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桥乡:水、肥、土与江南乡村生态(1800-1960)

作者简介：王建革，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2009年第一期

内容提要：上海松江县华阳桥乡水利、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反映了近代江南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的变化，其中水是江南生态的核心。华阳桥乡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几乎是江南上千年农业生态结构的缩影。1950-1960年期间，水、肥、土二个要素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水面整治、大积土杂肥、改变耕作制度，由此引起了土壤生态先向结构良性后向积水变坏的方向发展。水肥环境的转变也对乡村卫生甚至城市环境产生了影响。三要素之间的互动，构成乡村自循环生态关系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  江南、农业生态、水利系统、土杂肥

江南农业生态的主要特色是丰富的水环境。河流不仅影响到村民的生活，也影响到基本农业投入。18世纪以后，传统乡村面临着肥料缺乏的压力，肥料通过土壤发生作用，对土壤生态产生影响，肥料的收集和施用还影响到人居环境，特别是水环境。水、肥和土的关系构成江南生态的基本特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统社会的运行。本文以历史资料非常丰富的松江县华阳桥乡为典型1，对传统江南农村生态系统的一些基本特点进行分析。

    从 19世纪到 1950年代, 这里尽管是西风东渐的先锋地区, 但农业型态仍是最基本的精耕细作农业。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描述的江南农业和姜皋《浦泖农咨》中描述的稻作技术, 基本上代表了这个乡明清时期精耕细作的传统。 1940年, 天野元之助作为满铁调查队伍中的一员, 参与了华阳桥乡四个自然村落薛家埭、吴家埭、西里行浜、许步山桥的实态调查, 并合写出了调查报告。这一报告详细完善, 成为许多农史学家研究江南不可或缺的资料。 1950年代, 华阳桥乡长岸村出了一位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和水稻专家—陈永康, 陈永康的技术对 1950年代的中国农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的三黑三黄的稻作技术和他选育的“老来青”品种, 都代表着这个地区千百年来的农业传统。1983年, 黄宗智、周锡瑞和裴宜理等海外学者以及南京大学的部分学者对种子场大队进行了调查。而最近公开的松江县与华阳桥乡 1950年代的档案内容丰富, 极具参考价值。其中两次土壤普查和陈永康任主任时的联民合作社, 都留下了各种类型的生态与生产的记录。本文正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 以水、肥、土为中心, 力求全面揭示这个极有代表意义的江南农村之生态与社会多态互动的历史场景及其变化过程。

一、水面、圩岸与人居空间

    华阳桥乡位于松江县县城东边, 镇驻地通过泖泾与北部的黄浦江相连, 同时通过横向的河道与不远处的虬泾和盐铁塘相连。盐铁塘历史悠久, 可能长达 2000年。2这里地势较高, 水流多通过向南的塘浦入吴淞江中段, 只有不多的水流通过东部的冈身排入大海。西部吴江一带堤岸“高者七八尺, 低者不下五六尺 ”。宋元时期官方的治水重点偏于西北部吴淞江一带, 华亭一带“无暴怒之流, 浚河不过一二尺, 修岸不过三五尺, 而田已大稔矣。然不逾二五年间, 尚又湮塞”。3明以前黄浦江水窄流缓, 潮汐的作用使排水不畅, 西边三泖一带积水严重。“夏原吉开范家浜引清入海,以泄泖淀及西南浙水。自后来源浸弱, 浦潮日盛, 濒浦支干各河向藉黄浦以泄水者, 今反恃浦以纳潮。”4此后, 黄浦江为通江要道, 华阳桥诸塘水归黄浦, 主流通畅了, 但圩田外的丰水环境少了, 要依靠潮水顶托淡水灌溉。与西部三泖低地相比, 这里是高田, 受涝程度低。在大圩时代, 同一圩区内面积广大, 生态连续性很强, 水利条件也较为一致。到小圩时代, 一个水利区的生态就多样化了。再加上潮灌与淤积, 水环境与土壤环境在微地貌上都会有非常重大的差异。“今时水利与往昔异,一县水利与一府异, 我邑水利与他邑异。”低洼地与冈埠区异, 感潮区与非感潮区异。到光绪初年,这一地区由于长期水利失修, 除了主要干河仍与旧志相合以外, 前志记载的许多旧河都淤塞了。在

光绪朝县志中, 盐铁塘的枝河濯绵港、御史泾都淤塞不见, 流经华阳桥的邓泾也淤浅不见, 长期做乡界的米市塘也被淤浅。5潮水灌溉与河浜的经常淤塞同步, 河浜此塞彼开, 整体水网的末端经常变化, 主干河道则不轻易变化。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无力兴大工, 太湖水系保留了道光时代的主干河道, 所产生的变化主要是支流淤塞与微地貌的改变。直到集体化以后, 太湖水网才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如此, 19世纪以来的华阳桥仍然是少有旱涝, 常称鱼米之乡。“浦 (黄浦江 )南河港南北为干, 东西为支, 而运港中横, 则又为支中之干, 绮交脉注, 不畏旱干, 而又不患水涝, 故松之言膏腴者,必曰南亩。”现在, 松江北部已成为工业发展区, 黄浦江以南仍为保留的农业区。与其他地区患水涝相比, 这里对干旱较为敏感。乾隆县志上载米市塘东部的地区才是畏涝区, 其他地区“不忧涝而忧旱”。一旦河道受淤导致“浦潮不至”, 若天气干旱就会出现“九年三熟”的局面。6

    光绪年间的圩图记载表明, 当时华阳庄的第三图部分有六个圩,“中乡田二十八顷八十九亩”,每圩合税亩 482亩。华阳庄还有一处是第十图三个圩, “中乡田一十八顷四十九亩”, 每个圩合税亩 616亩，税亩低于实际亩数, 每个圩的大小估计在 600-1000亩左右。在这之下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小圩。清代以后, 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散住在各处大小圩岸上。聚落的分布与演变过程各处不一, 多与乾隆时期人口增长有关。光绪《张泽志》记载, 许多村庄是乾隆年间村庄开创者到某圩定居而产生的。光绪年间, 几乎每个小圩都有几户人家, 只有“八图之余字圩、二十一图之宙字圩无居民, 其余皆鳞次栉比, 鸡犬相闻”。可以推断, 乾隆年间这一带的小圩子大多还没有人住。华阳桥 4个村的人口应从太平天国战乱以后开始增长, 直到 1940年, 华阳桥镇只有 800户左右, 且分散居住, 每个居民点只有 10户左右, 相互间隔 50-100米左右。 4聚落共有 9姓。西里行浜 32户,几个大姓人数最多, 人口增长的时间主要是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的几代人。7

西里行浜以家族为本位分成几个小聚落: 高家埭、陆家埭和南埭, 分别分布于相邻的几个圩岸上。黄宗智发现这几个小聚落有着“多层次的社区认同: 对村外的人, 他们以大村西里行浜相辨认; 对西里行浜村社内的人, 他们则以小村落相辨认”。他也发现家族力量很有限, 相互之间只用阿叔、阿姐等虚设的称谓相称。小聚落因单个家庭分裂扩大所致, 圩岸限制聚落扩展成大村庄, 人口增长时多余的人要迁到其他圩子上去。

