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在欧洲的缘起、发展及其特点

作者简介：高国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06

文章出处：《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提    要：环境史研究虽然晚至20世纪80年代才在欧洲出现，但成绩斐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历史地理学、法国年鉴学派、汤因比的有关著作，为环境史在欧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总体上看，和美国相比，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和全球史的视野，而且从一开始就重视城市环境问题。

关 键 词：环境史、欧洲、《环境与历史》、欧洲环境史学会

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兴起，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缘起，与地理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有密切联系，但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出现，则受到了美国同行的影响。虽然欧洲环境史学会迟至1999年才成立，但近年来，欧洲已经成为美国之外环境史研究的重要中心。本文拟对环境史在欧洲的起源、发展及其研究特点做一些介绍。

一

从学术渊源来看，在欧洲许多国家，环境史都是在历史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004年《环境与历史》杂志发表过一篇由多位欧洲学者合写的文章，介绍环境史在欧洲11个国家的发展概况。该文在追溯环境史的源头时，首先提及的是历史地理学。参与撰写该文的英国、芬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多国学者，都强调了本国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学术渊源关系。伊安·西蒙斯(Ian Simmons)、约翰·希埃尔(John Sheail)是英国知名环境史学者，两人的专业背景都是地理学。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是环境史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他认为，环境史并非20世纪的创新，而是历史地理学的延伸。环境史的学术源头或许可以追溯至17、18世纪。当时，西欧人，尤其是博物学者、卫生官员及管理人员，接触到令其惊异、完全不熟悉的热带环境导致的环境破坏。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环境研究主要以历史地理学的形式存在。[1]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及其演变的科学”，与环境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地理学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2]在英国地理学者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看来，历史地理学在环境史最为关注的一些领域，诸如“地球的变化和改变”、“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经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栖息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从亨利·达比(Henry Darby)等知名学者的著作来看，历史地理学比较侧重于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历史地理学被批评过于“人类中心，并且把人类整体从其依赖的自然其他部分分离出来”[3]。就人与环境的关系而言，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在历史地理学那里，“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4]地理学中的“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及“或然论”莫不如此，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往往是一种单向的关系。而环境史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环境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人类生态系统。环境史研究“人与自然其他部分的互动关系”，这显然是一种双向关系。在价值取向上，环境史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中心主义。

除历史地理学外，年鉴学派也往往被视为环境史的源头之一。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年鉴学派“使环境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而克罗斯比指出，年鉴学派率先作出不懈的努力，“探讨人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有机和无机的世界相互作用”，但他也指出，年鉴学派“并没有导致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年鉴学派被美国学者作为经典，用来证实并捍卫他们的创新观点”。[5]芬兰学者蒂莫·米尔恩托斯肯定了年鉴学派对环境史的推动，他说，“通过研究社会结构与自然背景的相互关系，年鉴学派预先提出环境史研究的议程”。[6]

年鉴学派与环境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年鉴学派倡导总体史观念和长时段理论，重视地理环境等结构因素的作用，而且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年鉴学派强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而环境史则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在年鉴学派那里，生态则基本上是固定的，而环境史强调生态的变化。年鉴学派价值取向相对来说则显得比较冷静客观，而环境史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

正是基于上述差别，一些法国学者提出，年鉴学派并不是环境史研究的先驱。吉波教授提到，法国人总使用“境地”(milieu)而不是“环境”(environment)一词，在关注“境地”问题时，法国历史学往往“将关于‘地’的研究和关于‘人’的研究割裂开来”，因此，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在80年代以前，法国学者几乎没有运用生态视角来研究历史问题:对工业革命的考察，着重的是这一重大变革的“重大社会和文化意义”，“而从未考虑过———或只是肤浅地考虑过———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系统及人类健康造成的各种重大后果”;在解释城市超高死亡率时，更重视居住条件而不是空气污染;在探讨工人运动的成就时，“关注的也只是劳动时间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善而不是各种“环境不公正”问题，其实工人正是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此外，年鉴学派并没有开创环境史研究，这也能由环境史研究在法国的发展现状得以印证。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而言，法国的环境史研究严重滞后。法国学者从总体上看并不了解环境史。“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环境的历史’一词在法国只是偶尔出现”。[7]“直到最近，环境史才被认为是分支学科”。吉波教授认为，“环境史在法国正在兴起，而不是已经兴起。”[8]

