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环境史研究

作者简介：包茂红,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00871

文章出处：史学理论研究 2010年第 3期

内容提要：印度环境史研究是在回应环境主义运动的现实需要和历史研究探索展示庶民的细小声音的进程中诞生的。印度环境史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是就殖民主义是印度环境史上的生态分水岭展开激烈争论, 在一定程度上辨析了历史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关系; 三是分析了帝国扩张性的意识形态如何被殖民者利用的历程。显然, 与美国环境史注重荒野和欧洲环境史研究注重工业污染不同, 印度环境史注重研究殖民主义的复杂影响, 带有强烈的生态民族主义色彩。

关键词：资源利用方式、生态分水岭、殖民混杂性、生态民族主义

印度具有灿烂辉煌的历史, 也是一个史学大国。在环境史研究中, 印度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做出了很多具有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 还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印度的环境史研究有自己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三个问题: 印度环境史研究是如何兴起的? 印度环境史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什么? 印度环境史研究的特点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

一、         印度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通常情况下, 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新研究领域的萌芽和形成, 要么由内部问题激发、要么由外部压力促成。美国环境史研究主要是随着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深化而催生的, 法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历史学和地理学不分家的传统和年鉴学派重视环境的努力分不开。印度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从时间上讲比美法都要晚, 从动力机制上讲是两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

印度在获得独立后, 推行尼赫鲁倡导的现代化战略, 希望能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工业国家, 环境问题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但是, 到 1970年代, 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促进农业发展过程中, 印度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开发自然资源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政策并未取得应有成效, 相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居住在林区的农民越来越感到其生计和传统权利受到威胁。国家在森林开发过程中, 既没有明确通过保护森林来满足当地民众的真实需求和尊重村民自由进入森林的权利的政策, 也没有阻止来自外部的片面商业化造成的对传统生计文化的损害。 1973年, 北方邦的群众, 尤其是妇女发起了席卷整个喜马拉雅地区、抵制商业性采伐森林的“抱树运动”, 迫使政府在 1980年决定禁止在该区域砍伐森林 15年。与此同时, 在首都知识分子中也掀起了一场反对 1982年森林法草案的运动, 通过组织来自森林地区的行动者在议会进行持续不断的游说, 迫使政府放弃该法案。这两个运动都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采用独具印度特色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 二是成功地将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工业化等转移到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但往往被忽略的树木、水、空气、土壤等环境。1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拯救纳马达河运动”。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是推动工业化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尼赫鲁曾把大坝誉为“印度复兴的新殿堂”。纳马达水利工程从开工之日起, 就遭到当地群众的抗议。最初, 群众喊出的口号是“先定居、后建坝”; 后来群众关注的重点转向了环境保护, 提出了“要发展、不要破坏”的口号。在反建坝团体的有效斗争之下, 世界银行在 1994年停止了贷款, 印度政府在 1995年决定停止建设。

    从这两类运动的发展来看, 印度现代化与当地群众利用环境的传统发生了尖锐矛盾,这就要求历史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开拓: 一是要研究在先前的历史研究中往往被忽略的下层群众的历史, 了解他们的“细小声音 (small vo- ice) ”。二是要研究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尤其是对他们来说行之有效的人与环境互动的模式。与此同时, 印度历史研究中兴起了把关注点从精英转向底层的 “庶民研究”, 农业史 (更广泛地说是经济史)研究开始关注维持生计的资源环境及其利用模式的问题。

    “庶民研究”起因于对 1970年代身处剑桥和德里的南亚史学家关于印度民族主义的辩论的再认识。剑桥学者认为, 印度民族主义是少数印度精英通过动员大众反对英国统治并获得权力的斗争; 德里学者认为, 殖民开发为印度不同阶层的结盟创造了条件, 民族主义领袖在此基础上组织大众参与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但在“庶民研究”的主将拉纳吉•古哈看来, 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精英主义, 都把印度民族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完全或主要归结为精英的成就, 忽略了底层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的作用。“庶民研究”就是要探索与精英政治并行的、自主的人民政治领域, 通过研究农民起义来揭示“庶民性”, 进而通过对文本的批判性分析来展示多元现代性或混杂的现代性。“庶民研究”对农民起义和现代性的再认识与地方人民的现实斗争要求相契合, 在疫病、工作环境、资源分配和利用等领域的研究中率先走出一步, 因为要倾听庶民的声音就不能不了解他们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