    太平天国以后, 华阳桥一带依托盐铁塘岸形成有特色的江南市镇。其他乡村有的附在大河道上, 有的附在小河道的圩岸上, 有宽有窄。陈永康的家乡长岸村, 就因一条官绍塘边上的长宽圩岸命名。“出松江南门, 沿官绍塘南行约 3里路, 过小官绍塘, 即可以见到一条豁然开朗, 自北向东南走向的农村大道, 人们把这条既宽又长的大道习惯称之谓‘长岸’, 在‘长岸’的周围, 集聚着: 北塘、厍里、朱家浜、小桥头、汤洪浜、打铁桥, 东部分几个自然村, 约八九十户人家。当时属城东区长娄乡管理。陈永康的家就在 ,‘长岸’南面的汤洪浜村宅上。8

陈永康的家住在小河的边上。当时的大道—长岸, 对一般乡民而言是好走的路, 对外人而言却是泥泞难行之路。 1955年, 宋庆龄要看陈永康和他的联民社, 汤洪浜周边的圩岸道路铺上了稻草。“从专区农场到联民社社员的居住地汤洪浜, 是一条二里多长的乡间泥路, 雨后泥泞难行, 他们就在水洼路窄地段铺上了稻草。”当时“她在陈永康和社员们的相陪下, 步履艰难地走完了二里多的泥巴小路。当宋庆龄走到村头小河边的陈永康家门时, 她紧紧地握着陈永康老伴吴义芳的手不放, 向她问好。”9可见从外部世界进入到乡村内部, 不是那么容易的, 江南的水运与货运发达, 但人的流动并不容易。

    传统时代的农田高低不平。 1950年代, 华阳桥有高泥墩 30个, 台基大坟滩 25个, 这都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农田景观。江南风光的经典概念是树木与圩岸、水道与稻田。民国时期, 这里几乎无树木, 房前屋后只有一点竹林。因竹子“宜高平之地”, “下田得水即死” , 这里才有一点竹林。江南早期有许多私家园林, 后期因土地资源稀缺, 富户便“代园种竹”。树木稀少使水道、民居、稻田失去了许多经典特色。 1939年时这里的一点竹子也不是供人欣赏的。竹子位于房子周边, 从照片上看, 在一个两户的房屋外围, 有一层竹。种子场 4村 63户中种竹户 12户, 最大的只有半亩。有人靠贩竹笋讨生活, 竹子更主要的用途还是当建筑材料出售。集体化开始后, 小竹林因有妨机耕而被整掉。水面与圩岸也被重整, 景观有了很大变化。圩内不修沟道, 景观上主要是圩四周的河道或渠道。 1949年以前, 水面应该更多一点, 农田方格化以后, 许多小河被填, 种子场 4大队几十年“填了 9条小河”。集体化以后加强了聚居。 1958年合并成农场时, 传统的散居生活仍有强大的影响力, 有一部分人明显不愿意集中居住, 因集中居住所面对的空间相对狭小。一位老奶奶认为: “归一起, 不舒服, 一家人家, 一个三开间 (房屋 ), 倒适适意意。” 这里由于圩岸的限制, 一般人的养畜区与生活区相对分开。薛家埭薛炳荣有 34. 5亩土地, 15人, 两头水牛各占一个厩舍, 两头猪各占

一个猪舍。这里多有两家相连在一起的, 有共同的院落或房前空间。这种格局多源于兄弟分家,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节省土地, 相连而居, 两家中往往只有一家有养畜空间。有的畜舍与主屋并联, 有的分离在外。西里行浜有2户主屋相联的高姓农民, 3头猪的猪棚和草堆独立于房南。即使如此,江南的住房质量当时是最好的。1940 年左右, 华北尽是些土房子, 这里却有许多木结构瓦房。1949年左右, 松江县的旧房子有50%是19世纪中期所造, 正可见这些房屋的耐久性。10

二、水利生态

    这里的水流来源有三:“自西北苏州震泽来者, 经青浦、娄县会于金山县之横潦泾以达于浦; 自西南天目秀州来者, 经娄、金二县分入于邑之溉泾, 以会于黄浦; 其东北自海来者, 朝潮夕汐由清灌盈来, 则浑浊汹涌, 其势莫御, 去则迟缓, 淀积泥沙, 而上源之水日弱, 不能迅决冲涤, 至诸河港渐皆淤塞。”11

    潮水活动有二次高峰, 3月出现的潮水被称为菜花潮, 8月潮最盛, 人们根据潮水的活动规律引水灌溉, “海潮之淡者, 迎而车升之”。在徐光启的水利理论中, 这是“用水之委”, 海潮之水是在江河之水的末端形成, 为“委”。8月份有日潮和夜潮, 潮灌必须用水车。“一勾残月潮初上, 曲港咿哑踏水车”, 这是指利用夜潮灌水。1953年 8月 5日, 在陈永康互助组蹲点的机关干部黄德裕对夜里的引潮灌溉有很好的描述。“1个月没有下雨了, 旱情显得严重起来。汤洪浜河床浅, 日潮已不进港, 只有夜潮才进港。而目前正是水稻需水的关键时刻, 田里不能缺水。因此和永康、伯林商量, 发动组员, 晚上推车上水抗旱, 还在外浜架一部脚踏水车, 组织青年踏车上水。从晚上 11点多钟开始和大家一道轮流推车, 一直到凌晨 3、4点钟, 潮水退了才休息。”这里的水稻在传统时代几乎全是晚稻, 华阳桥是在小满前后车水灌入本田, 积水后耕地。插秧期是在芒种前后, 这时期雨水充足, 河里一般不缺淡水, 合理地利用引潮, 用水需求是不成问题的。 只是由于浑潮常淤河道, 地方百姓在利用黄浦江以下的次级水系灌溉时, 十分小心。除非圩岸、河道和闸坝建设非常完善, 不轻易引水, 以防带来浑潮害田。次级河道一般都是弯曲的, 这种弯曲在传统时代有其特殊的自然生态适应性。弯弯曲曲、深深浅浅的河道, 可以阻止浑潮直入, 减少潮灾潮害。 1950年代华阳桥乡的

水网仍有这种特征。河流不一定越直越好, 越深越好, 水流也不是越快越好。在华阳桥, 小泾和小浜平年不浚, 政府只负责黄浦江和直接入黄浦江的河塘。黄浦江水流急, 清足抵浑, 其他河塘常会因流缓而致淤, 淤积固然不好, 由此引起的水流缓慢却会使许多高地得到灌溉, 过快的河水反而使一些稍高的田块上不去水。

    正由于这种原因, 枝河与小河在水利建设中特别重要, 只是官府不管枝河、小河, 只管主干河道的修建。在华阳桥, 盐铁塘宋代以来就由政府负责修浚, 所修之处主要在接潮口附近, 常浚常塞。“吾郡水事之宜兴者, 无如盐铁一浚。此其利人, 人能言之。然持之数十年而功未奏者何也? 浚塘似难而易, 筑堰似易而难也。塘纳大浦流, 蜿蜒旁入, 所灌溉诚不下数万顷。然潮汐所过, 下流稍涣, 砂土立积。”12至于其余的小河小浜, 一般由乡村自修, 政府负责督导。徐光启很强调这一点:“凡田附干河者少, 而附枝河者多。盖河有枝干, 譬之树焉。千百枝皆附一干而生, 是 干为重矣。然敷叶开花结子, 功在于枝, 不可忽也, 彼枝河切近丘圩, 灌溉之益, 所关匪细。若浚干河而不浚支河, 而枝河反高, 水势难以逆上, 而干河两旁所及有限, 枝河所经之多田, 反成荒弃。即干河之水, 又焉用之? 法当于干河半工之时, 即专官料理枝河。责令各枝河利业户, 俱照田论工, 一齐并举。”他提倡官修水利时, 民间也一齐动员, 干枝同工。

