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李大钊赈济俄灾活动史料

李曙新

【原文出处】《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山东266071

【摘    要】 眼下所有关于李大钊生平的论著都认为他是在1922 年2 月开始参与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活动，然在《救灾恤邻》档案汇刊中却明确记载，李大钊从1921 年10 月北京俄灾赈济会成立伊始即参加了该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他积极投入赈济俄灾活动，一方面是出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藉此机会加强与苏俄联系，培养进步青年“走俄国人的路”。

【关 键 词】李大钊; 俄国灾荒; 赈济会

关于李大钊参加赈济俄国灾荒活动的史料，目前人们知道的是刊载在1922年2月28 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一篇《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也被称为《俄国灾荒赈济会启事》)，文后附有173 人的发起者名单，李大钊名列其中。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李大钊生平纪年》，到2009年出版的《李大钊年谱长编》，以及众多版本的李大钊传记，都认为他是从1922年2月开始参与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李大钊年谱长编》还注释说: “1922年初，俄国涅瓦河两岸发生了重大旱灾，熊希龄、李大钊、蔡元培、黎元洪、胡适、高一涵等173人为此发起组织俄国灾荒赈济会( 熊希龄为董事长) 。随后，该会给北京大学总务处送去了赈济捐册，嘱为代募，总务处遂在《北京大学日刊》刊载此信。”[1]

由于史料匮乏，人们难以更多地了解李大钊参与俄国灾荒赈济活动的史事，而笔者最近在北京档案馆查到了两册由俄国灾荒赈济会分别于1922年和1923年编印的《救灾恤邻》档案汇刊(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J181－018－15729) ，上面有多处提到李大钊参与俄国灾荒赈济活动的史实，特补述并订正以往错误如下。

第一，北京的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于1921 年10 月，李大钊从成立伊始就担任了该会文书股第一副主任。

在档案汇刊第一册序言中，附有一篇由俄国灾荒赈济会干事长王葆真写的《赈济俄灾商榷书》，其中说: “今岁俄国，雨量缺乏，田禾歉收，粮食不敷供给，煮野草以为食，和木屑以代食，啼饥号寒，父母子女不相保，遗弃流离，死亡满目，其影响及于旅俄华侨。”[2]下面的落款日期是“( 民国) 10 年10月21 日”，也就是1921 年10 月21 日。由此可见，文中所说发生灾荒的“今岁”，指的是1921 年而不是《李大钊年谱长编》说的“1922 年初”。在俄国灾荒赈济会董事长熊希龄写的档案汇刊第二册序言中也说: “民国10 年，俄国沿窝瓦河流域，大旱奇灾，赤地千里。”[3]这里不但明确说了灾情发生在“民国10 年”即1921 年，而且指出重灾区是在“窝瓦河( Волга) 流域”，这条河的现译名是“伏尔加河”，《李大钊年谱长编》将其称作“涅瓦河”是错误的。

相应地，中国的俄国灾荒赈济会也是成立于1921 年。该档案汇刊在“本会成立及经过之实况纪略”中记载说: “民国10 年10 月26 日，青年会会长刘芳牧师，与张英华、王景春、王葆真诸先生，邀请各界人士，在西四毛家湾潘宅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事，到者计学商政报教会各界及中外慈善家百余人”[4]。这说明，俄灾赈济会的成立时间是1921 年10 月26 日。对此，1921 年10 月27 日北京《晨报》也报道说: “俄国灾荒赈济会昨已成立”，“推王葆真将所拟之临时简章对众宣读。……简章通过后，当即由众推举熊希龄为董事长，蔡元培等四人为副董事长，冯耿光等七人为董事”[5]。

在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大会的第二天即1921 年10 月27 日，该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共设立总务股、文书股、会计股、交际股、游艺股、募捐股、新闻股7 个办事机构。该档案汇刊记载: “文书股主任张庸池，副主任李大钊、王冷斋、陆少游、胥性荃、耿匡( 耿济之) 、贺云厦、吴厚培、张晋、邵景雍”[6]。也就是说，李大钊是文书股的第一副主任，这说明，从1921年10 月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伊始，李大钊就参与了该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目前《李大钊年谱长编》等著作均谓他参与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时间是1922 年2 月，这显然是应予纠正的。

第二，李大钊不但参与了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发起活动，而且也实质性地参加了该会的日常性工作。

1921 年11 月10 日，李大钊所在的文书股召开了工作会议，档案汇刊记载该股议决的办事规则如下: “一、办公时间: 每日下午一时至三时。二、轮流办公日期: 星期一、四: 陆少游、贺云厦、王冷斋; 星期二、五: 张庸池、吴厚培; 星期三、六: 耿济之、胥性荃、李守常( 李大钊) 。”[7]文书股刚成立时共有工作人员13 人，后来又有所扩大，然而从值班的名单来看，却并非所有人都参加了轮流办公。李大钊以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以及多项社会任职( 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党务工作)的百忙之身，还每周抽出两个半天参加赈济会的轮流办公，说明他不仅是运用自己的名望参与了赈济会的发起组织活动，而且也在实质上参加了赈济会的日常工作。