    印度农业史研究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两个核心概念“整体史”和“长时段”)的深刻影响。从整体史的要求来看, 印度经济史研究必须把农业置于它发 生的生态环境中, 强调印度殖民时代土壤类型、气候变化模式、人口密度等对农业经济的重要性。2 需要指出的是, 印度农业史研究也像年鉴学派一样, 认为环境是静止的、没有变化的, 没有注意到人类认识、利用和征服自然的一面。3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 印度经济史研究逐渐发生了一个范式的转换, 注重生态的范式补充甚或 取代以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为主导的范式。4

    现实需要和历史学的转向相结合, 共同推动了印度环境史研究在 1980年代后期的兴起。5其标志是一系列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其中尤以古哈的《喧嚣的森林: 喜马拉雅地区西部的生态变迁和农民抵抗》为代表。6为什么要以此为分界线呢? 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古哈首次明确提出了撰写印度环境史的想法并推出专著。二是从此以后印度环境史研究不再是学者们各自凭兴趣研究, 而是成了大家比较集中关注的主题。

    印度环境史研究从诞生到现在大致上经历了兴起和成长两个阶段。在兴起阶段, 印度环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史和土地利用史两个方面, 这与印度环境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抱树运动和反建坝运动激发的相关。当时的环境史学家大多具有从事环境运动的经历, 因此, 他们的研究从选题 到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强烈的道德判断色彩和政治性, 在不经意间希望通过环境史研究为环境 运动提供具有历史感和理论性的知识支撑, 甚至希望帮助环境运动明辨方向。具体来说, 本时期印度环境史研究的政治性突出表现在两个重要观点上。一是认为 前殖民时代的公有制和公社的森林利 用对环境没有产生或只产生了很小影响, 这是印度环境史上的“黄金时代”。二是认为殖民主义是印度环境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造成了印度环境的大破坏。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 这些观点的提出并非完全建立在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上, 往往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出现了过度 “民族主义”的倾向。另外, 从学术组织形式来看, 本时期的印度环境史研究尽管有共同关注的问题, 但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群体各自为政。无论是从资料基础、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取向来看, 这些学术群体都差别甚大, 各有特色同时各具片面性。7

    印度环境史研究兴起后, 学术自觉性不断增强, 迅速进入快速成长阶段, 主要标志是1992年出版的《破碎的土地: 印度生态史》。8在这一时期, 作为印度环境史研究真正知识基础的庶民学派和经济史研究转向开始发挥关键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印度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迅速扩大。从主题来看, 从森林和土地利用扩展到畜牧等领域; 从时间来看, 从侧重 1857年后的殖民主义时期向整个印度历史扩展; 从空间来看, 从注重印度北部和印度河流域逐渐扩展到全印度各个地区。

    二是印度环境史研究的学术性迅速提升。研究者们努力抑制政治激情, 竭尽全力搜集各种资料, 除了历史学家熟悉的档案和文献资料之外, 印度环境史学家积极从考古发掘、地质勘探、水文记录等自然和工程科学的研究中寻找自己需要的零散资料, 同时辅之于实地调查和口述历史研究。在尽可能全面占有资料之后, 环境史学家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的传统治学方法, 而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广泛吸收相关学科研究方法长处的基础上, 实现了社会史、农业史、科学史等与环境史的有效整合, 并对自己研究的领域做出全面稳妥的概括和解释。印度环境史学家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模式, 形成了相对比较系统的环境史理论。