在追溯环境史在欧洲的发展时，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往往会被提及。该书从叙述生物圈的演化开始，以呼吁人类善待地球母亲结束。尽管这本未竟之作依然采用了传统的政治—文化叙述方式，但作者对环境问题的忧虑已经渗透在字里行间。汤因比呼吁人类善待地球母亲，谨慎使用手中的力量。他说，人类已经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9]

二

和美国相比，欧洲的环境史研究总体上起步较晚，在各国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史研究首先在英国、德国和芬兰等国出现，许多学者为推动环境史的发展做出了筚路蓝缕的探索，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在1995年创办了《环境与历史》杂志。1999年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建立是欧洲环境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自此，欧洲学者拥有了相互交流的稳定平台，环境史研究在欧洲开始阔步前进。

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出现，是学界对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一种积极回应。现任欧洲环境史学会主席、奥地利学者薇诺娜·威尼沃特(Verena Winiwarter)说过，欧洲环境史的发展，“与公众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有密切联系。这种关注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之后达到了顶点。长期的空气污染所导致的森林枯萎以及北欧湖泊的酸化……使历史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的互动值得研究。尽管这种情形的出现晚于美国，尽管促进这一情形的事件不同，但起初的情形还是比较相似，其特征是历史学者对公众要求的一种回应。”[10]纳得考(Joachim Radkau)是德国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提到，“环境史是以环境运动的派生物的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德国兴起的。由于环境运动主要是一场反核技术的运动，所以环境史最初主要是从技术的批评史发展而来。我自己的研究经历也是如此。我的教授资格论文写的是德国核能史。”[11]

80年代以来，欧洲环境史研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环境史的论著在德国、英国、荷兰、丹麦、芬兰等国家大量出版。在1994—2004年间，丹麦出版的环境史成果约为700种，而芬兰约为300种。英国有三家出版社都推出了环境史系列丛书。英国的白马出版社(White Horse Press)专门出版环境问题的期刊和图书，该社从1995年起便开始出版由理查德·格罗夫主编的《环境与历史》杂志、“环境与历史”系列丛书，该丛书在1997至2003年期间一共推出了7本著作。从1993年起，斯马特开始主编苏格兰环境史系列丛书，该丛书相继由苏格兰文化出版社和塔克韦尔(Tuckwell)出版社出版，到2001年，该系列已经推出了8本[12]。另外，剑桥大学出版社从1986年以来就开始出版由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约翰·麦克尼尔(John R．McNeil)主编的“环境与历史”系列丛书，该丛书面向世界，是最负盛名的环境史系列丛书，迄今为止，该丛书已经出版了4本出自欧洲学者之手的环境史著作。[13]

从90年代以来，欧洲多所大学都成立了环境史研究中心。圣安德鲁斯大学是欧洲环境史研究的重镇，斯马特(T．C．Smout)等知名教授在此任教。1992年，该校成立了欧洲第一个环境史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该中心每年召开会议，历年会议的主题包括林地史、物种史、土地史、资源保护的历史等，会议论文几乎全都结集出版。该中心在2000年更名为“环境历史与政策中心”。[14]此外，德国哥廷根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环境史研究中心。奥地利大学和克拉根福大学(University of Klagenfurt)维也纳校区成立了“环境史研究中心”。在法国，安德烈·科弗勒领导的森林史研究组、安德列·吉耶姆领导的技术史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家艺术和职业中心)、克莱蒙费朗地区的布来斯帕斯卡大学的“空间与文化”史学中心(CHEC)及古代文明研究中心(CRCA)在环境史研究方面也比较活跃。[15]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许多高校都开设了环境史的课程，有的甚至还设立了环境史的讲席教授。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芬兰、瑞士、匈牙利等国的多所高校都能系统地讲授环境史，甚至可以培养环境史专业的博士，在英国有诺丁汉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斯特灵大学、邓迪大学，在德国有哥廷根大学，在芬兰有赫尔辛基大学和图尔库大学。此外，许多高校还设立了环境史的教授职位:在德国有弗莱堡大学、不伦瑞克大学、波鸿大学等高校;在瑞士有苏黎世大学、日内瓦大学、伯尔尼大学、圣加仑大学等高校，在芬兰则有图尔库大学。