    枝河名称繁多, 除了泾以外, 还有溇、港、浜。《张泽志》中的泾、港稍长, 长的达 700多丈, 短的也超过 100丈, 浜、溇往往不足 100丈, 这是与圩岸相连最基层的水道。还有称为潭的, 应是圩中积水之处。“浜以泄水, 潭以蓄水, 蓄泄之宜……浜即俗谓浜兜, 迄今乡村中在在皆是。”乡镇志中浜、溇有记, 其他“均不细志”。

    清代水利摊工一般是“工 (出工 )不出区”, 小地域内各干枝河的修浚都由本地区的人出工。质量上要求“支干毕深, 曲折并到, 南阡北陌, 水泽满盈”。还要在水口处设闸以控制潮水的流动, 潮来一般要闭闸, 潮平则开闸, 潮水带来的泥沙可以“淀于闸外, 而不入于内”。枝河尽管要浚, 由于规模小, 再淤塞也可疏通。咸丰元年这一地带的南官绍塘被淤, 因有一条称为烂泾的感潮河灌入官绍塘, 官方要动员民力修浚, 结果是把这条感潮河截断, 然后深浚。这些小泾一般直接通过黄浦江感潮,“受浦水浑潮之灌, 其来也迅疾, 其去也纡缓, 淤积停滞, 皆在支河, 每岁浚治, 恒苦浅隘。然而大利所在, 劳而不怨”。

    黄浦江的潮水有时也会引起潮灾, 潮水进入内河对农田造成危害。乾隆四十六年, “咸潮溢入内河, 经半月水复淡”。乾隆五十一年, 黄浦江潮水通过华阳桥一带直接涌入松江府城,“河水如卤, 两旬始退”。这次潮灾引起粮价大涨, 说明已对粮食生产构成很大损害。在大风暴潮时期, 排水不畅引起的灾情更重, “圩堤无人修筑, 缺乏排灌系统, 特别在潮汛时期, 河道淤塞, 东北风一吹, 加上暴雨, 地面水流河道, 致使河水猛涨, 四处奔串浸溢, 破烂的圩岸阻拦不住, 大片农田受到淹没 ”。大水时的灾后减产一般在每亩 200斤左右。13

    官方的治水大工以感潮排淤为中心, 治水者要清楚地势与潮水的动态, 并对其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元代任仁发讲:“治水之法, 须识潮水背顺, 地形之高低, 沙泥之聚散, 隘口之缓急, 寻源拆流,各得其当。” 治水者必须深识水情, 搞不好会出乱子。离华阳桥镇不远的朱泾在明代以来一直“户口殷繁, 闾阎充实”。清中叶以后, 一些愚民轻易改了河道, 以致盗匪横行, 且受旱灾之苦。原来流经朱泾的河道尽管浅水缓流, 却是东接潮水, 西接清水。“潮至则引申浦之水蜿蜓以西流, 潮退则导泖湖之水纡徐以东泻, 不淤不疾, 灌溉顺利, 而奸宄不得出没其中”。缓流的较高水位使一些高田可以得到灌溉。后来, 乡民擅自改了河道, 故道因此淤塞, 新开河却“水道径直, 水不停留”。因旧河道水浅, 得不到清水的冲刷而淤积, 新开河道清水足盛, 却会因潮水无力顶托而难成灌溉。后将河道改回旧样, 才恢复生机。由此可见, 传统的水利生态的确十分微妙且难以掌握。所以,黄浦江两岸成为水利最难为的地区。水利之工常兴常败, 不兴则淤。“浦潮倒灌而邑境之水难治,北境及南境治海之水犹易治, 而濒浦支干各河之水则难治, 何则?蓄清敌浑者, 治水之常也, 邑境受苏浙之水, 既以上流淤而来源弱, 今惟北境之盘龙塘, 南境之运石河尚引清水以润旁近。濒浦支干皆为浊流, 冲灌倒遏来源, 且纵河病在分夺, 则此强而彼弱, 横河病在会潮, 则朝浚而夕淤。于此而议闸水口以御浑, 无论怒潮难障, 即舟楫尤多不便。或议置夫设器, 时为撩浅, 而民力不堪常役, 故

日难也。”这种状态自乾隆时代就是如此。14此前, 五代与唐宋时处于大圩时代, 用配闸的制度解决潮水问题, 明中叶以后吴淞江淤塞, 大圩和闸废弃。清代的置闸防治范围小。在三里桥, 一闸即可分清浊两流, “潮到汀桥各一方, 门前清浊水分行”。清末的三里桥汀系泖泾、盐铁二河潮水交会之处, “一河通流, 则一河淤塞。故桥下向有闸以分水势”。也有一些小小的清浊互冲技术,“黄浦浊沙, 日添一箬。必水猛迅, 泥沙不留, 始无淤塞。道在来口去口并归一路, 不使分泄, 水流自迅。此引用浦水之良法也。”置闸也与河道弯曲相配合, 利用自然生态防淤。 “于干河之密迩者视其强弱, 别择而专浚之, 以杜分夺。其干河之相去较远、势宜并浚者, 则于两干河中互通之支, 置闸其间,使每干所分之支出纳各注一干, 以免会潮。又复疏导干河使之曲折及远, 则虽有乘潮入口之泥沙,而蜿蜒数里其沙渐微。”这种办法将干河的主要河段用清浊相抵之法防淤, 而其他河段仍需用弯曲的办法防沙。到集体化时代, 水利建设也基本上解决了防潮淤问题, 弯曲已没有必要, 水道在统一整治下取直。

    原生态下一些土地得到灌溉, 一些土地则进出水不正常。顾家祠堂后面的一百多亩地进出水有困难, 水稻土理化性状也不好, 半个月不下雨, 田里就不能耘稻, 要用锄头来松土。连续下三天雨, 田里水白茫茫一片。在种子场, 1949年以前“土地绝大部分被地主占有, 农民根本没有权利改变农田的条件, 四个自然村方圆七百多亩土地, 田间没有一条排水沟, 大多数是‘沉水田’ 、‘天井田’。西里行浜社员陆海堂有 14亩天井田, 进水要从远离 200公尺的盐铁塘河里取水。出水要过人家 4亩稻田, 再经过弯弯曲曲的 300公尺小沟流入薛家河头。”尽管这里的地势总的说来难成涝灾, 但低地仍是农业的难点。1945年, “雨水较多, 积水排不出, 病虫害大暴发, 这一年, 这四个村子有 30% 的水稻遭了灾, 种的 14亩天井田也遭到了同样命运, 颗粒无收, 最后忍痛在田里放了一把火, 把瘟了的稻全部烧光了”。15陈永康的联民社曾治理过天井田土壤。联民社有“400多亩长埭头 ,天井田, 部分为青紫泥, 大部分为干沟泥, 灌排水不便, 土质粘重, 去年 ( 1957)以前总施肥量超过 50 -60担就要发生倒伏”。16

