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新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1年第3期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或人群,不论古代的或现代的、本国的或外国的历史现象大概皆无异议,以往的史学主要领域,譬如政治史、军事史、制度史,或学术思想史,可以说都离不开人或人群,然而如果仔细追究下去,我们不免疑惑,“人”到底在哪里?① 

杜正胜的这一追问,大概可以看作是他自1990年代以来,倡导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最初意图。这种只见事件、制度、数据乃至器物而唯独不见人的历史,不仅见之于台湾,也是世界性的现象,在国内则表现得更为明显。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的探讨之中,而几乎把人在历史上的生存状况、生活态度和精神信仰等与人本身直接相关的内容完全排除在视野之外。人之一生,最密切相关的,不外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然而在我们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中,这方面的内容却几近阙如。19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历史上人们的衣食住行开始受到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对直接关乎人之生老病死的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仍未引起史学工作者相应的注意。这一状况显然与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术界都存在的日趋重视人本身的发展这一世界性的潮流极不相适应。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在海峡两岸的相继兴起,这种不适应才渐趋改观。

应该指出,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出现并不是晚近的事,早在20世纪初,陈邦贤等老一辈学人就着手开创了这一研究领域,至今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成就②。不过,过去的研究者大都是学医出身,关注点也大抵集中在医疗技术发展、古今病名对照、疾病的流变等纯技术的领域,而对疾病医疗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蕴甚少揭示。因此医史学界的相关研究虽然长期存在,但并未表现出关注人、关注生命的研究旨趣,基本只是作为科技史一个分支存在。 

就管见所及,台湾史学界对历史上疾病医疗的关注始于1980年代,1987年,曾留学法国梁其姿一下推出两篇疾病医疗史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③和Omardzed Medicine inMing-Qing China:State and Pfivate Medical l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④。由于梁本人有着良好的学术素养,而且以上成果较多地借鉴了以往医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所以以上论文虽属开创之作,却显现出相当高的学术水准。梁的这一研究取向,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杜正胜等人的直接倡导和组织下,得到了光大。1992年7月,以史语所的几位年轻同仁为核心,结合一批对医疗史有兴趣的青年学者和学生,组成“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开始默默地研究与疾病和医疗有关的历史问题⑤。杜的这一指引显然与他积极倡导的新社会史直接相关,他指出:“所谓新社会史是以过去历史研究所重视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为骨干,传益着人的生活和心态,使历史学成为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识。”而这包含的不少内容,需要“仰赖医疗史的研究才能充实它的内容”⑥。他们的研究旨趣,无疑与正统的医疗科技史不同,“从个人到群体,它所侧重的,与其说是‘生生之具’的‘具’———方法,不如说是这些方法体现的历史、社会现象和文化意义”⑦。根据杜正胜在三年后所作的介绍,该小组的工作主要是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的:1、对身体的认识及其文化意义、医家归类、男女夫妇与幼幼老老的家族史、医疗文化交流问题、疾病医疗所见的大众心态。这个小组草创之初,在史语所文物馆四楼的小房间轮流报告的不过李建民、林富士和李贞德等寥寥数人,开始的研讨也基本只是研究文献,他们不知道读书会可以维持多久,更不知道自己可以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⑧。但他们最终还是以一种学人的开拓精神和耐得住寂寞的恒心坚持了下来。不仅没有中途夭折,而且逐步蔚成风气。到1997年6月,共举办了48次讨论会,共有57人次发表了报告,研讨也愈加正式,报告人大都写出文稿以便深入讨论。1994年底,杜正胜应中央研究院“科学史委员会”之邀,在其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主题演讲,并以此为契机,在《新史学》6卷1期上刊出了“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这一演讲和专号在台湾史学界“颇引起注意”⑨。在此基础上,史语所又于1997年6月举办“医疗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自1995年以后,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新史学》、《大陆杂志》等台湾的一些重要刊物,都相继刊出了不少疾病医疗史方面的文章。据统计,《新史学》在1990—1999年十年间,共刊发各类文章335篇,其中有关疾病医疗的41篇,而这41篇中仅2篇发表于1995年以前。 
　　台湾史学界至目前为止所展开的研究应该说基本都未出杜正胜所指出的五点范围,不过对身体的认识及其文化意义这一内容近年来似乎有不断彰显之势。杜正胜在“医疗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之后谈到:“如果医疗和社会要有更具体的交集,当然是在生老病死的人群上。”并就此提出了“人群生命史”概念。进而指出:“如果我们把历史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院释放出来,医疗史是极具普遍人性关怀的一个领域,扬弃人际间的猜忌、斗争、残杀,指向了解人类文明之进展的最佳途径。”⑩表现出了较强的人本主义倾向。原本的“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会小组,也改进到“生命医疗史”研究室。1999年6月,史语所又邀请台湾、大陆、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学者召开了“健与美的历史”学术讨论会,这应该可以视作这一取向发展的结果。虽然从字面上,我们并不能从这次研讨会的题目上看出与身体、疾病以及医疗等关系,不过稍作分析,便不难想见其实际上反映了学人对与疾病、医疗紧密相联的生命的关注。参与这次会议组织的李贞德的论说明显地道出其中的关联: 

