化活动等多个方面来看, 城市的重要性都不容否认。

城市进入环境史研究的视野, 与城市化导致的环境变迁也有直接的联系。海斯曾经指出: “城市化对环境状况的不断改变, 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城市自身的环境演变, 其二是城市通过各种方式对乡村产生的影响, 其三是城市扩张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城市的建立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人类历史上早期的一些城市, 往往建立在“河流岔口或要塞”。在河谷地区建立城市, 是因为那里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 利于发展农业, 而便利的交通也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将城市建立在关隘, 是因为那里地势险峻, 易于防守。近代以来的许多著名工商业城市, 或是出现在煤炭、水力、钢铁、石油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 或是建立在有优良港湾、便于航运的滨海地区或江河湖泊的沿岸。不论何时何地, 城市的选址及建设都必然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

城市的发展总是要倾力改造自然, 城市的景观也因此发生了惊人的改变, 并由此带来难以预料的环境问题。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 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用于建设, 山丘往往被夷为平地, 山谷、湿地常常被填平。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 野生动植物大量减少,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引进的外来物种。河道被缩短或取直, 河流湖泊变得面目全非。树木草地也成片减少, 到处都是马路、街道、工厂、商店、学校、住宅、教堂等人工建筑。城市不透水面积的大量增加, 加大了洪涝灾害的危险。城市出现热岛效应, 气温高出周围农村地区。

城市对周围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城市居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包括食物、燃料和原材料, 都来自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与此同时, 城市的生产和生活垃圾还不断流向农村地区。汽车出现之后, 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有机会去乡村度假, 甚至定居。随着城市居民的增多、规模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市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强度及范围都在不断增加。

环境史研究不应该将城市排除在外, 还因为城市普遍面临着污染、健康与公共卫生等诸多棘手的问题。城市因人口、生产与消费高度密集, 而饱受各类环境污染的困扰。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 空气和水污染问题经过长期积累, 在 20世纪中叶集中爆发, 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战后以来, 固体废弃物污染与噪声污染事件层出不穷, 化学污染更是令人不寒而栗。除污染以外, 城市还多次爆发过各种流行性疾病, 这与人口稠密、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恶劣、基本卫生设施缺乏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些因素依旧并将长期存在, 直到今天, 城市依然承受着各种流行性疾病侵袭的风险。

城市在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还因为城市是“环保运动的温床和主要阵地”。自环保运动在战后兴起以来, 环保理念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环保组织的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 一系列旨在保护环境的法律相继颁布, 环境教育已经开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面展开, 环境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有关环境问题的出版物也越来越多。

总的来看, 环保理念在美国传播的主要社会基础显然是城市居民。美国一系列有关环保理念的社会调查显示, 年轻人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具有更强的环保理念; 农业、畜牧业、伐木业、采矿业等资源消耗型产业占主体的地区, 人们的环保理念较为薄弱, 而知识经济及服务经济占优势的那些地区, 环保意识较强; 就美国各个地区而言, 环保意识由东北部、太平洋沿岸、西部山地州及南部依次减弱。总之, 环保组织的主要社会基础在城市。

城市居民参与及支持环保事业, 目标尽管不尽相同, 但都可以归结为追求生活质量。海斯曾经出版过一本题为《美丽、健康与永恒: 美国的环境政治, 1955—1985》的专著, 这本著作的标题反映了追求生活质量的三个方面: 其一是追求生活环境的舒适, 更确切地说, 是强调自然的美学价值。为此, 人们开展了各种斗争, 建立自然保护区、增加城市绿地和公园。其二是追求身心的健康, 不仅要活得长, 而且要活得好。它要求拥有更清洁卫生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减少因为暴露在被污染的环境里而罹患各类恶性疾病的风险。它不仅要求降低一线工人在工作场所遭遇的环境风险, 而且要求不分年龄、性别和阶层, 保护每一个人享有平等的环境权益。其三是追求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性, 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它强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这对基本矛盾, 强调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系, 倡导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提倡每个人都身体力行, 为减轻环境压力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三

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 举凡城市规划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污染及能源消耗、城市环境问题、城市居民生活状况、城乡贸易、城市环境治理, 均在其探讨之列。尽管研究对象纷繁复杂, 但其根本都是要探讨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变迁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迁。

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发展, 大致可以 20世纪 90年代初期为界,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前, 城市环境史还处于萌芽状态, 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了筚路蓝缕的求索, 但毕竟影响有限, 不成气候。而进入 90年代以后, 城市环境史成为一个受人瞩目的新兴研究领域。