    历代乡村水利的重点之一在于圩岸修建。华阳桥地区多以与黄浦江相通的河道为大圩岸系统, 称这些河道为外河, 其他河为内河。旱灾时, 外河水位下降, 内河水枯干, 不能引水灌溉。涝灾时, 外河水位因入黄浦的出口过小而可能高涨, 形成倒灌, 这与长期不修圩有关。在小圩时代, 各级河道之间不封闭, 常有倒灌现象。大河道的疏浚由官方负责, 小河道的修筑往往也与圩岸修理同步, 筑圩的土壤也是一种资源。在松江, 习惯上由地势高的农家负责修圩田中的田岸。低田需灌水时, 高田户不得阻拦。为了防旱, “每年农隙之时, 须令佐贰官查勘, 如有河港淤塞、堤岸损坏处,催令里民协为修复”。在低洼之处, 主要是修圩埂, 因为一旦圩埂不理, “一遇大水, 捍御无策, 便成灾祲。务须于八九月水退之时, 并力修筑, 狭者培之, 低者增之。”明清时期, 农村水利由地方上的塘长或地方领袖主持, 难兴整体的大工。地方政府也曾强调整治水利和圩岸, 甚至是小岸。但圩岸体系需要年年维护, 即使是像青浦那样曾兴工整治过的地区, 也会因时间的变化出现围岸体系崩溃的情况。由于圩内的排灌体系取决于乡村的组织, 而地方水利社会对圩田的建设与维护能力都很差。即使在集体化初期的 1957年秋, 松江县 “50天不下雨, 外河水位下降, 内河大部是见底, 有7万多亩遭到不同程度的旱象”。高低圩田之间的间隔仍末完全到位, 沿江沿河的一些圩岸上还常有缺口漏洞。“未经常整修, 遇有大水常形成倒灌。”17当时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与此相比, 明清时期就更差了。农田水利建设需要摊钱并集中劳动力, 因而水利兴工难度较大。

    集体化初期水利建设仍有障碍。“1956年雨量较少, 联民社因为地势较高, 要求开河, 当时和其它社协商, 其它社因为生产任务较紧, 一时又不那么迫切, 本身的人力物力也不够, 因而作罢。1957年雨水较多, 利丰社地势较低, 迫切要求开河, 但同样缘故, 也没有开成。公社成立, 土地连片, 人多力量大, 抽调了 2600个劳动力, 很快就把这条大河开成。”到人民公社时代, 这些问题当然好解决了, 因公社时代的土地使用权一度不受村庄限制。公社水利是政治运动下的群众动员, 技术内容基本上是传统的。以圩内排水沟为例, 这种沟一般是王字形或井字形, “分主沟和支沟, 主沟比支沟要深要宽一些, 出口处低些, 沟的上部带斜面外仰, 免使水沟坍塌, 保持水沟通畅。并经常修理圩埂, 堵塞漏洞, 防止倒塌开裂。”18这种技术与明末相比无大区别, 《天下郡国利病书》上也记载类似的技术, “圩之中专画界岸, 高大坚固, 与外岸同。圩有一顷者画以一字, 三顷者画以二字, 四顷者画以三字, 五顷者画以十字, 六顷者画以廿字, 七顷者画以卅字, 八顷者画以井字。”这些类型的沟渠形式是为了“沟沟通之, 盖各各界断, 则户少而力齐, 易齐易集而易救”。另外, 1960年代仍用水车。在松江县的低洼地区, 1966年排涝工具缺乏, “机械数量不足,三车(风车、牛车、脚踏车 )越来越少。一九六三年九月, 两、三天中降雨二百四十七毫米, 有十八万亩土地严重受涝, 积水五十公分到一米, 其中, 有一部分排了七天七夜才脱险。对水稻有一定影响。还有许多地方由于高田低田之间不做隔岸, 每逢暴雨, 高田的积水都汇积低田, 不能做到分级排水, 因此低田的涝情就更加严重。”水洞也是排水用的, 1949 年以前土法修建, 这种水洞在大雨积水时容易被塞子或其他填充物塞住。管理方法是传统的, 如联农大队二队的金关陆, “不顾一切, 为了把田里的水排掉,就脱掉了衣服钻到水里去拔水洞塞子。他试了几次, 终于把塞子拔掉, 把田里的水都排掉。”19

    江南的水资源丰富, 少有北方那样严重的争水斗争, 但在水面不丰富的地区, 仍有争水现象发生。“何家棣有二百多亩地, 横靠泖泾江有五条支江, 水源充足, 不存在争水矛盾。而西里行浜四百亩田, 只有三条支江, 一条江上排靠十个车口, 每逢干旱, 就有争水矛盾。”一般是“经过协商, 外江口水车要待内江能车水时才车水, 这样矛盾就缓和了”。20集体化以前土地所有权分散, 业佃关系复杂, 村庄根本没有统一的田地边界, 水利难行。集体化时代有了边界, 排水易行, 但插花地的排水仍有问题。“原利丰社有 2. 5亩田插在原联民社中间, 也特为安排一部水车, 浪费很大。原星社有230亩田, 插在联民社中间, 由于田间管理差, 历年每亩产量要比一般田少收 100余斤, 现经公社作了调整, 全公社清除了五千多亩 插花地, 耕作方便, 并有利于合理布局。此外全公社有 2200亩田头田尾零星土地, 原高级社没有充分利用。现在全部种了蔬菜。”按惯例, 同一圩内遇涝协同戽水, 旱天灌水时则不用协同。戽水时正处农忙, 且戽水的劳动量大, 白天在地里干其他农活, 晚上在田里车水, 干旱持续30天, 农民会因疲劳而喊“救命”, 城里人会下乡与农民一起奔忙。这种高强度劳动一直持续到机电灌溉普及后才结束, 机电灌溉的主要作用是节省劳动力, 而就传统的水管理而言, 似乎水车更合适一些。陈永康在集体化时代这么说:“有的地方用的机器, 马力太大, 车口(圩边放水车或抽水机的地方 )安排得太集中; 有的是灌水面积太大, 有的是轮流上水。这样, 就不能做到浅水勤灌, 水浆管理不太方便。靠车口近的田, 要脱水不能脱水; 离车口远的田, 有的时候,田里要水, 偏偏另一条龙沟上水。这样, 对稻生长有很大的影响。现在, 我们的田, 土质还是有好有坏, 高低也不是一样平。几千亩田中间, 有的田漏水快, 有的田保水能力强, 有的田高, 有的田低。一个车口上水, 就很难掌握, 不容易达到要水有水、要干就干的要求。”21

