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邹逸麟

《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环境史研究,在我国大体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召开过多次研究我国环境史的学术讨论会,出版过不少高质量的环境史论文集。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历史系博士生也有以环境史作为论文题目的。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说明环境史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特别是广大史学界同仁深刻认识到要真正剖析历史的真相,环境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样,研究当前环境问题的学者也很想知道今天我国的环境是如何发展演变来的。至于有关环境史理论方面,最近梅雪芹有详尽的论述。[1]总之,环境史的研究在我国已经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环境史研究牵涉的学科面很广,除了基本的一些学科,如地理学、生态学、农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外,还涉及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气候学、地貌学、生物学等等各门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门多学科综合的系统学科。一个人的知识和专业有限,每个人只能就自己专业学科的角度,对环境史的某方面问题进行探讨,不免有偏颇或不全面之处。因此,环境史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和合作,经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最后才能建成一门理论体系完整的独立学科。

笔者因为专业是历史地理学,必然会在研究中涉及环境史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曾写过一些环境史的论文,今天看来内容十分粗浅,谈不上有什么价值。不过在此过程中产生一些想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也是希望得到批评。

今天研究环境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笔者目前的浅见,简单地说,从物质层面讲,通过探索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认识过去的利弊得失,避免重蹈覆辙,防患于未然;从精神层面讲,可以从中观察到我国二千多年来,社会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具有的许多精神面貌,如艰苦奋斗、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听天由命以至于生活习俗等等一些积极或消极特性的根源。这对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的深层次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研究我国环境史,应该探讨几个问题:第一,我国的环境(无论以全国还是局部地区为范围)是如何演变来的?第二,这种演变(不论积极或消极的)的原因(自然、人文)是什么?第三,这种演变究竟是必然的,还是或然的?第四,我们能在其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如何指导我们今后的环境行为?因此,就我国具体的环境和历史而言,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人口与土地利用问题。这个问题在环境史研究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但要将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讲得很清楚,难度很大。首先,讲清楚历代人口和耕地(全国或局部)的实际数字很难。这是大家都明白的,无须赘言。其次,即便是已将这些问题讲得比较接近历史事实了,我们的研究也还未完成,还得对此历史事实进行评论和分析,或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更难了。

以我国自然环境而言,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5%,这里气候寒冷,雨量稀少,或多沙化,或多冻土,故人烟稀少,全部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5%,另外95%的人口,居住在占全国陆地面积45%的东亚季风区。这里又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部除黄土高原外,大部分为平原地区,然而受季风影响,雨量极不均匀,全年降雨集中在夏秋季节,诸多河流发源于黄土高原,暴雨来临,洪水与泥沙俱下,故多泛滥成灾。南部降雨丰沛,气候温湿,植被良好,却是高山丘陵多,而平原少。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历史上有三起大规模的土地利用对我国总体环境影响最大。一是北部黄土高原农牧交错带农耕地的开发。这里雨量稀少,一般年降雨量不到400毫米,气候干旱,日照强烈,水汽蒸发量大,环境非常脆弱,不适合大规模开发农田。但是从战国秦汉开始,直至明代(元代九十年不计)的一千多年里,却是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长期对峙之地。从匈奴到鞑靼,不断地侵扰南面的农耕区,因此,从秦汉长城到明代长城,在河套地区、鄂尔多斯高原、河西走廊等干旱不适合农耕地区,进行大规模屯垦戍边,成为历代汉族王朝的定制。由于当地环境脆弱,一旦破坏,无法逆转。千年开发农耕地的结果是造成环境恶化。近几十年来,在河套地区、河西地区的沙漠里发现西汉时代的城市和垦区,此后再无人居住,可以为证。而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环境隐患。宋代以后,汉唐时期在黄河流域所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不是淤废,就是效力大减,至今无一存者,充分说明黄河流域的环境在此千余年间变化之大。二是宋代以后,南方大兴围湖造田,修造梯田。我国历来人口分布极不均匀。据人口史专家研究,汉代时我国人口大体是五六千万,经过东汉末年以至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到唐朝也不过七八千万。到了宋朝,如果加上前辽、后金,大约超过一亿人口。至清前期,全国人口超过二亿。19世纪中叶,达四亿多。如按今天(清末被帝国主义列强割去大量国土) 960余万平方公里平均而言,人口载负量也不能算很高。问题是我国自汉代以来,人口分布极不均匀,绝大部分人口聚居于东部地区,且集中于几个条件优越的盆地。如在宋代,全国人口不过一亿多,当时西北、东北、中部等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而成都平原和东南地区却已经是人口密集,耕地紧张。苏轼说:“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2]苏辙说:“吴越巴蜀之间,拳肩侧足,以争寻常尺寸之地。”[3]于是围湖造田,修造梯田,成为南方一时之风。虽有识之士,大声呼吁,朝廷也曾三令五申禁止,却终成一纸空文。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河湖淤浅,蓄水无着,以致水旱频繁。三是明清时期随着人口骤增,耐旱作物传入,无地农民转向西部开发山区,以及清代雍正年间云贵高原的移民、矿冶业的开发和改土归流,长江上游地区的耕作方式发生改变,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水土流失。这些都曾有不少学者著文评论其失。然平心而论,这些都出于历史的无奈。试问,秦汉以来,如不屯垦戍边,如何保住比较先进的农耕文化长期延续?宋代以后,南方不围湖造田,明清以后,不开垦山地,如何来养活数亿人口?生存、发展和环境是我国二千多年的两难抉择,我们如何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获得一些启示,为我国今后环境的演变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二)以我国范围而言,对历史时期水环境变化的研究,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自周秦以来,我国是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以其自然条件,无灌溉就不能有好收成。因此,先人很早就知道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笔者曾著文《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以先秦两汉时期为例》,[4]说明我们祖先很早就认识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但是从战国中期至西汉武帝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单一农耕经济确立, 开始了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开发。笔者曾著文说明自周秦以来,黄河流域水稻种植的地域相当普遍,早于小麦成为仅次于稷粟的主要农作物。[5]秦汉时代全国水利开发的重点地区是关中平原,除了郑国渠、白渠、龙首渠外,还有用于漕运的关中漕渠,用于训练水军的昆明池,等等。如果没有充足的水资源,是不可想象的。东汉三国时期黄淮海平原上水利更为发达,海河平原和黄淮平原上,水利渠道密布,或用以运输,或用以灌溉,农业十分发达。唐代前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水利建设,为全国中心。汉唐时期经济繁荣、文化辉煌,就是建立在发达的水利建设基础上。而宋以后渐趋衰落,黄河下游水患不断,灾害连年。明清更甚。当时为避免漕运之劳,不少志士曾试图在京津地区种植水稻,最后或因成本过高,或因收效不著而罢。其主要原因为水资源缺乏。而水资源缺乏,除了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外,人类活动究竟在其中有何失当之处?