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 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主题分散在多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比如,有关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的研究源自技术史, 建筑技术的研究则出自建筑史学者之手, 而医疗史专家对公共卫生与疾病很感兴趣, 法学家则研究污染管制, 政治史会关注城市改革, 城市史和城市规划史则探讨城市发展及市政服务。一些学者还就这些问题出版了著作。

城市环境史往往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年代。梅洛西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曾经提到, “在过去 20年中, 在推进城市环境史研究并使其获得认可方面, 塔尔作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而梅洛西本人也是这个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因此, 这两位学者的治学经历可以做为一面镜子, 折射出城市环境史在美国的早期发展概况。

塔尔曾经提到, “我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城市史学家而不是环境史学家”, “我觉得接受‘环境史学家’这一称号之所以可能, 是因为我致力于这些领域, 而不是由于专业出身”,“很少有学者受过环境史的专门训练, 我们基本上都是因为关心城市问题而研究这个主题的”。作为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塔尔的言论至少表明, 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城市环境史依然处于探索阶段, 学术畛域尚不明确, 理论和方法就更是无从谈起。

塔尔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贡献, 首先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实践, 为这一领域指明了最初的三个研究方向, 即城市发展、基础设施、污染和健康。在 1970年转向研究城市交通体系之前, 塔尔研究政治史已有 10年时间, 并出版了有关芝加哥的城市政治的专著, 该书对城市的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有所涉及。自 1967年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以后, 他一直兼任历史系、城市及公共事务学院的教学工作。这种经历使塔尔擅长对城市基础设施及污染等问题进行政策分析, 其研究成果也因此受到决策者的重视。塔尔首先研究的是交通革新对城市的影响, 并对汽车与马匹的环境影响进行比较分析。此外, 他还对人畜 粪便的回田利用进行研究。从 70年代中期开始, 塔尔开始考察交通之外的其他城市基础设施, 尤其是城市污水处理, 与城市污染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塔尔又进一 步研究城市污 水处理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从 80年代开始, 塔尔又探讨匹兹堡的能源使用及 烟尘控制之间的关系, 综合考察城市垃圾处理及污染在空气、水及土壤中的转移扩散。

梅洛西自称是“一个热心城市研究的环境史学家”。 20世纪 70年代初期, 他在德克萨斯大学念书, 因为选修城市环境问题的研究生课程而对城市的垃圾处理发生兴趣, 但他的博士论文并未涉及这一领域。在德克萨斯农业科技大学获得教职后, 他又重新转向研究城市污染, 进而将城市污染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环境影响、城市环境治理联系起来, 这种相互关联成为梅洛西后来矢志研究的方向。他在 1980年出版了《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一书, 这本书不仅涉及污水、烟雾、垃圾、噪声等城市污染问题, 还探讨了市政工程师和妇女对环境改革的影响。这本书后来被视为城市环境史的开山之作, 在当 时虽然受到了 一定的关注, 但并不是因为它在研究主题上的开创性, 而是因为涉及进步主义时代的政治改革。尽管他于 1981年出版的《城市垃圾》一书的重点依然是政治改革, 但在三个方面做了拓展和大胆尝试: 其一是从关注政治改革本身转向改革背后的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其二是关注环卫设备和技术——诸如清 洁车、焚 烧炉、填 埋场——所带来的城市环 境及环卫服务质量的变化; 其三是更加重视政府结构、财政政策、技术知识在公共服务的提供、维持与运作方面的作用。此后, 为修正“垃圾史学家”的形象, 梅洛西又将视线转向了能源问题。在他看来, 能源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因素, 并与消费紧密相连。1984 年出版的《应对丰裕: 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与环境》就凝结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作者考察了工业化过程中能源结构的演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改 变及其环境影响, 这一考察也加深了作者对美国消费方式所隐藏的生态风险的认识。1990年, 梅洛西又出版了《托马斯•爱迪生与美国的现代化》。这本书主要探讨了美国城市的现代化,特别是电气化。

塔尔和梅洛西是城市环境史的开拓者, 除他们之外, 海斯、普拉特 ( H arold Platt)、罗森、罗斯 (M ark Rose)等人可以视为美国城 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作为美国德高望重的环境史学家之一, 海斯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推动, 主要是撰文呼吁加强 对该领域的研究。普拉特在 90年代之前曾经出版过《新南方的城市建设: 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公共服务的发展》及 《电力城市: 能源和芝加哥地区的发展》, 而罗森则在 1986年出版了《权力的局限: 大火与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