为推动历史学者参与环境问题的讨论，密切环境史研究者之间的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环境史学者开始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1988年2月29日至3月3日，11个欧洲国家的21名学者，在德国的巴特洪堡举行学术研讨会，着重讨论欧洲的工业和环境污染问题，会议的论文在1990年集结出版，题为《潜滋暗长:欧洲环境史论文集》[16]。更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欧洲环境史联盟(EAEH)。从1989到1993年，学会出版面向全欧洲的年刊《环境史通讯》，该通讯由位于德国曼海姆的州立科技与劳动博物馆编辑发行。但欧洲环境史联盟也面临很多问题:由于缺少经费，1994年《环境史通讯》没能付印;学会疏于和环境史学者保持联系。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环境史联盟没有组织过一次会议，它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但一些学者在参加国际经济史大会时，多次组织关于欧洲环境史的专场讨论，还有人到大洋彼岸去参加美国环境史学会组织的会议。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环境史研究逐渐步入正轨。1995年《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杂志的创刊，1999年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创建，2001年欧洲环境史学会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都标志着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环境史研究欣欣向荣，令人瞩目。

《环境与历史》是环境史领域最有影响的两大学术期刊之一，这本杂志最重要的特点有三个:其一是全球史视野，其二是跨学科研究，其三是为现实服务。在创刊号中，格罗夫提到，美国的环境史杂志很少关注美国以外的地区，而《环境与历史》杂志则要对此进行补充，“要将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史推向中心位置，积极推动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南美、太平洋地区及欧洲的环境史著述”。该杂志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担任刊物的编委和顾问。此外，《环境与历史》还大力推进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将该刊定位为“一本跨学科的杂志，它要促进人文科学及生物科学领域的专家更加密切地合作，着力对当前的环境问题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格罗夫期望，“通过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我们也许有助于发现切实可行的出路，使人类摆脱危险，使将来的社会朝正义、稳定的方向前进”。[17]正是由于这些方针的全面贯彻，《环境与历史》杂志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环境史领域的权威期刊。从2000年下半年以来，《环境与历史》杂志开始由圣安德鲁斯大学与斯特林大学联合成立的“环境历史与政策中心”主办。

欧洲环境史学会是环境史领域最活跃的学术团体之一。1999年4月中旬，薇诺娜·威尼沃特(奥地利)、蒂莫·米尔恩托斯(芬兰)、彼得拉·范·达姆(Petra van Dam，荷兰)等几位欧洲学者在参加亚利桑那图森举办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第九届大会期间，一致认为欧洲应该成立类似的学术组织。在薇诺娜·威尼沃特、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瑞士)、斯维尔克·索林(瑞典)的大力推动下，1999年4月，8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在慕尼黑附近举行会议，宣布成立欧洲环境史学会，并筹划成立通讯组，设立学会网页，委托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在2001年9月承办第一届欧洲环境史学会学术研讨会。当年，薇诺娜·威尼沃特在维也纳组织了学术会议，主题为“自然、社会和历史:社会变革的长期机制”，受到了环境史学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热烈响应，与会者达到100多人。

三

从总体上看，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特点。和美国相比，欧洲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中更多具备自然科学的背景，因此，欧洲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同时，欧洲文明源远流长，自近代以来，欧洲许多国家都是殖民大国，长期主导着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受欧洲发展历程的影响，欧洲环境史学者的研究在时空范围上更加宽广宏阔，更富有全球史的视野，更加强调比较研究，而不像美国学者那样总是突出“美国例外论”。此外，虽然欧洲环境史学者也从事农业生态史研究，但自始就重视城市环境问题，对荒野的兴趣则比较淡漠，这种情形与美国有很大差异。另外，欧洲环境史研究具有很明显的多元化和不均衡的特点，环境史研究在西欧和北欧比较发达，而在东欧和南欧还比较落后。

