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蓝勇

《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中国环境史研究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现在看来,如果20年前学者们关注生态环境史本身就是一种进步,那么20多年后,虽然研究成果已经比较多,但如果研究结论还仅停留在“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破坏生态环境,历史时期人类生态环境远比现在好”,那就表明生态环境史研究还远远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面对历史与现代中国广袤陆上疆域这一巨大的研究空间,首先需要对区域生态环境史进行深入研究,才能解决一些具体的环境历史和现实问题。所以,笔者在此仅就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谈四点研究体会。

一、对早期环境原始性的认识

直到今天,许多学者总是以为历史时期以来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化并不是太大,总以今天的环境去思考和理解古人,就像以前学者以今天的环境断定古代“巴蛇食象”不可能、金沙遗址象牙来自缅印一样。近几十年来,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历史时期人类所处的环境变化甚大,但究竟有多大的变化呢?

首先从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十二桥遗址、指挥街遗址、商业街遗址等来看,成都平原在距今3000年到7000年之间,沼泽水面远比现在多,可能还有较大面积的天然林。如我们在金沙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巨大的乌木和树根,在青白江地区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残长27米、直径2米左右的乌木,都显现出当时成都平原及附近有高大的乔木林,植被十分原始。由于成都平原湿热的环境,当时较多流行干栏式建筑,十二桥遗址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在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船棺葬,船棺都是用整根大的楠木挖空而成。如在成都商业街遗址发现了17具船棺和独木棺,长达10—11米,直径达1·6—1·7米。[1]这些巨大的楠木应该取自四川盆地四缘山地。在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量象牙也应该来自四川盆地四缘山地,[2]可能主要是川西南和秦巴山地,证明唐宋时期在川西南和秦巴山地都还有大象的踪迹。[3]显现成都平原地区四周的环境相当原始。

汉代扬雄《蜀都赋》称“于近则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于远则有银、铅、锡、碧,马、犀、象、僰”。晋代左思《蜀都赋》也记载:“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而猗猗。孔雀群翔,犀象竞驰。白雉朝雊,猩猩夜啼。”[4]以前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文学作品的夸张描写,并不反映真实的生态环境。但从考古发掘来看,两篇《蜀都赋》所描绘的生态环境并非完全虚指。与之相应的是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湿热。据研究表明,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年均温度在17.7—19.8度之间,比现在高1.7—2.8度,湿地较多,草丛遍野,以草本植物和蕨类植物为主体。[5]显然与今天的环境有很大的差异。

当时重庆峡江地区的生态环境也相当原始。《山海经》中记载:“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对“巴”所指的地域仍有争论,但现在的研究可以肯定,“巴蛇食象”是一种自然现象,并非文学夸张。早在晋代郭璞就谈到巴蛇食象时以蚺蟒吞食鹿子,在五代《玉堂闲话》的记载中也有瞿塘峡中蟒蛇吞食鹿子的例证。进一步研究表明,文献记载中蟒蛇的长度折合为15—30米,围在1.2—2·4米,而近现代蟒蛇吞食家猪、山羊、小牛的记载或报道也屡屡可见。从动物构造来看,蟒蛇的下颌骨构造特殊,吞食小象是完全可能的。[6]笔者曾在《良友画报》上看到20世纪初东南亚蟒蛇吞食鹿子的照片,对蟒蛇吞食亚洲象的事实更是深信不疑。与之相关,在峡江地区许多先秦的考古遗址中发现许多大象牙,如大溪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象牙。后来的研究也发现,唐宋时期南州、溱州还土产有象牙,宋代犀牛还进入万州,[7]显然,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原始森林密布,森林中的生物群落保存完整,原始性强,各种野生动物种类多,数量大,这为亚洲象、蟒蛇提供了足够的生存庇护和下层食物链支撑。

先秦时期不仅在植被、生物上,而且在地形地貌和水文方面也与今天相差较大。近来有的学者以中州地区考古遗址普遍在现在地下水位之下为核心证据,认为商代较为干旱,[8]就是忽视了先秦的地形地貌与今天相差很大的事实。研究表明,现在的地面高度并不是历史时期的地表高度,由于自然冲积和人类活动加剧的影响,历史时期的地表高度普遍比现在的低,这在平原和冲击河谷地区尤为明显。如黄河流域鲁北的古河道一般都在现在地表0—8米深的地下;[9]河南省许多地方是在地下7米深的地方发现宋瓷;[10]典型的荆江河道河床应该比现在低8米以上,所以我们发现荆州万寿塔塔基深埋于大堤以下8米;重庆市忠县中坝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到当代,文化层达12.3米厚,跨度达千年。[11]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层中的先秦层大多在今天河道的水平面以下。实际上在历史时期的近2000年中,长江上游河道普遍抬升,只是自然径流量减少,泥沙、崩岩雍积。[12]最近从嘉陵江边水师码头的探坑的泥沙堆积也可看出,宋代以来嘉陵江河床可能抬高达0.7—2.7米左右。[13]

