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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短评 | ​连瑞枝《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与社会》
来源:社会史 作者: 社会史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0-03-02

一、作者简介

连瑞枝,国立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国立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边疆与帝国之间: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与社会》。研究方式以地方性文献为主,配合实地田野调查来进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则围绕“土著社会、王权与汉人文化”“宗教与社会”二个层面为主,探讨中国南方不同的社会群体(所谓的“少数民族”)之间分类的模式及其受到王权、宗教、物资交换以及来自于土著社会本身力量调节的历史过程。



二、本书目录

丛书总序 走向历史现场

第一章 绪论:充满故事的地方

民族史学视野下的洱海地区

佛教王权与贵族世系

传说、社会与历史

历史文献材料

隐藏的祖先:系谱、姓氏与世系

第二章 历史及人群

第一节 洱海地区的自然地理与人文活动

第二节 洱海地区社会群体的历史分析

第三节 政治与行政结构的变化

第四节 统治阶层的姓氏问题

结语

第三章 佛国的传说

第一节 13世纪重要文类:图谱、官方文献以及本土性传说

第二节 阿育王传说

第三节 观音传说

结语

第四章 佛国的后妃与国王

第一节 部落结盟与联姻

第二节 沙壹以及类似的女性

第三节 后妃、龙女与神母

第四节 国王的宗教身份

结语

第五章 佛国的统治者

第一节 有关佛国的讯息

第二节 国王段氏世系

第三节 相国高氏与八府

第四节 祭司董氏世系

结语

第六章 佛国的僧侣贵族世家

第一节 南诏大理国的“在家僧制”

第二节 13世纪以后洱海地区的社会结构

第三节 僧侣贵族世家的转变

第四节 僧侣贵族世家的职业化

结语

第七章 僧侣世家、佛寺与始祖

第一节 僧侣贵族世家

第二节 僧侣贵族世家与佛寺

第三节 僧侣贵族世家宣称的祖源

结语

第八章 佛国圣地

第一节 圣石、圣迹与佛寺

第二节 元祖、始祖与国王

第三节 大黑天神、坛神与观音

第四节 诸神的秩序

总论

引证史料与参考书目

后跋


三、内容概括

这是一本以“土著观点”(native point of view)撰写而成的历史作品,作者透过云南大理区域史的研究,揭示“前中国帝制”时期边陲地区多元文化的历史景深。书中以丰富的地方性文献——包括图卷、雕刻、佛教经典、传说、墓志铭、家谱以及地方野史及碑刻等材料——从传说中的男女祖先、观音信仰、佛教仪式专家与贵族集团等不同的角度,重构西南地区的历史,并以此勾勒出西南人群如何透过虚拟的祖源传说、联姻关系与佛教经典正统,建立了以多元社群为基础的社会。


本书立足边陲社会内在的视野,采用细致的历史书写,有助于我们跨越中国王权的既定概念来思考边陲社会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富有地方历史逻辑的文化模式。


(一)研究缘起

苍洱之间,鸡足山下,妙香佛国的称号如何得来?这一片充满故事的地方,为何流传着与古老王权有关的传说,又如何追溯到贵族的祖先起源?本书的研究,与其说是从分析的角度理解故事的内容,毋宁说是反问一个社会史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这些故事?基于这些疑惑,本书作者试图透过传说的内容,将此区域中已经消失的社会勾勒出来。


(二)研究目的

本书将洱海地区社会放在前王权的脉络下来进行讨论,期望此大理社会的研究,能够对前帝国时期的西南区域社会,或是广义的中国南方社会提供具有历史景深的比较框架,并对区域间社会结群的历史提出综合性的比较和反省。


(三)学术史与创新

西南地区的历史研究,多集中在明清统治以后土司制度的施行及国家教化对土著社会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但是在土司制度执行以前,统辖着整个西南地区的南诏大理国,对统辖范围内的部落社会发挥什么样的影响,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其中,王权的建构对大理社会形成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一项课题。

本书作者从传说的文献分析,说明南诏王室宗教身份在某个程度是与早期社会的巫术传统有关,但它在佛教王权的建立时,面临了被佛教驯服走向佛教正统化的历史。书中的内容依赖大理的教养阶层所留下的材料来讨论两个重点问题:佛教仪式正统如何吸收地方传统与巫术,以及地方部落领袖如何形成统治贵族阶层,如何形成仪式专家集团。

对大理地区社会的研究,长期以来集中在民族学领域。本书抛开民族学视野下对民族的定义以及洱海地区民族归属的争议,也不论南诏大理国史研究中关于族属的讨论,而是从土著社会的历史和传说文献着手,重新思考洱海地区的古代社会,将此区域历史放在整个中国南方多元区域文化的脉络下来理解,提出“祖先认定”以及“系谱关系的建立”是人群身份界定以及社会运动的两个轴线。作者从人们如何理解祖先,如何透过祖先的系谱来定义世系,以及依据世系来界定群己关系,这三个面向来讨论大理社会的内在动力以及运作原则。


(四)理论征引和对话

在面对信史资料有限,但传说文献丰富的大理古代社会时,首要面对的便是如何将传说文类视为有效的、可以解释社会史的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曾企图在土著社会的思维中去理解他们的历史是什么,尤其在文字记载不多的土著社会中。他提出结构的历史的概念,来说明土著社会对所谓的改变或是新事物的认知,是在既定的符号系统中选取其相对应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此符号的意义改变表达其历史的变化。

作者受萨林斯的理论启发,在传说文献的解读中,在其间看到特定的心智结构。也就是说,不仅可以从文学创造的角度来理解传说本身的虚构性,更应该将这些传说视为是一种集体社会心智的呈现,传说中结构与符号改变更是社会面对历史变化时的一种调节的表现。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传说是更深层地表达民间历史心智的一种文类。

