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强

《史学集刊》 2006年01期

摘　要：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常常决定其对史料的选取、考证、解读和运用,进而影响其对历史问题作出的判断.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史料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注意,相关研究的结论也大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大多以为"人力"胜于"天力",关注的重点在当时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内外政策上,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史料记述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目前,"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黑死病"的史实基本上无人质疑.但是,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这次瘟疫造成的严重后果似乎还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注意.
关键词：视角;史料;"查士丁尼瘟疫"
分类号：K061;K545.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1-0045-08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无论是以何种思想理论为指导的历史研究都不能抛开史料说话。严肃的历史研究必定是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的,言之有据,查有出处。信笔写来或有感而发的作品只能归于散文式的文学创作,而不能混同于历史研究。①历史研究者只有在认真考证史料、准确解读史料、合理运用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历史问题作出相对客观正确的结论。但是,如何从大量的史料中选择必要的素材以重新描述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实,却常常决定于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以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在其作品中留下的关于瘟疫的史料为例,读者无数,但研究结论大不相同。长期以来,人们大多没有注意到这些史料记述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总以为“人力”胜于“天力”,关注的重点在当时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内外政策上。近年来,医学界对于这次瘟疫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特别是疾病史研究者给予极大重视,学者们充分认识到其严重影响,将它与14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相提并论。我国近年出版的相关论著对此也有涉及。②目前,“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黑死病”的史实基本上无人质疑,但是,这次瘟疫造成的严重后果似乎还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注意。由此,反映出在历史研究中存在的研究视角和史料的关系需要加以探讨,本文就此进行粗浅分析,意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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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12-25
作者简介:陈志强(1952-),男,天津人,历史学与考古学博士,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研究中心、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欧洲史、拜占廷史。
①翻译大家杨宪益先生把《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版)视为“自己主要还是个翻译匠”的随笔,但不知为何近年来却被人炒作为历史考据的佳作,令人啼笑皆非。据笔者所知,至少在中西关系史学界还没有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继续保持着学术研究的严肃性。
②参见崔艳红:《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评》,《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徐家玲:《早期拜占廷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余凤高:《流行病》,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一
历史研究的视角常常决定历史工作者对史料的取舍。或言之,由于人们考察问题的角度和眼光不同,在他们面对大量史料时,必然会因此对不同史料采取重视或轻视的态度。