显然,健康的标准因时空文化而异,企图参与界定的也不限于医生;而疾病的隐喻昭然若揭,直指皮毛之外,并且和人们对自己身体的其他认知与期望互动。……健与美牵扯纠结的历史呈现了人们对待身体、生命错综复杂的心理;探讨健与美的历史可说是生命医疗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类照顾健康、保卫生命的历史文化,实乃生命医疗史研究的重点。历来学者对于疾病及其治疗技术(医学)之探讨不虞匮乏,然而对于人们如何认定身体之健康状况,并加以保养维护,却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我们眼目所及、手足所涉的,确实只是这皮相的血肉之躯;我们也希望“以最健康的方式生病”,免受疾病隐喻所带来的额外痛苦。既然如此,探明历来人们看待此血肉之躯的方式有多么分歧,参透健康与疾病的规范能多么变化万端,便似乎成了不仅是医疗史学者,甚至是每个曾经生病的人所应关心的问题了。[11] 

以上论述清楚地表明,表面上看,“健与美的历史”与过去的“疾病、医疗与文化”似乎颇有些距离,但实质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台湾学人对身体的历史及其隐含的文化意义给与了更多的关注而已。 

在台湾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或者说人群生命史后不久,大陆史学界对疾病、医疗的关注也开始出现。1996年,谢高潮与梅莉、晏昌贵发表的两篇疫病的论文是新近史学界较早的相关成果 [12] 。此后,杨念群、曹树基、王振忠等人的加盟 [13] ,使这方面的研究声势大振,最近,笔者立足近世社会发展、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两大问题,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清代江南的瘟疫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与台湾相比,大陆目前的研究仍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既乏人倡导,也未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自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指引和规划。在研究旨趣上,台湾较多地关注于疾病、医疗乃至身体反映出的文化意蕴,而大陆则比较重视与其相关的社会面貌。另外,不像台湾,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要占相当大甚至主要的份额,大陆史学界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疾病史,其中又主要是疫病史的范围。无庸讳言,就目前而言,大陆的研究比之于台湾,还有相当的距离。不过,大陆拥有深厚的技术史研究基础,而且,近年来,医史学界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起与疾病医疗相关的社会、文化内容上,应该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值得指出的是,1980年代以来,医史学界也逐步开始表现出对隐藏在疾病医疗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实际上,这方面的旨趣,范行准早在其1953年的著作中就已有所体现,只是很少受到人注意 [14] 。近来的研究,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因素初探》[15] 和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16] 等论文和著作开始对社会因素表现出了相当的关注 [17] 。而对文化史,可能由于中国医学本来非常明显地就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受到的重视也远甚于社会史,这从近十几年来出版的较多医学文化史著作中不难看出 [18] 。这一倾向可能是医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发展的结果,他们认识到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乃服务现实和学术发展的需要。比如吴云波指出:要实现为当前现实服务的目的与任务,“就是要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一种分析与综合相结全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 [19] 尽管他们的研究仍然是以医学发展为依归,但多少显示出了同史学界在研究旨趣上逐渐接近的趋向。另外,最近由布老虎丛书编辑部策划翻译出版的“阅读身体系列”丛书 [20] ,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界乃至社会对这一研究领域已开始有所关注。 

1994年7月,张光直在《亚洲周刊》发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该跻身世界主流》一文,提出“要跳出中国圈子,彻底了解各个学科主流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 [21] 。这也就是说,要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必须使其研究具有属于世界主流的问题意识。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究竟是否在学科的主流之列,可能当初并未在台湾学人当时的思考之中,他们的原动力主要大概还来自于自身对以往学术的反省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不过,今天我们事后看来,应该说这一研究是符合世界学术潮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在理论上,对人本身的关注乃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还在于从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社会史的医疗史研究在西方世界近十年来已成为主流” [22] 。比如,在美国,在1980年代中期,“人体有历史的概念是异常新颖的,人们对这样的概念不但感到奇怪,甚至难以接受”。但时至今日,加州大学的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教授觉得自己“已目睹身体史概念:自1980年代以来的逐渐常态化”[23] 。实际上,当初较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梁其姿、林富士、李建民等人,大都具有较长时间的西方游学经历,他们的研究很可能不自觉地就成了西方乃至世界学术潮流中的一分子。当然,我们主张开展这的一研究,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追逐时髦,同时也因为,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自身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从笔者自身的研究体会来说,它对了解历史上人们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环境与社会的变动、民众的心态等等,都是非常有利的,将可以使我们看到一幅“真实存在”却长期以来未被发掘的重要历史面相。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抬升中国历史学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还是加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来说,吁请开展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那么,什么是疾病医疗社会史呢?老实说,不仅学术界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笔者自己也未形成一个具有清晰界域的概念。根据目前粗浅而笼统的思考,它应该是指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疾病、医疗及相关问题的分支学科,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易见,这一研究关注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将疾病医疗作为一个切入点,藉此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它应该主要由历史学者承担。对于一个学史出身,素乏医学和疾病学训练的研究者来说,对从事过去基本由技术专家担当的工作产生一些畏难情绪,是非常自然的,笔者在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之初,也曾有类似的顾虑。但从目前研究的实际成果和笔者自身的经历看,这一顾虑应该可以打消。因为我们采取的是有别于纯技术研究的另一条进路。诚如陈元朋所言: 