学者对历史时期水文的变化程度,多关注径流的大小、湖面的伸缩等,实际上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水质的变化。《华阳国志》卷3《蜀志》记载:“崩江多鱼害。”[14]何谓鱼害?实际上是指河里的鱼发洪水时漫入稻田食稻谷为害。显然,如果没有对当时水文生态的理解,是很难理解这种鱼害的。今天我们知道在成都井水显然应该比府河水质好,但历史时期成都的府河水质却更好,如谯周《益州志》载:“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15]《华阳国志》卷3《蜀志》亦云“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它江则不好”。[16]直到清代仍有“可供饮料者,以河水为佳”的说法,[17]所以“杨子江中水”、“河水豆花”成为好水质的代称。总的来看,早期城镇由于人口规模、产业形式的影响,水污染多是程度轻、规模小的有机物污染,但现在的水污染往往叠加了规模较大的生化污染,影响面大,治理难,这使得早期城镇水环境与现代城镇水环境区别较大。

二、对清以来环境变化复杂性的认识

清中后期以来,人口基数的大大增加、外来生物的推广、晚清以来近代工业的出现、20世纪后期城市化进程加快、燃料换代、现代科技广泛运用、现代环境意识出现等等因素,使环境变化受到更多参数的影响,环境变化的复杂性也更为明显。

就长江上游来看,虽然清以前人类活动也对局部环境产生影响,如矿业开发对附近生态环境的影响已经显露出来,但并没有在严格意义上构成较大的环境破坏,这可能是由于在传统生背景下人口基数小,影响生物圈深度和广度有限的原因。清代中叶以来,由于高产旱地农作物的传入和推广,使人口在基数较大的背景下急增,长江上游的森林生态与人类活动的矛盾才变得突出起来,真正从生态环境角度对人类基本生活和生产的影响才显现出来。所以,清中叶以来200多年时间的生态环境变迁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可以说近2000年来中国环境变迁真正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是在近200年的时间内———至少从长江上游来看是如此。

比如500年前,海拔1500—3000米的中山斜坡平坝地区多是原始乔木林为主而间有草甸混交景观,而非现在以草甸灌丛为主的景观。所以,以前有学者认为现在亚热带高山湿地草甸向陆生乔灌植被演变是一种退化,[18]这是不正确的。现在一些草甸沼泽地区出现的向陆生乔灌木演化,实际上是对历史时期的一种回归,并不完全是一种退化。

显然,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条直线,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也同样。我们要认识到并非古代的森林生态环境就一定比现在好,因为好坏是相对于人类而言。早期森林生态环境的原始,森林群落的完整,野兽猛禽众多,瘴疠盛行,对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早期人类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威胁巨大,这种环境实际对人类并不好。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森林生态环境才真正成为人类生存的绿色生态庇护和资源宝库。当然,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也并不是生产力越低下森林生态环境就一定越好。最新研究表明,清代中后期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长江上游城镇周边的森林植被环境远不如现在。我们通过对云南昆明城郊、湖北秭归县城的清末照片与现在对比发现了这一点,[19]相关城镇的文献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近来我们对贵州石门坎乡镇附近的人类学调查也同样可以证明。[20]这些年来,由于燃料换代、环境政策实施和环境意识的强化、农村人口空虚化、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等因素,个别地区已经恢复或者超过清代末年的森林覆盖率。[21]但是也应该清楚,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现在许多地区的森林资源以人工中幼林、次生中幼林和灌丛为主,与以前多原始森林,森林郁闭性强,森林中的生物多样性明显有显著的区别。在这样的森林生态背景下,许多食肉类的野生猛兽已经灭绝,有的兽种即使存在,也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食物链下层小动物而面临无法自然生存的困境;许多乔木林种植马铃薯又退种后,如果没有人工大量种植和养育,森林一时也不可能完全自然恢复起来。也就是说,即使森林覆盖率恢复到了清代以前的状况,长江上游的森林生态环境的原始性和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可能也不如清代前期。