    三是印度环境史研究的组织性不断加强, 研究成果进入大学课程目录, 并对印度主流历史学发展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挑战和渗透。自印度环境史学家召开了名为“变动中的南亚环境”之研讨会以来, 几乎每年都要举行若干次大型国际南亚环境史研讨会, 并出版论文集, 向国际学术界集中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2006年 3月, 印度环境史学家成立了“南亚环境史学家协会”, 开设了网站。9在印度环境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以及环境史学家的集体声音越来越强的条件下, 尽管主流历史研究依然保守, 但环境史逐渐在印度历史学研究中觅得一席之地, 赢得了尊重。

    总之, 在环境运动和历史学内部变革的双重动力推动下, 印度环境史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条件, 扬长避短, 产出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并对国际环境史和印度历史研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印度环境史研究的几个重要主题

印度环境史研究的第一个重要主题是提出了一套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它集中体现在《破碎的土地》和作者的一系列其他著述中。在传统的历史研究和编撰中, 我们通常把社会分成四个部分, 分别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 进而建构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显然, 这些框架中没有环境的位置。实际上, 人虽然是生物界中最有文化的物种, 但也不能外在于生态过程, 生态过程仍然是社会生活进化的基础。如果不能把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置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过程中来理解的话, 历史学家就不能正确全面地理解历史。因此, 环境史研究需要在原有的历史分析工具中加入生态基础 (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的概念, 需要用资源利用方式 ( modes of resource use)概念来补充作为传统历史研究的生产方式 ( modes of production)概念。10

这一分析框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在《破碎的土地 》的第一部分, 贾得吉尔和古哈认为, 整个人类历史可以资源利用方式为纵轴划 分为采集 (包括游耕)、游牧、定居农耕和工业四个阶段, 可以不同主题为横轴划分为技术、经济、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生态影响五个方面。采集阶段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阶段。那时人类主要使用体力和薪柴提供的能量; 在采集狩猎过程中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小规模的社会组织; 虽然也出现了某些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等生态毁灭现象, 但总体上看人类对生态的影响是很小的。游牧在很多情况下是与农耕同时出现的(都源于动植物的驯化), 但由于它们对环境 (尤其是降雨量)的需求不同而分布在世界上的不同生态区域。在游牧阶段, 人类除使用体力和薪柴提供的能量之外, 还大量使用畜力; 在游牧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虽然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 但其规模已大增; 虽然还认为自然是反复无常的, 但人已不再是被动的适应者, 而是潜在的统治者; 由于牲畜变成了财富以及与农

业地区贸易的发展, 过度放牧和生态退化的趋势逐渐加强。在定居农耕阶段, 除 了继续使用先前已经使用的能量之外, 人类还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煤炭和水力; 虽 然血缘仍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纽带, 但非血缘关系越来越重要, 社会团体的规模已达数千人;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 人们逐渐形成了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客观法则、人是自然管理者的认识; 密集的农业生产活动不但改变了自然景观, 而且在人口过多的地方造成生态崩溃。在工业阶段, 人类主要使用化石燃料、水电和核能, 先前主要依赖的能量的消耗率越来越小; 社会组织的规模大大增加, 劳动分工在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工业生产中, 人们认识到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有规律可循, 人不但高于自然, 而且外在于自然, 人是自然的征服者; 工业化对自然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是最大的、前所未有的, 甚至达到了危及工业文明延续的程度。显然, 这四种资源利用方式之间存在着资源利用强度不断增强、资源流动范围持续扩大、造成的环境破坏日趋严重的递进关系。需要说明的是: 前述四种资源利用方式是理想形态的, 在同一社会形态中 可能同时存在多种资源利用方式,但毫无疑问有一种是占主导地位的。

    尽管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忽视生态基础的不足, 但它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 就是遗漏了政治体制这一重要维度。 1993年, 古哈发表了《在印度撰写环境史》一文, 指出环境史研究的是发生在特殊地域和特殊时段的、生态基础和经济、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相互作用 ( reciprocal interaction)的关系。11就生态基础和政治的关系而言, 可以研究的内容包括: 国家通过立法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干预、围绕资源利用发生的纠纷和冲突、环境运动对资源利用关系的影响和调整等。应该说, 印度生态史理论的提出补充和完善了先前社会科学分析工具的不足, 但从环境史理论的角度来看, 该理论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没有解释生态基础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致使不同资源利用方式内各因素在横向联系和纵向演进上是否具有必然联系并不清楚。二是把从一种资源利用方式向另一种的进化或转变归结于人类节俭或挥霍的本性, 这并不科学。