    1950年代的农田水利是在传统水平上的治圩修圩。有意思的是, 当时的统一乡村水利计划是为了配合防治传染病, 消灭钉螺。以后的圩田改造规模才越来越大, 以至形成方格化格局, 各方格小块是平整划一的。方格化是继大圩时代、小圩时代以后第三次圩田变局。这一水利事业是“农业学大寨”下大规模人力投入的结果。但传统的圩田一直到 1960年代仍然很明显, 联民大队黄桥生产队1964年仍有二进田与三进田。“这个队的河浜比较少, 大部分土地都是二、三进田, 出水不便。”22以后水利建设就是平整田地, 填沟填河。种子场大队几十年来不但填了河, 还平整20多个坟墩。薛家埭一年平了7个坟, 历来横卧在田中的3亩多 “野猫”坟也搬平了。“过去四个村没有一条像样的排水沟, 而今, 纵横三条拖拉机路, 4条全长3千多公尺的进水龙沟, 7千多公尺田间进出水沟, 将全场 732亩田格成 375块水田, 做到能灌能排, 旱涝保丰收。”地面和水面在不断地被平整, 新格子平整统一, 景观上高低有序, 四四方方。“大田改小田, 长井田改短井田, 低田改高田。”“田块平整, 方向一致, 自立门户, 灌溉灵活, 水旱两用, 一田多种, 土肥泥活。”这时可以说传统的圩田消失了, 圩之大小不再因地形和圩岸而固定, 可以人为地改变水道而组合其大小。防洪时可以随意并连水道, 将很大的一个区域并成一个系统。1966年, 政府曾计划在松江的低洼地带,将全县 50多万亩地分成 35个控制区, 控制区面积在 1万亩以上的有 23个。每一个控制区有一定数量的水闸, 这些水闸可以在抽水机的制动下控制区内的水位。华阳桥农田方格化以后通过利用退潮把内河水位控制在低水位上。

三、水、土与耕作制度

    水环境也影响着水稻土。江南水稻土是六朝时期有了圩田系统后才形成并逐渐稳定的, 随着外面河水中的泥土进入稻田, 一层层地淀积也一层层地叠加, 每一层代表着具体的历史时代。松江境内的土层往往都存在着腐泥层, 厚度在 20厘米左右, 有机质含量很高。这一土层经测定形成于1530年以前, 大致为六朝末期。这是江南大圩开发的加快时期, 当时这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沼泽地, 土壤长期浸水, 植物茂盛, 故有此土层在土壤中遗存。宋代以后这里的涝灾不重, 在用地程度加强时, 这里的土地可以进行水旱轮作, 一季晚作, 一季绿肥, 有相当长的干田化时间, 故形成青黄泥或青黄土类型的潴育型水稻土, 这是太湖地区最好的一种水稻土。这种水稻田有些会有很高的产量。姜皋说:“天时常旱潦, 岁不常有也。吾所忧者, 地力之不复耳。昔时田有三百个稻者, 获米三十斗, 所谓三石田稻是也。自癸未大水后, 田脚遂薄。有力者膏壅者所收亦仅二石。下者苟且插种, 其所收往往获不偿费矣。地气薄而农民困, 农民困而收成益寡, 故近今十年无岁不称暗荒也。”23这种三石田在松江、青浦一带有一定数量, 家在青浦的陈云 1956年访问联民社时, 提到过去只有地主富农们种的地因施肥多可使其田成为三石田。真正有能力向土地投入肥料的人, 往往就是这些人。其次是像陈永康这种会钻研技术的人, 他因有一套种田经, 他的稻田也是三石田。24

    因土壤肥力下降而产生的歉收称“暗荒”。其原因有二: 大水不排, 水稻土的还原性状一直不能排除; 其次是灾后农民放弃整地。正因为如此, 当地的土地价格不以肥力为中心, 而与水环境关联: “若村落稠密, 人户殷繁, 进水出水便当, 即下田亦如上田之值。惟田亩窄狭者, 虽田脚膏腴而农人多恶之。”大水以外, 潮水对土壤的破坏也很明显。米市渡九队 1949年以前叫里沈家浜, 19户, 耕地 260亩, 按一般水平可以过上好日子。但由于潮水的影响,“潮吞水淹外浜港, 九年三熟里家浜”。土壤受潮水影响不能被耕作熟化,“田板像洋干石”, 一般年景只有一石左右的产量。积水田也难以种红花草改良土壤, 只有解决了积水问题, 才能种红花草。联民社的天井田积水时为粘重青紫泥, 一直未得改良, 直到 1958年水利建设时将“小官绍塘和三家桥塘修直圩岸, 加深河床(原4尺深加深到7尺左右 ), 畅通了水流, 一般水位比过去降低2尺左右, 同时还将 100个稻长 (约

100公尺)以上的,‘天井田’加开了宽 3尺、深2尺的龙沟, 因此, 改善了排灌水, 提高了土壤的通透性。今年红花草生长, 迅速从去年10担左右, 提高到60担, 增施肥料后, 全部发展为‘黄泥土’”。25

    种植制度影响着土壤环境, 因为积水时间和水旱轮作直接与熟制有关, 而能否提高熟制更取决于肥料。天野元之助来到华阳桥 4村时,卜凯的观点正在学术界占主流——长江以南的熟制决定于气候, 天野在华阳桥却敏感地发现了肥料对熟制的限制。种子场 4村的冬作有90%是紫云英,只有少部分种小麦和油菜。第1年稻作产量如果2石/亩, 不投入肥料第2年减产7-8斗, 第3年比第 2年减产5斗, 如不种绿肥而种小麦, 第二年的水稻减产5斗左右。可见绿肥必不可少。他还讲了许多其他条件: 当地绿肥是不可或缺的牛饲料; 在生育期上, 当地的水稻主要是晚稻, 无法与小麦相配合, 人们又不接受早稻, 难以形成早稻小麦的二熟制; 许多田为低田, 干田化不易, 难种小麦。在这些条件中, 肥力而不是气候成为熟制提高的关键。解放后推广双季稻, 淹水时间加长,土壤产生潜育化。由于肥料投入上不达标, 双季稻往往只成为被动应付的政治任务。1949年以前的农民对肥料与熟制有着天然的认识: “种麦拔田脚”, “多种拉地荒”.;“小熟拔田脚, 花本钱不合算”。这都反映了地力条件不允许多熟种植, 也反映了肥力对农业的决定性作用。1950年代双季稻不多, 大部分地区只种一季水稻。不但种子场4村如此, 在联民社, “过去都是一年一熟晚稻,秋耕面积只有5%左右, 1954年以后逐年发展三麦、油菜等秋播作物”。在大跃进的1958年, 公社总结报告上仍然承认双季稻推广得很少。全公社6万亩耕地, 双季稻只有8000亩左右。随着群众积肥运动的开展, 加上政治上的推动, 1960年代末才达到了一年二熟, 1970年代发展到三熟制, 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且因三熟使积水时间过长, 土壤发生次生潜育化, 当时华阳桥公社存在一种黄泥底的青紫泥, 那明显是长期淹水后潜育化的结果。这时的产量几乎没有增长。1978年以前, 亩产量只有1100斤左右。