　我们当然要承认这个发展的事实(指大陆医学史研究中专业的医学训练背景和医学理论性质较高的论题选择———引者),因为它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深度的提升有绝对的帮助,但史学界也不必惧怕背负“越俎代庖”的讥评;而应善用自己的技艺,开创这一领域的新课题。个人认为,纯粹医学理论与治疗技术的课题,诚然是缺乏中医专业素养的一般历史研究者较难插足的研究范畴,但将对中国医学史的关注层面,放到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中,则是一条值得史家尝试的研究取径 [24] 。 

当然也应该指出,主张去除这种畏难情绪,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医学和疾病学知识的学习和探究,事实上,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方面的补课是必不可少的。除了现代医学知识的学习外,还更有必要认真研读传统医籍,这些医籍所蕴藏的社会文化讯息可能很多是其他文献所不具备的,从中领会到临床诊断和医疗技艺对我们固然困难而且也无必要,但借此了解时人的疾病、医疗状况以及人们对身体、健康等的认识,应该是我们史学研究者之所长。此外,对大量的医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无疑有必要作尽可能地借鉴,不过由于目前医学史界的整体研究水平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与我们的关注点大异其趣,因此,在借鉴的过程中切不可盲从,很有必要借助他们提供的线索,从自己的视角重新予以解读。疾病医疗社会史目前还不过是中国历史学这片园地里一颗刚刚破土的幼芽,希望也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界同仁来关注、哺育她,促使其茁壮成长,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注释:

①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第8卷,第4期,1997年12月,第144—145页。 
　　②详细的情况请参阅拙稿:《20世纪以来的明清疾病史研究》(《社会史研究通讯》,第3期,2000年7月)。 
　　③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年,第239—253页。此文由杜家骥教授提供,谨致谢忱。 
　　④Late Imperial China Vol。8,1(1987),pp134—166。有关以上两篇文章内容的简要介绍,请参阅前揭拙稿。 
　　⑤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第8卷,第4期,1997年12月,第144页:李建民:《一个新领域的摸索———记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缘起》,《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第59页。 
　　⑥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新史学》,第六卷,第1期,1995年3月,第114页。 
　　⑦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究小组的成果》,《新史学》,第6卷,第1期,1995年3月,第114页。 
　　⑧李建民:《一个新领域的摸索———记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缘起》,《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第62页;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第8卷,第4期,1997年12月,第144页。 
　　⑨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第8卷,第4期,1997年12月,第114页。⑩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新史学》,第8卷,第4期,1997年12月,第154-155、164页。 
　　[11]李贞德:《从医疗史到身体文化史的研究———从“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谈起》,《新史学》,第10卷,第4期,1999年12月,第118、127页。 
　　[12]大陆史学界对疾病的研究此前早巳零星的出现,比如胡厚宣:《殷人疾病考》,(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等,不过这些研究一者未形成风气,二者也基本未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加以探讨。有关大陆研究状况较为详细的论述请参阅前揭拙稿。 
　　[13]有关曹树基、王振忠等人研究成果可参阅前揭拙文。杨念群所从事的是西医东传的研究,主要是从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切入的,对疾病未加涉及。目前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及其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创刊号,《“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十二辑;《“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与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1期。 
　　[14]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 
　　[15]《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 
　　[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7]详情参阅前揭拙稿。 
　　[18]比如,李经纬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马伯英、高唏、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以及马伯英前揭论著。此外,廖育群所著的《岐黄医道》(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也对医学与文化的关系也相当重视。 
　　[19]吴云波:《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中华医史杂志》,1992年第3期,第162页。 
　　[20]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这套丛书共13种,基本是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学者所著,其中与疾病医疗社会史关系比较密切的有《身体与社会》(布莱思·特纳著)、《身体与社会理论》(席林著)、《身体史话》(米歇尔·费尔编著)、《身体思想》(安德鲁-斯特拉桑著)等。 
　　[21]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81页。 
　　[22] 李建民;《一个新领域的摸索———记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缘起》,《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第61页。 
　　[23]费侠莉著蒋竹山译:《再现与感知———身体史研究的两种取向》,《新史学》,第10.卷,第4期,1999年12月,第130页。 
　　[24] 《民国以来宋代医学史研究概况简介———以台湾与大陆地区的研究成果为例》,《大陆杂志》,第90卷,第5期,1995年,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