    以往的拜占廷历史研究侧重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演化的过程,忽视自然灾害的影响力,特别是忽视疾病对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①以至于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记载的一次大瘟疫并没有引起后世研究者的足够注意。他在其《战史》中明确写到:
    在这些日子里,发生了一场几乎使人类全被灭绝的瘟疫。一些大胆的人可能从上天降下的种种惩罚中解释其原因,像那些精于解释灾祸的人提出的许多理论一样,因为他们好推测那些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好编造种种离奇古怪的自然哲学的理论。……然而,人们完全不能以语言来表达或用头脑去想象对这次灾难的任何解释,除非只有把它说成是上帝的惩罚。因为,它不只是降临到世界的某个地方,也不只是降临到某些人的头上,而且不论一年中的任何季节都可能发生。在上述这些情况下,人们可能找寻到发生瘟疫的具体原因,但是,它流传到世界各处,摧残折磨着男女老幼所有人的生命,尽管其爆发的惨烈程度在各地不同。……在这场瘟疫面前,所有的区别都消失了。它在夏季袭击一些人,在冬季又会袭击另一些人,在一年的其他季节还会袭击其他人。现在就让每位读者,既包括诡辩家也包括天文学家,就这次灾难作出各自的判断,而我要谈到的是这个疾病起源的地方和它摧毁人类的情景。[1](第22卷,P451)
    普氏对这次瘟疫的严重性强调的不可谓不突出,不仅把它称为“毁灭人类”的灾难,而且一再说明瘟疫流行的时间长、范围广,把造成其惨烈后果的原因归于“上帝的惩罚”。②然而,作者如此重视的灾难,却没有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例如,最著名的现代拜占廷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其拜占廷通史有关查士丁尼时代的历史部分写作中,首先涉及的是这位皇帝强化中央集权和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远征,其次涉及到这位皇帝的斯拉夫人政策和平息首都民众的起义,再者谈到当时活跃的商业贸易和编纂《罗马民法大全》,最后描述的是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和他去世后形势的全面恶化。他评论到:“查士丁尼虽有诸多成功之处,他还是给其后人留下了一个内力耗尽,财政经济完全崩溃的帝国。”[2](P72)也许是为了节省篇幅,这位著者只是描述了他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却没有提到普罗柯比记载的因瘟疫导致的重大灾难。与奥斯特洛格尔斯基齐名的拜占廷通史作家瓦西列夫同样没有注意到普氏的这段记载,他的《拜占廷帝国史》以近50页篇幅讨论查士丁尼时代的历史,不仅探讨了查士丁尼登基的背景、其发动的对外战争和恢复罗马帝国的政治理想、其编纂《罗马民法大全》的伟大历史功绩、包括镇压“一性论派”在内的宗教政策、其税收与财政政策以及褒奖工商业政策等等,甚至平息“尼卡起义”的细节和关闭雅典学院的影响,还有当时的文化发展乃至皇后塞奥多拉的种种传闻都在其叙述的范围,直到“查士丁尼这个强力人物退出历史舞台,其精心打造并曾一度维系帝国均衡发展的整个政府体系轰然衰败。”[3](第1卷,P169)当时人力所为的大小事件都涉及到了,惟独没有对当时发生的大瘟疫进行分析。显然,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引起这些谙熟所有史料的现代拜占廷学者的重视。
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因为普罗柯比模仿古典史家的写作风格而蔑称其相关记载是伪造之作。有人提出:“他甚至不能放过利用瘟疫来模仿古典作家描述雅典大瘟疫的的机会,以便与古人的范本媲美。”[4](P191—192)虽然大多数学者对其记载的可靠性没有产生怀疑,但是,对否定普罗柯比记载真实性的意见也未进行细致的批驳。例如以研究古代瘟疫而著名的斯密斯虽然不同意上述意见,但是仍然认为:“有很多理由表明,普罗柯比刻意模仿修昔底德的作品。普罗柯比在其《战史》前言中,声称他‘认为,雄辩术需要思维敏捷,讲神话适用诗歌,历史则求真实’(War, I, 1)。这段话强调出修昔底德作品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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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大量有关拜占廷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等的专门著作中,我们还找不到关于拜占廷人疾病或生存环境的系统研究成果。参见拜占廷学最重要刊物《拜占廷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提供的专著论文索引。
②英国现代拜占廷学著名学者喀麦隆就明确分析过普罗柯比的这种“基督教思维方法”。见喀麦隆:“普罗柯比的怀疑主义”(A.M. Cameron, The“Scepticism”of Procopius),载《历史研究》(Historia)1966年第15期,第474页。

实,也反映出普罗柯比力图使读者相信他记载的历史。……他还仿效希罗多德,把匈奴人称为玛撒该塔伊拉人,把波斯人称为美地人。①……所有这些意见使普罗柯比的有关记载都成了问题,人们怀疑他直接借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关部分来描述这场瘟疫。”[5]我国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也提到对普氏记载的怀疑。[6](P43)