    印度环境史研究的第二个重要主题是殖民主义在印度环境史上的作用。殖民主义是否构成了印度历史上的一个“生态分水岭”, 学者们从三个不同方面进行争论。

    首先, 里查德•格罗夫从历史的连续性方面提出: 第一, 早在殖民统治的初期阶段, 殖民政府就在殖民学者的推动下开始关注森林滥伐引起的土壤侵蚀和气候变化问题, 不能把早期殖民统治与 1858年后的殖民统治截然分开。第二, 不能把殖民时期与前殖民时期截然分开, 因为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前殖民时期也存在森林滥伐, 森林滥伐绝不是殖民时代的特例。第三, 在前殖民时期也存在许多由国家控制森林的事例, 并不是在殖民时代才突然出现国家控制森林的情况。12

    古哈通过深入研究回应了上述观点。关于为什么他的森林史研究主要集中在 1858-1947年, 他认为关键原因有两条: 一是殖民者在成立了林业署 后留下了大量关于森林立法、森林管理、森林状况等的文字资料, 这给环境史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二是英国殖民统治确实给印度带来了广泛、迅速而深刻的变化, 环境史学家可以从英国政策如何改变了原有的资源利用方式及其给自然 环境带来了什么样的根本变化等方面 便捷地提出研究选题。因此,是客观研究条件造成了时段的集中, 而不是要在主观上割裂 1858年前后的历史连续性。关于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关系, 他认为, 在前殖民时期的印度确实发生了森林清理和把林地转化为农地和牧场的情况, 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但问题在于清理林地后形成的耕地和牧场、林地之间的合理的比例关系被英国殖民统治破坏了。在前殖民时期, 虽然森林被清理但并未出现生态崩溃和 关于森林的社会冲突的现象, 但在殖民时期, 群众掀起多次反对国家管理森林的斗争。13所以, 古哈坚持认为, 虽然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具有一定连续性, 但殖民时期印度环境史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次, “生态分水岭”理论认为, 印度前殖民社会是由种姓制度主导的、调适融洽的、各社群都占有独特生境的社会。这一社会因人口少、需求有限、对资源利用有文化限制等而形成稳定的、甚少交流的、以节约为基础的资源利用制度。但在进入殖民时期后, 这种环境友好的生存方式被殖民国家推动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所摧毁。作为部落民安身立命的采集和生计生产逐渐衰落并让位于商品生产; 工业资源利用方式破坏了当地部落社会及其全部文化调适手段; 部落社会的利益被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由商业和贸易决定的个人或团体利益取代。阿恰纳•普纳萨德等质疑这种看法。他们认为, 对前殖民时期部落社会和文化的描述是建立在 20世纪 30、40年代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上的。他们认为部落生活

是简单而愉快的, 充满着自然乐趣; 部落民虽然贫困, 但生活在美丽如画的、芳香四溢的森林中, 欢度绚丽多彩的节日, 体现了分享共生等价值。因此, 部落的自由和价值需要保护,掠夺性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引入只会毁掉部落生态文化。显然, 这些人类学家对部落社会进行了浪漫化解释, 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前殖民时期的部落社会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当地或区域性的政治经济紧密相连的。殖民者到来后, 这种联系被扩大, 使之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交换体系。普纳萨德等强调的是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连续性。14