欧洲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与其总体上起源于“历史地理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大关系。从欧洲和美国的有关情况来看，最早关注环境问题的往往并不是历史学者，而是一些科学家、资源保护和公共卫生部门的专业人员和专家。为了解环境变化的程度，就必须和以前的环境状况进行对比，进行历史的追溯。在欧洲，很少有人自称为环境史学者。1988年欧洲环境史联盟出版了一本会议论文集，论文的多位作者都是自然科学背景出身，而文集的主编之一彼得·布林布尔库原本是一位化学家，另外一位主编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则是气候史专家。2001年当选为欧洲环境史学会主席的薇诺娜·威尼沃特的专业背景原本是化学。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提到:“在环境史领域，欧洲学者比美国同行有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更广泛地运用自然科学。这或许是因为，欧洲许多研究环境史的学者并不是在历史系工作。这个领域的资深历史学者还不多。”[18]

欧洲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可以从气候史研究在欧洲所受的重视得到反映。在英国、法国、芬兰、瑞士、匈牙利、捷克及斯洛伐克等国，气候史都是环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气候史如此受重视，除了因为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的重大影响和欧洲近二三百年保存了大量的气象文字资料外，还因为新的科技发展使人们能从树木年轮、孢子花粉、冰帽积雪层等丰富多样的实物中获得惊人的历史气象资料。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在气候史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诣，他与“瑞士及欧洲的同事挖掘了从中世纪起各个时代关于气候线索的文献资料”。而理查德·格罗夫等几位学者，则探讨了历史上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人类活动及诸多历史事件的影响。[19]

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往往具有宏阔的全球史视野。这与欧洲在近现代的长期殖民经历及世界中心地位有关，同时这也是欧洲环境史学者力图挑战美国同行的一种方式。在这方面，格罗夫特别值得称道。格罗夫是欧洲最知名的环境史学者之一，从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一直集中在两个领域，“其一是热带地区的环境史，其二是那一研究的一个分支，即环保意识的历史。两者有密切联系，不仅仅都起源于非欧洲的热带地区，而且都以帝国主义和欧洲扩张为背景”。[20]格罗夫在其代表作《绿色帝国主义》中提出，环境主义和环境史都起源于1600—1860年欧洲殖民时期的热带岛屿地区。在这些相互隔离的小岛上，人为的环境退化触目惊心，一些有识之士对此非常忧虑，并成功地劝说殖民地政府采取行动。环境主义由此产生，环境史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这里。格罗夫的著述颠覆了环境史和环境主义均起源于北美的观点，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除格罗夫之外，佩德·安克尔(Pe-der Anker)、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在帝国史和殖民史方面也出版了精深著作。“由于私人联系以及因前殖民关系而留下的资料，荷兰环境史学家做出了有关印度尼西亚的重要研究”。[21]在一定程度上，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探讨，是欧洲环境史研究中大放异彩、最富特色的部分之一。

欧洲环境史研究的全球史视野，还可以从《环境与历史》杂志和世界环境史的有关著述体现出来。《环境与历史》杂志自创刊起，就大力倡导全球史的视野、跨学科方法及比较研究。格罗夫提到，要理解不断加深的全球环境危机，就必须理解南北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发展，而《环境与历史》杂志的创刊，是将“南方议程(southern agenda)纳入环境史研究”的一种早期努力，“现在第三世界的学者正在创建最有活力的环境史学派”。[22]约翰·麦肯齐在接替格罗夫担任主编后的“编者按”中写道，杂志要继续坚持格罗夫的办刊方向，“出版有关世界各个角落的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从世界环境史的编撰来说，欧洲学者出版的作品相对而言也较多，尤其令人瞩目的有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1993)和拉德卡的《自然和权力》(2000)，这两本书都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出版。