    清代这里稻草轮作, 寒露前后将草子撒于稻肋下后不再进行管理, 割稻后任绿肥自然生长, 春天种稻前翻压, 土壤“不日即肥不可言”。这种田块地势较高, 属肥力上乘的“上地”, 华阳桥的土地大部分属于此类。低地因涝种不上绿肥, 就成了差地。“冬春雨雪, 田有积水, 草亦消萎”, 这样的地一般用河泥施肥, 但既然是差地, 用河泥也起不到多少作用。1950年代为了提高产量, 借土壤耕作技术的改良将红花草推向低地, 说明绿肥还是比河泥管用得多。1950年代稻麦两熟后不种红花草了, 土壤耕作技术有新的要求: “一耕、三耙、二捞沟”。愈塘二社水稻收割后种麦, 耕耙3-4遍,晒垡2天。涝沟泥削头, 做成鲤鱼背式的,再耙一次, 然后播种, 播种后进行轻耙, 捞尽畦沟, 细盖种籽。尽管多耕改良了土壤结构, 但由于红花草少了, 土壤肥力不见得比以前好。为了防止水涝, 水稻收获后往往很细密地开沟排水。这里像嘉湖地区一样, 也有三沟配套的土壤耕作技术, 以出水沟为主干, 低于边沟和田间的沟。农民也像嘉湖农民敲麦菜沟那样地敲 ∃ 草沟 %,且要“敲得细, 敲得匀, 使泥壅聚根边”。稻麦两熟后又推广双季稻三熟, 这使土壤向不良的潜育化方向发展。“改制后土壤淹水时间的延长, 用地和养地的比例失调, 加上耕作培肥和治涝改土等生产措施尚欠适应, 就难免对土壤肥力和理化性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耕作层变浅, 以前 5寸厚的浅耕作层在远村田不多, 后期普遍起来。土壤僵板现象开始普遍。“群众反映近年来土壤发僵板结2 2过去一敲就散, 一犁就松的耕作层, 现在是敲敲一个洞, 坌坌一条缝。”1981年的华阳桥土壤分布图上显示, 青紫泥占了优势。“由于不断地扩大三麦, 减少红花草和蚕豆; 有机肥不足, 化肥施得多, 在作物安排上, 连年迭种, 不能合理轮作, 不能调换茬口等等因素, 造成土壤板结, 因而有一部分土地田脚越种越瘦。”26

    大跃进时期全国把深耕做过了头。陈永康的联民社还是理智的,“耕耙次数的多少, 应根据土质而有不同。土质好的田不宜多耕多耙, 有3耕6耙就可以, 土质差的就应该多耕多耙。” 顾有根有5亩高产田, 黑泥头土, 1952年由于耕耙过多, 泥土浮烂, 稻苗不扎根, 生长缓慢。费伯根有一块低产田, 5耕 13耙, 亩产量由原来的400斤, 提高到800余斤。当时对插秧前整地的田面要求有一个形象的指标: “平、光、烂。”联民社为了改良青紫泥和干沟泥, 也采取过一些耗时耗力的办法, 特别是“采取‘客土法’和地力肥沃的土壤换土, 借以提高土壤肥力。要求深耕一尺, 换土5寸, 达到深耕1. 5尺的要求。”在低洼地区, ∃结合平整土地, 在深耕1. 5尺的基础上, 采取填土、挑泥的办法, 达到深耕 2尺的要求”。泥土资源在明清时期不是个人轻易可取的, 而集体化时代权益统一, 不再有障碍。联民社有30个泥土墩, 合7万方土,“可挑泥 210万担”, 远距离的挑土大大改变了原有的田间地貌。尽管如此, 多耕作与多施肥的田地, 一般离村庄较近。“土壤肥力不同的主要原因, 除了小地形影响之外, 耕作施肥是一个因素。一般离村庄较近, 离肥源较近, 进水便出水爽的田, 容易形成肥力高的土壤。人们只注意村庄附近, 肥源附近的这些农田, 施重肥精耕细作, 管理得当, 一年一年地保持和提高了肥力。离村庄远, 施肥不便的田, 往往是耕作粗糙, 基肥不足。”高肥力土壤靠近村庄, 靠近圩岸, 是一进田。远离村庄的田, 距出水河浜约 100米的地方, 往往是二进田或三进田。土壤因积水潜育化,这种土壤妨碍作物根系的发育。 由于长期施有机肥, 一直到 1980年左右, 各村土壤结构仍然明显地呈同心圆式分布, 离村愈近, 土壤有机质愈高。

四、肥料

明清时期, 肥料紧缺使江南豆饼的来源扩展到华北和东北。江南的相对富庶使其有足够的能力吸引其他地区的豆饼输入。松江地区施肥的基本程度是“三通 ”, 就是施三次肥。头通“红花草”, 绿肥就地翻压, 此为基肥。二通猪塮, 一般为自家厩肥, 也有人从城镇甚至上海购买粪肥。三通豆饼, 一出东北, 海路运输, “出关东者为大饼, 个重六七十斤”, 二出华北, 从运河而来, 浒墅关卸货, “个重二十四斤”。 绿肥与猪塮的成本很大, 贫农往往只能简单地使用一点豆饼, 甚至不惜贷款购买。 “三通膏壅惟富农有之, 若贫农荒秋糊口尚艰, 奚暇买草撒田为来岁膏壅计, 又无力养猪,只赊豆饼壅田, 其壅力暂而土易坚。”单施豆饼会使土壤出现板结化趋向, 富人可以做到三通, 土壤肥力相对稳定。到 1940年左右, 阶层差异主要体现在土粪方面。

松江地区的绿肥以红花草为主,“非上等高田不能撒草”。尽管几乎人人都知道种红花草肥田, 但各人的技术不一样, 对红花草的翻压时机各有差异。陈永康父亲曾长期未待红花草开花就耕翻, 影响了肥力, 陈永康是个长年累月在田头观察庄稼的人, 他认为未开花时翻压是浪费的, 他父亲不听他的意见, 直到 1939年他当家以后, 才改变了做法。

江南粪肥多是追肥, 农民在门外置一个粪缸单独收集人粪, 其次才是畜粪。富裕农家有牛有猪, 土粪多。如西里行浜的地主陆根生家里猪舍与牛舍相连, 牛粪与猪粪共同收集在猪圈内。一般人家单独养猪, 畜舍以砖瓦、板和栅木为材料, 高约 1. 5米左右, 圈内堆积一般在 1米以上。粪肥不像北方那样掺许多土, 故主要作追肥用。为了防止舍内浸水和滋生蚊蝇, 农民用稻灰铺圈, 农家一日燃 20多斤稻秸。积粪量明显与家庭收入和地亩面积有关。里沈家浜“三分之二的农户不养牛, 三分之一的农户不养猪”。种子场 4个村60% 以上缺耕牛, 养猪人家占 30% , 70% 养湖羊。养猪在于积肥, 养牛在于耕地。在华阳桥, 1头水牛负担 35亩耕地, 1头黄牛负担25亩。 稻蒿、干草既是燃料, 又是饲料。牛与人争燃料, 这也是一个生态问题。在1949年以前, 只有少数像陈永康这样的人才关注这个问题, 陈种田多, 养了不少猪, 只是垫圈缺灰。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 农闲季节每天打发他的儿子挑着一担稻草到松江县城里换草灰。麦麸、米糠、农家残渣物、酒粕和其他酿造留下的酢粕, 是专喂牛的。牛也与田争绿肥, 紫云英、棉籽饼, 是肥料也是饲料。为了养好牛, 夏天还要在荒地里尽量寻青草, 尽管当地少有荒地。稻秸是主要粗饲料, 与精饲料拌匀后饲喂。水牛每日可吃 32斤, 黄牛 20斤, 棉花饼和麦麸每日都要 2斤。夏日劳动量增加, 水牛一日需干草80斤, 青草 40斤, 还要加许多精饲料。投入量如此之大, 能够养牛的人不多。