    对普罗柯比记载真实性的怀疑缺乏根据。他是拜占廷帝国最重要的历史作家,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恺撒利亚的贵族家庭,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知识渊博,才能出众,曾受聘于一代名将贝利撒留,以其秘书和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指挥了多次重大战争。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42年,他受贝利撒留的牵连,奉诏回到君士坦丁堡,恰好赶上瘟疫流行。这里提到的瘟疫是指公元6世纪中期,在地中海世界爆发的一次大范围鼠疫,由于时当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后人因此称其为“查士丁尼瘟疫”。有关这次瘟疫的史料主要来自当时的作家普罗柯比。他在其著名的《战史》一书中比较详细生动地记载了这次瘟疫爆发和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流行的情况。在普罗柯比之后的多位作家,如埃瓦格留斯(Evagrios Scholastikos, 536-595)也记载了君士坦丁堡爆发瘟疫后,叙利亚首府安条克流行鼠疫的情况。以弗所人约翰(John of Ephesus,507-586)的作品中对此也有记载,并因与普罗柯比的资料来源不同而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补充。此外,阿加塞阿斯(Agathias,536-583)在其《五卷本历史》中提到了瘟疫流行的情况,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 490-574)则在其作品中涉及到瘟疫的可怕后果,这些作家的记述为普罗柯比记载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②
    根据现代流行病专家的意见,在普罗柯比以前1000年左右的希腊历史家修昔底德也曾留下关于雅典瘟疫的记载,但是语焉不详。根据其不详尽的记载,后人至今未能确定雅典瘟疫属于何种疾病,例如格罗特认为是发疹伤寒,因其病症和斑疹伤寒的病症较为类似,③但是也有人推测其为埃博拉出血热。④如果修昔底德记载的雅典瘟疫确定为伤寒,则其病源地应在“较寒冷地区的农村以及高寒山区”,如果雅典瘟疫是埃博拉出血热,则其发源地点当在非洲。⑤现代学者对于普罗柯比记载的“查士丁尼瘟疫”没有异议,确定为鼠疫,而鼠疫“全部分布在北纬45度和南纬35度之间”,其病源地在湿热的东非和埃及也大体可以肯定。[7](P355)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更进一步追寻埃及瘟疫的来源,提出了中亚是原发地,病菌随商旅和军队传入埃及的意见。[5](注释39)但是,依据历史大事年表可以发现,埃及是最早出现疫情的地区(541年),第二年春季瘟疫扩散到首都君士坦丁堡,543年意大利、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而位于中亚的波斯是最后发生瘟疫的地区,其传染源是东地中海沿海港口城市安条克,病菌随入侵到此地的波斯军队传播终成大规模瘟疫,并迫使疫病流行的军队撤退,波斯人与拜占廷人遂于545年订立休战协定。[8](P35—54)这里,我们可以排除普氏“抄袭”的嫌疑。
    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被许多现代著名史家轻轻放过,未置一词,纠其原因在于,他们研究的重点在社会制度的变化,强调的是统治者施行的政策及其效果。换言之,其历史研究的视角侧重政治外交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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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he Massagetae翻译为玛撒该塔伊拉人,the Medes译为美地人,见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5页。
②埃瓦格留斯:《六卷本教会史》(Evagrius,AHistory ofthe Church in Six Books, from A.D.431to A.D.594,ANew Translationfrom the Greek: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s,trans. by E. Wlaford)伦敦1854年版,第4卷,第29节。约翰:《三卷本教会史》(John of Ephesus,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 tran. By R. Smith),牛津1860年版。阿加塞阿斯(Agathias,536-583)在其《五卷本历史》(Agathias of Myrina,Historiarum Libri V),柏林1967年版,第5卷,第10节,第3段。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JohnMalalas,Chronicle),芝加哥1940年版,第8卷,第13节。
③参见余凤高:《流行病》,第23-34页。此书断定雅典瘟疫为斑疹伤寒。
④修昔底德记载的瘟疫类似伤寒病的临床表现,其发病急骤,发低烧的同时伴有头痛疲乏、周身酸痛、眼睑结膜充血,皮疹出现的当天遍及全身,形成不规则红色或暗红色斑疹。发疹期最明显的表现是,由腋下和两肋向胸、腹、背、上肢并最终波及全身的皮疹,皮疹初为瘀点,后发展为瘀斑,并由红色逐渐变暗色,其中消化系统的多种症状,如厌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大便呈黏液状、或便血是现代医学怀疑雅典瘟疫为埃博拉出血热的主要根据。P. Olson和A. Brugg等人都怀疑雅典瘟疫是埃博拉出血热,转引自Smith,前引文,注释36。王季午、刘克洲等主编:《人类病毒性疾病》(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版,第706页)认为这些症状的病理改变表现在单核吞噬细胞系统遭受损伤,因此出现一系列脏器出血症状。