    再次, 马赫士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把殖民主义看成是生态分水岭的观点。他认为, 把前殖民时期看成是传统的、人与自然是平衡关系, 把殖民时期看成是现代的、人与自然是不和谐关系的认识是简单化的。因为: 第一, 从理论上讲, 传统与现代并非绝对对立。传统中蕴涵着现代性, 现代中融合了传统因素。传统和现代都会在不同社会和生态环境中得到重构, 形成替代性的传统或现代。第二, 从方法论上讲, 印度的生态文化区域丰富多样, 同样的国家政策在不同区域对不同人群具有不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 综合研究必须非常慎重, 形成结论必须非常小心, 要谨防绝对化。第三, 在前殖民时期, 农业和城市的扩展确实改变了当地自然景观和动物栖息地, 也引起了农业核心地区和森林内陆地区之间的地域冲突和民族纠纷, 但是这种变化并非整体性的, 这种冲突也非完全敌对的、而是在互惠关系基础上的矛盾; 国王和部落领袖之间形成了虽然松散但富有弹性的政治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这种关系能够容纳各种资源利用方式存在并相互补充。殖民政权建立后, 在资源使用方式上形成等级制度, 定居农耕受到更多重视, 采集狩猎游耕和游牧等资源利用方式以及主要以此为生的部落逐渐被排斥到权力体系的边缘。第四, 在殖民时代, 尽管有殖民政权的打压, 传统资源利用者虽然变成了受管理的劳动力资源, 但他们仍然有能力适应、生存甚至创新。殖民者甚至也在劳动者的压力下不得不修改其政策。这也说明,尽管在人口不断增加、财富积累日趋集中等压力下, 传统资源利用体系的作用日趋削弱, 但其知识和技术仍然是有活力和适应能力的。所以,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事实来看,传统的和现代的资源利用体系之间并非一直是对立的关系, 前殖民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并非一直和谐, 殖民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也并非一直是退化和破坏。15

    从这些相互质疑中, 我们可以看出, 殖民主义确实在印度环境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 但它并未使之与前殖民时期完全断裂, 其中的连续性依然存在; 传统的和现代的资源利用方式并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和谐或不和谐, 其内容是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 随着研究范围从北部向中部或南部高原地区的拓展, 前殖民时期自然和社会是和谐的观点会受到更多挑战。16

    印度环境史研究的第三个重要主题是殖民时代科学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殖民主义在从赤裸裸的掠夺转入自由贸易阶段后, 殖民地迅速变成了宗主国的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产地。为了能够持续剥削下去, 殖民科学家在殖民地进行了许多探险旅行和学术研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英国科学爱好者在印度通过考察研究, 对当时气象学、热带医学、地质学、地图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种学做出了积极贡献。在 19世纪, 英国科学家利用印度这个天然的实验室和考察站进行研究, 促进了造林学、园艺学、林木栽培学、土壤学、森林水文学和昆虫学等的发展。从1850年起, 土地测量、养鱼学、农学、兽医学等不但得到发展, 还在整个大英帝国通过由研究机构和国际会议等组成的交流网络传播开来, 并与人口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结合共同支撑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科学资源管理体系和生态发展。17

    英国科学爱好者到印度后, 最主要的研究方式是旅行观察。在他们的游记或考察报告中, 直接记录了所到之处的景观、地形、植被以及人对自然的影响。因当时亲自到过印度的人数极少, 其文本在现代科学史上具有了权威性, 成为研究相关问题的认识起点, 同时被殖民者充分利用成为征服和改造印度文化和自然的指南。他们的旅行是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定期流动, 其记录既不是对印度自然的客观描述, 也不是对宗主国知识的移植和复制, 而是他们带着来自宗主国已经发展的科学知识并以此为参照来观察印度的自然和有关自然的知识。反过来, 随殖民扩张而来的观察和实验发现对欧洲科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 这样的知识是相互博弈和融合的结果。18在这个过程中, 印度的科学知识被祛魅 , 代之以理性。殖民科学家的文本都充斥着用当时英格兰的农村景观和农业经济改造印度的、用英国的兽医学知识控制印度的动物治疗实践的信息, 散发出浓烈的 “进步”意识, 为后来殖民国家的暴力控制和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 科学并不像民族主义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是“帝国的工具”, 只是为殖民帝国的统治提供服务的系统知识。因为, 科学在大英帝国传播也为现代环境运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这里所说的环境知识并不像里查德•格罗夫所说, 是来自对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观察。其中隐含的思想也不是如格罗夫所说重视环境的美学和道德价值同时忽视其经济价值, 而是充斥着培根的哲学思想, 即自然是上帝赠予人类文明的礼物, 是给人用于维持生活的。显然, 这里更重视的是自然的经济价值, 而不是精神等价值。实际上, 环境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有着相同的历史, 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帝国科学 ( emperial science)通过帝国科学交流网络形成了一个科学帝国 ( empire of science), 其目标在于促进殖民地的经济开发并改造当地景观及其管理, 进而持续满足宗主国的无限需求。