对于所有的农户而言, 1949年以前饼肥几乎是最重要的。抗战爆发以后, 上海许多油厂停业,化肥销量因此增加。华阳镇的主导商人是米店老板, 1940年左右, 镇上7家米行全都经营豆饼和化肥, 米行老板通过化肥控制了下层农民。5、6月份是需肥期, 许多农民手中无钱, 不得不通过借贷买化肥, 受制于米行。27

    赊销豆饼化肥有着极重的剥削。有个叫侯宝峰的工商地主, 赊销大豆饼及 “狮马”牌化肥。许步山桥的杨小法秋里向他赊二张大豆饼, 牌价半石米, 赊价却要一石米。1942年, 物价飞涨, 米商以实物借货, 向米行借一石大米, 秋后要还一石五斗, “农民赊大豆饼, 利息更高。当时一石米卖五张豆饼, 但赊销, 一石米赊二张豆饼, 利息 250%”。在这种高额利润下, 华阳桥镇的米行控制了土地和经济。“协昌、许公记、李恒记等大米商, 一般是兼有土地, 他们用米行赚来的钱买土地, 他们都有上百亩土地”。28

    松江一带 1954年以后停售豆饼, 改换成菜饼和棉饼, 菜饼和棉饼是当地所产, 再以后化肥成为唯一的追肥。尽管追肥十分重要, 但如果想让追肥非常有效地起作用, 还在于品种与合理施肥。陈永康的看苗施肥, 实际上也是在这种肥料限制的压力下产生的, 因为这样可以让肥料最大限度地转化成产量, 减少氮素的流失。他的老来青品种和他的技术的确使他种的水稻达到了亩产千斤的水平。尽管如此, 合理施肥技术并不能解决肥料缺乏问题, 陈永康本人在 1952年成立互助组时, 也领导组内的农户在广辟肥源上下功夫。由于他们养猪的数量不多, 购化肥又没有那么多的钱, 大家只好割草积肥, 将草沤成肥料。“这种做法当地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由此可见, 长期以来华阳桥的肥源很少扩大。

    清末美国土壤学家金博士考察上海时发现苏州河上有大量的粪船。1908年调查上海租界每年有7 8万吨的收集量。农民可以从华阳桥镇粪行中买到粪肥, 有的从泗泾镇购得。除了粪行外, 还有流动的粪头经营粪肥, 他们从上海往松江贩粪。1940年, 由于豆饼等肥料涨价, 土粪也涨价。集体化以后农民到上海运粪, 联民大队 21条农船“人停船不停, 川流不息到上海、城区(松江县城 )等地进行运肥, 靠近公路的生产队, 还动员社员自行车投入运肥行动”。运肥任务定户定船。上海运粪不用钱, 但有数量限制, 以便各郊区农村都有份。去苏州河挖泥则会受到欢迎。华阳桥“组织船只定期用拖船到上海运黑泥等杂肥, 每月 5次, 每次3000担, 一年可积18万担”。这种积肥行为大大有利于上海河道环境, 可惜好事不再, 现在上海市每年的清淤费用不知要花费多少。积肥和运肥不但改变了田间和村庄的卫生环境, 还改变了松江和上海市的环境, 这是化肥时代不可想象的。

    粪肥在华阳桥主要作追肥用。至于江南地区所常用的泥肥和草肥, 就松江全县而言, 低地地区清代已施泥肥, 低洼地带多有积水, 不易种绿肥, 只好施泥肥。但直到集体化初期, 华阳桥的人仍有不施土杂肥的记忆。1964年联民社动员大积土杂肥和水草, 一些人说:“水草不壮, 积来无益, 种田靠猪塮红花草, 不够是化肥。”在华阳桥西边, 稻田因“湖水澄清, 底泥淤烂, 农夫罱取壅田, 年复一年, 田愈美而湖愈深”。华阳桥一带是感潮区, 河泥不适合作肥料, “浊潮灌田, 沙积田中, 田力日薄,一遇大雨, 沙渗禾心, 苗生渐槁, 而所收亦薄”。华阳有绿肥, 靠猪塮、红花草外加豆饼即可。华阳桥地势高, 更何况这里的泥质因感潮的原因不宜做肥料, 积泥肥要到别处去挖, 得不偿失。

    1950年代末, 提倡稻麦两熟和双季稻, 绿肥没了生态空间, 化肥投入又少, 巨大的肥料缺口只得靠大积土杂肥填补。1950年代推广的水稻品种老来青产量可达千斤以上, 必须多施肥才能增产。当时还提倡密植, 也同样需要加大肥料投入才能保证有效的增产。1949年每亩有水稻11. 4万棵,1950年代末发展到几十万棵。“由于贯彻了深耕密植, 必然需要增施大量肥料, 但在我国目前, 化肥制造暂时还不足的情况下, 从去冬以来, 不断发动群众, 大搞积肥运动。提出‘担肥斤粮’, ‘要吃白米饭, 河底翻一番’, ‘苦战三昼夜, 积肥千万担’等生动口号。将近一年来, 全体社员不顾天寒地冻, 日晒雨淋, 共积到肥料 7172万担, 相当于过去十几年来的总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但比过去十几年总和还多, 比过去几百年也多。明清时期这里不积土杂肥, 这样的群众运动使积肥变成了刮土, 在大量动土的情况下, 许多稳定的土壤生态环境变坏。1958年, 积肥变成了政治运动, 当时作为农业社领导典型的陈永康本着对生产的熟悉, 比一些科学家更大胆地顶住许多荒唐的做法。县里领导要求联民社和许多农业社每个社搞 40亩样板高产田, “每亩田由县里提供100斤化肥, 5张大豆饼, 并规定每亩基肥施 2张豆饼, 100斤菜饼, 50斤田粉, 100提河泥, 30担大粪。如果同意, 明天就可把全部肥料装回去。陈永康听了头上直冒汗, 但他还是说: 这么多肥料施下去, 稻要疯长的, 3000斤产量也是收不到的”。29

    1950年代的积肥运动和粪便处理技术, 使乡村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地上肥料积不尽, 头上肥, 脚踏肥, 屋内、屋外、屋前、屋后都是肥。”将垃圾和灰尘都当成肥料, 种类多样。坑缸泥, 是长期在缸底下面被压被覆盖的泥土; 场地泥, 是人群活动较多的场所留下的泥土; 熏土泥, 牛醮沟泥、阴沟泥、鸭棚泥……不一而足。当时要求“河底翻身, 五棚翻身”。所谓“五棚”就是猪棚、牛棚、羊棚、鸡棚、车棚, 反复清理收集垃圾。一些脏水也成肥料汤——水肥, 包括浴汤水、马桶水、咸鱼水、猪汤水。积肥深入到乡村居住环境的方方面面。联民社“1958年每亩施肥量计划达到 7000担 (原肥 ), 比解放初期增加近百倍”。由于肥效差, 大积肥对土壤结构和乡村环境的影响, 远大于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反复地“动土”, 改变了土壤的紧实程度和空隙度, 增加了团粒结构。以前不挖河泥的华阳桥, 现在不断地挖沟、挖河。李家浜生产队开了一条河, “河泥没有挖尽。通过检查评比, 这个生产队又继续开挖第二次, 已增积了6000担河泥。由于有了积肥组织, 又开展了竞赛, 因此积肥速度很快, 至4月 18日统计, 全大队单开河积泥一项就搞了大小河二十一条。” 30尽管大力积肥一直是公社时代的技术走向, 后期的领导们在事实面前也放弃了大积土杂肥的偏好。1966年, 政府发文对那些只注意“罱河泥、拾鸡污、运垃圾”而放松绿肥种植的单位提出了批评。在恢复传统的红花草种植的同时, 还号召种革命草——那些不占地面而占水面的绿萍和水葫芦等植物。革命草使传统的水面景观发生了改变。水面养殖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饲料困乏, 双季稻对绿肥的排斥迫使集体利用水面生产饲料和肥料。当时提出了“大河两边青, 小河条条绿”的口号。黄浦江边有了青饲料, 稻田中养了绿萍, 田边地角、房前屋后也种上了各种草。31 用地程度的提高, 迫使农民将饲料和肥料推向一个更广阔的生态空间。