(三)研究中国环境史,一定不能忽视整个社会体制的影响。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上统一为儒家思想,经济上确立单一农耕经济。这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体制的确立,统治了中国二三千年,对我国环境变迁产生过极大影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可以动员全国之力,大规模地对自然进行干预,如筑长城、开运河、修大型灌溉工程等等;单一农耕经济思想确立后,农耕成为社会稳定唯一产业的观念,在人们(从帝王到平民)思想里根深蒂固,当政权初建和巩固后,历代帝王的主要政策就是招徕人口、恢复农业生产、扩大耕地。而广大汉族人民除了农耕也不知其他生产手段。与小农经济相配合的儒家思想和实际有关劳动力的“无后为大”观念,逐渐使我国历史上所谓政治昌盛和经济繁荣的直接表现就是人口不断增加和耕地不断扩大。然而在上述我国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下,在数千年来耕作技术又无质的突破的情况下,其结果只能是耕地从平原向山地、湖滩发展,由此引起环境不断恶化。数千年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环境影响十分明显的一点,就是都城所在之地,往往是环境破坏最严重之地。关中平原建都千年,对秦岭、陇右森林的破坏,有史为证。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太行山、军都山的植被砍伐,多有专题论文。因此,环境史的研究,不能离开与政治体制史关系的研究。

(四)环境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从环境史的探索中,会发现中国人民许多传统的人生观念、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而这种差异又与不同的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这是研究社会史的专家所共知的。笔者也曾撰文加以讨论。[6]因此,研究环境史,不仅能够认识我国环境的变化,同时也能理解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地区差异和变化。

(五)最后,笔者想谈的一点是,自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唐宋变革”说以来,八十多年里中外学者对此都有讨论。虽然具体观点上有所不同,但认为从唐至宋,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发生过巨大变化,这一点似无异议。[7]有意思的是,从中国环境史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大致从晚唐至北宋中期我国环境也经历了巨大变化,大体表现为: (1)黄河为患日益严重,从唐末宋初至清末,黄河为患愈演愈烈,这与从东汉至唐末的一千年里黄河基本安流的局面大不相同。(2)黄河流域环境日趋恶化、经济衰退,从宋代经元明至清,中央王朝漕粮、财赋,主要来自东南地区。经济中心南移。黄河流域的经济已支持不了庞大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3)长江中下游地区从宋代起环境开始恶化,到了清代江汉流域水土流失也是十分严重,江湖淤浅,灾害频发。(4)东南地区从单一农耕经济,发展为多种经营, 棉花、瓷器、造纸、印刷、制茶诸业兴起,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级兴起,平民参政意识加强,由此科举制度更加成熟。这些与黄河流域经济衰退,贵族政治依附的经济背景失落,似有一定关系。

总之,环境变迁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必将为我们大大开拓认识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的视野,许多问题可能会产生新的理解,对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无疑会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