⑤李梦东主编:《实用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医学界认为现代人类埃博拉出血热首次爆发于1976年的东非。王季午、刘克洲等主编:《人类病毒性疾病》,第704页。

教文化考察,因此疾病和自然灾害的史料没有纳入其选择范围。
    西方人对拜占廷历史的关注始于15、16世纪,当时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德、法两国学者,在附庸风雅的君主们的支持下,开始搜集和整理希腊罗马手稿和艺术品。此后相当长时间,拜占廷文献和文物属于有闲阶层把玩的“古董”。当真正的研究逐渐开始后,人们的关注点在王朝斗争、政治角逐、对外战争和宗教艺术领域。历史唯物论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拜占廷学界也深受影响,相关的研究逐步转向经济和政治制度演化,特别注重社会结构的变动。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人提出的整体史学的分析方法对拜占廷学界也有影响,尽管人们对年鉴学派理论的评价不一,①但是,当代拜占廷学者开展的社会史研究、妇女史研究等,无不带有这种影响的痕迹。当世界各地联系空前紧密、地球空间范围似乎不断变小、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强化的今天,历史研究自然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疾病史研究的兴起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现象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前代拜占廷学者忽视对“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其放弃相关重要史料则是其研究视角决定的。

二
    历史研究视角的变化对如何解读史料也发生决定性影响。同样的史料会由于研究者立场观点的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解释。这样的例子在史学研究史上不胜枚举,本文还以“查士丁尼瘟疫”的研究为例。
    让我们了解一下现代作家是如何解读“查士丁尼瘟疫”的史料的。关于这次瘟疫的爆发,普罗柯比写到:
    由此(佩鲁希昂ενΠηλουσιω)它适时蔓延扩散,传遍整个世界。它似乎按照预先确定的安排进行传播,在每个国家都流行一段时间,随处传染,不放过任何地方。它四处流传直到世界的尽头,好象担心大地上有哪个角落会幸免于难。它不放过海岛和岩洞,也不放过有人居住的山峰。如果它曾传染到某地,没大量感染那里的人或只有少数人染病,那么不久后它会卷土重来。那些住在此处曾被它强烈感染的人就完全不会再被传染,但是它不会从这个有疑问的地方轻易离去,好象要到它放弃其执行死亡的公正而高尚的计划,以便取得与先前在这个地方周围毁掉的那些人一个准确的数量平衡。这个疾病总是先从海岸地区开始,再从那里传入内陆。第二年正值春季,它传到拜占廷(君士坦丁堡),那时我恰巧在那里。[1](第22卷,P453)
    此后,鼠疫开始肆虐,可怕的瘟疫首先在人口集中的地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感染了鼠疫的患者“都感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受到了它的打击,……不停呼唤最神圣的名字或使用个人可能找到的任何驱邪方法,极力使自己摆脱幽灵。但是,他们的努力毫无效果,……不断地死去。……并把自己关在各人的房子里,……显然是心怀恐惧,以为他们喊来的朋友是那些鬼怪中的一个。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患者先是做噩梦,好像遭到站在他们身上的同一种幽灵的打击,……他们先是突然发烧,……第二天,还有的几天以后,腹股沟淋巴腺不断肿胀,不仅在腹部以下被称为“腹股沟”(βουβων)的身体特定部位,而且在腋窝,有时在两耳后和大腿的不同部位也出现淋巴肿胀,……接着出现的是深度昏迷或胡言乱语、疯话谵语,这两种情况下,此病患者都出现一些典型症状。昏迷发作的病人忘记了所有他们熟悉的人,似乎昏睡不醒。……胡言乱语的病人由于失眠而变得想象力混乱,他们怀疑走近的人都想杀了自己,因此
    而变得焦躁不安,拼命地尖声大叫,狂奔而逃。……其症状主要可以出现在他们感染后精神错乱时。……他们很难抓住食物。很多人因为无人照料而死亡,他们或忍饥挨饿,或从高处跳下摔死。那些既没有昏迷也没有发疯的患者则腹股沟淋巴腺肿胀,患脱疽坏死,他们无法再忍受疼痛而死去。……有时患者当即死亡,有时在几天后死去。有的患者身上长出扁豆大小的黑色脓包,他们活不到一天,几乎都立即死去。还有很多患者出现原因不明的呕血,并随即死亡。”[1](第22卷,P455-465)
这些描述与现代传染病学研究得出的疾病特点基本吻合。史料中提到的三种发病症状均属于鼠疫病人发病初期发烧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即精神萎靡、衰弱嗜睡、出现幻觉、焦躁不安、谵语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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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芝联先生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序言中,对布氏及其理论作出了精辟的点评,布氏的两部代表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分别由三联书店(顾良等译,1996年版)和商务印书馆(唐家龙等译,1996年版)出版了中译本。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张绪山译)也由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出版。