南诏大理国的王权以及社会整合方式与佛教有着紧密联系,不仅富有浓厚的密教色彩,还包括了来自印度、东南亚、西藏以及汉地佛教的特色。洱海地区的佛教与王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突显了韦伯式的命题,宗教集体精神的状况会决定社会结构,一如洱海地区皇城附近的国王与其教养阶层,通过佛教宇宙观的实践与操作来维持社会结构。相对地,洱海地区佛教也吸收与容纳了许多社会既有的现实运作模式,而这些社会充满了巫术性的传说,这也反映了涂尔干对原始宗教的处理,即社会本身集体意识决定宗教的模式。

本书作者跳开二者理论长期以来的争辩来看,认为佛教在巫术的层面的确在吸收容纳社会既有的现实条件。同时,王权介入并驯服巫术社会的过程,将佛教置于统治阶层的教育与社会运作之中,往往是亚洲王权与佛教并存互惠的共通模式。也就是说,王权与佛教二者的合作,是促使土著性社会与“已开化”社会二者粘结的重要接口。这为宗教社会学经典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五)文献

本书所使用的文献主要有图卷与佛教经文、碑刻金石资料,以及传说性的文本或野史等三大类。

第一类图卷与佛教经文是由南诏大理王室留下的史料与宗教文本。南诏晚期以及大理国晚期,分别留下一份重要的图卷:“南诏图卷”与“张胜温画卷”,这两份图卷的内容,透露了当时王室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是南诏大理国大力推展佛教为皇室宗教的直接史料。

其次,在碑刻资料方面,多是元以后留下的墓志铭,少数是大理国留下的墓碑资料。这些碑刻有的是以梵文书写的经咒,而墓志铭资料多提及当时统治阶层来源、祖先经历,尤其是与南诏大理国王朝有关的事迹。所以,这方面的碑刻虽出自于元明时期,但是其内容也提供了许多有关大理国时期贵族社会与政治运作的细节。

再者,传说性的文本与野史,也多是由元明时期,大理国遗民所重新撰写,内容记录有关洱海地区以及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历史与传说,体现了这些原在政治与宗教上皆具有优势地位的大理国贵族遗民,对消失的过去所残存的记忆。这类的材料以14、15 世纪时的《白古通记》《纪古滇说原集》《三迤随笔》与《南诏野史》为核心。

此外,明朝以后官方性质的地方志书,其写作格式说明了修撰官员,以既定的框架来描述一个中央王朝期待想要了解的地方社会,所呈现的是官方眼光下的地方社会写实记录,本书亦使用这类文献来辅助说明相关的议题。


(六)内容和结论

本书首先从自然环境、农业条件以及商贸关系等基本条件着手,分析何以在8世纪时,滇西会成为中国西南王权的核心地,南诏王权又如何在众多的社会群体之上建立其王权的基础。8世纪以前的洱海地区,是一个社会群体林立,但却又不是各自孤立的部落结盟组织。除了这些较平行的结盟组织以外,他们社会群体间的关系,是透过相当缓慢、长程的贸易往来所建立起来的区域性的“经济”关系。从这个眼光看来,南诏王权的形成,与外在大环境的局势有关,其中最重要的转折就是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但,更进一步地,王权的维持与运作,是将不同的部落,纳人整个王权运作的体系之下。而王权稳固的基础,便是在林立的部落关系中,建立内在的秩序。

这一秩序的建立,与佛教、中原朝廷两股势力在洱海地区的博弈有着密切联系,也体现了佛教与地方原始宗教的互动。随后几章,作者从王室及统治阶层、僧侣贵族、名家大姓几个层面,逐层分析佛教王权如何整合部落关系和社会秩序。作者从社会内部出发的研究视野,来观察南诏大理国,如何在土著传说的结构上(沙壹与黄龙),复制出以观音为祖源的名家大姓。佛教的宇宙观,提供国王即圣王的王权合法地位,同时,结合仪式专家与教养阶层的双重身份,确认僧侣贵族世家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大理国僧侣世家们的“始祖”也就是梵僧或是观音,是透过“驯服”土著神祗为佛教守护神,将土著社会群体,安置在佛教守护神的统辖之下。

从大的历史范围来看,自世纪初以来,印度的佛教僧侣,随着中亚的丝路来到中国的长安,也经由海上的贸易路线,与往来各地的商人们结伴,将佛教传到东南亚的古老王朝,以及中国南方的海港。来自于北方的中国王朝,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也造成了大批的移民。这股移民范围,一直到今日的东南亚。作者指出,这里有两股力量,一者来自于中国北方的王朝力量,一者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它们二者分别在不同的脉络下,与各别的社会群体,发展出各别的文化特征与社会运作的模式。如果,我们局限于所谓“中国国家边界”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或是局限于“士大夫”的眼光研究地方社会,那么我们可就要错失理解,属于“地方性的知识”是如何从地方社会产生的过程的机会。


四、简 评

本书着眼于“前王权”时期的洱海地区的历史,透过传说以及残余的文献勾勒出8-15世纪的洱海地方社会,尤其是南诏大理国的政权组织形式,王室如何通过佛教整合部族势力,统治精英、名家大族如何构建祖先系谱并通过宗教性叙述获取政治资源。滇西地区位于印度东南亚与中原王朝之间,作者跳出了从边缘观察中国的惯性视角,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区域历史脉络之间,分析各方政治势力和文化资源在此处的角逐,理解地方性知识的产生和演变,为我们理解南中国的历史、族群、宗教以及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比较对象。此外,让笔者更为好奇的是,当明朝强大的中央王权进入这一地域之后,原有的权力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怎样的调整,宗教文化进行了怎样的转型,以及中原士人对洱海地方的书写如何建构,期待作者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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