第一代学者就该领域中值得探讨的一些问题达成共识, 从而明确了城市环境史最初的努力方向。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四类: 其一为工业化时期美国城市供水由私人负责转换为公共服务的过程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其二是污水处理系统的建立。其三为改善空气质量的努力及相关法令的成效。其四是自然环境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影响。总的来看, 第一代城市环境史学家往往只关注城市内部的公共卫生及环境问题, 重点是专家与技术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而政治与公共政策只是作为背景出现。但城市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 其存在与发展需要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 随之而来的环境变迁还会影响到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此外, 在城市环境的治理过程中, 技术专家的活动固然重要, 但还有诸多不同社会利益阶层参与其中, 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

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一代新锐在学界崭露头角, 城市环境史的研究领域被大大拓宽了。赫尔利、罗斯、埃尔金德 ( Sarah E lk ind)、罗姆、斯特劳德 ( E llen Stroud)、斯特拉德林 ( Dav id Strad ling)都是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后起之秀。“第二代学者接受前辈提出的全部或者是大部分问题, 他们的叙述依然围绕专家和技术展开, 但政治家和公共政策已经处于领先和中心位置”。这种改变甚至在以梅洛西为首的第一代城市环境史学家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此外, 尽管新老两代学者都认为“城市环境问题会 影响到城市边界之外的地区”, 但第二代“更倾向于在都市区这个更大的背景下考虑这个问题”, 从而将城乡关系纳入了环境史研究的范畴。

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 1992年 )是一部公认的杰作, 为城市环境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这本书中, 克罗农提出,“美国人长期以来将城市与乡村看成是相互分离而不是彼此联系的地方”, “我们很少考虑它们的联系事实上是多么紧密”, 这本书“力图将城市与乡村的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作者通过考察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 揭示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商品市场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影响”, 揭示“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生态后果”。作者运用中心地理论, 从商人的视角叙述了 1830& 1893 年期间芝加哥从默默无闻的小镇发展成为美国第二大都市的历史。芝加哥的历史, 就是它成为交通枢纽及贸易与金融中心的历史, 通过芝加哥, 西部内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被连成一体, 乡村的自然资源被作为商品, 源源不断地供城市居民消费。芝加哥作为一个实例, 说明要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待城市的历史, 城市消费对外部世界的经济及生态环境会造成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本书作为一个范例, 将城市史与农业史联系起来, 城乡关系也因此成为 90年代以来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的大都市》是城市环境史的代表作, 在这本书中, 克罗农重在追踪商品的流动,但对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些经典主题, 尤其是不同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社会冲突很少涉及。这本书中出现的少量人物, 仅限于一些商人, 对农场、牧场及林场工人的生活很少涉及。克罗农提到, 《自然的大都市》“使研究向多个方向发散, 已经对环境史的发展构成威胁”, 因此他将阶级史与劳工史拒之门外, 以免对这些问题的纠缠会削弱对非人类自然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 克罗农与沃斯特持类似的观点, 即认为经济、环境与生态应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中心。在一些新锐看来, 克罗农与沃斯特之所以对环境史与劳工史的融合持谨慎态度, 是因为担心环境史被社会史融合而失去存在的立身之本, 这正说明环境史在 20世纪 90年代前后在学界的地位还不太稳固。

赫尔利的《环境的不平等》( 1996年 )一书开创了环境史与社会史融合的新潮流。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 “生态学的时代也是环境不平等的时代”。在战后美国的环境改革中,权势阶层优势占尽, 而弱势群体却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各类严重的工业污染。作者以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为例, 探讨白人中产阶级、白人工人阶级、非裔美国人各自所认为的环境问题及不同的改革方案。作者认为, 环境变化的衡量标准应该是环境正义而不是生态平衡。在《环境的不平等》出版之后, 作者在相继推出的几部著作中, 越来越强调社会因素而非自然因素。作者甚至将自己定位为城市史学者而非环境史学者。赫尔利也许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他的治学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会加深以沃斯特为首的一些学者的忧虑: 即环境史与社会史的合流将使环境史的特色丧失殆尽, 使环境史完全被社会史所淹没。

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渐渐成为一种风气, 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推崇。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 一方面是因为环境权益的不平等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弱势群体争取平等环境权益的诉求, 集中体现为 80年代以来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运动往往被视为民权运动而不是环保运动的延伸, 其基础是社会底层, 强调种族、阶级与性别因素对环境决策的影响, 认为要优先保护弱势人群的利益和需要, 它关注城市污染、公共健康及环境风险。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 使环保主义者与环境史学家不能继续忽视损害城市贫民健康的环境问题, 推动了环境史与城市史及社会史的融合。另一方面, 它也表明环境史在学界已经赢得一席之地, 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融合其他领域的优长。环境史借鉴社会史的一些分析框架, 可以使环境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 推动环境史研究进入历史学的主流。

