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茂红  北京大学历史系

日本文明论的环境史观比较强调环境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优越性，重视并提倡回归东方尤其是日本传统的环境观。这反映的是对明治时代以来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和现代化史观的颠覆，但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新民族主义性，甚至有变相鼓吹和宣扬日本民族文明优越论的倾向。

文明论的环境史观通过研究人类文明与环境的关系史来给日本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寻找恰当的位置，这是日本环境史研究中最具世界视野和理论意义的部分。

“文明的生态史观”

早在明治维新提出文明开化的国策之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史学就传到了日本。后来，带有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文明论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而风靡全日本。福泽谕吉提出了“文明”、“半开化”、“野蛮”的分析结构，认为西方列强是文明国家，日本是半开化国家，而虾夷、朝鲜等就是野蛮之地。“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这种文明论在反映日本被“他者化”的同时又给日本制造了一个“他者”，为日本自身脱殖民化和对其他地区进行殖民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战败后日本的处境从文明论视角看大体上没有变化，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及高速增长，日本学术界掀起了重新给日本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定位的热潮。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梅棹忠夫提出了“文明的生态史观”。他认为，日本文明并不是西洋文明的一个变种，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也不是因为模仿了西洋文明。他从生态学理论出发把欧亚大陆的文明分为第一地区(边缘的温带森林地区，包括日本和西欧各国)和第二地区(中心的干旱地带，包括旧大陆除日本和西欧之外的地区)，认为与第二地区在古代的辉煌和现在的专制不同，第一地区是当今世界最为发达和民主的地区。同属第一地区的日本与西欧文明也是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平行并进”的。在梅棹看来，“历史就是人与土地相互作用的结果，亦即主体环境系统自我运动的结果。在决定这种运动形式的各种主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表现出几何学的特征。”梅棹作为一个生态学家，并没有受日本历史学界一些传统成说的束缚，提出了世界文明演替模式之不同关键在于各地生态之不同的观点，为后来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文明的环境史观”

日本的文明论研究形成了不同流派，如伊东俊太郎的“文明的交流史观”、川胜平太的“文明的海洋史观”等，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各派都不约而同地将重点转向了环境。其中集大成者是安田喜宪提出的“文明的环境史观”。

文明的环境史观是在吸收和扬弃文明的生态史观、文明的海洋史观和文明的交流史观基础上提出来的。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虽然强调了生态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他说的生态环境是陆基的，不包括海洋。川胜平太受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历史研究的影响，认为应该把关注点从陆地转向海洋，提出近代是从亚洲的海洋诞生的观点。伊东俊太郎的关注范围包括陆地和海洋，研究重点是文明的交流。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开始形成以亚洲为中心的历史观，但在安田看来，无论是梅棹的大陆还是川胜的海洋，都无一例外是静止不变的；无论是川胜的物产交流还是伊东的文明交流，都没有强调变化中的客观自然与文明的相互作用，环境只是文明上演的舞台或装饰。安田要用科学的年缟分析法来重建变化中的文明与环境关系史，为21世纪人类文明和日本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

建立科学的环境变化序列依赖于年缟分析法的使用。20多年前，安田喜宪首先在亚洲发现了年缟并为之命名。年缟是在地壳运动过程中持续下沉形成不易受风力影响而上下翻动的钵状湖盆中沉积的像年轮一样的堆积物，其中含有花粉、珪藻、浮游生物、灰尘、大型动物遗体以及粘土矿物等。对这些物质进行分析和测定，最终可以以年甚至季节为单位，复原环境史的精确演变过程。安田领导的“亚洲湖泊钻探项目”不但高精度地复原了季风亚洲环境史，还与欧洲环境史进行了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找出了环境史与文明史的对应关系。

传统的气候编撰史是以对欧美北部曾被大陆冰床覆盖地区的研究为基础，认为极地及其周边的欧洲(阿尔卑斯冰核)的气候变动代表着整个地球气候变动的统一模式，其他地方的气候变化图都是以此为基础来绘制的。安田通过年缟分析发现，季风亚洲的气候变化既受到了季风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了极地变化的影响，其变化不但发生在陆地上，也发生在海洋中，因此，季风亚洲很可能是地球气候变化的策源地。这一结论意味着，在安田的环境史观中，地球环境史研究中的极地中心史观将被季风亚洲中心史观取代，同时也意味着欧洲中心的大陆史观将让位于亚洲中心的海洋史观。在对欧洲历史观进行解构之后，建立在传统历史观基础上的东亚历史观呼之欲出。在亚洲季风区，文明建立在森林和海洋基础上。森林居民形成的是循环史观，稻作渔捞民形成的是和平共存史观，还有盛行于亚洲季风区的对所有生命敬畏的自然史观。这些思想中包含的精神正是21世纪建设循环社会所需要的资源。因此，21世纪的文明必然是回归大地的、全球化的多元文明，森林之王将支配地球文明。

日本文明论的环境史观比较强调环境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优越性，重视并提倡回归东方尤其是日本传统的环境观。这反映的是对明治时代以来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和现代化史观的颠覆，是把日本从西方文明的学习者和亦步亦趋的追随者变成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文明者的尝试，折射出日本学术界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作出的学术上的探索和回应。

但是，日本文明论的环境史观也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新民族主义性，有点矫枉过正，甚至有变相鼓吹和宣扬日本民族文明优越论的倾向。伊东俊太郎通过与欧洲和中国的比较，强调日本自然观的特殊性。在对日本文明与欧洲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梅原猛突出了日本文化的基因——绳文文化的优越性。安田喜宪从年缟技术和传统史观上展示了日本传统文明是通向21世纪新文明的合理性。他们都认为，西方文明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只有从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或日本精神中，才能找到医治的灵丹妙药和出路。因此，日本文明论的环境史学家在突出日本传统环境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有意忽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海外掠夺资源的历史，或仅仅把这种行为归之于采用西方环境文化，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有违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原则，反过来削弱了文明论环境史观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8日/第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