中包括在清醒、睡眠和未知情况下的发病。根据流行病学,鼠疫潜伏期可以长达一周左右。①在此期间,病人发病的情况一定多种多样。鼠疫“病菌自皮肤侵入后,一般经淋巴管到达局部淋巴结,引起原发性淋巴结炎及周围组织炎症反应。淋巴结高度充血、出血、受累淋巴结可相互融合,周围组织水肿、出血。淋巴结内含大量病菌及其毒素,进入血流引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及严重毒血症状。如病变不继续发展,即成为临床上的腺鼠疫。若病菌经血进入肺组织可产生继发性肺鼠疫。再由呼吸道排出的病菌通过飞沫传给他人又可引起原发性肺鼠疫。各型鼠疫均可引起继发性败血型鼠疫,极严重者可使皮肤、淋巴结或肺损害,而迅速成为原发性败血鼠疫。”[7](P355)三种主要类型鼠疫都表现出腹股沟(占70%)、腋下(20%)和颈部(10%)淋巴肿大,耳后及身体其他部位淋巴也同时发炎。其中1/4病人出现皮疹并发展为水泡、脓疱和溃疡。一般缺乏有效治疗的病人可在2-3日内死亡,因发绀和瘀斑,死后皮肤常呈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称。如果病人淋巴结破溃,则病情缓解,可以存活。[9](P495)普罗柯比记载的详细症状为后人确诊“查士丁尼瘟疫”为鼠疫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英国著名的晚期罗马帝国史家琼斯在其论及查士丁尼时代历史的部分中,正确地指出:“可能这个时期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灾难是鼠疫。它从佩鲁希昂爆发,542年席卷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次年传到君士坦丁堡,并传播到整个小亚细亚、色雷斯和伊里利亚,还通过美索不达米亚传入波斯。它也向西传播到意大利、非洲,进入高卢。有关其后来肆虐的情况记载很少,但是它间隔一段时间在许多地方重新爆发,尽管不再是致命的。阿加塞阿斯记载了晚至558年它在君士坦丁堡的再度流行,一些西方编年史家则记载了570-571年间它在意大利和高卢的严重爆发,还有人记载了573-574年君士坦丁堡再次爆发的鼠疫。”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其30余页相关论述中,只有这一段文字涉及瘟疫的情况,而且在后来的分析中也没有反映出他所谓的“对帝国影响最严重”的意思。因为,他在总结查士丁尼时代历史时,还是认为这位皇帝政策上的失误,特别是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使意大利和北非实力耗尽,人财两空,“尽管我们不能说西部战争已经耗尽了帝国,但是战争的实际结果却是使帝国承负起沉重的军事负担而得不到任何补偿以增加其资源。”②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拜占廷通史作家布莱赫尔(L. Brehier)是大名鼎鼎的拜占廷学家查理•迪尔的得意门生,他撰写的《拜占廷帝国兴亡》、《拜占廷帝国制度》和《拜占廷文化》洋洋洒洒百余万字,分别涉及拜占廷帝国军事外交史、王朝统治政治制度史和物质文明及文化史,它们是有关拜占廷帝国社会生活的姊妹篇,涉及拜占廷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在涉及“查士丁尼瘟疫”时却惜字如金,在其400多页的《拜占廷帝国兴亡》中,他对查士丁尼时代的大事,特别是宗教和军事外交进行描述,着墨甚详,但只用了少半句话谈到大瘟疫,“农村荒芜了,艺术品、道路、引水渠和排水管道破败不堪,城市被鼠疫所摧毁。”他在评价查士丁尼时代三个阶段的历史时,认为截止到540年以前的前两个阶段,这个皇帝是成功的,而后的第三个阶段是失败的,犯了重大的政策性失误。③显然,他们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查士丁尼瘟疫对当时拜占廷帝国造成的破坏的严重性,因此,在解读相关史料时还是把它放到次要地位。
    究竟这次瘟疫的破坏作用有多大呢?普罗柯比写到:“拜占廷城的瘟疫流行了4个月时间,其传染最强烈的阶段持续了大约3个月。起初死亡人数略低于正常状态,而后死亡率持续上升,后来,死亡总人数高达每天5000人,最多时甚至达到每天10000人或更多。”④按照普罗柯比的记载,瘟疫在首都流行了4个月,其中3个月为瘟疫的高峰期。在此期间,如果以90日计算,每天死亡5000人,则总死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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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凝芳等主编的《21世纪医师丛书:传染病分册》提出,在没有预防接种的情况下,鼠疫潜伏期约为3天(第356页),而李梦东主编的《实用传染病学》认为其潜伏期为2-8天(第495页)。后一种意见也为斯崇文等主编的《现代传染病治疗学》(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所肯定,参见该书第322页。
②琼斯:《晚期罗马帝国:284-602年》(A.H.M. Jones, Later Roman Empire 248-602),牛津1964年版,第288-289、300页。琼斯确定君士坦丁堡爆发瘟疫的时间为543年,比大多数作家确定的时间晚了一年。
③路易•布莱赫尔:《拜占廷帝国兴亡》(L. Brehier,The Life and Death ofByzantium),牛津1977年版,第21页。他的另外两部著作是《拜占廷帝国制度》(Les institutions de l’Empire byzantin)和《拜占廷文化》(La civilisation byzantine),巴黎1946年版。