近年来, 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涌现出不少关于特定城市的环境史著作。就这类题材而言, 赫尔利的《公共领域: 圣路易斯的环境史》(1997年)是一部重要作品。近年来, 塔尔和梅洛西共同主编、由匹兹堡大学出版的“城市环境史”(H istory of the U rban Environm ent)系列丛书从多个视角考察美国城市面临的环境挑战。目前, 美国学者已经就新奥尔良、圣安东尼奥、匹兹堡、洛杉矶、菲尼克斯等多个城市, 出版了城市环境史著作。

目前, 比较研究已经开始被美国城市环境史学界所采用, 它在今后或许会得到更多的运用。早在 1983年, 一些研究城市基础设施的欧美学者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探讨技术在 19及 20世纪欧美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与会的塔尔、梅洛西、普拉特等人都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从会后出版的由塔尔主编的论文集《技术与欧美管网城市的兴起》来看, 比较研究已经得到了一些初步的应用。自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 城市环境史著述中的比较研究日益增多, 除了对美国国内城市进行对比之外, 学者们还加强了对国外城市环境问题的研究。仅以塔尔和梅洛西主编的“城市环境史”系列丛书为例, 2006年推出的洛根的新著是关于菲尼克斯、图森这两个沙漠城市的环境史, 而最新出版的两本书则对德美两国的空气污染防治政策、欧美的河流航道进行了对比研究。

近年来, 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的趋向。这一趋向在 2006年出版的《城市中的自然》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书是一本城市环境史的论文集,伊森伯格作为编者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 这些论文“不再想证实城市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不再拘泥于城市研究的有机体模式或中心地理论, 不再担心环境史对社会史、劳工史或文化史的更多关注会使其被这些领域所淹没”。就方法而论, 这些文章体现了综合的特点,“将文化史的重要性与城市史及环境史学者对物质世界的长期关注结合起来”。这些文章具有一些共同之处: 阶级和种族占突出地位;“各种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帝国政权、自然观念形成过程中学者的影响——受到关注”, 城市里自然与文化彼此相融, 界限更加模糊。

多元化的倾向还表现在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多种新理论被城市环境史学者广泛运用。城市环境史学家普遍应用跨学科研究方法, 广泛借鉴各种理论分析模式。梅洛西在1993年曾经提到有关城市发展的三种比较有影响的理论, 即城市有机体理论、城市生态理论及区位理论。他后来在回顾其治学经历时提到, 他广泛涉猎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有关著作, 寻求有助于分析城市发展、城市生态及城市决策的相关理论, 他尤其重视城市发展生态理论、系统论及路径依赖理论 ( path dependence)。城市发展生态理论是由芝加哥学派在 20世纪 20年代首先提出的, 系统论则解释技术系统如何设计及运作, 而路径依赖理论则认为, 早先的决定会对将来的选择构成限制。塔尔则从环境工程学那里借用了诸如“城市的新陈代谢及跨界转移”等新的概念。克罗农在《自然的大都市》中则运用“中心地理论” ( centra l place theory) 分析芝加哥与美国中西部乡村之间的关系。而贾里德•奥西在《有风险的大都市: 洛杉矶的洪涝和城市生态》中则运用混沌理论, 说明洛杉矶的水利工程因为忽视降雨的不确定性而适得其反的一段历史。赫尔利也倡导在环境史研究中运用混沌理论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复杂和突变理论 ( com p lex ity theo ry and em ergencetheory)。在他看来, 这些理论“适用于城市史研究, 因为城市确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演化方式不可预测, 遵循一种突变逻辑, 小的波动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城市环境史研究在未来将继续得以深化。就时空范围而言, 目前的城市环境史研究还主要局限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一些大都市, 而对近代以前、欧美之外的城市还很少涉及。但自城市在世界各地出现以来, 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就始终存在, 它们理应纳入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范畴。时空范围的延展将使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同时, 城市环境史研究还需要将城市作为生态系统进一步加以探讨。作为人类栖息地之一, 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之一便是人类自身的繁衍。人类繁衍受到“营养、疾病、人口流动、战争、凶杀、性行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它们之间的联系理应成为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城市同时也是许多动物的栖息地, 但城市宠物的驯养和管理方面的研究在目前几乎还没有开始, 这一议题在未来也值得受到更多的关注。另外, 目前环境正义主要关注社会各阶层面临的不同程度的环境风险, 但环境不平等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 在历史上也长期存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有利于拓展环境正义运动的广度与深度, 并推动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