五、小结与问题

水环境为江南农业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潜力, 江南是中国农业产量最高、最稳定的地方。明清时期, 农业产量提高的主要限制来自于肥料。历史上稻麦两熟制推广得非常缓慢, 肥力限制是一个重要原因。松江的农业是水稻和绿肥两熟, 农民很难在这个基础上再追加额外肥料和劳动投入, 农民任河道水利处于一种自然状态, 且利用天然的弯曲以防潮淤。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分二种, 一种是生产中的关系, 人们向环境施加影响是为了吃、穿、住, 另一种是特意为生活愉悦而改变环境。过去的历史表明, 当人们吃不饱时, 不会去考虑生活环境问题。由于人的手段有限, 圩田的水环境与土壤环境对江南农业的生产活动有一种自稳态作用。不但如此, 在传统技术手段下的生产努力往往还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改善。 1950年代, 人们欲在产量上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通过传统的劳动力投入手段, 在水利、肥料与多熟种植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生态景观与水土环境得到了某些改善。圩田的拉直及其对水流的改变, 形成了千年未见的农田方格化的生态景观, 大积有机肥使乡村甚至城市的环境都得到了自动维持。只是生产上的收效却远没有生态环境的改变大, 到集体化快要结束时, 随着高产品种和化肥的引入, 生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 1970年代大量施化肥形成的三熟制使土壤环境退化, 此后乡村工业对农村水环境造成了日益加重的负面影响, 公路网的修建破坏了 1970年代以来有序的农田方格化格局。历史到了21世纪, 要求人们不再单纯地为吃饭问题去解决乡村生态环境问题。尽管人们为了自身的享受喜欢现代化与城市的生活, 但其眼目的需求却仍停留在传统的生态景观上, 人们甚至仍愿意吃只施有机肥的粮食, 更愿意看树木、小桥、流水、人家, 如何重建或恢复传统的江南生态, 当是政府考虑的一个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闻大中先生率先用生态学方法分析《补农书》所处时代的生态系统; 作者本人曾利用满铁资料对华阳桥4个村的生态投入与产出做过类似的分析。参见Wen Dazhong and David Pimentel “Seventeenth Century Organic Agriculture in China I.Corpping System s in Jiaxing Region, ” “Seventeenth Century Organic Agricultu re in ChinaⅡ. Energy Flows through an Agroecosystem in Jiaxing Region, ” H uman Ecology, Vo.l 14, N o. 1( 1986), pp. 1-14, 15-28; 王建革: 《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实态分析—以松江县华阳镇为例》, 《生态学杂志》第 4期, 1999年 8月, 第 65—68页。

2、南宋《云间志》中。“盐铁塘, 在 (华亭 )县东南, 长三十里, 世传吴越王于此运盐铁, 因以为名。”

3、南宋《吴郡志》卷 19,“水利”。

4、5，光绪 《重修华亭县志》卷 3, “水利”。

6、乾隆《华亭县志》卷 4, “水利”。

7、天野元之助等:《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满铁上海事务所 1940 年印行, 第 40-43页。

8、黄德裕:《陈永康传略》, 松江县政协、华阳桥乡政府编: 《松江文史》第 14 辑, 1992年印行, 第 4 页。

9、赵秀洲:《宋庆龄视察联民农业合作社纪行》, 《松江文史》第 14 辑, 第 69页。

10、何惠明、王健民主编: 《松江县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958页。

11、乾隆《华亭县志》卷 4, “水利”。

12、崇祯《松江府志》卷 17, “郡侯方公重浚盐铁塘碑记”。

13、《上海市松江县城东人民公社关于开展群众性土壤普查鉴定试点工作总结》(参考资料, 1959年3月10日), 松江县档案馆藏, 华阳桥乡档案, 37 /1 /59。

14、光绪《续修华亭县志》卷 3, “水利”。

15、《松江县华阳桥公社种子场解放前后阶级、生产、生活状况调查》( 1981年4月), 松江县档案馆藏, 华阳桥乡档案, 37 /1 /81.

16、《松江县东风人民公社一大队 (原联民社 ) 1958年单季晚稻丰产经验初步总结》( 1958 年 10 月 27 日 ), 松江县档案馆藏,华阳桥乡档案, 37 /1 /58。

17、上海市松江县土壤普查办公室: 《上海市松江县群众性土壤普查鉴定工作总结 (初稿 ) 》( 1959 年 6 月 ), 松江县档案馆藏,松江县政府档案, 6 /11 /13。

18、同上。

19、联农大队工作组: 《生产总结》( 1965年11月2日), 松江县档案馆藏, 华阳桥乡档案, 37 /2 /65。

20、华阳桥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关于中美学者首次来社调查研究的情况汇报 》( 1983年 9月 8日 ), 松江县档案馆藏, 华阳桥乡档案, 37 /1 /83。

21、陈永康 (讲):《陈永康水稻丰产经验》, 农村读物出版社1965年版, 第91页。

22、《城东公社联民大队: 一九六四年农业生产经验总结》( 1965年2月21日), 松江县档案馆藏, 华阳桥乡档案, 37 /1 /65。

23、姜皋: 《浦泖农咨》。

24、张秀龙: 《一次难忘的会见记陈云副总理访问陈永康》、姚静秋:《回忆外公陈永康》, 《松江文史》第14辑, 第66、118页。

25、《松江县东风人民公社一大队 (原联民社 ) 1958年单季晚稻丰产经验初步总结》( 1958 年 10 月 27 日 ), 松江县档案馆藏,华阳桥乡档案, 37 /1 /58。

26、《松江县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农业生产总结》( 1966年7月8日), 松江县档案馆藏, 松江县政府档案, 6 /18 /14。

27、天野元之助等: 《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第 86、184 185 页, 附表九。

28、华阳桥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关于中美学者首次来社调查研究的情况汇报 》( 1983年9月8日), 松江县档案馆藏, 华阳桥乡档案, 37 /1 /83。

29、陆德法:《学习陈永康同志实事求是的优良品德》, 《松江文史》第14辑, 第 91页。

30、《城东公社联民大队积肥情况》( 1963年4月24日), 松江县档案馆藏, 松江县政府档案, 6 /15 /12。

31、《松江县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农村多种经营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 1966年), 松江县档案馆藏, 松江县政府档案, 6 /18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