④他细致描述了尸体成山,无处埋葬的可怕情景。参见普罗柯比:《战史》第22卷,第465-469页。

数为45万人,按照现代学者对该城居民总数60-100万的估计计算,死亡人数占75-45%。①有的学者根据其他史料推算,提出此次瘟疫造成君士坦丁堡57%人口死亡,②如果考虑到还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没有感染瘟疫的话,那么地中海世界这第一次鼠疫的爆发的死亡率可能达到80%或更高。③这场灾难造成的人力资源的损失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和军营表现得特别明显。自诩为奥斯特洛格尔斯基之后从事拜占廷通史写作第一人的美国新生代拜占廷学者特里格尔德,在其《拜占廷国家与社会史》中注意到“查士丁尼瘟疫”对当时社会的负面影响,认为“这次传遍整个半岛东部地区的瘟疫造成了广泛的人口下降和非常明显的大量违法行为。”[10](P248)对于普罗柯比留下的相关史料,吉本也作出了类似的分析,“战争、瘟疫和饥谨这三重灾祸同时降临在查士丁尼的臣民的头上;人类数量明显的减少成了他的统治时期的一个极大的污点,这人口减少的情况,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11](P230)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同样的史料,不同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有区别的,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分析史料的研究视角有区别。而研究视角的不同进而改变了史料在还原历史场景时的作用,同样的史料得出的结论也发生了变化。

三
    研究视角的变化使研究者对史料反映的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也受到不容忽视的影响。正是由于历史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分析问题,他们呈现给读者的“历史”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一点在他们进行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时显得更加突出。
    普罗柯比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在大灾害面前,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发生混乱:
    他们将死尸扔进他人的坟墓,或为逃避检测或使用暴力。但是后来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不堪、一团糟。奴隶失去了主人,而先前富有的人也失去了其家仆的伺候,仆人们不是病了就是死了。很多房屋完全没人居住。……这段时间里,要在拜占廷城大街上看到行人绝非易事,因为所有有幸保持健康的人都躲在自己家里,……假定有人真的在外面碰到一个人,那他一定扛着一个死人。各类工作都停顿了,手艺人也放弃了所有活计,手工从事的各种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的确,在一座完全停止了所有善事的城市里,饥荒十分肯定会导致骚乱。[1](第22卷,P465-469)
因瘟疫引发的社会问题相当严重,但是,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崩溃,即便是恶人行善事也只是因恐惧而出现的反常举止。普罗柯比记载到:
    这个时期,那些先前的竞技党成员也把相互间的敌意搁置一边,一起参加死者的葬礼仪式,他们亲手为那些和自己的党派毫无关系的死者扶灵安葬。不但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乐于全身心投入从事这种下贱丢人的工作,而抛弃了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丑行,勤奋地履行其宗教义务,当然不全是因为他们学的贤明了,……而大多是被突然发生的变故完全吓坏了,这么说吧,当他们将要突然死亡时,自然会完全被迫地学得拘谨斯文起来。但是一旦他们摆脱了瘟疫痊愈并感到自己已经安全没事了,就立即恢复了卑鄙丑劣的本性,变本加厉比以前更甚,和他们刚刚做的善事完全不同,有天壤之别,其卑劣邪恶、肆意狂为、无法无天,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2](P46-71)
    现代拜占廷学者中对普氏描述的瘟疫引发的社会问题比较关注,但是对瘟疫的历史影响的认识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上,例如,他们特别关注皇帝查士丁尼身染鼠疫而导致的宫廷斗争,几乎所有相关的著作都提到在其重病期间出现的另立皇帝的谣言。只有英国著名拜占廷史家布瑞的看法比较独特,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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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者们对于君士坦丁堡人口问题持有不同的估计,其中估计人口数最高的达到100万,最低的25万。参见仁西曼:《拜占廷文明》(S. Runciman,Byzantine Civilization),伦敦1933年版,第124页。《牛津拜占廷史》估计此次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1/3人口。曼格主编:《牛津拜占廷史》(C. Mango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牛津2002年版,第49页。