    自然科学与国家和市场力量结合, 共同把由进步观念演化而来的发展变成了帝国的意识形态。发展既是把殖民地联结成殖民帝国的纽带, 也是殖民国家祭出的招牌, 同时也是为其在后殖民时代维持潜在合法性埋下的伏笔。

    对印度殖民时代科学与发展关系的研究与争论说明, 科学既不像民族主义史学所说的只是“帝国的工具”, 也不像殖民学派认为的给殖民地带来了福祉和现代文明。科学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 进步和发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这两者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相互促进, 成为印度环境史上独具特色的一幕。

    从印度环境史研究关注的主题来看, 它注重对殖民时代国家与下层群众关系和科学与生态发展关系的研究。它展示的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科技和政治发展成果到了殖民地后如何发生变异和当地化的历史, 描绘了一幅世界环境史发展进程中多元现代性或混杂现代性的复杂图景。

三、印度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问题

    印度环境史研究具有鲜明的生态民族主义特点。学者们在研究殖民主义及其对印度的影响时, 往往会注意到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价值都有关系的殖民混杂性 ( Colonial hybridity)问题。对殖民者来说, 混杂性是教化被殖民者向殖民者学习的政策的产物, 是现代性的表现; 对被殖民者来说, 混杂性既是民族及其文化差异的必然产物, 又是用殖民者的价值向宗主国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武器。因此, 关键是建立一种以发展和现代化等为主题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从专制向宪政、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叙事。19民族国家主导的发展项目就是把自然的所有因素都世俗化和商品化, 然后以生产要素的方式投入生产过程, 进而创造国民经济的增长。印度环境史研究是在反精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学术氛围中诞生的, 因而, 其最重要的研究主题毫无疑问是批判殖民主义和延续了殖民国家政策的后殖民国家的世俗民族主义及其生态象征如大坝建设政策、森林政策等，对受到甘地思想和浪漫的原始主义激励的土著主义大加宣传,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把前殖民和前现代社会浪漫化的地方民族主义和宗教民族主义。土著生态民族主义者认为, 穷人依靠并以传统方式保护的环境因素是国家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广泛存在于风俗知识、文化多样性、生态财富和仁慈的当地政府等载体中。但它受到了国家发展项目的严重威胁, 对这种发展方式的不满促成了土著生态民族主义的产生。因此, 这两种生态民族主义并不是势不两立的, 而是相互联系的, 共同构成了印度环境史研究中突出的生态民族主义特点。

    印度环境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并不意味着它就固步自封, 相反, 开放的比较研究是印度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印度是英帝国的重要基石, 从印度诞生的许多科学技术和制度都经过帝国交流网络传播到大英帝国的各个殖民地, 但各殖民地的具体环境状况千差万别, 这些技术和制度在本地化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就为印度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比较对象。格罗夫在研究殖民地知识在现代环境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作用时, 不但追溯了在印度形成的环境知识在非洲、印度洋岛屿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传播, 还通过比较这些知识在不同地区的变异得出了现代环境主义兴起于像毛里求斯这样的热带岛屿的观点, 对环境史研究中的欧美中心主义进行了有力回击。另一个在印度长期工作过的殖民林学家 D. E. 胡钦斯也把在印度实践的林学经验和森林保留地政策分别带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其总结印度林业实践的研究报告也成为在地中海地区和巴勒斯坦进行森林立法和管理的理论基础和学习榜样。通过大范围的比较研究, 他认为, 作为一种保护实践的现代环境主义始于 1855年在印度颁布的森林特许状, 此后从印度开始的管理和保护森林的体系通过帝国林学运动传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大英帝国和后来的英联邦。20