欧洲环境史研究自始就重视城市和人工环境，对美国学者所热衷的荒野研究则普遍缺乏兴趣。从80年代中期以来，在瑞典、芬兰、英国、德国等环境史研究起步相对较早的国家，这一领域的许多开拓者都很关注工业化及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英国学者彼得·布林布尔库的《大烟雾》(1987)探讨了自中世纪以来至20世纪50年代伦敦的空气污染，有关水污染的作品在英国也很多。德国学者拉德卡在多部作品中探讨了德国的能源结构转变及政策，“目前，德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是工业污染的政治斗争史”。在芬兰和瑞典，森林工业及采矿工业倍受环境史学者的重视。[23]

欧洲环境史学者重视工业及城市污染问题的原因，大概不能不涉及欧洲与美国在国土资源、环保运动及环境史的源头等方面的差异。相对美国而言，除俄罗斯和芬兰等少数北欧国家外，欧洲大多数国家面积狭小，人口密度较高，再加上历史悠久，很少保留有大片未曾开发的荒野，也很少能有大片土地像美国一样被划作国家公园。另外，美国保留大片荒野，也是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和美国精神是在开拓边疆、征服荒野的过程中形成的。美国人往往有难以割舍、根深蒂固的“荒野”和“边疆”情结。从环保运动的发展来看，欧洲环保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居民担心健康受到环境污染的损害，因此，工业和城市污染就成为欧洲环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而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19世纪末以来，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争论就在美国连绵不断，至今依然如此。自然保护的支持者往往是白人中产阶级，战后他们有条件向郊区迁移，因而可以忽视城市的各类污染和公共卫生问题。反对污染的主体，往往是贫困的工人和有色人种社区。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并不为美国主流环保组织所重视。受此影响，美国环境史学界在90年代以前对城市的关注明显不足。在欧洲许多国家，环境史的源头是历史地理学、技术史、经济史、城市史、医疗史、生态学及环境科学等，这些领域本来就比较重视城市，而在美国，环境史可以追溯到边疆史学，环境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比较重视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重视农业生态史而忽视城市环境史，这一情形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改变。

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研究水平也有很明显的地区差异。欧洲环境史研究的多元化，是欧洲各国不同历史发展道路及不同社会文化的反映。仅就语言而论，欧盟就有20多种官方语言。在欧洲，能说英语的人达到56．4%，但即便如此，语言不通依然是学者交流的一大障碍。环境史研究在欧洲各国的源头不一，各国的环境史研究也各具特色:英国在生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研究方面独树一帜;而气候、森林、水资源和景观是芬兰环境史研究的四大主题;[24]丹麦、荷兰在海洋史、水利史研究方面独领风骚;德国的能源史及全球史编撰令人瞩目;瑞士在气候史研究方面享有盛名;公共森林的私有化、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西班牙的经济停滞是西班牙优先研究的三大主题;匈牙利及捷克的景观史研究卓然有成。欧洲环境史研究的多元化，也可以从历届欧洲环境史大会提交的论文反映出来，2003年第二届欧洲环境史学会大会的主题就是“应对多样性”。

在欧洲各国，环境史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相对而言，环境史研究在西欧、北欧较发达，而在南欧及东欧则比较落后。这一状况可以从欧洲各国学者参与历届欧洲环境史年会的情况反映出来。2001年第一届欧洲环境史年会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召开，与会的法国和地中海国家的代表很少”，“只有1个意大利人，1个西班牙人，2个法国人与会，希腊人和葡萄牙人一个也没来，而与会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德国人和斯堪地纳维亚人等等，却有数十人之多”，[25]这一现象在大会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第二届欧洲环境史学会的筹备阶段，尽管学会的法国代表吉波教授“把会议通知发到了在法国广为人知的一个专门发布学术信息的网页上”，虽然收到了一些“法国学者的论文提要，但仍嫌少”。[26]2005年第三届会议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召开，尽管有代表来自东欧，但来自北欧、德国及英国的学者则组成了最大的代表团。2007年第四届会议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法国虽然有10位学者与会，但同英国(32位)和德国相比(27位)还是较少，西班牙有4位学者与会，苏联有2位学者与会。[27]