文书股的主要工作是拟写给政府各机关和俄方的公函、致全国各界的通电和募捐启事，以及接收和回复来自国内外的信函和电文等，每天的工作量很大，轮流办公人员在当班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忙碌的。从档案汇刊的记载看，在1921 年底到1922 年初，文书股主任张庸池曾赴天津、山西、河南、湖北等地赍送捐册和洽谈赈务，因此在北京主持文书股工作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第一副主任李大钊的肩上。下面选取的几篇函电就是这一时期由文书股撰写和发出的:

( 1) 通电: 《本会致全国各机关通电稿》

救灾恤邻，古有明训。此次俄国大旱，灾民至数千万人，饥饿待毙，惨不忍闻。各国输捐巨款力与赈济，载于报章。我国南北，近虽连年大旱，自顾为艰，然以英美日法各国，对于上年大灾，捐助赈款，至二千余万元之巨。我之受于人者，如此其厚，无论如何艰窘，亦应节衣缩食竭力救援，庶合亲仁善邻，彼此互助之义。同人等，特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于北京，设法筹募捐款，购办赈物，运济俄国，夙仰我公仁慈在抱，胞与为怀，高瞻远瞩，尤具眼光。敬恳鼎力提倡，赐捐巨款，俾得追随各国之后，同布义声，永铭慈谊，不胜感祷之至。

( 2) 公函: 《致各处分送捐册函》

敬启者: 久仰。仁风远播，钦肌溺之关怀; 德泽宏施，引痌瘝于在抱。顷因欧俄旱灾，日益惨烈，沿窝瓦河两岸，灾民三千五百万人，每日冻饿而死者，平均达七百人以上，较之年来国内灾情，倍极凄酸。被灾以来，欧美各国，早已派员赍送粮款，前往救济，可见慈善事业，无分畛域，民族互助，国际攸关。上年我国华北旱灾，受领外人赈款，致二千余万之巨。今值邻邦岁饥，岂能作秦越之视，况旅俄华侨，因灾失业者，待赈尤急，救人即所以救己。敝会倡办俄赈，不敢自辞绵薄，众擎易举，端赖鼎力匡襄。除另派代表趋聆教益外，兹先奉上捐册本。尚祈查收，赞助捐募。庶期集腋成裘，运粮济俄，本亲仁善邻之主义，以发扬国际大同之精神，功德无量，曷胜盼祷。专此顺颂善祺。

( 3) 电文: 《致太原转张庸池先生电》

太原阎督军鉴: 张代表赴晋接洽筹赈事宜，谅已晤面。敝会同人才力绵薄，端赖大力提倡，荩筹所及，务请临时赐教。刻因鄂豫代表急待出发，张君事竣，盼速归京同往，并乞转达。俄国灾荒赈济会叩。

( 4) 信函: 《谢总统夫人捐款并收戏券启》

敬启者: 人道互助，可剂生存竞择之平; 国际大同，实肇中外和平之福。本会抱兹志愿，拯彼俄灾。仰赖夫人，慨解义囊，盼来度牒。洒功德勺波之水，都是甘霖; 分菩提万树之荫，遍成福地。前荷收受剧券，并助义捐，流激楚于阳阿。法说现在，散天花于劫海，福造无量。挟纩皆温，慈航普渡。周急是痌瘝之流露，巾帼不让须眉; 恤邻即亲睦之胜因，坤化当远闻寰宇。专伸谢悃，虔颂懿绥。俄国灾荒赈济会谨启。[8]

以上电文和信函，虽不能确定是否出自李大钊之手，但他是拟写者之一是肯定的。特别是最后一封《谢总统夫人捐款并收戏券启》，落款日期是1921 年12 月17 日，经查这一天是星期六，正是李大钊到赈济会当班办公的日子，因而由他执笔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三，李大钊参与署名的《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其原始出处应以汇刊登载的为准，其准确题名应为《俄国灾荒赈济会捐册启》，其写作时间是1921 年11 月。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李大钊全集》第4 卷中，收录有一篇《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在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李大钊文集》第5 卷里，也收录了这篇文献，不过题目是《俄国灾荒赈济会启事》。由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也是这篇文献的签名者，因此该文也被收录在《蔡元培全集》第4 卷里，题目叫作《俄国灾荒赈济会募捐启事》。经与《救灾恤邻》档案汇刊中的原始文献比照，有以下4 点需要补正:

( 1) 该文刊载在档案汇刊的“本会捐册之编制及数目”栏目中，题名叫《捐册启》，其用途是赈济会给募捐对象分送捐册时附在前面的情况说明书。因此，对于这篇文献的表述，准确的标题应该以《俄国灾荒赈济会捐册启》为宜。

( 2) 该档案汇刊所刊载的《捐册启》，落款处并没有标明日期，这是因为给各募捐对象分送捐册的时间并不是划一的。至于其写作日期，在1921 年10 月31 日召开的赈济会第二次会议上，“募捐启———张庸池主张用白话文，众无异议”[9]，说明此时已开始酝酿写作“募捐启”即“捐册启”。在1921 年11 月14 日召开的赈济会第三次会议上，议决“捐启附订于捐册之前页”[10]。在“本会捐册分送各处数目”中记载，最早送出捐册的时间是“10 年( 1921 年) 12 月6 号”[11]，“至11 年( 1922 年) 1 月13 号送出捐册已达6 千数百本”[12]，其中在“( 1922 年) 1 月16 号”给“北京大学蔡孑民( 蔡元培) 校长送去‘立’字捐册22 本”[13]。这些记载说明，《捐册启》在1921 年11 月份，至迟在12 月6 日以前已经写就，只不过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收到《捐册启》和22 本捐册之后，于1922 年2 月28 日刊登在了《北京大学日刊》上，由此导致《李大钊全集》、《李大钊文集》以及《蔡元培全集》误将1922 年2 月28日作为该文的发表时间，《李大钊年谱长编》可能据此误断俄国灾荒发生时间和北京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时间均在1922 年，凡此都是应予纠正的。

( 3) 汇刊不但登载了《捐册启》，而且还附有捐册以及收据和存根的样式。在1922 年2 月28 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还有一则《总务处启事》，上面说: “兹收到俄国灾荒赈济会捐册，嘱为代募。特复印数十份，分置本校各办公机关。”这里说的“收到俄国灾荒赈济会捐册”，即是所附的捐册的样式。

第四，李大钊参与俄国灾荒赈济活动，不但具有公益目的，而且也具有政治意义。

李大钊是一个热心社会事业的活动家，参与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的工作只是他参与的诸多公益性活动当中的一项。不过，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就可以看出，他参加这项活动的目的，除了公益意义之外，还应该具有政治上的考虑。俄国灾荒赈济会成立和开展活动的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抱定的是“走俄国人的路”的信念，因而参加俄国灾荒赈济活动就增加了一条对俄国加强了解和联系的渠道，也增加了一个输送进步青年前往苏俄学习培训的机会，这在《救灾恤邻》档案汇刊中也有所反映。例如，1921 年10 月27 日赈济会第一次会议议决“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其中高尚德( 高君宇) 被推举为募捐股副主任之一[14]。高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是在李大钊引导下最早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员之一，因而其参加俄国灾荒赈济会的活动，显然是具有藉此进一步了解和学习苏俄的目的的。

再如，“干事部职员分配问题”还记载着彭泽湘是总务股的干事之一[15]。彭原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不但积极参加了募捐活动，而且据档案汇刊记载，当赈粮筹齐之后，赈济会组织了一个赴俄运送赈粮的代表团，人员为: “代表五人: 彭昭贤、张四维、刘绍周、吴鸿猷、施景仁; 办事员五人: 杨寿镛、吕汉杰、彭泽湘、吴克、杨贤椿。”[16]彭泽湘本人后来写的《自述》也说: “1922 年秋，我以中国国民俄灾赈济会运粮赴俄代表的身份到苏联。把粮食运到古比雪夫省和乌发省交割后，就到莫斯科，……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在东大( 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 当翻译的瞿秋白来找我谈话，谈了两次，结果是决定我去东大学习，并把在北京的与我有关系的可靠的革命学生介绍给他们。这样，我就脱离了赈灾代表团，进了东大。12 月，由罗亦农、瞿秋白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7]可见，彭泽湘正是利用运送赈粮赴俄的机会，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并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

上述考证可以极大地丰富李大钊参与俄国灾荒赈济活动的史实，改变人们对此知之甚少的现状，同时亦可为李大钊的生平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因而对于李大钊研究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朱文通主编: 《李大钊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页。

[2]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俄国灾荒赈济会1922年编，序言第11页。

[3]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二册，俄国灾荒赈济会1923年编，序言第1页。

[4]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二册，第1～2 页。

[5]《国人筹赈俄灾第一声》，北京《晨报》1921 年10 月27 日，第3 版。

[6]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第26 页。

[7]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第28～29 页。

[8]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第39～44 页。

[9]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第28 页。

[10]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第34 页。

[11]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第77 页。

[12]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第83 页。

[13]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第87 页。

[14]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第26 页。

[15]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一册，第26 页。

[16]俄国灾荒赈济会: 《救灾恤邻》第二册，第42 页。

[17]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党史研究资料》第五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205～2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