    古哈通过对从事环境保护的博物学家、林务员、科学家、政治家和行动主义者的传记性描述, 对印度和世界的环 境主义思想和 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他认为, 全球环境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主要表现在思想上, 形成了三个流派 (回归土地, 科学保护和荒野思想), 反映的是对工业化和现代国家权力的反动; 从20世纪初到现在, 全球环境主义更多地表现为群众运动, 其目标体现了深度生态学和环境正义的理念, 反映的是对丰裕的后工业社会的新认识。21“回归土地”思想影响了甘地和泰戈尔等人, 最后逐渐发展成既反对城市工业社会又反对农村森林社会、把乡村农业文明理想化的、倡导节约型生活方式的“农业主义”。相反, 在美国出现的“荒野思想”为成立塞纳俱乐部和建立国家公园奠定了理论基础。印度环境主义偏重于让穷人分享自然的成果, 强调社会正义; 而美国环境主义重在保护动植物和荒野的权利。22这样的概括虽然难免会简单化,但把印度环境史置于英帝国和全球范围来认识无疑会凸显印度环境主义的独特性。

    整体研究和具体研究在印度环境史研究中交相辉映。印度是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 又是一个能够发出多种声音、具有多种历史文化和生态区的国家。印度环境史研究既需要整体研究, 也需要具体研究。一般情况下, 历史学家总是认为, 整体研究应该建立在充分的具体研究基础上, 在资料和具体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综合才是符合逻辑的研究路径。但是, 在开拓印度环境史研究新领域的特殊时刻, 提出解释印度历史的环境史新框架和进行具体研究可以并行不悖。因为, 人们在试图解决一个难题时, 首先必须确定它的范围和结构, 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框架。另外, 整体研究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料和内容上的空白或断层, 但它在形成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产生富有洞见的全局性观点和

认识上是具体研究永远无法望其项背的。23当然, 强调整体研究并不是要贬低具体研究的价值, 相反在印度历史编撰学的主流从政治史向经济史和社会史扩展过程中, 区域史逐渐在 1970年代成为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最爱。环境史研究在印度兴起后, 与史学编撰的这一新潮流迅速融合, 其研究呈现出带有浓厚地方性的百花争艳的喜人局面。专题研究不但面广而且深入, 在诸如国家政策对环境各因素的影响、土著保护体系的断裂和延续、科学环境保护的思想和实践、健康和疾病的生态学、环保先驱的思想和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具体研究的发展为进一步推动整体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毋庸置疑, 经过 20年的努力, 印度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也存在一些亟待克服的问题。第一, 印度环境史研究重视殖民时代, 忽视对独立后、尤其是工业和城市污染历史的研究。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相比, 印度是发展中的、正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尽管已经有比较严重的污染, 并造成生命损失, 但在奉行“发展第一”战略的年代, 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应有的重视。正如英迪拉•甘地 1972年 6月 14日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所说: “富人一方面对我们的持续贫困不屑一顾, 另一方面又对我们消灭贫困的方法大加斥责。我们确实不希望继续危害环境, 但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那些贫困的人们。贫困难道不是最大的污染者吗? 在贫困的条件下, 环境不会得到改善。不利用科学技术, 贫困也不会被消灭。”在这种两难的困境中, 为消除贫困, 社会改革的重点放在对获取资源权利进行再分配。因此, 印度环境史研究就着重乡村森林史和水利史、轻城市和工业环境史。局限在这些领域的印度环境史研究更像是生态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 印度环境史研究要想取得新突破就必须尽快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城市和工业, 从生态史变成真正的环境史。

主要注释：

1、Ram achandra Guha, The Unquiet Wood s: E colog ical Chang e and P ea san t Resistan ce in th eH ima laya, ( Expanded E d ition ),Un iversity of Californ ia Press, 2000.