环境史研究在欧洲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不同的原因非常复杂，与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对外学术交流有密切联系。同时，对外学术交流也影响了环境史研究在欧洲各国的发展。相对而言，东南欧学者在这方面比较落伍，这里仅以法国为例。欧洲环境史学会在法国的联系人吉波教授说，“许多学者能读英文资料，但确实只有很少学者可以说英语……法国学者在说英语方面表现很勉强”。在她看来，法国有非常强烈的反美意识，“对美国历史学家的所思所写”，法国历史学家实际上“不感兴趣”，即使有一些人愿意去美国学习和交流，但往往因为很难获得资助而不能成行，法国学者的消极态度与芬兰等北欧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仅就芬兰而言，赫尔辛基大学就两度邀请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该校任教，该校还数次邀请唐纳德·沃斯特等知名美国学者前来讲学。与此同时，芬兰学者在国外学习和交流也很常见。芬兰知名环境史学者蒂莫·米尔恩托斯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而米科·赛库在美国堪萨斯大学等多所高校进修过环境史，二人多次去美国参加美国环境史年会，他们的很多成果都用英文写作。作为一名研究美国南部环境史的芬兰专家，米科·赛库的成果[28]受到了美国同行的高度评价，他还多次受邀参加美国学者主持的环境史项目。环境史研究在法国和芬兰的不同发展状况，或许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推动。

文章注释：

[1] Verena Winiwarter，“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urope from 1994 to 2004:Enthusiasm and Consolidation”，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0(2004)，p．502．

[2]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17页。

[3] 迈克尔·威廉斯:《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第15—16页。

[4] 梅雪芹:《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5]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91;Alfred Crosby，“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4(Oct，1995)，p．1184;Timo Myllyntaus and Mikko Saikku，En-countering the Past in Nature: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Ohio University Press，2001，p．143;Peter Burke，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pp．270．

[6] Timo Myllyntaus and Mikko Saikku，Encountering the Past in Nature: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Ohio University Press，2001，p．143．

[7] Verena Winiwarter，“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urope from 1994 to 2004:Enthusiasm and Consolidation”，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0(2004)，p．513．

[8] 包茂宏:《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教授谈法国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21页。

[9]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5页。

[10] Verena Winiwarter，“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urope from 1994 to 2004:Enthusiasm and Consolidation”，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0(2004)，p．520．

[11] 包茂宏:《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第91页。

[12] Verena Winiwarter，“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urope from 1994 to 2004:Enthusiasm and Consolidation”，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0(2004)，pp．508，523．

[13] Thorkild Kjrgaard，The Danish Revolution，1500－1800:An Ec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Translated by David Hohnen，1994;Richard H．Grove，Green Imperialism:Colonial Expansion，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1600－1860，1995;Frank Uekoetter，The Green and the Brown:A History of Conservation in Nazi Germany，2006;Joachim Radkau，Nature and Power:A Global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Translated by Thomas Dunlap，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4]Verena Winiwarter，“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urope from 1994 to 2004:Enthusiasm and Consolidation”，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0(2004)，p．505．

[15] 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高毅、高暖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33—134页。

[16] Christian Pfister，Peter Brimblecombe，The Silent Countdown:Essays in European Environmental History，New York:Springer-Verlag，1990．

[17] Richard Grove，“Editorial”，Environment and History，Vol．1(Feb．，1995)，no．1，p．2．

[18] 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访谈》，《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19]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20] Richard Grove，“Editorial”，Environment and History，Vol．6，No．2(May，2000)，p．127．

[21] 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103、56页。

[22] Richard Grove，“Editorial”，Environment and History，Vol．6，(May，2000)，No．2，p．128．

[23] Marc Cioc，Bjorn-Ola Linne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r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5(2000)，pp．397，400．

[24] Timo Myllyntaus and Mikko Saikku，Encountering the Past in Nature: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p．4

[25] 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高毅、高暖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29页。

[26] 包茂宏:《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教授谈法国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23页。

[27]List of Participants ESEH 2007，http://eseh．org/conference/archive/Amsterdam2007/LIST%20OF%20PARTICIPANTS．pdf．

[28] Mikko Saikku，This Delta，This Land: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Yazoo-Mississippi Floodplain，University of GeorgiaPres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