清代末年为长江上游森林生态环境转向恶劣的转变时期,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这个转变过程的初期,一方面当时的垦殖指数还远没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所以在石门坎附近30公里的地方还能有大量较高大的野生杉林用于建筑,森林相对丰富,而当时民间火器对猛兽的威胁相对较小,故野生动物较多。但从野生动物经常偷吃包谷等农作物和偷袭山民来看,一方面显然人类活动已经侵入大量野生动物的核心地区,另一方面显现了猛兽因森林资源减少和人类捕杀加强导致下层食物链缺乏转而向人类生活区觅食的趋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森林资源受到极大影响,许多海拔2500米以上的山原森林被砍伐用以种植马铃薯,野生动物不仅直接受到人类更有力的火器捕杀,而且赖以生存的森林环境已经完全不复存在。所以,今天在许多地区已经见不到这些大型的野生动物了。

显然,从5000年来中国生态环境变迁规律来看,近几百年人类生态环境的变迁最具沧桑之感。而且,由于受多方面人类活动参数的影响,变迁走向十分复杂。但是,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总体上还浮于表面。为此,我们需要用人类学方法,从区域研究入手分析中国的生态环境史,这可能不仅有利于提高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水平,也可以让我们对社会发展中的人地关系有更深刻的认知。

三、对历史环境非直线变迁的认识

从上述对早期环境的原始性和对清以来环境变迁复杂性的分析,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历史时期中国环境的变迁决不是呈现古代生态环境比近现代更好的直线发展趋势,人类较大的经济、军事、政治活动往往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十分复杂的影响,环境变迁并非直线发展。

研究表明,“瘴气”是指森林中的动植物、矿物和水体散发出的,导致人类出现各种病理现象的多种有毒气体、固体、液体的总称。[22]只是因为文人墨客常常用瘴疠、瘴气泛指落后蛮荒之地,因此被误以为是文人墨客的臆想,问题在于为何同样是森林地区,现在却没有所谓瘴气。

可以肯定的是,中古时期中国南方的瘴气作为一种十分常见的地方性疾病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疾病的流行与衰减与森林生态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历史时期的森林多以原始林和次生原始林为主,这种森林资源往往郁闭性强,生物群落完整,森林中动植物的种类、数量都远远大于今天的次生林和人工林,有毒的动物、植物、矿物、水体远比今天多,而森林的郁闭性使种种毒体不易挥发,浓度高,对人类的威胁危害明显。清代云南民间流传的“三不”风俗,即“不讨小,不洗澡,不起早”,据说就是为了避瘴,可能正是这种瘴疠环境的产物。

不过,从明清以来,人类活动使森林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皇木采办将森林中的特大乔木破坏殆尽,商业开采更是将大量成片的乔木砍伐,人类垦殖将成片的山地森林连根大量破坏,野生动物不仅失去了生存家园,而且不断被猎杀,这不仅使森林大面积缩小,而且森林的郁闭性远不如以前,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影响。所以到清代,四川以前瘴疠突出的峡江地区随着森林资源的破坏,已不再是瘴疠之区。到了20世纪,长江上游地区已经很难找到所谓瘴气,以至于有学者甚至怀疑历史上瘴气存在的客观性,以为所谓瘴气不过是中原文人的臆想。

如前所述,近十年来,长江上游许多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回升很快,有些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也已经恢复到清代中叶以前的状况,但为何没有瘴气出现呢?因为这些年恢复的森林植被主要是次生林和人工中幼林,森林的郁闭性远远不如历史时期。同时,由于大量动植物种类的灭绝,森林的生物多样性远不如历史时期,这就决定了森林生态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历史时期的状况。

在中国古代虎患是威胁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灾害。《华阳国志》卷1就记载秦昭王时白虎为害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五代宋初,成都城和永康军城出现华南虎入城事件;宋代四川盆地丘陵地区的果州、阆州、集州、蓬州诸州群虎出没为害,官府组织捕杀。[23]特别要指出的是明末清初四川战乱以后,长江上游地区出现了历史时期以来最为严重的虎患。这次战乱之后,人口急剧减少,社会残破,经济凋敝,田野荒芜。据研究表明,明末四川册载人口为300万左右,实际人口可能在700—800万左右,而清代初年则骤降至60万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虎患。

在这次虎患中,四川盆地从平原到山地,从城市到乡村,老虎繁衍滋生,形成了虎群纵横四野,“人少豺虎多”,人被虎驱赶的特殊场景。所以欧阳直在《蜀乱》中感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24]与虎患同时出现的是森林自然复茂,生态环境变得十分原始。这次虎患的出现不是在汉晋、唐宋这些人口基数较小的时期,但其出现的严重程度和生态的原始程度远远超过这些时期。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对生态环境作深入的研究,简单地认为越是远古环境越原始可能就是不正确的。经过乾嘉垦殖高潮以后,不论是西部,还是东南沿海地区,人口急增,虎患之害虽然也时有发生,但随着经济开发的强度增大,虎踪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失去原始性。显然,虎患的周期性出现,显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使人类生态环境发生周期性变化的复杂性。