2、两者之间的联系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 Special Issue on “Essays in Agrarian H istory: In dia, 1850- 1940”,Studies in History, V o.l 1, No. 2, N ew Series, 1985.

3、Ram achandra Guha, “W riting Environm ental History in India”, Studies in H istory, Vo.l 9, N o. 1, New Series, 1993.

4、Marika Vicziany, “India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A sian Studis Review, Vo.l 14, No. 2, 1990.

5、这一说法是由 Richard Grove等最先明确提出的, 后来得到 Ramachandra Guha的默认和解释, Ranjan Chakrabarti沿用并确认了这一说法。Richard H. Grove, Vinita Damodaran, Satpal Sangwaneds. ,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 east As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 Ram achandra Guha, “Ind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1989-1999)”, in Ramachandra Guha, The UnquietWoods: Ecological change and Peasant Resistance in the Himalaya, p. 222; Ranjan Chakrabart,ied. , Situating Environm entalHistory, Manohar, 2007, p. 20. 但美国学者希尔似乎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他认为印度环境史研究至少有百多年的历史, 但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环境史似乎是从美国发源、随后传入印度的。参看 ChristopherV. H il,l South Asia: An Environmental H istory, pp. xv iii xx.

6、Ramachandra Guha, The Unquiet Woods: Ecological Change and Peasant R esistance in theW estern Himalaya, Delhi 1989.

7、Richard H. Grove, Vinita Damodaran, Satpal Sangwaneds.,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and Southeast Asia, pp. 9- 11.

8、Madhav Gadgil and Ramachandra Guha, 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 istory of India, New Delhi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9、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ASAEH, http: / /asaeh. Org

10、Madhav Gadgil and Ramachandra Guha, 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 istory of India, p. 13.

11、Ramachandra Guha, “Writ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India”, Studies in H istory, Vo.l 9, N o. 1, 1993, pp. 125- 126.

12、Richard Grove, Green Imperialsi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 -18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Remarks by the Board of Revenue”, Madras, Dated 5 August 1871. 转引自 Ramachand ra Guha, “Ind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 1989- 1999) ”, p. 219.

14、A rchan a Prasad, Against Ecological Romanticism: Verrier Elw in and the Making of an Anti modern Tribal Identity, New Dehl,i2003; Mahesh Rangarajan, Fencing the Forests: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ias Central Provinces, New Deh l,i1996; Sum it Guha, Environment and Ethnicity in India, 1200 - 1900, Cambridge, 1999.

15、Mahesh Rangarajan,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South Asia: A Review Essay”, Environm ent and History, V o.l 2, No. 2,1996, pp. 129- 139.

16、K. Sivaramakrishnan,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Empire Histor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rom Forests in Colonial India”,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4, No. 1, 2008, p. 44.

17、Gregory A. Barton, Empire Forestry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Cambridge Un iversity Press, 2002; S. RaviR ajan,Modernizing Nature: Forestry and Imperial Eco Development1800 - 1950, Ind ia: Orient Longm an Private Limited, 2008.

18、Roy MacLeod, “Nature and Empire: Science and the Colonial Enterprise ”，Osiris, 15( 2000 ), p. 3.

19、Dipesh Chakrabarty,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History: Who Speaks for , Indian− Pasts? in Ranajit Guha, ed. , A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 1986 - 1995, Delh :i Oxford Un iversity Press, 2000, p. 267.

20、Gregory Barton, Empire Forestry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7, 4( 2001)。

21、Ramachandra Guha, Environmentalism: A Global H istory, New York: Longm an, 2000.

22、Ramachandra Guha, How Much Should a Person Consume Environmentalism i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Un iversity o fC aliforn ia Press, 2006.

23、Madhav Gadgil and Ramachandra Guha, Th is F 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H istory of Ind ia, pp. 6- 7.Christopher V. H il,l Sou th A sia: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 xix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