②P. Allen依据当时的另一位作家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载,推算总死亡人口为23万,占总人口40万的57%。见阿兰:“查士丁尼瘟疫”(P. Allen, The“Justinianic”Plague),载《拜占廷》(Byzantion),1979年第39期第11页。布鲁宁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2/5人口。见布鲁宁:《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R. Browning,Justinian and Theodora),泰晤士胡德森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兰布则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一半。见兰布:《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纽约1963年版,第153页。
③王季午、刘克洲等主编的《人类病毒性疾病》(第704页)提出,1976年埃博拉出血热首次爆发时,病死率高达50-90%。那么,“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首次爆发的鼠疫,其病死率可想而知是相当高的。

“大瘟疫”这一专门章节里,清醒地认识到鼠疫造成的社会大危机,甚至提出:“公元542年的大瘟疫恰好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如果我们要谈到历史的分水岭,那么这次鼠疫就是我们称之为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分水岭。”[13](P399)他如此强调“查士丁尼瘟疫”的特殊历史地位,主要依据的理由是瘟疫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价值取向。普氏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因无法确切了解瘟疫而表示出的无奈,以及把瘟疫的降临归于“上帝的惩罚”,真实地反映着当时人对上帝的笃信和对上帝惩罚的畏惧。新时代因此拉开序幕。
    大规模瘟疫往往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人类防治疾病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瘟疫的高死亡率引发强烈的社会恐惧情绪,另一方面,由此导致普遍的绝望心理,特别是普遍出现的信仰危机会改变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传染病对罗马覆灭以及阻碍查士丁尼的事业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有待研究。”[14](P17)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与各种致命瘟疫的斗争,一些古代文明因当地居民遭到不明疾病袭击而衰亡的例子并不鲜见。例如,仅美洲土著居民面临的疾病就包括品他病、雅司症、性病梅毒、肝炎、脑炎、脊髓灰质炎、多种肺结核、肠道寄生虫病、天花、麻疹、白喉、沙眼、百日咳、水痘、鼠疫、疟疾、伤寒、霍乱、黄热病、登革热、猩红热、阿米巴性痢疾、流行性感冒、多种蠕虫感染等。[15](P202)如今我们知道,这些疾病中大部分可以使人类大量死亡,甚至导致族群灭亡。只是由于古代历史上出现的各类疾病大多因缺乏详细记载而使后人无法准确再现“真实历史”,相关的价值评判也就无从谈起。
笔者无意肯定布瑞的意见,只是希望通过现代拜占廷学者就普罗柯比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史料作出的历史研究,来说明研究视角的不同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他们解读史料的工作。
    史料是人类过去生活中留下的文字和文物,其反映的客观真实的历史如同云雾中的仙女,她神秘的面容永远遮挡在时间的面纱后面。历史学家凭借史料描述的“真实历史”只能部分地再现以往的历史,而不可能尽窥其全貌,因为他们掌握的史料只是个别作家的记载,相对于“真实历史”而言,只能算是零散的和不完整的。不同时代的史家在解读这些史料时,由于其所处时代导致其研究视角的不同,也必然给出不尽相同的解释。在丰富多彩的认识对象面前,历史研究之整体和个体的有限性只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了解的历史都是“个人的”历史,是历史学家从某种角度按照某种解释体系重新构建起来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呈现给读者的“历史”多种多样异彩纷呈,不仅带有时代的色彩,还有个人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元化发展日益强劲的今天,人类在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时也在调整思想方法,那么历史研究视角的变换和增加是不是更有助于我们解读浩繁的史料,进而认识丰富多彩的“真实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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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年12月25日
出版日期：2006年1月15日

（储著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