前面我们谈到现代中国城镇森林生态环境已经大大好转,森林植被覆盖率已经超过清末。但现代中国大多数城镇江河水生化污染十分严重,水环境总体上并不如清代民国时期。显然,人类活动影响可以使人类生态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并不是一条直线递增或递减发展下来的。这种环境变化的复杂性、非直线性使得我们在复原历史环境时不能仅在大区域内用文献材料简单插补后按级数递增、递减来复原,而更多地要将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统计学、人类学的诸多方法结合起来,在分区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复原。

四、对环境回归与逆转非完全性的认识

研究表明,人类活动对长江上游地区亚热带河谷、浅丘地区影响较早,早已经过从天然植被为主向人工植被为主的转变过程,从生物原始性角度讲这是一种退化。这种退化是否需要回归重建,是否可以回归重建?现在看来,完全回归原始植被已无可能和必要。但长江上游中低山地区的森林资源正好是长江流域的水源林地区,对于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恢复重建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从回归重建来看,可以有自然重建和人工重建两条道路。从历史时期来看,长江上游平原、丘陵地区人类活动历史悠久,天然林较早受到破坏,人工林比例大。历史上由于人口增长、战争破坏的影响,森林资源历经无数次破坏与自然和人工复原。从生物学上看,长江上游低海拔地区处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气候温暖湿润,植被的自然复原功能强,所以历史上虽历经战争、生产生活活动的破坏,植被不论是自然还是人工,恢复起来都较为容易。当然,这种恢复不论是自然恢复或是人工恢复,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回归。因为自然界即使没有人类的影响,也有一个演替进化的过程,自然的演替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重复。当有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后,更不可能是完全的恢复。

但是, 500年以前,人类活动对长江上游海拔1500—3000米地区的影响十分有限,当时该地区并没受到人类实质性的破坏。所以,不论是从人类活动破坏恢复的例证,还是从生态原理角度,这个地区森林植被被破坏后能否很好恢复都是未知的。理论上讲,人工恢复由于远离人类核心区,可能投入的成本会大一些。从生态学原理来看,由于这个海拔地区处于暖温带气候背景,气候相对高寒干燥,生物生命力相对较弱,植物群落相对更单一,生物多样相对更差,这会使自然复原相对更困难。

历史地理学研究表明,森林植被回归指数的大小,与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植被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关系密切。以近500年长江上游中低山植被退化为例,早期的皇木采办、商业采伐主要是对原始林中核心的巨大杉木的破坏,对中幼林破坏较少,对林木根系破坏不大,但后期采伐范围扩大,一些中幼林被砍伐,客观上使植物群落从根本上遭到破坏。尤其是近100年来人类的垦殖活动,特别是在高山种植马铃薯,不仅使地面上的中幼林、灌丛被完全破坏,而且树木的根系完全被挖去,使得这些地区的自然恢复几无可能。而人工恢复重建,一是工程和投入巨大,二是由于天然植被的基因失落,所以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植被状态。

应该看到, 500多年前长江上游山地中低山地区由于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生态环境是依靠自身的自然状态有机发展的。自从人类活动大量介入后,这种生态环境的生物链往往被打破,形成一种人化的新生物链。如历史时期长江上游华南虎、熊、野猪都是长江上游森林食物链中相对上层的动物,由于人类活动对森林的破坏和对其生存所依赖的下层野生动物的猎杀,野生状态的华南虎已经灭绝,熊和野猪也一度大大减少。虽然近十多年来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大大回升,但所呈现的生态意义与历史时期却并不一样。华南虎灭绝后,要想自然恢复已不可能。人工驯化的华南虎作为一个群落野放才有可能恢复野生华南种群,而且还必须有一个拥有足够量的下层食物链存在,这都使人工恢复工作难度相当大。历史时期长江上游华南虎患与打虎高潮此起彼伏,主要因为整个华南虎生存的生态环境生物链并没有被破坏,完全可以依靠自然复原。同样,现在长江上游野猪群落众多,时常出没,表面原因是这些地区森林恢复的结果,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野猪生物链上层的华南虎、豹等的灭绝和减少,以及人类高山垦殖的玉米、马铃薯等为野猪提供了天然的食物,改变了野猪食杂的生活习性。显然,人类活动影响下生态环境的回归不可能是完全的回归。

因此,如果我们对历史时期影响环境变迁中种种因子的回归指数作系统研究,形成一个自然因子回归指数编制出形成各种自然因子的回归系数不仅可为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可资直接参考的指数,更有利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科学化、系统化,也更能体现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