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龙

（山西大学历史系，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人口、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已日益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而历史学界并未给予高度的重视。本文就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史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提出了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史；社会史

一

    时代前进的步伐呼唤新兴学科的诞生。近20年来，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范畴和命题已被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跨学科领域所共同接受，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也许是因为经济学更加贴近社会现实的缘故，在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已成为名正言顺的二级学科，而历史学界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人口、资源、环境的变迁与人类历史共生共存，其中可以研究和总结的内容非常丰富。近十余年来，尽管史学界对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成就斐然。但是，这些研究不仅主要局限在历史地理学、人口史、经济史等有限的专业领域，而且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分而治之的“两张皮”现象：一方面罗列人口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展示资源、环境问题。事实上，人口、资源、环境三者是一个系统体系中的有机组合，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这门学科的生长点所在，也正是这门学科最核心的研究对象。

    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人口、资源、环境史，就是要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人口、资源、环境的变迁不仅与人类历史的变迁紧密相关，而且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西班牙种植主为在古巴获取咖啡树的高额利润而不惜焚烧森林，结果使沃土变为赤裸裸的岩石时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①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变迁及相互影响的历史相当久远，其中既有相互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有人口膨胀、资源缺乏、环境恶化的不协调发展时期。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的运行机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效益，揭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平衡之间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总结中国历史上在此方面（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经验教训，正是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就方法论而言，就是要充分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科学和一些相邻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是当代社会史研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它不仅注重史学家利用其他相邻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而且提倡史学家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一起对历史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溶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对于史学家而言，这种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能力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②人口，资源、环境并不是三种互相割裂的社会和自然因素，也不是三种因素的简单组合。作为一个整体，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是一种有机的组合，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调运行机理相当复杂，可以说，人口、资源、环境史本身就是一个交叉的边缘的学科。正如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并不等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一样，历史地理、人口史、经济史的研究也不可能代替人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只有充分利用和吸收相邻学科，尤其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将此运用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才能使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走上正确的方法论途径，另外，年鉴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应当引起重视的。这是因为：并不象革命、灾害等“事件”那样，人口、资源、环境的变迁都有一定的周期性，甚至相对稳固性，只有将此放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观察，才有可能洞悉其变迁及其轨迹，否则见木不见林，很容易出现认识上的偏差。

    关注现实，鉴古知今是历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历史学不应局限于让史料说话的实证史学，而应是由历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年鉴派学人将此概括为:“问题史学”，用布洛克的话说就是：“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历史与现实奇妙地沟通，现实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紧密粘连，史学工作者只有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只有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使历史学走出史学界，才能撰写出无愧于时代和社会的历史著述。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言面喻。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史坛必将占有其应有的地位。

二

    1987年，联合国世界发展与环境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Brundtland)女士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指出：“从宇宙中，她们可以将地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认识和研究，它的健康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健康。”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整体的不协调正是由于区域不协调逐步造成的。从区域的角度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协调发展的机理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是一门新兴的、综合的交叉学科，既没有现成的理论与方法可以直接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的积累和整理又无从谈起，应当说也是一门难度较大的学科。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多个区域的具体研究，然后再逐步进行整体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是一条实事求是，符合研究规律的路径。事实上，在史学研究的选题中，个别与整体、微观与宏观只是相对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具体领域的探讨，就不会有一般的史学成果。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也不是全由选题角度的宏观与微观，个别与整体所决定的。相对于特定国家内特定的地域研究而言，全国性范围的研究可以说是宏观的、整体的，但相对于跨国界的世界范围的研究而言，全国性的研究又只能是一种局部的、微观的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地域的研究，不仅有促于整体的研究，而且可以验证整体研究的论断，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言：“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就提出的那些人们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

    仔细审视西方社会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地域社会史与整体社会史互相渗透，并行不悖。年鉴学派的许多代表人物，如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其代表作品也大都是区域性的。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7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心观”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黄宗智先生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都是区域研究的典范。宏观着眼，微观入手，一定程度上是任何一门学科都应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的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溶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⑥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我们感到山西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区域。

