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9日/第011版  跨学科研究

作者：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物质层面的环境变化的历史，同时就是精神层面的人类意识的历史，也是政治经济层面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跨学科研究，作为联结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两大领域之环境史的重要研究方法，向为中外学界之共识。对此，专文论述者不在少数，结合具体对象、具体运用者更为普遍。那么，中国近代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如何落实?或者说，我们到底从哪里开始“跨”?在此，笔者试图作一点思考。

中国近代，实为传统农业社会陷入困境、开始向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艰难蜕变并进入世界体系的时代，亦是人与自然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因此，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即是要在环境史范畴内，探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在走向近代和世界的过程中，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它们对其后和今日中国的环境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铺垫和制约。其中，需要着重阐释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人地矛盾、农业发展及其环境影响；殖民侵略、西方科技影响下的资源掠夺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工业化、城市化与公共卫生问题和环境问题；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社会和环境问题；战争、革命与环境问题；局部地区自然环境的治理与保护。这些问题说起来似乎简单，但分析起来却相当复杂，并非传统历史学和某一学科所能单独面对。惟其如此，我们在从事这一时期中国环境史和相关问题之研究伊始，就需要在思想方法上有明确的认识。很显然，对其中每一问题的分析，都因其内容本身的交叉性而有赖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当然有层次之分。一种层次是不同学科理论的相互渗透和借鉴。譬如，伊懋可在《大象的撤退:中国环境史》一书中借用经济学理论中的“技术锁定”概念，描述了18、19世纪由水利技术支配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系统进退维谷的状况。另一种层次则是对和环境有关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掌握。作为人文学科背景出身的环境史学者来说，后一种层次上的跨学科研究显得比较困难。因此，许多学者都强调，在环境史研究中，历史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依托项目而开展团队式的直接合作，其效果会更好。这的确是国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在涉及环境历史问题研究时，一直行之有效的一种形式。目前，我们也是按照这一形式，组织和参与有关中国近代环境史的一些项目研究工作的。不过，这里想要着重指出的是，就个体研究者而言，用跨学科方法从事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则要从明了环境史思维习惯并培养这一习惯起步、跨越。

环境史思维习惯，是美国学者威廉·克罗农在《环境史功用》(1993)一文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这是体现环境史功用的重要所在，并成为了环境史学者的信条。其具体内涵有四条，分别是:1.人类历史皆存在于某种自然环境之中；2.无论自然还是文化均非静止不变；3.环境知识皆属文化建构并具历史偶然性；4.历史智慧通常以寓言而非政策建议或确定事实之形式出现。对其中每一条，克罗农都作了深入阐释和重点强调。在第一条中他强调，人类活动大都带有环境后果，而自然系统的变迁，不管是因人类还是自然本身而起，几乎都影响了人类。在第二条中他强调，自然与文化间的关系应当总是被当做动态而非静止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来看待，任何简单地理解其互动的方案都将大谬不然。在第三条中他强调，承认知识皆具历史偶然性，有助于我们警惕绝对的非情境化的“规律”或“真理”之危险，更好地理解环境和文化的多样性与微妙性，以及我们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学会谦恭、宽容和自我批评。在第四条中他强调，由于世界具有多方面的复杂性，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总是不完整，他们试图改变自然界的行为又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通过寓言来领悟如何解释可能发生之事，即是一种特别的智慧。它对于消解寻求更宏大的铁板一块的知识之渴望是必不可少的，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讲述特定时空下特定人群与其周遭世界间的故事。

归结起来，上述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文化与自然两大系统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们对结果都具有影响，它们的关系也会因时而变；当然，变化的速度和规模在不同时空下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变化也并非总是有益于人类和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生态学意识和历史学本质，或者说是它们二者的结晶。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个环境史学者都是生态学意识的接受者。他们在从事历史研究时明确意识到，无论在什么时空范围内，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都是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它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过程。因此，历史绝非人类的独角戏，而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大合唱；环境史的一个初衷，即是还自然在历史中的应有地位。至于历史学的本质内容，犹如英国史学家埃尔顿所言，是要阐述变化。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中谈到历史学的三种习性，它们是对事件的关注、对变化的关注以及对特殊之物的关注。其中，“变化”是历史分析和叙述的本质内容。“历史学基本上处理事物(人们、制度、观念等等)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事件是它的关注点，同时也是它的工具。”

由此观之，环境史思维习惯综合了生态学意识和历史学本质，其着力点，即是“根据那相互作用来阐述变化，也就是关注在自然与社会秩序之间起作用的同时发生的相互的影响”。环境史思维习惯强调，“物质层面的环境变化的历史，同时就是精神层面的人类意识的历史，也是政治经济层面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环境变迁史、人类思想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决不可能相互分隔的。尽管所择取的研究对象可以分门别类，但我们对问题的分析和资料的利用必然会超越现有的学科分野，而深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中披沙拣金。

上述环境史思维习惯，必须贯穿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各个主题，并具体落实到资料搜集、整理以及问题分析研究之中。我们需要大量挖掘从前并不为史学工作者普遍注重的涉及土壤、水文、动植物、卫生、能源、景观与城市设计等多方面的资料，用以分析形式多样、错综复杂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同时，要充分认识到这对关系的变动不居以及针对不同时期所做研究之侧重点的不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展开中国近代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