    历史时期，山西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而且是人口相对集中，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就人口总数的演变来看，自班固《汉书·地理志》出现最早的该区人口数字，直到清代乾隆年间，除去辖区盈缩，重大灾害，战乱因素外，山西人口总数一直在2—8百万之间起伏，其中明代以后人口总数稳步增长。乾隆中期，人口总数突破1000万，光绪初年自然灾害前达到1600余万，是为解放前人口总数的最高水平。1969年突破2000万，90年代初期突破3000万。整体来看，与全国人口总数的演变一样，越到后来人口增长的速度越快。但山西人口发展也有其本身的特点，比如：经过元末明初十余年的战乱，全国人口总数有所下降，尤其是中原地区人口亡失最为严重，而山西此时少受战乱，灾害侵袭，人口一直保持较快才增长的态势，这正是明初大规模“洪洞移民”的基础。进入近代，经过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国人口，尤其是人口最为稠密的东南诸省损失惨重，直至建国初期1953年人口普查，东南数省人口总数仍不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太平天国战争前的水平。而山西人口在整个近代仍然是一个继续增长的趋势，其间最明显的下降，不是战乱，而是光绪初年的自然灾害，而此次“两百年未遇之天灾”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不无关系。另外，历代山西人口的外迁，周边地区向山西的迁移（尤其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当时的资源与环境状况都有联系。从人口结构来看，明清以来商业人口明显增多，近代以来男多于女的高性比例，也都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明清以来形成的外出经商浪潮，“土狭人稠”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山西的煤、矿资源在全国属于丰盈之区，但其他自然资源、尤其是对农业生产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土地和水资源却是相对匮乏的地区。重要的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十分有限的历史时期，丰富的煤、矿资源根本谈不上充分的开发利用，而土地和资源的匮乏却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到人们维持起码的生计。同全国其他省区相比，历史时期，山西人均占有耕地在全国属于中下等水平，但山西是一个平均海拔在千米以上的黄土高地，80%以上的土地属丘陵和山区，土地素质不仅不能与江南及沿海各省相比，而且同邻省也有一定差距。光绪年间，巡抚曾国荃曾经这样讲过：“查山西一省，山多地少，本非五谷蕃衍之所，雁门以北地多斥卤，岁仅一收。太行迤东则冈峦带土，颇鲜平原。其共推神皋奥区者，亦只太、汾、平、蒲、绛、解数郡，土地平旷，天气稍为温熙，而所属州邑仍有界在山陲，号称硗确者。”⑦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此种土地资源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水资源的匮乏也是长期困扰山西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山西境内河流数量有限，历史时期具有灌溉能力的仅有汾河中下游及少数支流，山区和丘陵地带，虽有一些地下泉水和山涧流水，但随气候的变化而无固定的源泉。“十年九旱”一直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影响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至今少数山区仍有人畜饮水困难的问题。水资源的日趋紧张，不仅与人口数量增长，土地面积增加直接有关，而且与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的频发，以及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明显的因果关联。

     历史时期山西生态环境恶化的最突出表现是水土流失。山西境内有太行、太岳、管岑、吕梁、中条、五台和恒山等八大山脉，丘陵和山地占80%以上，仅有汾河中下游有少数小平原，大部分地区为黄土所覆盖。明清以来，随着人口总数的增加，土地的开垦速度明显加快，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甚至焚烧森林以取得地肥成为南北各地的普遍现象。研究表明，隋唐时期，太行山森林覆盖率在50%；元明已由30%降至15%以下；清代由15%降至5%左右；民国已降至5%以下。⑧森林面积的减少，尤其是汾河上游山地森林的砍伐，引起土地资源的大面积破坏，土壤肥力降低，水土流失成为严重问题。水土流夫不仅引起土地的大面积沙化，而且使汾河流域的含沙量急剧增加。河道、渠道的变更，由森林减少而引起的气候环境的变化，又加剧了旱灾及争夺水资源的各类“水案”的频发，这种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一直是困扰山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另外，近现代以来，随着煤、铁等矿产资源的开采，以及造纸，印染等行业的发展，环境的污染也日益成为山西地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应当重视的是，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有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任何一种因素都有可能在一定历史时期起到关键的作用，或曰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与环境发展不协调的态势突出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是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在生产力发展有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人口总量的增加就意味着社会消费总量的增加，要满足最起码的消费，维持起码的温饱水平、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开垦土地，扩大耕地面积，由此不仅引起土地资源，水资源及其他资源的日趋紧张，而且使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甚至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

    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浪潮极大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也相伴出现。重要的是，这种问题在短期内并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样，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仍很严峻，如何借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制定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也是历史学家应当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0页。

②⑥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载《史学研究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见王之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⑤参见乔志强、行龙主编：《近化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绪论部分。

⑦曾国荃：《致各府、厅、州公函》，《曾忠襄公书札》，卷十四。

⑧参见翟旺：《太行山系森林与生态简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